译鞮难待读 大车扬飞尘
一
今天是3月6日，徐梵澄先生仙逝九周年。在怀念先生的同时想起那些未能出版而又不翼而飞的手稿，又勾起了心中无法言喻的遗憾、痛惜和难解的郁闷。
这些散失的手稿，据《徐梵澄文集》所列之未收存目有：《歌德论自著之〈浮士德〉》（德译汉）、《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自编讲义）、《母亲的话》五—八卷（法译汉）、《中国古代小说》（汉译英）、《超心思的显示》（英译汉）、《佛教密乘研究——摄真言义释》（梵译汉）；存目未涉及徐梵澄先生的绘画、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更遑论那些往来的书信了。
当初在《读书》上看到姚锡佩女士“徐梵澄先生在新千年之际，走完了他九十年的人生。他留下的未及成书的文稿或片言只字，因无后人和弟子，或许也会随风飘逝。”的轻声叹息，已有一种不祥之感，后来陆续透露出来的先生手稿不翼而飞及遭受出版机构搁置以致散失的消息更是一次次让人扼腕叹息、欲罢不能。
这其中有些是绝对不可替代的，“后人难以为继，也无能为继。”（《徐梵澄集》?编者的话）。特殊是译稿《母亲的话》五—八卷无影无踪，于精神价值的损失无可估量。
“母亲”（Mirra Alfassa）自己曾说：“在古代，有许多伟大精神真理的教示，是一秘密传授，限于少数入道之人。甚至在现代，有些事物是说了，却不能写下，更无庸说印行。”（《母亲的话》卷二?散策）
“文字语言，本身漏走经验。表之以语言，这不是应当作的退后一步，而是降下了一步，于是真元的真理脱走了。用语言文字，简单只可视为一条多多少少可达之路，以达到那事物本身原非可表呈者。而且从这观点看，没有那一表呈优于另一个；一切中最优的，是有助于凡人能记忆，这便是说，那一方式，其间‘恩慈’的干预已凝定于思想中了。”（《母亲的话》卷二?精神定理之结论）
“母亲”和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代表了同一个知觉性。这一知觉性，可与至上的超心思真理相接，同时又充分具有语言的“权能”，我们未尝在以往的降世应身和先贤哲人那里看到被如此完整地显示过的。徐梵澄先生的《阿罗频多事略》云：“室利阿罗频多，一代大师，五印尊仰，示寂于一九五○，春秋七十有八。史晟扬烈，当世能详。大致为政者美其功业，造士者伟其教化，耽玄者服其道论，学文者赞其诗篇，求神者怀其弘济，尚奇者搜其异闻，声名播于闾巷，学说传及欧美，在于吾华，知者尚希。……契至真归其极，与大道而并流，内外交修，显密双运。其显之显者，德业巍然，等身著作，承学之士多能言之；其显之密者，片言尺牍，精义入神，授记弟子犹能存之；其密之显者，蒙其泽者多能记之，修真之士或能悟之；至其密之密者，人天无以测其微，鬼神不能争其奥矣。”
室利阿罗频多一生著述颇丰。“母亲”说：“……而在一本书中，在潜能上，有写此书之人内中的知识。这么，室利阿罗频多代表一了解与知识与权能的全体；他的每一本书，同时是一象征又是一表呈。”（《母亲的话》卷三?卜之以书）。值得庆幸的是，徐梵澄先生把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基本上都系统地翻译过来了。
和室利阿罗频多不同，“母亲”这一生世并不专事著述，然而她依时、依境、依各个人知觉性所作的撰述与讲说、释义与答问，毕竟被记录了下来，结集成了这《母亲的话》。无论其传布何方，都有她的精神光明随之加被，这是一种极为殊胜的“恩慈”。
徐梵澄先生一生不信奉任何宗教，鄙视一切个人迷信与偶像崇拜，然依于“母亲”座下二十八载，有此契合至真的中文翻译，对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弥足珍贵的机缘啊。《母亲的话》汉译前四卷均初版于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后被收录于《徐梵澄文集》；然而这后四卷，也就是说，自徐先生1979年回国，2000年归寂，他从印度带回的译稿沉寂20年后又随他散入茫茫之中。徐先生在《荣哀篇》诗中最后写到：“真理灼难昧，新光耀南陆。进化事未已，超心道方俶。皓月沦景辉，玄灵丽旸谷。遗教千万言，译鞮待三读。”悲哉！如今这后四卷《母亲的话》，待读竟变得如此渺茫。
二
与徐梵澄其人倍受冷落，手稿遭受弃置散失的境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人对季羡林其人其著的旷日持久地追捧迷恋、热狂出版。一般来说，如果人们尊崇什么类型之人，总会惠及同类，甚至即便是对动物也不例外：例如口若悬河、品读《三国》易教授火暴讲坛，娓娓道来、感悟《论语》于美女锦上添花；大熊猫被尊为国宝，情系两岸，华南虎亦让人心醉，恍惚迷离。如果说国人惊叹于季羡林通晓梵语等多国语种，视为外语牛人，徐梵澄同样精通于此，留下诸多翻译与著述；如果说国人崇敬于季羡林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贡献不凡，徐梵澄则可被喻为当代玄奘，其“梵典”汉译、“华章”外扬，一个人完成几代人的事务；如果说国人感召于季羡林传扬四海，争相赞誉的那些人格魅力，那么徐梵澄宴居治学、宁静超然的精神气度可谓仙风道骨……如此的可比境遇却如此的不同，实在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难道他们真的不是同类？
只好根据网上资料，胡乱找找线索吧。
三
在众多的颂扬季羡林的文章中，有一个核心词反复出现：布衣。从 “布衣学者”到“布衣鸿儒”、“布衣泰斗”等诸多组合。以“布衣”彰显季羡林的质朴、谦逊本色，后面的“鸿儒”、“泰斗”等说明此“布衣”又非同一般的“布衣”，是一个比“布衣”高、大的那么一个“尊贵” 、“非凡”的什么，所传达的意思既清楚明白又自相矛盾又完美统一，反正结合起来是一种双重的美誉。
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辞有对季羡林的“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的评价，凤凰台“生命之光”第一辑，以“赤诚布衣”介绍他的事迹；季羡林在著作与言谈中也反复自谦、肯定、认可、彰显他的布衣本色；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故事更从诸多方面作出了印证。网上有一文说得颇为形象：
“在北大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某年新生入学，一青年大包小包，肩扛手提，偌大燕园让他找不到北。情急之际，看见一着布衫的长者，便把行李往他身边一放，喊道：师傅，帮我看着点儿！这位北大新青年逛够了回来，才发现被当作工友的长者依然为他守着行囊，寸步未离……
谈笑有鸿儒，往来亦有白丁，这是季老生活的写照。有一个叫魏林海的掏粪工人，家住海淀区六郎庄乡，喜学问，好书画。香港回归时，魏林海与乡间几位朋友拟在自家搞一个书画展，以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并想请一个名人写个条幅以壮声色。最初找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不料此人倨傲十足。魏林海一气之下，发誓非请一位大名人题写不可。于是斗胆找到季羡林先生。季老闻悉掏粪工人求题，欣然提笔，“六郎庄农民书画展”的横幅很快就写好了。季老墨迹苍劲有力，韵味高古，挂在展室，颇具高雅之气。缘此，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末了，此不无感慨：“季老以哲人的头脑思考，以平民的心态生活，不知影响了几代人。时下动辄以‘贵族’自封的人，是不是该读一读季羡林这部大书？”
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评述还有很多，如下面一段：
季羡林在北大是闻名遐迩的教授，在全国是誉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可是在一般人眼里,他却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衣着平常，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总之，他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季羡林走在校园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你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向季羡林鞠躬，转身上车，飞驰而去。甚至正开着车的年轻人，认出了迎面走来的是季羡林，便立刻停下来，打开车门，走出汽车，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鞠躬。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十分罕见的。没有“大人物”架子的季羡林，却赢得了群众的极大尊敬，他靠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格的魅力。一位哲人说过：“伟大来自平凡。”这个平凡的真理，在季羡林身上得到了证实。他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装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他这种平凡的伟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怀真情，讲真情”，形成了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季羡林对一切善良的人，从来都以真情实意相待。他对世人充满真诚的爱心。他爱亲属，爱朋友，爱师生，他爱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人。
