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对直线的看法，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别。周易时空观贯穿着「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理念，它是排斥直线观的。而科学共同体的数学空间由直线构成。实际上，科学共同体所谓的直线，本质上不过是把曲线切断，再加一些人为作用，假名曰直线而已。
一、望梅止渴中的疑问
望梅止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贱文以望梅止渴的典故为引子，谈论作为现代科学之核心骨架的几何学问题。
故事：有一年夏天，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张绣，天气热得出奇，骄阳似火，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部队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走，两边密密的树木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山石，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中午时分，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有几个体弱的士兵竟晕倒在路边。
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心贻误战机，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眼下几万人马连水都喝不上，又怎么能加快速度呢？他立刻叫来向导，悄悄问他：“这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摇头说：“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要绕道过去还有很远的路程。”曹操想了一下说，“不行，时间来不及。”他看了看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你什么也别说，我来想办法。”他知道此刻即使下命令要求部队加快速度也无济于事。脑筋一转，办法来了，他一夹马肚子，快速赶到队伍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士兵们，我知道前面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快点赶路，绕过这个山丘就到梅林了！”士兵们一听，顿时嘴里都流出了口水，利用这个机会把部队带领到前方，找到了有水源的路。
提示：在这则故事中，作为工具的“梅”之实体至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出现。换言之，“梅”是一个虚构的东西，但它却发挥了一种确确实实的作用，亦即，曹操虚构了一个“梅”，而士兵们追逐一个虚构的东西的过程中，实实在在的完成了急步前进的过程。为什么会如此呢？
一、几何学的老问题
我们所熟悉的两种新旧物理学，是建立在作为物理空间之模型的数学空间之上的——经典物理学构建在欧氏几何框架上，而相对论构建在非欧几何框架上。在一般性的讨论中，数学空间和物理空间经常会被科共体混为一谈，然而事实上，它们之间的鸿沟又是非常明显的，数学空间研究的是抽象的形式符号体系，而对物理空间的研究，我们必须要依赖于具体的经验。总之，数学空间和物理空间，或者说模型和实物之间还是有重大区别的，它们绝不是可以无条件等同化的关系（好比一个活生生的人和此人的模型——模型可以在外在的形式和大小上可以无限趋近实物，却也永远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实物）。
几何概念里的一些逻辑悖论，实际上是个老问题，大多数人都是非常清楚的。以直线为例，直线的定义是“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可以无限延长的线”，很显然，我们的肉眼是不可能看得见“没有宽度的物体”的。或者说，凡是我们能看到的物体，必然要有宽度，无论它多小，总归不能是「0」。直线没有宽度意味着它失去了可视性，而没有了可视性就是脱离了我们的经验范畴，也就是说几何定义里的直线，其实谁都没有真正的见过，亦即，几何定义里的直线其实是不存在于真实的物理空间里的（几何学里的直线，犹如望梅止渴里的“梅”一样，是至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实物）。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几何概念里的直线是不存在的，我们为什么在讨论它？不存在的东西，连对它们的讨论本身也应该不存在，因为，讨论本身意味着它在某种层面上是存在的。更为“神奇”的是，我们不仅在讨论它，而且接受了科学训练之后，我们可以在脑海里建立起一种几何学想象能力（物理学想象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几何学想象）。
这个现象颇为诡异，因为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能力。比如，我们对“牛头马身”这种东西进行想象时，我们会把记录到我们脑海里的“牛头的印记（我们见过）”和“马身的印记（我们见过）”调出并进行组合，进而完成一种想象过程。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调用从未见过的东西进行组合或拆分式想象。举个最简便的例子，看官现在能够想起愚这个撰文者的长相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读者和愚从未见过面。亦即，没有人可以想起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而我们在物理空间中确实找不到，亦没看见过几何定义里的直线，为什么我们还是能进行某种几何学想象，并把这种想象反过来映射到物理空间呢？没有人可以画出“没有宽度而只有长度的线”（可以画出说明它可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亦可以肯定，只要画出了某种线，必然有宽度），而一个几何学或物理学老师如果不画出某种线的话，课程讲授将无法进行，而且学生也不可能在意识形态里建立起一种几何想象体系。
二、条件反射
为了探明这里的缘由，我们需要从源头开始回溯。我们看看我们的语言能力是如何获得的。举「苹果」一词为例。教师会在黑板上挂出苹果之图(或手拿苹果)，在旁边写「苹果」和「pingguǒ」，范读「pingguǒ」并要求学生跟读。此时，学生的面前出现四种要素：苹果之实物之「象」、符号的「苹果（亦是一种象）」和符号「pingguǒ（亦是一种象）」，以及声音的「pingguǒ」。学生需要把这些要素不断的进行捆绑式记忆过程。当这样的过程反复进行多次之后，学生们会对这些东西逐渐的熟悉起来，并形成语言文字能力。
经过长期反复的训练，学生会形成由「物象」、「符号象」、「声音」捆绑而形成的条件反射机制，即语言文字能力。形成这种条件反射机制之后，任何一项的输入都可以输出与之捆绑过的信号。比如，在黑板上写出「苹果」二字，或在学生的耳朵里输入「pingguǒ」这个声音，学生就可以在脑海里浮想起苹果之象，或者，当学生看到实物之苹果就可以写出「苹果」这个文字，或者念出「pingguǒ」这个声音等等。
