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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在2008年7月,经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战国竹简。有关情况,我在2008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刊出的《初识清华简》小文中已经叙述过了。事实上,从7月15日竹简到校时起,清华就组建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这批文物进行清理保护。已经知道,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之际,这一点已经碳14测定证实。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连同少数残断的在内,一共有2388枚,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由于数量庞大,文字难释,简又经过流散,需要缀合、排比、释读,整理任务无疑是沉重和长期的,何况技术性的保护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目前要全面了解清华简的内容,还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开始清洗竹简时起,在观察间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些还确实是惊人的。这里想介绍给大家的,是我们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
《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篇简书完全是《尚书》那种体裁,开头说:“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大家知道,古代能在位五十年的王很少,刚好是五十年的只有周文王。《尚书》里的《无逸》记载周公的话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因此,我们看到这第1支简,便猜测是指文王。后来找出后面的简文有“王若曰:发(武王名)”,设想就证实了。
篇文没有记出月份,只有日子的干支:“戊子,自靧(即頮或沬字,洗脸)。己丑,昧爽……”。这是文王发布遗言的准备仪式,和《尚书·顾命》所记周成王死前的仪式相似,只是简单一些。
文王对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用这两种史事说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
第一件史事是关于舜的,文王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这段话讲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将事情做好。这使我们想到子思所作《中庸》所载孔子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近期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教授有《说甲骨文中的“阴”和“阳”》论文,论证“殷人已能定方位、辨阴阳,有了阴阳的观念”(见《黄天树古文字论集》),所以文王提到“阴阳”并不奇怪。如果考虑到文王与《周易》的关系,更使我们产生不少联想。
第二件史事是关于微的。微即上甲,是商汤的六世祖。文王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这里讲的是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王亥与上甲都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等学者从《周易》、《山海经》、《纪年》等文献中钩稽出这段久已湮没的史迹:商人的首领王亥曾率牛车到有易地方贸易,有易之君绵臣设下阴谋,将王亥杀害,夺取了牛车。后来王亥之子上甲与河伯联合,战胜有易,诛杀了绵臣。
周文王所说微的“假中”,是什么意思还需推敲,但按《保训》,微由此把“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于是汤得有天下。和上面讲的舜一样,“中”的观念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保训》篇反复强调的。
大家都熟悉,《论语·尧曰》载尧命舜:“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并云:“舜亦以命禹。”这与《保训》周文王所说有所不同,不过孔子确实重视中道,其孙子思所作《中庸》就引述了孔子有关的话,然后做了专门的发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提高到哲理的高度上来阐述,同时与“和”的观念沟通结合,有很大的发展。无论如何,《保训》的思想与儒学有共通之处,很值得探索研究。