从平凡中见出伟大，从平凡处生出魅力。大儒无声，“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级学者”声震寰宇；一介布衣，国家总理五次探望，举国尊崇。如果说当今国内最尊贵的“贵人”是谁，毫无疑问只能是季羡林了。老人家更是宠辱不惊，于病榻中三辞桂冠，犹如得道成仙返老还童，嘻戏浮名如玩 “过家家”的游戏，摘了旧帽新帽至，“清凉济”引发热狂潮。老人家虚怀若谷让无数人羞愧无容身之地，以至近日当突然冒出个眼馋的老卖年糕的文怀沙时，网上亦有人感叹在这个躁动的时代里，自谦的季老毕竟只是唯一（新浪网09年2月19日，王石川：《躁动时代里，还有多少伪大师端坐神龛？》：这使我想起了季羡林先生，他曾说过希望"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毕竟只有一个，像这样自谦的人也不多。"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的人，偏偏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这样的人可谓多矣。顶着虚假高帽招摇于世，安享世人膜拜的人，也可谓多矣。你要问这些人难道没有愧怍之心吗？很难！自我抚摩很舒服，被人抚摩也很舒服，特别当这抚摩和名利联系在一起时。）。的确，在此锣鼓喧天的浮世，若非“大德大智隐于无形”的季老，谁能足够坚强到可以不受任何暗示的影响，谁又能觉察主制有体内中的秘密开启与接纳呢？何况季老布衣本色朴直温谦，既无须如葛吉夫Gurdjieff那样狡猾诡异：“昨天是星期五，今天怎么可能是星期六？”更不必像林妹妹那样乱发贵族小姐脾气：“什么臭男人戴过的东西！”。
四
以学问而论，季羡林亦完美地保持了他的“布衣”本色，因为才能是天赋的内在的。季羡林在《自传》中说：“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 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Ｓｉｅｇ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要传给我。……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从自述中可以看出，季先生的求学之路非常的不容易，从不自信到自信，从无目的到有目的，一步一步，踏踏实实，正因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获得了机遇的垂青。他在学问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长期的刻苦与勤奋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本色，即便人如何羡慕莫扎特式的天才，这也同样值得人尊重。
以文字集结传世而言，抛开极端学术性的著作，无论是他所翻译的巨著《罗摩衍那》，还是他的其他著述与散文，即使是谈佛论道，阐释玄理，都是以普通大众最易接受的文字所成，自然也因此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网上有诸多赞美：
○季先生的散文文字质朴，思想深远但表述平易，颇具大家风范。
○《真话能走多远》：文字典雅清丽、感情充沛动人，淳朴而不乏味，情浓而不矫揉，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无论记人、状物或摹事，笔下流淌的是炽热的人文情怀，充满趣味和韵味，值得品评和玩味。
○季先生的书我读了不少，既有散文类的，也有学术类的。有很多人批评季先生的文章象“白开水”，淡且无味。我觉得“白开水”有点过，用“大白话”来形容比较好一些。……因为通篇都是大白话，所以，季先生的文章很容易读进去。难能可贵的是，不但散文如此，他的学术类文章也是如此。现在有很多学者，学问没什么，但写点东西一般人还真看不懂，不但文句拗口，还特喜欢生造词汇，叫人看了眼花头大，总觉得他们所掌握的汉语好象都是进口来的，和我学的汉语不大一样。
○季老还签名赠送《季羡林论翻译》……等10篇散文、由播音员朗读的光碟给林青霞，林青霞则回赠了她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光碟。临走时，林青霞握住季老的手深情地说：“季老，让我摸摸您的双手，好感受一下您的文气，可以吗？”季老回答：“当然可以。”两双手叠在一起，笑容洋溢在季老和林青霞的脸上。
○走近他的文字缘于一个偶然。……记得当时心里是颇有些不以为然的，因为这个有着“学界泰斗”“一代宗师”之誉的名字一直让我敬畏，因着敬畏我只偶尔在远处张望过这座高山。我向来喜欢在阅读中寻找心动的感觉，很少为着学问的提升去苦啃那些艰涩的文字。正是这样的阅读习惯，使我从来都没有试图去亲近过这个名字。
但这次偶然的相逢，却真的让我的视界为之一开，让我的俗情为之一扫。毫不夸张地说，我对季羡林先生的文字大有一见钟情相见恨晚之感。……季老的文字，让我又重拾起阅读的缕缕惊喜。文字本真的魅力，再一次立体生动地凸现在我面前，那些富有生命力的词句呵，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扉。然而，季老文字的好，用言语是说之不尽的，唯有阅读过并喜欢着的人，独自徜徉于那些文字的风景里，才能深味其中意趣。曾读到一段关于季羡林先生的简短评论，说他的思想像是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和文字却像是一目见底的清水，清澈之中能一下子照亮阅读者的目光和心灵。这，也正是我所感受到的。
网上所选季羡林文章里的名句：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网上所摘季老经典语录：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自然，诚如季老恍然大悟的“只望有誉，不能有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网上也有一些狂妄之徒的言论，有的虽常常演变成与持不同意见人的对骂，但也不妨立此存照：
○《狭隘的庸才季羡林》：季羡林自己都承认在他的同行同龄人中，他不是优秀的，是中等还是中等偏下一点，我就记不准确了。……季羡林除了以上两个偏科的成就以外，基本上就是写点小散文，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思想和一部代表完整思想的著作。……季羡林不但是个庸才，他的形象很朴实，具有朴实的乡土气。他的思想意识和这种特点都是一致的。他的朴实可以表现在他的勤奋，有时可以放下架子，帮助别人。他的朴实也可以表现在因循守旧，门户之见，嫉贤妒能和排挤他人。
我和季羡林的门徒们骂架已经过去近两年了，为什么我要重提这个话题呢？当然，由头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了季羡林的题字，这就使我联想起一个深刻的话题，就是学术界是如何腐败的。表面上这些学术权威们打着为人师表、辛勤的园丁这些崇高的旗号，然而另一方面他们把学术界控制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千方百计的对新的创造进行阻扰扼杀。
○阅读张保胜译《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a），季羡林的序言又让V恶心了一次，言之无物，面目可憎。V的一个老师说在国内研究梵文的有三大家：季羡林、金克木、徐梵澄。名声最响的是季羡林，其次金克木，徐梵澄默默无闻，但水平最臭的就是季羡林，金克木中等，徐梵澄最佳。“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之谓。逆向淘汰，造化常常为庸人设计，夫复何言？
○再说《艺术人生》季羡林、何祚庥：季羡林虽然平俗，但他必定是一个学者，我只是觉得媒体将他捧得太高不合适，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就反而害了他。
○季羡林:荣耀与尴尬 ：从学者到大众名人，季羡林已是一个涵义澶变的符号。按照初始的内涵，季羡林这个能指的所指是东方文化学者，社会也以此认同他、需要他。久而久之，季羡林成了大名人，且声名已超越专业边界，具有了社会普遍意义。这样，季羡林这个能指就疏远了本来的所指，被填入了新的所指，即名人、要人、荣耀。尤其在专业之外，季羡林更变成了只有象征性意义的“空壳”，他的出现与存在本身才是意义：高规格、高品位或卖点。他参加的会议更受媒体瞩目，他顾问或主编的书更有销路。不知不觉中，季羡林这一符号的初始内涵被销蚀殆尽，所谓偷换概念，所谓偷梁换柱。……面对如此“宠爱”，季老当真知遇感恩、学界也果然心安理得吗？
五
