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即西历前五百五十一年（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四六二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即西历前四百七十九年（民国纪元前二三九零年）。
西历前五百五十七年，释迦摩尼生于印度。东方两大哲人差不多生于同时，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胡先生用西历来计算这三百年：
“前八世纪（周宣王二十八年到东周桓王二十年西历前八零零年到七零零年）”
“前七世纪（周桓王二十年到周定王七年西历前七零零年到六零零年）”
“前六世纪（周定王七年到周敬王二十年西历前六零零年到五零零年）”
胡先生说：“这三百年可算得一个三百年的长期战争，一方面是北方戎狄的扰乱。（宣王时常与玁狁开战。幽王时，战祸最烈。犬戎杀幽王，在西历前七七一年。后来周室竟东迁以避戎祸。狄灭卫，杀懿公，在前六六零年。）一方面是南方楚吴诸国的勃兴。（楚称王在前七零四年。吴称王在前五八五年。）中原的一方面，这三百年之中，那一年没有战争侵伐的事。周初许多诸侯早已渐渐被十几个强国吞并去了。东迁的时候，晋郑鲁最强。后来鲁郑衰了，便到了‘五霸’时代。到了春秋的下半段，变成了晋楚争霸的时代了。”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所作。褒贬人物史实，笔则笔，削则削。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也自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春秋》一部书，上至鲁隐公元年（西历前七百二十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西历前四百八十一年），中间经过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但孔子及身而见的不过六、七十年间的事。所谓“五霸”时代，便是齐桓、宋襄、秦穆、楚庄之“五霸”，纷扰了大半个世纪，而此时代又前于孔子之降生约半世纪。那时东周王室衰微，诸侯互竞霸业，封建制度已开始腐烂，一般的政治原则和道德生活完全失却维系，而百姓更苦不堪言。
孔子卒年七十三。孔子死后没有几年，越王勾践灭了吴王夫差。诸侯们相争所斫，没有一天安宁。又后数十年，便踏入“战国”时代，扰攘了百多年，一统于秦。
二
孔子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一生栖栖遑遑，而忧患无已。孔子常自认为是一个失败者，但从不肯放弃他的工作。他是入世的，绝不像当时一般所谓“辟世”的贤者，只知独善其身。
《论语》中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能离开人群而与禽兽同处；不和人群接触，和谁去接触？
孔子的时代，是前面所说的诸侯争霸，封建制度开始腐烂，一般的政治原则和道德生活完全失却维系，全中国紊乱到极点的时代。孔子用两种方法来实现他的救世理想：第一，先使天下重振纲纪，推行仁政，拯黎庶于水火。第二，从最基本的教育工作做起，他强调了“君子”这一个名词，作为“好人”的标准。他首先着眼于士大夫阶级，以为一个君子的社会，可以进入他所意想的“好人政治”的阶段，倘使统治阶级属于君子社会，天下便有澄清之望。
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可以概见孔子的士大夫教育。
孔子在政治方面是完全失败了的；在士大夫式的教育方面，也并未造就任何了不起的政治家；但，他创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德性教育。
美人李佳白将孔子学说，分为三部：一，道德之学；二，政治之学；三，社会之学。
这三部门之中，无疑是道德之学占据了孔子学说的最大部分。我们中华民族在佛教输入以前并无任何形式上的宗教。孔子的人生哲学，伦理原则，一切做人的道理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宗教，支配着数千年来中国民族的精神生活。
撇开了宇宙观和上帝观不论，我们还可以发现孔子和耶稣的不同处。耶稣是不顾一时一地的痛苦（现实的痛苦）——同族犹太人所遭受的亡国奴的痛苦；而着眼在全人类合群相处的永远的基本法则，希冀将全人类从罪恶生活中拯救出来。譬如：他提出了“爱”。这广泛而博大的“爱”的观念，使人类觉悟：奴役人类是一樁罪恶，而解放了奴隶。至于如何地改革制度，解放奴隶，这在耶稣是并不希望及身而见的。（在这里必须做一重要解释：根据耶稣的教义，凡被压迫者，不迷恋于罪恶生活，而自强不息，必能起来自救！）耶稣以灵性生活的至善境界是天国境界。
孔子却不然。他一方面提出了许许多多堪与耶稣教义媲美的基本法则，一方面却被积极的现实主义的救世热情所驱使，高呼着改革政治。他用最迂缓的正心诚意改善人格的方法去企求利害复杂的政治社会的旦夕间之改革。
孔子只知道这是一樁极艰难的工作，但并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工作，他说：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世是三十年）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救天下，要先正人心；行仁政，要“好人政治”。孔子明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效，至少三十年，多则百年。所以他就周游列国，奔走呼吁。他并未预料到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世界还是这样一团糟！
一个武力政变，或战争，或者可使一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在一夜之间改了旧观。但孔子所求者是一“仁”字，到头还是一种教化，一种德育；而这一项工作是无法一蹴而就的。这与耶稣的理想有完全相同了。
孔子曾两次要依附军阀来实现他的理想。一次是鲁国季氏家臣公山勿扰（费邑宰）的叛变，召孔子。《论语》记载说：“子欲往。”另一次是晋国赵氏家臣佛肸来招孔子。孔子自说：“子欲往。”这足以说明孔子行道心切的苦闷。但，两次都被子路谏阻了。孔子自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所谓“东周”是指迁都洛邑后的周室（旧都镐京在西），将继承周公文武的德化，而造出一个划时代的东周盛世。可见孔子是如何迫切地要奠定那时的混乱局面。
孔子的志向如此，所谓“栖栖焉，遑遑焉，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真是令人崇敬。他周游列国十四年，一面讲道，一面想挽转世局，结果是没有一国肯听从他。反而，像他的门徒子贡之流，倒可以外交辩才，弭息了几场纷争。孔子只有道，没有术。（和耶稣一样。）自己是一个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却做了一时代的政治的牺牲。
后世的人，恭维孔子为“素王”，照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便是“无冕之王”。魏文帝诏中说：“贤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这诚然是另有作用的鬼话（历代帝王一贯地用此方法，牢笼天下），孔子何尝想做皇帝？历代皇帝更何尝都是“大圣之才”？但，我想，孔子的到处碰壁，也未尝不是列国公卿都怕他来一个“政变”吧？耶稣还不是为了“犹太人之王”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三
因为有了孔子，才有了孟子。到了孟子的时代——战国时代——诸侯们已入于火并的阶段。封建的秩序再不能希望恢复了。因之，孟子也不再空谈“尊王”，只是苦劝实力派推行仁政，争取民众了。这颇足证明儒家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时中主义；而儒家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也在此时逐渐地发展。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已创制了初步的民权观念。假使孟子有道兼有术，“仁义”之外，再讲求“利害”，那么不必等到苏秦张仪的纵横术，战国时代应该可以早结束半个世纪，战国天下也未必一统于秦。可惜儒家究竟是学者，孟子究竟不是政治家或革命家。到底“德”还是“道”——还是“宗教”。孔子空有“圣之时者也”的雅号，他的学说除了被读书人在牛角尖里钻研以外，何曾被“时代”接受过呢？
孔氏之学，假使不经过秦代“坑儒”的窒息；不经过汉代的罢黜百家，利用儒家理论来做统治工具；以及历代历朝的曲解和聚讼；和后世学者，不能因时因地的发展认识他，那么中国的学术思想不知将发展到如何灿烂的阶段。两千年来经学大师们斤斤于章句间的研究到底何补于中国？时至今日，如果没有外来学术的启发，我们还将抱残守缺到几时？
对于孔子的重新认识，是必要的。
——原载《孔夫子》影片特刊，一九四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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