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日本
：常培红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中国自宋以后，为蒙古所灭，又于明为后金所灭，中国近代对西方文明不加辨析的仰视，对中华文明不加辨析的反复批判，这种状况使得文化中国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已经陌生到了无知的程度，唐代时由长安流传到日本的相扑，很多中国人竞认为那是日本的相扑，而所谓的日本刀不过是唐刀的仿制品。
中国汉唐及当代日本对儒家的理解源自荀子对于孔子的理解，诸如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个“儒”准确的说是荀子，对道家{《道德经》《庄子》《周易》}的理解源自韩非子对于道家的理解，即“以法释道”，中国史中称其为“打着道家旗号的法家”，日本的“神道”就从属于这一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霸道”日本思想家删除了其中的“权术”部分，经过重新商标注册，即所谓的“武士道精神”。韩非子的“权术”不仅和其老师荀子君子应该是诚实正直的思想是相冲突的，和其本人的法制精神也是相冲突的。
国人一再抱怨日本人学去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却不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何物！中国的教育只教会了人们记忆，却没有教会人们思考，自国都迁离长安之后中华文明迷失了自我。
西方的机械唯物主义深刻的影响着今天的中国，在社会的实践中导致了“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社会结果，即要想发展经济就得道德沦丧，要想成全道德就要牺牲社会发展，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是道德的，但毛泽东是以牺牲社会发展来成全其道德的，邓小平时代的社会是发展的，相对于毛泽东时代是富裕的，但邓小平是以道德沦丧为代价成全其发展的，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根本就不能统一。
机械唯物主义者认为；“权力失去监督必将导致腐败”，而实际的情况是对于人的行为进行事无巨细的监督是不可能的，荀子的礼制其作用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人性如何实现自我约束，即提升国民的素质与修养。
纲举则目张，纲：渔网上的总绳，目：渔网上的眼，提起渔网上的总绳一撒，所有的网眼都会展开，提起渔网上的总绳一拉，所有的网眼都会收紧，社会管理中会有许多问题，但提升国民的素质修养是社会管理的“纲”。
荀子与朱熹对于孔子，对于礼的不同理解，就如同毛泽东与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如同白天与黑夜的差异。
荀子依靠对君子的敬仰，对小人的批判来实现人性的自我约束，从而提升人的素养的，日本人喜欢称人为君，即《荀子》中的君子，日本人的素养由此而来。
君子；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劳苦之事争先，享乐之事能让，端正诚信，奉公守法而又明察事理，走遍天下，即使困于蛮荒之地，人们也没有不尊敬和信任他的。小人；蛮横而又性情奸诈，劳苦之事就偷奸耍滑，畏缩逃避，享乐之事就死皮赖脸毫不退让，并且卑劣放纵而不知检点，走遍天下，即使小人得志，人们也没有不厌恶和轻视他的。
君子容易结交但难以侮辱，容易恐惧但难以威胁，害怕是非但不逃避为正义而死。
君子安闲而血气不衰，劳倦而精神不懈。喜不过予，怒不过罚，是因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
君子耻于自己没有信用，而不耻于不被信任，耻于自己没有德行，而不耻于被人污蔑，耻于自己没有才能，而不耻于不被重用。
意志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左右金钱，小人被金钱所左右。利少而义多，为之，身劳而心安，为之，良农不因天旱不耕，良商不因亏本弃商，士君子不因贫穷而放弃原则。
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开端，而君子是执法执政的根本。有完备的法制而贪腐成风、民怨沸腾的情况是有的，有君子而贪腐成风、民怨沸腾的情况至今还没听说过，孙子的兵法并没有失传，但孙子不能保证后世的将军都百战不殆，《唐律》并没有失传，但唐太宗不能保证大唐世世代代都称王天下，法制本身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所以说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开端，而君子是执法执政的根本。有君子法制即使简约，也足以管理一切，没有君子，法制即使繁琐，也会因为执行力度的问题，或者失去先后施行的顺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而足以造成社会管理上的混乱。
荀子认为；法治与人治必须统一，单纯的法治或者单纯的人治都是片面的，这个问题两千年以前人们已经争论过了，而今天人们还在争论。
荀子是唐代时的圣人，唐太宗本人更是荀子的粉丝，荀子的“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曾被唐太宗反复引用，荀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从而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不因亲旧关系而取庸劣，不因关系疏远，甚至是政敌而舍贤才，因而使全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都能为唐太宗所用，而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的年龄、学历、户籍、关系背景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人能力的发挥。荀子的礼制认为；君子应该是诚实正直的，不服从君主而有利于君主的言行谓之忠，服从君主而不利于君主的言行谓之谄，服从君主而有利于君主的言行谓之顺，在荀子忠诚思想的影响下唐太宗的属下皆正直敢言，勇于任事，有一次唐太宗下令修建洛阳乾元殿，张玄素上书谏止，认为现在国力不如隋朝，如果劳民伤财动工兴建那么唐太宗那不是就连隋炀帝也不如了，虽然唐太宗不服，经过辩论唐太宗最终听从了张玄素的意见，停止了这项工程，并且称赞张玄素敢言，赐给绢五百匹。
在荀子成为圣人的唐代，唐的声威远播四海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今天的日本人和唐代的中国人一样要么是由衷的赞美，要么是直言不讳的批评，我们对此已经感觉到陌生和不习惯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个人利益决定个人判断，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的判断，人性中追求自身进步，自身生存条件改善的人之常情即人的发展权，或者国家的发展权是不容否定的，发展从属于公共道德，所以从属于“礼”，而朱熹的“礼”一贯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一贯否定个人或者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追求利益是不道德的，这种状况使得道德为个人与国家所轻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异化为道德的沦丧。
不论是道德还是法制只有与个人或者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溶为一体时，道德或者法制才会有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人们也才会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当利益与道德溶为一体时，人性好德如好色。
荀子儒学认为；一个人大是大非上对了，小是小非上也对了，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圣人。一个人大是大非上对了，小是小非上错了，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人才。一个人大是大非上错了，其它就不用看了。