作为对比，从为数不多的有缘接触到徐梵澄先生的人的追忆与评述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行事、风骨与精神境界上绝对堪称“贵族”的已飘然远逝的背影。早在年轻的梵澄与鲁迅先生交往时，许广平曾借用鲁迅的话说：“他（梵澄）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但这种风度有时颇让这位师母大为不满，据许回忆:当时徐梵澄的行为颇怪诞,他所有的稿件统统交由鲁迅处理,而“自言兴到辄书,然不常见访”而且但凡他由鲁迅转交的稿件都由鲁迅或许广平亲自抄写或觅人代抄。然而这一切，徐梵澄当时并不知道，扬之水《〈读书〉十年?关于梵澄先生——日记摘抄》中记有：说起与许广平的一些不愉快，他说，每次去见鲁迅，谈话时，许广平总是离开的，“我们谈的，她不懂。”关于抄稿子的事，他说：“原以为鲁迅有几个‘小喽啰’，没想到一个也没有，却是让许广平来抄，她便生气了。”另有追忆文章云：梵澄的尼采气不仅表现在他的独来独往，还在于他的率性而为，根据许广平的回忆，他最后一次见重病中的鲁迅的情景是这样的：“我告以先生不见客，他一句不说就走了。一刹那买一束鲜花直冲到楼上，令我来不及阻拦，他终于进来了。”（见《欣慰的纪念》）。对师母的误解，徐梵澄亦不多作解释，日后把对鲁迅极为深厚的情感埋藏心间，从不张扬自己和鲁迅的渊源，只在鲁迅逝世后的60余年间，写下了一篇回忆文字——《星花旧影》。即使仅此一篇，亦得“其得豫才馨咳，《星花旧影》一篇，情见乎词。”、“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同类文字而言，这篇当得上神品之誉。”的好评。即便如此，从扬之水女士那里，又透露出：“那位屡屡提起为他删去《星花旧影》中之违碍之辞的朋友，原来就是冯至先生。他说，删去的是精华，留存的，其实都是扯淡的文字”。更有人说：“当年的鲁迅门人中，气质上相近者或很受鲁迅精神上的沾溉的人并不少——这个名单可以列的挺长，柔石、胡风、冯雪峰、萧军、萧红……瞿秋白大概该算是朋友辈。可像徐梵澄这样与鲁迅气质如此相近的人，大概不多。”
在德国留学期间，据《文汇报》鲲西撰文：冯先生（冯至）告知同在德国游学期间，徐先生的一表仪容，令德国姑娘纷纷问冯先生徐君可是贵族，欧洲一些已是共和制的国家依然有封爵这样的事，正因此徐君被误为贵族。冯至女儿冯姚平亦在《怀念徐梵澄先生》中说：“后来我听母亲说，徐叔叔年轻时可漂亮了，风度?翩翩，穿着整洁，彬彬有礼，到人家去拜访，就是赊帐也一定要买一束花带去，德国人都喜欢他。”这种贵族气质也绝非是外表之态，徐梵澄《星花旧影》即说：“此后留学期间，凡学生之萎靡事，如‘不进学校’，‘关起门来炖牛肉’之类的事，如先生嘲笑过的，皆没有做过。后来极穷，也未尝自己煮饭，真是‘竖起脊梁’，好好地读书。——其时我正二十岁。”在这个崇尚留学打工的时代里，恐怕人极难理解“自己煮饭”到底有什么丢人的了，这又和“竖起脊梁”有何相关？这只能一随各人的理解，诚如人说：“一切依乎其事本身，依乎如何用它，依乎其后有什么。”
此后虽然梵澄先生人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岁月踽踽独行远居异国他乡罕为人知，但从先生归国后接触到他的人所写下的点点滴滴中，贯穿其一生的贵族气性、风骨境界又栩栩如生如在眼前。随着徐先生的飘然离去，恐怕世间已再无第二人了。
徐梵澄邻居詹志芳所写《圣哲徐梵澄》这样描述：
徐先生那时已年过七旬，但是身体非常硬朗，一副金丝眼镜架在高高的鼻子上。他身材瘦高，外出时手里定持一根stick，不是因为步履艰难，而纯粹是一种派头。他在家里每天抽四次pipe，从未见他抽过纸烟。没有烟丝时，他就把纸烟的纸剥掉，将烟丝放入烟斗。
以下引自扬之水《〈读书〉十年?关于梵澄先生——日记摘抄》：
○已是言道：古人做学问能达到一个高的境界，缘其纯也。放眼今日，已遍是“胡音”，再求境界，不可得矣。
○写诗即不要去填词，恐以词坏了诗。我平生只填过一两首，就再也不去碰。“是不能为，还是不屑为？”“是不屑为吧……”
○梵澄先生说起，万人称谀之事，宁可不做，为一有识者讥的事，不可为。
○我问：您为什么不入党呢？答曰：“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三九年，从德国回来，到重庆，当时国民党办了一个干训团，我的一个好朋友蒋廷黻对我说：这个干训团一期只有两个月，你去参加一下，出来之后，我保证可以让你干个图书馆馆长。我说：即使只一个月，出来后你能用金子为我打造一所房子，我也不想去。”
○请他无论如何要为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写一书评。……先生将《诗?大雅?皇矣》中的一句话写在纸上，“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然后说道，夏与暇通假，革与亟通假，那么你就明白了，我做的事，就是“不长暇以亟”，做事情总要从从容容，而且，你不能强迫我写文章啊。
○先生的写字台上，放着一本《随笔》，原来是楼下的董乐山先生送来的，上面有他的一篇“说皇帝”。“董公这样不大好，不好随便发文章的，《随笔》品格比较低，比起《读书》，低了不止一品。”“前些年季羡林曾经指着金克木的一篇文章对我说：‘所谈何益！’可是前不久看到他自家做起文字来，仍是浮躁，甚无谓。”
○问起先生有没有出国的打算，答曰没有，“面子，架子，这两样不能不要，如果我去德国，还能够要人家提供钱吗？是应该我拿出钱来设立奖学金的。既不能，也就不去。”
○先生说，他与寅恪原是相熟的，并特别得其称赏。后来先生听说他作了《柳如是别传》，很摇头，以后也没有再来往。
○先生说，在这样紧张的时候，却又另有一件烦事，所里的一位七月份要到希腊参加一个国际佛学会议，拿来讲稿，长长的一篇，要先生帮助修改。“这个人的英文水平充其量只有高中一年级，又要搞巴利文、梵文，所以我做这件事真是不易，难就难在文章根本不通，做不了的学问就不要去做，还偏要做，又这样的屈尊……”先生一个劲儿摇头，大约“屈尊”是文雅的说法，恐怕言谈举止是很有些卑下了。“我这一生都没有做过这种屈尊的事。我们的国家也真有意思，能派这样的宝贝出国。”
○午间往梵澄先生处践约，——在团结湖的一家烤鸭店午饭。……梵澄先生身着一袭月白色绸衫，长将及膝，戴一顶白礼帽，手提拐杖，惹得人人注目。
○“初回国的时候，贺麟对我说：多参加会，在会上多发言，然后写入党申请书，一切解决了。”“结果呢？”“结果我就是按照我的方式生活，挺好。”
在孙波先生的《独行寥寥路，人去留清芬》文中，有这样一段：
○还有一次，我代一个朋友请教梵文事，先生捧出一叠自书的梵文写本，耐心地给我讲解手写体与印刷体的异同。我带的清样稿上有一个名词的翻译，梵文和巴利文的字样是并列在一起的，先生告诉我这梵文的意思是什么，并写给我看，写完，就不说了。我自作聪明地指划着巴利文说：“这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吧？”先生回答：“不懂！”我不太甘心，又追问：“徐先生，您帮我判断一下吧。”先生抬起头来盯着我复又说：“不懂！”出门时，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却只记得那辉射的目光和冷冷的两个字——不懂。
在此冷峻高洁之后，从这些邻居、编辑、后辈所作的记述中，亦可看到生活中的梵澄先生仁蔼平易、风趣幽默、乐于助人、甚至如孩童般天真的另一面。从陆灏、扬之水的记述中，梵澄先生对后辈学人的关心爱护、谆谆教诲更给人以深深的触动。如此一位超尘脱俗的“贵族”， “不以出现于公众视野为务，不以听不到掌声喝彩为意，只是竟日为学不辍，笔耕不止，直至生命的终点。”（江蓝生语）、“安静得甚是寂寞，寂寞得非常安静。”（张西平教授语）过着一种最为简朴的“布衣”生活，据邻居詹志芳所记：他的家中除了电灯、电话，电冰箱是冯姚平要他买的，再无电器。……他让我给他补了好几次磨破的毛衣袖子，现在很少有人穿这么破的毛衣了。徐先生虽然是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可是，他身上自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派。
这种气派使人想起了“母亲”所言：“是的，这心灵之美，现于面；这么一种尊贵，一种整体实践之和谐。时若心灵在身体中显明了，她便使人有此尊贵，此美，此皇华：一皇华气象，从个人本体‘圣堂’中透露出的。”
六
在学术上，梵澄先生的境界造诣似乎无需多言，孙杨二人的《此何人哉——关于徐梵澄的对话》论述颇为全面，这里不作赘述，仅引用几段与徐先生素昧平生之人的评述。
○刘小枫先生的《圣人的虚静──纪念梵澄先生逝世两周年》一文，做如下评论：
梵澄学术成就多端，大要有四：翻译西方现代大哲尼采（完整的译作有四部）、翻译印度古今哲学要藉（部头都颇大）、用英文述（或译）介中国古代学术（译《肇论》、撰《小学菁华》、《孔学古微》、《周子通书》、《唯识菁华》等），再就是诠释古学经典的撰述（《安慧三十唯识疏释》、《老子臆解》、《陆王学述》）。兼及中西印三大文明学术的中国学人屈指可数，有的不过浮泛涉猎、蜻蜓点水。梵澄在每一领域都涉猎颇深，不属此列；何况先生劳作累累，有目共睹，绝非像某些传说中的大师。
○网上云中君《跋徐梵澄文集》云：“去岁秋暮，余于哈燕图书馆发见徐梵澄先生文集十六卷，遂抱归，断续间研读数月，今已过其大半，深叹梵澄先生学问之渊综广博，且自成条贯，或译或著，精审之余，尚互为表里，盖有目标之学术工作，非穿穴琐碎、蹖驳支蔓者可比。惜乎坊间识者无多，虽有所识，所评亦多浮泛……徐氏所译天竺名典，一如其早年译西哲书，惮精思虑，信达之外，雅辞瞻美，有侯官严氏之风。所作疏释，亦功力毕现。奥义薄伽梵诸种，早为行家所称，所译《云使》（Meghaduta）百二十首，则今方得见也。《云使》者，迦黎达莎之抒情巨作，连模拟兴，号为难译，徐以古体出之，且自创机杼，七言五言，巧构连连，可讽之秀句迭出。”