如果说学习语言的过程是条件反射系统的建立过程，那么，说话或者阅读文字是这种机制的使用过程，它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思考过程”，而是我们的一种“不由自主的”或“毫不费力的”就可以完成的能力。比如，一个识字的人，当他的视线扫描到「苹果」这个符号的时候，是“不由自主”的“一下子”念成了「pingguǒ」，和浮想起与「苹果」这个符号捆绑过的「苹果之实物之象」，而不是通过“思考”读成「pingguǒ」和浮想「苹果之象」。而不识字的人，看着这里就会是一团杂乱的线条而已，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一种语言，听起来就是一种“乱叫”，不承载任何意义。亦即，某种特定声音组合或文字组合所能承载意义的前提是，某个人对这种特定的声音和文字组合接受过前期训练。通俗的讲，如果一个人会某种语言和某种文字，说明他有过一段学习过程，而这种机制的建立过程不是他经过“思考”建立的，而是通过反复的机械式训练灌输而成的。
是故，几何学可以不顾及字面逻辑悖论，强制性的建立起一种违背宇宙实际的符号体系（想象体系），是因为它不是通过人们的“思考”建立的，而是通过条件反射机制强制性的灌输于人们的脑海中的原因。更详细的说，当我们的视线扫描到「直线」这个词汇的刹那，与学习「直线」这个概念时从黑板上曾看到过的那个「可视线」，会通过条件反射机制不自觉的在脑海中浮想起来。而这个在脑海里浮现的可视线，绝不是定义里的“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线”，因为“可视”和“无宽度”，是不可通约的概念。
实际上，对于科学共同体来说，数学空间有没有逻辑悖论并不重要。因为对于科学共同体来说，对方只要谈论这个概念，或者，让他接触这些概念就行了。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只要「直线」等符号出现在对方的眼前(或「zhíxiàn」这个声音输入到对方的耳朵)，对方的「无意识条件反射系统」就会把曾经与「直线」这个符号捆绑过的可视线，从脑海中的印象库里调出来。所以，它以什么名义出现都已经无关紧要了，甚至以不存在的名义出现。“直线是石头”，“直线不是直线”，“直线是曲线”，“你现在想的那个直线根本就不存在”等等都可以实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浮想起，曾经与「直线」这个符号捆绑过的可视图像”的效果(再次强调，可视线，绝非是定义里的线，定义里的直线不存在，我们从来没见过——只要是可视线，必然有宽度)。而一个人一旦形成这种条件反射机制，不管他在什么地方，科学共同体就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远程精神操控，进而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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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庄子的存而不论
科学共同体常以反迷信反宗教的身份出现，可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科学昌明的西方社会，科学和宗教并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比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妇、伽利略、达尔文等等，都是基督教徒。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这是因为人们未以“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之理想问题的缘故。西方体系里的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科学，哲学等等都是同宗同源的，就像中华文明的道家，儒家，中医等，皆是发源于易经一样。科学和宗教之间的争斗，只可能是西方诸体系之间的内部争斗，而不可能是一种维护整个西方体系和颠覆整个西方体系的势力之间的斗争。西方体系之底蕴，只会不断的派生出秉承西方体系之东西，假如它要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除非是受到了外来力量的打击，比如受到中华文明的冲击。
西方传统宗教是一神论，而中华传统文化是阴阳观。如果非要以“神”这个字眼来表示，可以说传统文化是阴阳二神教，它否认存在单一的阳，或阴。而几何学恰恰是一种“一神教”。比如，物体的长宽是一对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故万物有长必有宽，而不可能存在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物体，所谓孤阴不长孤阳不生也。而几何学定义里的直线，恰恰就是“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假如把长度定义为阳，几何直线是孤阳无阴。假如把长度定义为阴，几何直线是独阴无阳。这些都是不可能存在于现象界的东西。所以它又是绝对概念的对立，没有宽度就是绝对小，无限延长就是绝对大——孔圣人创制的一个太字，把中华文明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大小相依观表述无遗）。
有无也是一对阴阳，故中华文明不单论有神，或无神。换言之，中华文明既不是排斥无神论的有神论，也不是排斥有神论的无神论，而是“有神而不论”论。当一个人说自己是无神论者的时候，其实恰恰已经谈到了神了，彻底的无神论，应该是连谈都不谈，所以事实上，中华文明才是真正的无神论，而不是科学共同体的无神论。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存而不论”之合理性也有认识论方面的考虑（几何学讨论的孤阴或单阳之物，是超出了我们经验范畴的“超验物”，与西方宗教谈论的超验客体——上帝，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华文明不讨论超验客体，因为它脱离了我们的经验）。关于道的存在，我们通过仔细斟酌可以感悟得到。最简单的反问如，如果道之不存，世界从何而来？但是，中华文明不直接论证道的存在，只靠个人心悟，亦不允许某个人描述“道”。因为我们的任何思考和想象及言语，都不可能超越我们的经验范畴，而仅仅靠我们的经验，是不可能认知道的本质，因为道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及想象能力。质言之，不管是谁，想破了脑袋也不可能想到“道”到底是长成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脑子里的想象，永远只是我们脑子里的想象，不可能跳出自我局限而以客观的角度观察客观。人不可能以自己没有的经验要素来认知世界，或者说，一个人的认知，不过是不断的组合他个人的各种经验要素的游戏而已。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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