朱熹说过很多话，有些当然是对的，但朱熹在大是大非上错了，所以他的其它就不用看了，把朱熹吹捧成圣人的宋王朝积贫积弱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
人之生固小人，没有礼制的引导，法制的约束，人性只能唯利之见，又遇社会变革，沾染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于是小人更加渺小，卑劣的本性更加卑劣，君子可以做小人，但君子不愿做小人，小人可以做君子，但小人不愿做君子。今天小人们的心灵如同他们只知道吃喝的嘴巴和排泄的肛门，安知大局整体，安知廉洁耻辱，安知恭敬辞让，安知道德公义。
人之生固小人，人先天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损人利己的，人的善良需要礼制的引导，法制的约束。人之性恶，尤如水往低处流，是不由自主的，人之性善，尤如水往高处流，水何以能从一楼流到十楼，其行为完全来自环境的约束与引导。而政府亦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当它的行为失去约束，当它的权力失去竞争，它就会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方便，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当社会还没有到犯罪高发，人民揭竿而起的地步，它就不会反省自身的腐败，政治权力处于竞争状态，政府热衷于启民智，而政治权力一但陷入垄断必将滋生政府的愚民意识，封建主义指的是处于垄断状态的政治权力，而不在于有没有皇帝，当代日本及欧洲不少国家都有皇室，我们为什么不称其为封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权力是处于竞争状态的。
一切为处于垄断状态政治权力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封建主义的，封建主义这个东西中华文明中有，西方文明中同样有。
在西方是自由人权启民智，而在日本是性恶启民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孟子的性善论是为政府的愚民政策服务的，由此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前夜思想界展开了针对孟子、朱熹的激烈批判。
关于劳资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领导者应该以爱护、公正的态度对待属下，下属应该以忠诚，尽职尽责的态度对待属上，即君仁臣忠，在企业内营造一种家庭式的社会氛围，即日本企业管理文化中的所谓的“团队精神”。
关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荀子认为；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尊敬是一样的，而实际情况是两样的。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贤，便为不肖，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是戏虎也，人如禽兽就是社会的垃圾，戏弄老虎则十分危险。
也就是说对于周围的人，先不要考虑你自己的内心感受如何，首先需要的是对他示敬，你尽可以有自己的好恶标准，但在与人相处时个人内心的感受都不应该表露，因为在两个人以上的公共场合，需要的是公共道德，而不是个人的一己私德。
关于家庭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两贵不能相使，两贱不能相事，数也。人与人的平等将会使社会丧失效率，一个家庭如同一个企业，一个军队，其组织关系必须有主有从，如果大家都完全平等，谁也没有权力命令谁，其结果只能是一群缺乏效率与和谐的乌合之众。
二战前后欧美、苏联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因为战争，及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其社会劳动力严重不足，而本身这一地区地广人稀，必须让妇女走出家庭以支持战争，及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多生孩子的妇女政府予以多种福利及补贴以鼓励其生育。自称为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1920年才承认妇女拥有选举权，所以欧美的妇女解放运动，更多的是经济发展成就的产物，而不是其自由与人权的产物。中国和欧美相比，由于人均经济总量偏小，人口过剩，在劳动异化与妇女解放之间“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必须制定限制妇女就业的政策，妇女更适合回归传统的社会分工—家庭之中。当夫妻双方都在工作中疲于奔命时，试问谁来照顾家庭？并不是全社会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雇个保姆的！
男尊女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物，而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则是民主形而上学的产物。
对于知识第一是学习，第二要怀疑，第三要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唯此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唯此知识才能为我所用，唯此人才能成为知识的主人，否则人将沦为知识的奴隶。
韩非子认为；“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即使在今天像美国这样的强国发动战争，像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弱国只能光着屁股挨打，国家强大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国家弱小别人就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我们。
贤人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纣为天子则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持，而贤智不足慕也。
孔子见到鲁昭公要下拜，不是鲁昭公的道德使孔子下拜，而是鲁昭公的权势使孔子下拜，如果鲁昭公光有道德而没有权势孔子是不会下拜的，在道德与权势之间人性首先屈服的是权势，而不是道德。
人性为利益所引诱，为权势所屈服，唯物主义通俗的说就是有钱有势，有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指的是经济先进，有势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指的是军事强大，一个国家经济先进，军事强大就能在国际政治的斗争中赢得主动，反之则很被动。
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子的思想在历史上成就了汉唐，在今天成就了当代日本，193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中国的十倍，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终于于2010年勉强超过了日本，这还是依靠十三倍于日本的人力，二十五倍于日本的土地及资源取得的成就，而且刚刚超过日本就面临着发展的可持续性。有人会说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受到过美国的支持，那么试问1937年谁在支持日本？有人说二战后的日本放弃了军备，一心一意搞建设，那么试问1937年日本有没有军备？有人说中国人多？北京总没有日本人多吧，是不是北京搞一个香港式的特区，实行京人治京，高度自治，北京就一定能超过日本？未必吧！如果非要说有人在支持日本的话那么也只能是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子，是荀子、韩非子给予了日本大国崛起的精神动力。
一个国家的文明如果不能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繁荣与成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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