○台湾佛教弘誓学院释昭慧法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赞叹：“梵澄先生通晓九国语言，这不是浮泛的学习，而是可以运用该诸国的语文来独力从事写作与翻译。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多部印度宗教巨著的中译，又能将中国佛学与儒学著作加以英译，并将近、现代印度哲人室利阿罗频多思想引介到中国来。这样巨大的学术贡献，非比等闲！
笔者在浏览梵澄先生文集之时，对其《薄伽梵歌》中译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薄伽梵歌》是印度教经籍，即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第六篇的一部分。虽然该诗歌集中时时透露的梵我思想，与佛法颇有距离，但读者却可于此体会古印度哲人在面对争战杀伐与生死苦难时，虽无奈而又豁达的生命智慧。而梵澄先生流畅、典雅的神来译笔，更是令人激赏无已。”
但是徐梵澄的学识境界与文字功力，未必人人都欣赏，可能让许多习于“布衣”情怀的人头大不适、甚至窒息，曾看到一篇网名为“清风朗月”的评论，说的甚是实情，不妨全文引用，立此存照：
○《徐梵澄的糟糕翻译》：徐梵澄的名字很好听，但他的翻译真是糟糕至极。他翻译阿罗频多，翻译尼采，整个儿是点窜尧典，唐突西施。梵澄大概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当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文学青年，中文都写不好，脑子更是糊涂，文字散乱，不单没有章法，连语法都不通顺，他平时是怎么讲话的呢？难道也说这种中文？这真是个谜。徐梵澄似乎在阿罗频多的学院里生活过很长的时间，迄今为止，所有的阿罗频多的作品，大都是他一手翻译的，不知道这是阿罗频多的幸运呢，还是他的晦气。
今天买了一本薄薄的《周天集》，是阿罗频多的大作，看了几页，真是不忍卒读，几乎没有几个句子是通的。阿罗频多的原文，每一章只有短短的一句，精炼简切，想来应当神似我国的《老子》，但徐梵澄的翻译，则把这零金碎玉一般的警句翻译成了一堆乱草，仿佛呓语，真有点金成铁的奇功。例如，“是我们的外在知识乃不稳定或缺乏信心，情感心中之内在体则常具有的。”（第十二部分，第十九章全章，只此一句，徐梵澄的翻译，正常人肯定看不懂，也许有“解释癖”的人能读通。[例如王介甫]）第七章，“超心的下降，于接受他的人，且在真理知觉性中已圆成的人，将赋予神圣生命的一切可能性。”这些不通的句子，很难用“解放以前的中文表达方式和当代不同”加以解释，因为连《水浒传》、《红楼梦》等古老作品，也从未有过这种啰嗦无根的表达。现代的作家里，郭老的语病之多，大概可以排头把交椅，但也未曾到这程度。大概，梵澄先生认为大道不可轻传，故意要把这本书弄得像《射雕英雄传》里的“九阴真经”后面的那篇怪文，也未可知。不过，“圣哲”阿罗频多见到这种翻译，恐怕要连声叹气吧。（他修养好，不会骂的）
对此等头大之感，似乎是无话可说。
作为一个不世之才，徐梵澄在阿罗频多学院所出的五部向西方介绍“孔学、小学、及中土所传唯识之学”英文著作中，《小学菁华》是他1963年编辑的一部汉英字典，后在法国学者的催促下，于1976年出版于南印度。徐梵澄纯厚深湛的“小学”功力恐怕当世已不多见。怎么说呢，假如有一处源远流长、风景绝佳的胜地，在遭受外界参杂污染之前意外或幸运地与世隔绝，多年以后当被人们发现时，或许人们早已习惯于污浊的都市生活或人造风景而不再适应它的纯粹无染了。对语言有特殊感悟力的顾城曾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是人们早已习惯于此了，甚至于漠然无感。徐梵澄先生去国离乡几十年，冥冥中或许暗藏了某种天意。纯厚的根基、罕见的天赋、精神的照明，如此完美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表面上是他去翻译阿罗频多和“母亲”，从精神层面或玄秘学的角度来说是他作为一个合适的容器、工具被先定地选拔了出来。在他之前谭云山居士是见过阿罗频多的，有过谈话，但谭云山未作翻译。其实回想一下历史，五四以来，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胡适介绍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张君励介绍柏格森生命哲学，贺麟介绍黑格尔哲学，张申府介绍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等等，几乎世界上当时所有的先进思想文化都被介绍到国内过。在徐先生回国之前，商务印书馆自成立以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出书无数，从古希腊罗马直到现当代，包蕴东西方。但是阿罗频多和“母亲”的超心思哲学，国人闻所未闻，徐先生亦客气地说：“在于吾华，知者尚希。”，这既有点不可思议又绝非偶然。徐梵澄在给扬之水的信中如此说：通常介绍某种学术，必大事张扬一番，我从来不如此作。这属于“内学”，最宜默默无闻，让人自求自证。否则变乖百出，贻误不浅。这里“变乖百出，贻误不浅”很关键。普通，一种学术或思想著作出版后，只要熟悉此种语言的人或出于兴趣或因其他功利的目的都可以去翻译，这是无法控制的，大量的事实也证明如此，参杂变形就在所难免。然而超心思者不能心思化，一个心思的构架永远不会真确，当超心思的伟大精神真理被揭示后，它该如何被传达而无变形呢？好像是，它本身自带了一种权能，除非你已具有了某种容受性，除非你的知觉性已准备了，你是无法接触它并使它变形的，尽管它如今已遍处弥漫于此土地氛围中。这么，可说徐梵澄先生是被先定地选拨了的，在他翻译阿罗频多和“母亲”之前，国人闻所未闻、视而不见亦被双向先定了。
前面“清风朗月”所说阿罗频多的原文，每一章只有短短的一句，精炼简切，是从徐先生译者序“每条是精练简短之言，摘自室利阿罗频多的著作”中得来的。
徐梵澄所翻译的《周天集》，在由英文转成中文的文字变迁中，外在容器虽变，内蕴精神真义无损。不妨摘录几则：
○我们不属于过去的黄昏，却属于将来的午昼。
○一切生命，只是一奢费的多方的机缘，给我们去发现，去实现，去表现“神明”。
○一切事物的真理，是在它们的深处之平静中，不是在表面上的迁变无常的波浪形式里。
○每一事物中有一节奏，非物理耳官之所闻，凡物以此节奏而存在。
○大多我们过忙于生活和思想，没有余闲沉默而观看。
○整个生命是多种宇宙力量的活动。个人则给予这些力量以一个人之形。但他能选择，他是否反应某一力量的作用。只是大多数人不真正选择；他们遭受种种力量之支配。
○只是坚决至极，人方能进步得快。
人应当尽可能迅速前进，而又当如所必须迂缓而迂缓，——这似是矛盾而非矛盾。
○恐惧是常得屏除的，因为你所恐惧的，正是或者会临到你的；恐惧吸引所恐惧之对象。
○智识不是我们内中的诗人，艺术家，创；创作来自光明与权能的一超理性的流注，常得以视见与灵感而工作的，倘若要尽其能事的话。
○一切智识皆在内中，应当以教育唤出，而不是从外面灌入。
○艺术不是解剖学，一种艺术杰作不必须是物理事实的印板，或自然科学的一课。
○知识与感情，皆仅是有生体之工具，这工具可属于其低等外在形态，亦可属于内中高尚之人；可作为私我之仆从，或作为心灵之沟涧。
明显的，这种文字内中质地的深密性在那里，在遇到契合的时候，它会焕发出来；同时语言的组织特殊具有某种韧性，保证了其所蕴含的能量不易流失。但是假如你的阅读习惯觉得很拗口，容4受性也无法承受，那么去看各种“美文”的书刊、杂志好了。
这也顺便涉及到一个如何阅读的问题，世间谈论阅读的文章成千上万，也许都很有道理，但基本上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而已，也许一万年以后依然如此。假如由徐先生的翻译，人能有幸看到《母亲的话》，会发现她不重复别人讲过的，她告诉我们一种我们从未听闻过的阅读方法，那是非常有趣的：
……或者，很简单，倘若你好奇，要知道不可见的知识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你便静定一会儿，沉默，翻开一本书。最好用一裁纸刀，因为这尖锐：当你集中之时，你用刀尖刺入书中某处，再参详那尖端所指的一段话。
倘若你知道集中，便是说，倘若你真实是以一种企慕为之，愿得答复，这时常是答复的。因为像这一类的书中，在启示的书中，总是有一聚力量，——至少是从高等心思中出来的力量，或者，最通常是，从最高知识而来的精神力量。
……而在一本书中，在潜能上，有写此书之人内中的知识。这么，室利阿罗频多代表一了解与知识与权能的全体；他的每一本书，同时是一象征又是一表呈。
时常于所读的有一种读法和一种了解法，那给你所寻求的解答。这既非偶然，也非娱乐，亦非一种消遣。诚然，人也可“那么”作，但完全不能达到什么，你得不到任何答复。但倘若你严肃作这事，倘若，严肃地，你的企慕试行自往集中于此一工具即这一本书上，与其中所包涵的能力相接触，（这好像一蓄电池，包含了能力），固执要得到一答复，那么，自然地，那其中的能力——或毋宁是这两种力量之结合：你所放射的力量，与涵蓄在此书中的，——会引导你的手和你的裁纸刀，恰恰指到那处，表明你所应知道的。可是再说一遍，设若你不诚意，且无心信为之，则这全不会有何结论。设若你为之以至诚，则有一答复。
某些书含蓄能力极强，甚于其他的书；某些书给出结果欠明晰。普通是用包含格言和短句的书，其言事是在一精明简括的形式下的，人最能成功。
自然，回答的价值，依乎包含于书中的精神力量的价值。倘若你取一部小说，则它不向你说出什么，只说愚蠢事。