谈到这里,自然难免牵涉到宋儒的“道统”论。朱子撰《中庸章句》,序的开首即讲“道统”,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朱子说的舜授禹之言,见于东晋以下流传的《尚书·大禹谟》,号称“十六字心传”,阎若璩等已经明辨其伪。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相信会引起各方面的兴趣。《保训》简的图片和释文,不久也会公布,供大家研究。
李学勤： 清华简《(耆)夜》
(耆)夜”。据简文系国名,即传世古书中的“耆”,也写做“黎”、“
”或者“饥”、在今山西东南的壶关(或说黎城)境内。“夜”则是与饮酒礼仪有关的词,我个人以为应读为《说文》“口”(dù)字,《尚书·顾命》作“咤”,许慎训为“奠爵也”。
(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这关系到商代末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大家知道,《尚书》的《商书》中有《西伯戡黎》,记载“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祖伊是商朝大臣,得知周人战胜黎国(即耆)的讯息,急忙向纣报告,没想到纣自称有命在天,拒不听谏,依旧怙恶不悛。武王出师戡耆,得胜归周,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庙进行了“饮至”的典礼。“饮至”意在庆功,如《左传》桓公二年云:“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解释说,师返,于宗庙“祭告后,合群臣饮酒,谓之饮至”,并说明“舍爵”是“设置酒杯,犹言饮酒”,都与简文相合。
《周本纪》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戡耆饮至典礼上,这些人都在场。简文云:“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即介),周公叔旦为命,辛公(甲)为位,作策(册)逸为东堂之客,郘(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他们在饮至中的身份,可参看《仪礼》等书。
毕公和周公一样,是武王之弟,他于典礼中为客,可能由于他任伐耆的主将,功劳最大。召公或说系文王庶子,同武王也是同辈。辛公见《左传》襄公四年,称辛甲,为周大史,《韩非子·说林上》作辛公甲,这里的“甲”大约是一名一字。作册逸见《尚书·洛诰》,古书里又称史逸(佚)、尹逸。《国语·晋语四》云文王“访于辛、尹”,韦昭注:“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吕尚父古书作吕尚、师尚父、太公望等,是大家熟悉的。
简文没有详述典礼的仪节,主要讲的是饮酒中武王和周公所作的诗。
先看武王致毕公的诗,简文云:王夜(咤)爵醻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紝(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作歌一终”,语见《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古时诗均入乐,演奏一次为一终,“作歌一终”便是作诗一首的意思。武王诗内“宴以二公”意即以宴二公,二公是毕公和周公。
接着有武王致周公的诗,题为《(輶)乘》;周公致武王的诗,原失题,疑当为《口口(英英)》,都说是“作歌一终”。周公致武王的诗,则是: 周公或(又)夜(咤)爵醻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
这首诗叫做《明明上帝》,使我们想起《逸周书·世俘》(即古文《尚书·武成》的别本)载,武王克商,在牧野举行典礼,当时有乐舞:“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武》是《大武》,《明明》清代惠栋以为即现存《诗》中的《大明》,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已指出《大明》句中有“武王”谥,成篇应该较后。现在看,《明明》或许即是周公这篇《明明上帝》。 附带提到,诗里所说“岁有歇行”,是讲岁星(木星)的视运动。
简文的后一半,更令人惊异。原文说:“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蟋蟀即促织,周公见蟋蟀在堂,作了《蟋蟀》一诗。 读《诗》的人都知道,《诗·唐风》有《蟋蟀》三章,简文的《蟋蟀》也是三章,尽管文句有相当不同,其间的关系却是清楚的。
细味简文,周公作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躭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诗论》讲“《蟋蟀》知难”,正与此相应。《诗序》虽然说《蟋蟀》是刺西周晚期晋僖公(厘侯)的诗,所云“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对于诗意的体会还是不错的。
如果《蟋蟀》确系周公所作,它怎么会被采入《唐风》?我们似可作一推测。
原来耆(黎)国与唐有一定关系。《帝王世纪》等古书云尧为伊耆氏(或作伊祈、伊祁),《吕氏春秋·慎大》还讲武王“封尧之后于黎”。春秋时的黎侯被狄人逼迫,出寓卫国,事见《左传》宣公十五年和《诗·旄丘》序,其地后入于晋。揣想《蟋蟀》系戡耆(黎)时作,于是在那一带流传,后来竟成为当地的诗歌了。