而阿罗频多如何写书呢，“母亲”在解释老子的“自然”时顺带提及：我给出两个例子，使你们懂到什么是真实的自然性。一个，无疑，你们皆知道的；这便是室利阿罗频多在一九一四年开始写《阿黎耶》杂志时期。（原注二：我们不妨记起，是在《阿黎耶》月刊上，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之间，室利阿罗频多一口气发表了大部分他的著作：《神圣生命论》，《综合瑜伽论》，《社会进化论》，《人类大同之理想》，《薄伽梵歌论集》，《韦陀之秘密》，《将来的诗》，《印度文化之基础》，——这只聊举其大者。）他在那时所写下的，既不是一心思的知识，甚至也不是心思的创作：他在脑经中保持了寂默，便用打字机写下去；于是，从高处，从超上境界，凡所应当写下者，皆降下了，皆已制就，他只须用手指在打字键上活动，记录之而已。是在这心思的寂默境界，使知识甚至及其表现，得从上流下，由是他写出了每期印七十二版的整个《阿黎耶》月刊。而且，正是为了这缘故，他乃能作这事，因为，倘若那应当是一番心思的构造工作，则这么一种劳力全然是不可能的。
徐梵澄先生又如何翻译阿罗频多呢，我们从“母亲”的法国弟子Satprem的Mother's Agenda文献中可以窥见一二：
“母亲”对Satprem说：
H.S.（徐琥，即徐梵澄先生）[[A Chinese disciple who translates Sri Aurobindo into Chinese. ]] has written to me, and there was a sentence in his letter that brought a certain problem to my attention. He said, "I have done so many hours of translation - it's a mechanical task." I wondered what he meant by "mechanical task" because,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you can't translate unless you have the experience - if you start translating word for word, it no longer means anything at all. Unless you have the experience of what you translate, you can't translate it. Then I suddenly realized that the Chinese can't translate the way we do! In Chinese, each character represents an idea rather than a separate word; the basis is ideas, not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so translation must b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kind of work for them. So I started identifying with H.S., to understand how he is translating Sri Aurobindo's Synthesis of Yoga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 he's had to find new characters!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He must have invented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 are made up of root-signs, and the meaning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s of the root-signs. Each root-sign can be simplified, depending on where it's place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root-signs - at the top of the character, at the bottom, or to one side or the other. And so, finding the right combination for new ideas must be a fascinating task! (I don't know how many root-signs can be put in one character, but some characters are quite large and must contain a lot of them; as a matter of fact, I have been shown characters expressing new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they were very big.) But how interesting it must be to work with new ideas that way! And H.S. calls it a "mechanical task."
The man's a genius!
“母亲”称其为 “天才”。
参照另一个“天才”顾城的视见，中文每个字都有它特有的意象、内涵，甚至面貌和个性，在某种语感之下，这个字和那个字弯一下，就又有了一种衔接。在徐先生的译著中，我们惊叹于许许多多的词语你是在词典里根本查不到的，但经他的组合，恰如其分，不多不少，正是传达了原文中的那个意思。他同时又具备有一种高超的重新整合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精神足够强大的时候，方法也便应运而生，表达或传达的形式会不断地创造出来，奇迹般地融入到似乎不可能达到的语言中间，从而保证了传达的纯正。
而阿罗频多的文风，我们从徐梵澄先生《神圣人生论》出版书议中可知：“此书体制弘大，兼撰者好为长句，有时一句多至三、四十行，反复陈言，委曲园到。方之西洋，唯康德或席勒差足比肩。在二十世纪此种作风鲜矣。”
徐梵澄先生回忆往事时亦对扬之水说：“‘母亲’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我能够把室利阿罗频多那样精深的《人生论》翻译出来，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是不行的。”这绝非虚言，现在一些研究徐梵澄学术思想的人恰恰忽视这一点，然而也许这是最渊源的所在。
徐先生在《瑜伽书札集》前言中说：“书成，纯由神圣母亲密拉氏之恩慈，非然者，无论此书及其他种种著作，必未能翻译出版……此非独为私衷感激，自不待言；漫漫大夜，神州与瞻部同沦，新光乃自西欧一源辉耀，为可欣慨也。”
在《瑜伽的基础》题记中说：“于此深衷代读者致其感激，亦无佚语言表达，因为她知。但愿此书无论传布何方，有她的精神光明随之加被。”
在《社会进化论》前言中说：“书原为神圣母亲而译，徇知感德，未尝不覃思尽虑为之；倘竟有动于天下后世耶，必同此一慈光蔼彻，景从神会，可以忘言。”
七
刘小枫先生在《圣人的虚静──纪念梵澄先生逝世两周年》中说：二十世纪行将完结那年，梵澄先生仙逝（2000年3月）。他被送进医院时，据说案头还摆着《薄迦梵歌论》校稿。纪念文章很少，但无不充满真挚感情——为文者都是熟识梵澄先生的：邻居、编辑、老友的孩子、照看他的亲戚和朋友。欲知梵澄其人，不可不读。
……这就难免让人奇怪：为什么国朝学界没有把梵澄捧为大师，甚至纪念文章（遑论文集）也没几篇？梵澄去逝才两年，学界好像已经不记得他曾经死了，一如先生在世时学界似乎不记得他还活着。稍一想，答案是明摆着的：梵澄没有学生（当然也就不会有学生的学生）。
如今岁月已步入2009年，《文集》在徐先生逝世六年后因孙波先生的机缘和功德也终于出版了，但被弃置、散失的手稿始终杳无讯息，使人感叹假如当初先生若有弟子就好多了，至少即使手稿不在他那里，也会尽力去追踪查询的。
梵澄先生是否压根就不想有弟子呢？不得而知。
不过网上又查到刘正博士所作——恒毓博士《印顺法师的悲哀──以现代禅的质疑为线索》一书读后：以前，国际著名的印度佛学专家徐梵澄先生曾多次申请来北京大学东语系进行印度语言和佛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但都因北京大学某个著名的印度学权威的反对而未果。最后，他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了晚年！现在，恒毓博士滞留海外，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也是当代中国学术界自私的一个见证。这是否属实，更不得而知。
但先生古稀之年皓首还乡，意在把自己的学问和译著带回自己的祖国是可以肯定的。扬之水日记中所记“不过回国以后的种种情形也很令他失望。除给个宗教所研究员的职称外，基本上就等于弃置不用了。几部书稿压在几家出版社，两三年以至三四年没有音训。”也是实情。
姚锡佩《徐梵澄先生的心路历程》提及：“他到宗教所后的第一件事，既提交他积数十年之功的翻译本《五十奥义书》，并按出版社要求，于5月22日将一大手提包的稿件交付我国著名的东方文化学者，北大东语系教授季羡林先生审阅。过了大半年尚不见回音。当他得知小他几岁的季先生教学、社会活动极忙，便不解何以转费其珍贵时间”。季羡林对此书作何评价，同样不得而知。只知据黄燕生编辑所述，最后经于光远批示，中译本《五十奥义书》终于在1984年面世。又有詹志芳所记，当好友冯至先生得知徐梵澄为巨著《五十奥义书》的难以出版而苦恼后，即写信给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才使这部世界哲学、宗教的经典得以和中国读者见面。总之季羡林是权威，于光远、胡乔木是领导，徐梵澄出书，要经过他们的审核和批示。这说明起码季羡林自徐梵澄回国之后，即知有其人存在的，既是同行，更知其学问水准。事实上连季羡林的高足钱文忠都说：“ 1984年的9月我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买的第一本书就是他的书，第一版的书已经快读烂了。徐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
若说二人的交往如何，我辈不得而知，前文所引扬之水所记“前些年季羡林曾经指着金克木的一篇文章对我说：‘所谈何益！’可是前不久看到他自家做起文字来，仍是浮躁，甚无谓。”又记有：“说起季羡林发在第五期上的信（关于《四库全书》的），他说，以季的身份，何苦要作这一番说话？这是很失身份的事。看了这篇东西，我对他的敬意全没有了。”说明二人也算相熟。李小文在《徐梵澄先生及其手稿》一文中也提及：季羡林先生嘱咐学人说：“徐先生一生治学严谨，道路坎坷，应该好好向学术界介绍一下。”虽似官话，但毕竟说了，但因何而说，何时所说，如何落实的，也不得而知。
这不得不使人联想到上面提到的关于掏粪工人一事。这事更得到季老亲自证实，在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评选时，有如下的采访，不妨再引述一下：
蔡德贵：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掏粪工人，叫魏林海，这个魏林海他自己搞一些书画，后来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够吸引观众，就想找个名人写一个匾额，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人家根本就不理他， 后来有人说，北京大学的教授季羡林一点架子都没有，后来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找到了季老。季老，他很痛快就写了。
季羡林：他是掏粪工人，同时他自己买书，搞了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对每个人都开放的，所以我对这个人非常崇拜。不容易，自己钱挣不多，所以后来我也捐给他一些书。
以逻辑而论，季羡林的广阔胸怀可以对一个掏粪工人如此的敞开，作为梵语领域中的泰斗、权威，比普通任何人更了解徐梵澄学术价值与水平的同行，应当是季羡林对徐梵澄仅用敞开胸怀已无法形容，比之古时鲍叔牙之于管仲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事实上季羡林对远在香港的饶宗颐的推崇赞扬、惺惺相惜更是众人皆知，传为佳话。而饶宗颐的通才和徐梵澄最为相似，亦曾于60年代游学印度时与徐梵澄有诗酬答。
饶宗颐和季羡林齐名,学界称“南饶北季”。饶先生在香港是什么样的境遇呢？宝贝，香港大学副校长曾这样评价他：“香港如果出了一个饶宗颐，就不会是文化沙漠了。”但这和季羡林的推崇赞扬没多大关系，香港这个功利商业的社会可以把饶先生的“天书”出版到尽善尽美，这是香港人自有的明智，不管社会风尚如何，那个本能地为超一流价值之人之物所保留的最后底线绝不被突破。假如徐梵澄在香港，即使因其特立独行，不事张扬的个性或许光而不耀，但香港学术界的眼光在那里（唐君毅先生早在50年代即对梵澄先生钦佩有加），最起码，该出的书总可以出齐。
死掉的顾城说：“世故就是太老人的眼光了，有一种权衡。”权衡又是什么呢？
“母亲”说：“人时时总是回到同此一事上：绝对需要纯全诚实，纯全不欺，和所作的事之尊严之感，庶几可以作其所作，如所必须。”
网上资料说：96年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温家宝随身拿出一件小礼物送给季羡林——那是一幅水晶玻璃画，上面有激光“刻印”的温家宝和季羡林在一起的画像。“这上面还刻了一句您最喜欢的话：真情。您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对，‘三真’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季羡林说的“真”和“母亲”说的“纯全诚实，纯全不欺”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八
○季羡林作《泰山颂》全文如下：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上接九天。吞吐日月，呼吸云烟。
阴阳变幻，气象万千。兴云化雨，泽被禹甸。齐青未了，养育黎元。
鲁青未了，春满人间。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
风起水涌，处处新颜。暮春三月，杂花满山。十月深秋，层林红染。
伊甸桃源，谁堪比肩。登高望岳，壮思绵绵。国之魂魄，民之肝胆。
屹立东方，亿万斯年。
据网上资料：季羡林在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上当选世界桂冠诗人。2005年９月１４日，季羡林先生的《泰山颂》长诗在《齐鲁晚报》发表，引起轰动。季老能写出如此俊美而丰厚的《泰山颂》，是基于他深厚的文化学养和真挚的泰山情怀。
2008年5月14日，《泰山颂》碑落成揭幕仪式在岱庙石刻园隆重举行，著名学者、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洪峰出席仪式并为《泰山颂》碑揭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承芳主持仪式，市政府秘书长孙运飞参加仪式，泰山景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谭业刚致辞。泰安实验学校少先队员向欧阳中石先生敬献了红领巾，配乐朗诵了《泰山颂》。《泰山颂》诗为著名学者、国学泰斗季羡林先生所作，欧阳中石先生运笔书写。泰山景区精选上好的天青石，聘请泰安最好的工匠，将两位大师珠联璧合的佳作进行镌刻，并将诗碑立于泰山岱庙石刻园，赋予了石刻园更深的内涵，增添了新的看点。
作为书法大家林散之的高足，同样擅长草书的马世晓，最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其首次个人展览。他根据季羡林先生的新作《泰山颂》全文，创作完成一幅长卷行书作品，成为全场最大的亮点。
网上亦有人提议准备将《泰山颂》谱成像《黄河》那样雄壮的乐曲。
虽然自魏晋以后即已难觅四言好诗已成公论，但对季老以布衣本色作出如此黄金万两的大作，我辈实在没有能力评头论足，更不敢如网上大胆之徒那样早早地跳出来“在季羡林头上撒泡尿”了。不过不知假如不提古人，即使季羡林的恩师陈寅恪、甚至遭人痛骂的汪伪汉奸郑孝婿等近人如若复还看了是何等的表情呢？
○徐梵澄88年夏也曾作一首《登泰山作》的诗，抄录如下：
涓水刓砺石，处境宁毗刚。温柔颖銛砻，言登泰山阳。
筋骨劳攀跻，纵目矖八荒。云海荡尘襟，碑碣延朝光。
嘘吸通列宿，松松森金相。贲饰止文明，震动为玄黄。
生气蕴岩壑，春仁布遐方。肤寸起霢霃，泽沛天下滂。
雄深古栋宇，峨冠祀东皇。七十二代君，封禅拳石冈。
夷吾辅伯主，谲谏能一匡。秦皇与汉武，由斯慕仙乡。
鲁道屹千祀，巍巍振天常。复圣乐箪瓢，心斋成坐忘。
贤哲间挺出，济世期太康。乐只洙泗风，中道垂黄裳。
观化识无为，高衢静徜徉。
怎么说呢，对于我这个连大学都考不上的人来说，有些字是不得不查字典的，然后再上网具体核实一下诗中的用典，才知原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如此的悠久丰厚，才知深厚的文化学养是什么。
○06年对季羡林的采访还有如下的对话：
季羡林：和谐三个阶段，一个天人、一个人人，一个个人，天人好讲，人人也好讲，就是社会和谐，个人怎么讲呢？就是我相信人、人类都是向前进步的，向着真、善、美发展，这是总的规律，懂得规律的话就有了个人和谐了。怎么讲呢？这个规律，你一行，一举一动应该按照这个规律走，不能违反这个规律，违反了就是不可以，顺着规律走就是和谐，规律就是人的趋向，向真、善、美发展。
蔡德贵：有人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我们这些人站在季老跟前，就像我们站在大海面前一样，往远处看，我们看不到边，往下边看，我们看不见底，季先生就是大海。
以这种知觉性的视见，话说得多么完美啊，真犹如颠仆不灭的真理，通俗明白到何种澄明之境啊，谁看谁都明白。但沉下心来，怎么还是感觉好像以前别人已经重复过无数次了，自己仍只是在原地转圈，究极到不了什么地方去呢？这也不得不使人噩梦般地想起葛吉夫说的那种古怪的话，一段谈话真是犹如把“空洞倒进空洞”、“在昏睡中撰写和创作的书和理论，只会把别人送进昏睡。”
○徐梵澄译介的“母亲”亦有一段话：
“远在心思以上有一个境域，我们可称之曰‘和谐’世界；设若你能达到那里，则你可发现一切和谐之根本，无论在世间在任何形式中所显示者。例如，有某一线音乐，只包含几个极上之音，在先后相随的两个音乐家的作品之后，——一个巴赫（Bach）的乐曲，另一个是贝多芬的一乐曲。这两个在乐谱上是不同的，对外表的听觉也不相同，可是在真元上是同一。知觉性的一个且同此一个震动，特著的和谐之一个波浪，感触了这两位音乐家。贝多芬把握了一大部分，但在他却参杂了他的心思之发明和编插；巴赫接受的比较少，可是他所摄持的比较纯洁。这震动属于知觉性的胜利的出现，知觉性从无知觉性中破胎而出，在一胜利的出生和上翥中。”