这些不过是初步想法,写在这里请教,希望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李学勤：清华简--学术史研究新贡献
清华简是在2008年夏天入藏的，其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于2010年底出版，第二辑目前尚在编写中。这两辑报告共收简10篇，而整批简初步估计有60多篇，因此现在想准确评说这批简对古代学术史研究有怎样的价值，实在是为时尚早。但即使只就这头两辑来说，已经可以看到清华简在这方面的重要性，这里试谈几个问题。
首先是《尚书》的传流问题。大家知道，汉初伏生传《尚书》28篇，为今文《尚书》，后来景帝末曲阜孔壁发现《尚书》，增多16篇，为古文《尚书》，其后又有杜林得于西州的"漆书"古文。古文《尚书》久已散佚，东晋以后流传的《孔传》本宋代以来屡经学者质疑，也一直有论作为之翻案。清华简中有《尚书》一类书籍20余篇，有的是今文《尚书》有的，如《金縢》，有的是见于孔壁古文或百篇《书序》的，如《尹诰》（即《咸有一德》）、《说命》，还有一些是今古文都没有的。以清华简《尹诰》与《孔传》本《咸有一德》比较，很容易看出后者是晚出的依托之作，种种辩解都是徒劳的。
清华简还有几篇，如《皇门》、《祭公》，汉代以来收录于《逸周书》，而在竹简中居于与《尹诰》、《金縢》等同样的地位。这证明在汉代还曾有不少这一类文献传流，只是由于不见于百篇《书序》或类似原因，被屏于《尚书》之外，现今我们对之就应该刮目相看了。不管是《皇门》还是《祭公》，其所体现的思想特点都和《尚书》中的《周书》各篇一致，足以证明后来的儒学确实是继承和发展了西周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传统。
传统的看法是，孔子删《书》，选定百篇，篇名见于《书序》，清华简虽有《尚书》，却不能证实这一点。特别是简里虽然有《金縢》篇文，原来用的篇题乃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并不像《书序》那样标为"金縢"。这至少表明，把篇文抄写到简上的人没有见过《书序》。
其次是《左传》的可信性问题。《左传》一书，传为西汉张苍所献，出现之后即在学者间引发争论。争论的焦点，本来是传文是否与《春秋》经文互为表里，到了近代，竟有著作怀疑《左传》记事的真实性，如日本津田左右吉的《左传的思想史研究》可为代表。清华简中固然没有《左传》，但有一种我们试题为"系年"的史书，在许多方面能够与《左传》彼此印证。
即将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中发表的《系年》，共有138支简，分为23章，叙事起自周初武王、成王，下至战国前期，其间属于春秋时期的章数最多，许多地方可与《左传》对照，相为补充，也证明《左传》所记真实，足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甚至一些人物的话语都是相似的，例如《系年》载，晋襄公死，其子灵公年幼，大臣想召请襄公之弟、当时在秦国的公子雍为君，"襄夫人闻之，乃抱灵公以号于廷，曰：'死人何罪？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将置此子也？'"《左传》文公七年记此事，襄夫人说："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与《系年》所记基本相同。
《系年》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就是在好多方面接近于古本《竹书纪年》。《纪年》是西晋之初在今河南汲县境内的一座战国魏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内容记夏商周史事，直到魏襄王二十年（前299），而《系年》作成于楚肃王时（前380-前370），彼此相去不远。《纪年》、《系年》若干记载一致，如西周晚年有共伯和执政，不同于《史记》周、召二公"共和"之说。
过去研究《纪年》的学者，大都以为《纪年》是类似《春秋》的编年体。晚出的所谓今本《竹书纪年》，就是这个样子。不过现在还能在传世载籍里找出的《纪年》佚文，有些是很难按编年体编排的，比如《史记·越世家》索隐所引关于越国史事的《纪年》原文就是如此。猜想《纪年》本来的体裁是和《系年》类似的，以史事为中心分为一章一章，有点像后世所谓"纪事本末"体。是否这样，需要深入研究，这在史学史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最后说一下楚国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问题。迄今为止，以书籍为主要内容的随葬竹简，已经发现了好几批，最早的如信阳长台关简，后来的慈利石板村简、荆门郭店简、上海博物馆简，加上这里讨论的清华简，内涵之丰富，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过去所能想象的。这些简都出于战国楚墓，当然是由于当地埋葬制度和地下条件特殊的原因，然而也充分说明了楚国的学术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以往历代学者，常视楚国为蛮夷之地，似乎没有多少文教可言，其实不过是一种偏见。重新考虑古代学术的地理分布，有关的材料条件已经逐步趋于成熟了。把现有的这几批简综合起来，结合传世文献研究的成果，写一部战国时期楚国学术史，一定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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