这仅是“母亲”在谈艺术时顺便给出的视见。“母亲”曾说：“人在世间的生活情形，皆其知觉性的境界之结果。要改变情形而不改变知觉性，这是徒劳的妄想。”假如人能进入到“和谐”世界的渊源所在只一秒，也比在地上无谓地谈论亿万年好多了。
人尽可以在平庸上解释一切，尽可以无穷地重复下去，尽可以无尽地出版一切人们好尚的大作，但究极，重复的价值不大，不管它多么堂皇。但是一定要留给有缘出现的具有超上价值的不可重复之物得以保存下来的最起码的底线，给那些曾与知觉性的高等诸境界有所接触的人们所带来的视见给其他人一个了解和企慕的机会。比如对徐梵澄先生那些散失的译著及作品来说，只要能保存下来，哪怕是复印、影印件，只要能得以出版，即使发行量极少，一个国家、民族、政府和他所在的那个领域同仁们的责任就算尽到了。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个底线都没有，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据08年新华社消息，访华的印度外交部长慕克吉前往解放军总医院，看望了年已望百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并代表印度总统辛格向他颁发了“莲花奖”。“莲花奖”是印度政府授予在科学、文艺、艺术和学术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人士的最高荣誉。
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在社科院发表演讲：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季羡林教授曾精辟地指出，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
○据孙波先生《一角虹影忆斯人》：徐先生从印度飞抵香港，然后从广州入关，时在1978年11月9日。在这一年春天，梵澄频频写信，要求中国驻印大使馆速为自己办理回国手续。有4月20日一函，文言巨制，用毛笔佳纸以工整小楷书之，读来甚为悦目。信中全面评价了中国侨务政策之得失，学术交流之意义，印度文化之菁萃，及个人“施工”之轨迹。有这样的句子：
夫人不我知，于我何病？己不知彼，斯乃患焉！此澄之所以夙夜勤心，孳孳象寄，亘三十余年而无懈者也。良由民族有依以不亡之教义，学术有因而久之真元。得其本乃明其末，知其子复守其母。大体若持，枢要在握。义理深而必究，事功远而弥彰。使为我用，乃钜细靡遗。以视斯人，且表里俱澈。将见道理，融洽风云。会通邦交，大和人类蒙福。
又据网上资料：1978年春，梵澄先生上书中国驻印度大使，点评了我国当时对印度关系之现状，他说：“又前月善顾团体访问斯邦，形式备受欢迎，精神谅亦相接。或倡技工合作，或言贷物贸迁。此皆所以裨益今时，维持大计。然窃观其闾里平民之所欣，领袖贤达之所重，盖有逾于此者。概自两国交谊，垂两千年。但以佛教为媒，初与政治无涉。迄今此土早无佛法。……而印度政府为之纪念而不疑者，意在耸动东南亚洲，侈一时之荣观耳。”所谓“有逾于此者”，盖指去触接彼民族之精神特质，其代表者，便是他们自家的宝什，即韦檀多学之经典，如同吾华之《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等。惜乎双方皆昧然矣！时在1952年，先生就指出，自“奘、净而后，吾华渐不闻天竺之事，几不知佛法以外，彼邦原有其正道大法存，而彼亦未知吾华舍学于释氏者外，更有吾华之正道大法存焉”。而此等局面，于今并无太大改观。试问：我们有多少人知道今之印度开国元勋之一、其近世民族的精神导师——圣哲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 1872—1950）呢？又有几人读过他的被称之为“当代唯一宝典”的《神圣人生论》呢？
九
室利阿罗频多说：“人幸而是不一致的。”
在哀叹不幸的时候，这话给人以安慰。
葛吉夫曾说过：“极常发生的是当一个人的个性和肉体还活着的时候，本质早就死了。我们在路上或城市中，遇见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空心的，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早已经死了。
我们没有看到或知道这种情况算是幸运的。要是我们知道许多人早已是行尸走肉，而其中许多人正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真会觉得恐怖至极而疯掉。”
这话危言耸听，但这是事实。
培根说：“人类的天性愚昧多于才智，而做作的表情往往能打动愚者的心。”
又说：“虽然他们的园子里没有一棵供人乘凉的大树，却还要引诱别人去上吊。”
这话危言耸听，但这也是事实。
室利阿罗频多尝说：“任何事物之无谓夸张，常是一恶。”
又说：“我们的私我，尽教矜持其自由，无时无刻不是宇宙“自然”中之无数有体，权能，力量，势用之奴隶，玩具，傀儡。”
还说：“我不愿在冷酷的铅字下为我的门徒所杀。”
这话也危言耸听，但这是真理。
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 “在我所认识的所有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颠倒的人。”
这话不危言耸听，这是最大的赞美。
皇帝的新衣是一个永恒的悖论，受骗者和骗子保持着一种天生的内中的秘密的默契。
当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本能地留给特立独行超一流价值之人之物的最后底线被我们疯狂崇拜平庸的盛大狂欢所人为地突破践踏，在一个愈来愈长寿愈来愈有象征意味的老人被人置其本色于不顾傀儡般地一步步牵动着波及影响其他人的命运与境遇的闹剧中愈来愈被架空愈来愈可怜时，到底该同情谁，又如何估量这其中的耗费与损伤！
张文江：徐梵澄：跨越中、印、西的大学者（《东方早报》）
转自东方早报网站《徐梵澄传》书评
张文江：徐梵澄：跨越中、印、西的大学者
“遇到了他，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他是我衡量自己的标准。我希望人们都能够与徐先生这样的人生活一段时间，这样他们就能认识到许多事情是有可能存在的。”
虽然只在1991、1993年去北京时谈过两个半天，说起来，我也算是当年亲炙徐梵澄先生（1909-2000）并有所受益的人之一吧。近年来，陆续读到了《徐梵澄文集》、《徐梵澄传》，真是感慨系之。应友人之约，略谈一下我对梵澄先生学术的认识。
梵澄先生自述简历云：“自少至今，未尝离学术界一步，经营任何事业，长期之求学时代也。”（《徐梵澄传》，410页；以下简称《传》）大学者的生命就是他的学问，根据《文集》和《传》，梵澄先生其人其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相当于1909年至1945年，一至三十六岁。此一时期试抉出两个关键词，一、鲁迅（1881-1936）；二、尼采（1844-1900）。其间最大的事件是1928年5月，徐梵澄因为听鲁迅的演讲而通信结识，从此预流于中国现代学术，开启了内心的灵明，这是他一生走出独特学术道路的起点。
研究鲁迅的学术师承，可以追溯于章太炎（1869-1936）。研究章太炎，可以追溯于德清俞樾（1821-1907）。俞樾的座师是曾国藩，他本人私淑的是乾嘉学派的高邮王氏父子。俞樾自同治七年（1868）起，主讲杭州诂经经舍三十余年，门下如吴大澂、张佩纶、缪荃孙、吴昌硕，皆一时之选。而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另外走出学术道路的章太炎。章太炎门下亦济济多士，有黄侃、朱希祖、吴承仕、钱玄同等，而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鲁迅、周作人。出入于鲁迅门下的青年，有柔石、萧军、萧红、胡风等，而另外走出学术道路的则是徐梵澄。中国近代学术史此类事例甚多，既反映了社会和学术的激烈动荡，也相合于鼎卦初爻“得妾以其子”之易象。
在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青年徐梵澄翻译了数种尼采，成为中国尼采传播史上的重大事件。从1935年翻译《尼采自传》（ECCE HOMO，即《看哪，那么一个人！》）开始，他陆续译出了《朝霞》（1935）、《快乐的智识》（1939）。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了《苏鲁支语录》（1936），以前鲁迅、郭沫若仅翻译了部分，至此第一次完成了全书。尼采是西方富于激发力的思想家，全面理解尼采，不仅要关注尼采在中国，还要关注尼采在西方。徐梵澄《人间的，太人间的》译者序：“正如在旅行的长途中偶尔发现一两片小标志，指示前人曾此经过，则当能更有勇力前行，而且突过以往的限度。”（《传》，90页引）深入研究尼采，必须研究他的古希腊图景，除去众所周知的以外，还需要注意两点。一、尼采以为古希腊哲学是前无古人的独特现象。这虽然是哲学史家的共同之说，但仍应注意古希腊和巴比伦、埃及文化之联系。二、尼采于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划界，采用的不是前苏格拉底，而是前柏拉图。此与哲学史家之说不同，涉及他的判教，可以深入追究。
此一时期，可以辨析的还有两件事。其一，他的小学地理老师是毛泽东（《传》，11页）。这是徐梵澄传奇人生的开始，应该视为同乡关系的巧合（徐是湖南长沙人），对他的学术走向没有实际的影响。徐梵澄自述：“我一生得力于两位老师，一位是启蒙的老师，一位便是鲁迅先生了。”（《梵澄先生》，23 页）这位启蒙老师应该指的是王闿运（湘绮）的再传弟子（《传》，10页），而不是毛泽东。徐梵澄一生的诗文功底当由此而来，尽管也可能导致了部分译品过于古奥。当年《陆王学述》出版前，我曾有幸先睹手稿，记得其中提到“已故毛泽东主席教示”云云，然而出版后变成了“毛泽东教示”云云（《文集》卷一，419 页），推想出于编辑的删改。此于全书而言，固无伤大旨，然而于文辞中隐含的对故人的感情、对开国领袖的尊敬，以及读书人的自重身份，也随之消失了（“教示”是特有的敬师口吻，参见《星花旧影》）。
其二，关于鲁迅晚年和徐梵澄一度意见相左（《传》，97-99页），除了一些生活细节上的误会以外（《传》，70-71页），更大的可能是由于两人处于不同的思想阶段。此时鲁迅的思想早已成熟，而且主张新的，反对旧的，主张外的，反对中的，正是“五四”那代人的主要立场。鲁迅极力支持徐梵澄翻译尼采，甚至不惜代为校对，所谓“耶稣替门徒洗脚”（《传》，89页），不仅出于鲁迅为社会造才之心，也是因为精神取向的相同。而徐梵澄正欲于此道深入，此时手抄《悉怛多般怛罗咒》给鲁迅，就容易被认为打退堂鼓了。师生间的此一错失，就局部而言，徐梵澄确有少不更事之处。然而就整体而言，恰恰因为有此错失，徐梵澄才可能在学术上得到更为长足的发展。此一发展，上承章太炎晚年欲学梵文之心，完成沟通东方民族之间文化的遗愿（《传》，78页），下启他以后进一步衍出和阿罗频多思想的联系。然而鲁迅还是徐梵澄一生之恩师，徐梵澄在晚年写出了充满感情的《星花旧影》，以表寸心之不忘。据说此文的精华被好友冯至担心违碍而删去，留存的其实都是扯淡的文字（《梵澄先生》，74页）。即便如此，在我所见到的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星花旧影》仍然是其中最好的一篇，其精光不可磨灭。
第二时期，相当于1946年至1978年，三十七到六十九岁。此一时期试抉出两个关键词，一、室利·阿罗频多（■ri Aurobindo，1872-1950）；二、院母密那氏（Mira，1878-1973）。阿罗频多是印度三圣之一，其余二人为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室利是尊称，表吉祥等义，与佛教文殊师利（又译曼殊室利）的“师利”意同。阿罗频多早年参加革命，为印度独立而奋斗，1908年在狱中悟道，1910年至琫地舍里隐居四十年，开创了阿罗频多修道院，对印度现代思想贡献巨大。徐梵澄1945年底参与中印文化交流，至泰戈尔国际大学任教，1949年因政府中断资助，于1951年转入阿罗频多修道院，从而开启另外一段生命历程。院母密那氏是法国人，其兄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她1914年到印度主持院务，修道院规模由此渐渐扩大。二人思想完全一致，在风格上阿氏雄强阔大，试图建立综合瑜伽的新体系；而密那氏似更直见性命，体贴入微。
徐梵澄入院时，阿罗频多已去世，他见到的是院母密那氏。他们交流用的语言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沟通上不存在障碍（《传》，208-209页）。此一情景我完全相信。在我有缘遇到的学术界人物中，梵澄先生是其中沟通障碍最少之人。我的强烈印象是，他能完全听得懂你，即使他的话中夹杂着湖南口音，即使你表达得并不怎么好。梵澄先生善于倾听，并且时常呼应，和他谈话，有如沐春风之感。在此我想记录的倒是一个例外。我曾经问起他一位也是长居印度并用英语写作的佛教人士，先生没有回答。多少年来我一直思考此事，于此逐渐有所领会。虽然我的领会不一定对，但是对于此路学问的认识，确实因此而加深了。
徐梵澄由于“母亲”的欣赏，在学院单独建立了华文部。他不但受到了生活上的照护，而且获得了精神上的激励。“母亲”说的“我和你在一起”（《传》，216页），可以认为是加持或加被（《文集》卷四，40页）。徐梵澄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七年，完成了一生的主要学术成果。
第三时期，相当于1979年至2000年，七十到九十一岁。此一时期试抉出两个关键词，一、奥义书（约公元前700-前500）；二、陆王（陆九渊，1139-1192；王阳明，1472-1528）。徐梵澄于1978年末归国，游子返乡，正值景运方新，心情一片舒畅。此时他已年届高龄，来日无多，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做，赶紧做，其他一概不管。”（《传》，435页）鲁迅晚年在上海临终前说：“要赶快做。”（《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师生之间，其精神一脉相承。
为什么选取印度的《五十奥义书》（1984）？因为这是印度系列之始。本书是他一生翻译和学术生涯的顶峰，徐梵澄被称为“当代玄奘”即由于此，在归国后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亦始于此。犹忆此书出版时，我还是学生，得书如获至宝，多买数本以送人，促成了自己生命中的一段转折。
有了此书，于印度系列的进路已完全清晰：古代著作为《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今人著作为阿罗频多、密那氏。为什么将古今分为两段？因为《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和阿罗频多、密那氏，两者还不能完全等同，尽管后者蔚为大宗，但是还可能存在其他解释。《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之下，以《薄伽梵歌论》完成衔接，因为阿罗频多在狱中读《薄伽梵歌》而见道（“《薄伽梵歌论》手稿小引”，《文集》卷四, 24页）。辅之以《瑜伽论》，此外还有《瑜伽的基础》和《瑜伽书札集》。最终以《神圣人生论》殿后，此书为阿氏生平巨制，辅之以《社会进化论》和《周天集》。具体理解或可由《母亲的话》入门，当年甘地曾读之，曰：“此乃滴滴甘露也。”（《传》，204页）
为什么选取中国的《陆王学述》？因为这是中国系列之终。徐梵澄1988年出版《老子臆解》，1994年出版《陆王学述》，由此贯通古今，完成相应的中国系列。《老子臆解》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的解老最佳作，徐梵澄在归国初参观马王堆可能有所感发，而内容酝酿于胸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梵澄先生》，31页）。《陆王学述》是为中国思想寻出路的有为之作，“中国本土之哲学，只有这一套最觉得声弘实大”（《文集》卷一，405页）。1992年，徐梵澄谈起自己可以传世的著作有三种，《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此外还有《老子》（《梵澄先生》，69-70页）。这里试图再增补一种陆王，因为可能是梵澄先生的思想归宿。徐梵澄译介印度典籍，并非单纯为了引进，其目的是为了中国。他曾经说：“印度是个大国，中国也是个大国。印度可以不懂中国。可是，中国不能不懂印度。”（詹志芳《琐忆徐梵澄先生》，《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5期）梵澄先生选择陆王，和当代提倡宋学者不同，主要是取其和精神哲学的相应。而且和阿罗频多比较，先生似更倾心于陆王。我不能确定此一印象是否正确，姑志于此，以俟识者辨之。
在印、中两大系列以外，梵澄先生于学术尚有其他进路。其一，著有《希腊古典重温》（1988），他由早年的尼采，经阿罗频多《赫拉克利特》（亦即《玄理参同》），至此上溯希腊。其二，试图校勘《圣经》，已开始做准备工作，最终未能完成。其三，他还向西方介绍“孔学、小学及中土所传唯识之学” （《文集》卷四，170页），用英文写或译了不少中国文化典籍。论者称许他为跨越中、印、西的大学者，真实不虚。
行文至此，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徐梵澄传》278页提到，在“母亲”去世后，院方想收回房子，梵澄先生略略无奈。然而，这些人不是“母亲”的继承者吗？不是也在修习“无上知觉性”吗？此类情形，日常生活中往往可以遇到，在学术上怎么理解？《传》247页提到“不愿看某些人的嘴脸”，275页提到“他们也巴不得他赶快回去”，370页称“可是他们却压下来不给发表”，世界真的是按照理想进化吗？其理论是否还有无法说明之处？
此外，《徐梵澄文集》的编纂花了极大努力，有功于天下后世。但有一处稍存可议，即第四卷从原书抽出序跋单独编辑，这样做虽然方便了检索，而且有先例可循，即《鲁迅全集》1981年版把古籍、译文的序跋编为专集。然而将原书和序跋分割开来，在阅读时也可能有所损失。
最后，我愿意抄录《传》中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束。1990年，二十年前曾经在印度担任徐梵澄助手的一位美国姑娘，写信告诉徐梵澄的邻居，梵澄是她一生最为惦念之人：
遇到了他，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他是我衡量自己的标准。我希望人们都能够与徐先生这样的人生活一段时间，这样他们就能认识到许多事情是有可能存在的。（《传》，256页）
对于一个人而言，在我看来，这是梵澄先生所能得到的最美好的赞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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