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从来就是迥异于西方的合之道文明。中华子孙两千多年来世代锤炼形成的依道集权“大一统”，更使得我们完全可以用“大一统”文明的称谓，来定位和定性自己所传承下来、所现实拥有的这一切。
虽然，我们常常觉得“大一统”的提法，不够那么有板有眼、周正规范，可我似乎还是非常青睐这样一个最能表达全然不同取向和极尽统合程度的给力带劲之称呼。在我眼中，我甚至更愿意将这个“大一统”，看作是“高大全”、“坚实稳”、“广久合”超级一统文明的一个极简称法。为什么呢？全因为，在努力统合一切的合之道路向上，中华文明于过去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程中，早已铸就了最系统、最健全、最丰满、最坚实的堪称人类最高级的统合体系之一整套来。这是无与伦比的，是绝世无双的。所以，即便称之为最高“大一统”、最全“大一统”、最大“大一统”、超级“大一统”、天人“大一统”、千秋百代“大一统”、全世界最高级高超高明的“大一统”，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丝毫的过分之处。
现如今的中西之争，是一百年前中西两大文明历史性大碰撞的延续，或者说是前期初碰撞的更进一步之延深，是从表层铁甲木舟碰撞入得深层心脑撕扯的最后决战。可以说，现在我们所遇到的文明冲突和一切中西矛盾，归根到底都是“大一统”与极分取向两大人类主流体系的冲突与矛盾。甚至，中国社会今天所有的一切巨大艰难、纷乱、困惑、不适等，都无一不能在这两大截然相反的体系冲撞中，找到最初始、最根本的病源病灶。
在近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上，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枢大脑一样，中西方文明不同的上层思学研教体系（现在西方话语环境下，经常称之为知识学术体系），都毫无例外地起着各自文明的主导、提领、思考、运化、发声、规划甚至指导践行、整合思行之作用。从这种层面上看，我们说，世界上的每一个文明，事实上都是有着各自容量大小不等、发育程度不同、调统能力各异的文明之“大脑”的。中西方文明的“大脑”，就像他们自己硕大健全的文明躯体一样，都是相当系统、完备、成熟和高超的。这是基本的共同点。
然而，文明的不同，决定着各自量身打造出的文明大脑也必然有异。既然，分合两道，背道而驰，那么，中西方文明各自的大脑，在结构上、机理上、形态上、作用上出现极大的不同，便可以视作是合情合理的，是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了。这种显然符合事实的逻辑推论，恐怕绝大多数人不会不同意吧。
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当今中国这套西式学术知识体系，根本无法承担得起中华大一统文明之道统一体学问所面对的一切。就像一个平台简陋、口径狭窄、通路不畅、功能有限的小型计算机，根本应付不过来连接着亿万台电脑的海量云计算一样。这套一百年来从西方移植嫁接来的体系，承担的是分科制能做的一切，是科学范畴内的一切，是基于西方科学规则理性的一切，是规律世界的一切。然而，她所面对的中华文明一整套，要的却是大综合，是超级一览无余的大一统整合，是其内再无内、其外再无外之完全彻底的统统归一。这哪是西方所见识过的？这哪是她的那两下子所足以应付得过来的？一句话，西学被引入，能应付得了中华文明肌体羸弱初醒时大脑发育不全的一度，却根本无法承受中华文明复兴壮大之后的长久超强需要。
要说西式知识学术体系不能承受、担负，“小脑袋”应付不了“大一统”，这一方面，肯定是说西式知识学术体系太过狭窄、碎小、具体、容量不足、功能不够了； 另一方面，当然也等于是在说中华文明及其历久铸就的思行知用“大一统”最高合之道实有体系，确实是太大、大全、太高远、太广阔、太复杂、太丰满、太综合一体、太无所不包了，以至于基于客观自然现实的、基于理性知识范畴的、基于细分学科化的、基于具体精确纯粹的整个西式知识学术体系，即便动员自身一切力量，使出全身所有解数，也根本无法完成这一对她来说根本无法担负得起的重任。
前面几篇博文，对西学的细碎、窄狭、割裂、绝对等，已经有了一些揭露。这个问题，许多人其实也早已看得清楚-------尽管，大多数人未必看得那么完全、彻底和通透。在这里，我主要想来谈谈中华文明极其中华之道“大一统”体系的高大全重之问题。
从一点说起吧。就先来说说中华文明土地上结出的最高学问成果，也就是那个“非常道”的“道”了。我想，通过初略地讲一讲这么一个两千多年前就被揭示出来的“道”，有多么地大、多么地高、多么地广、多么地重、多么地归一又挂万、多么地系统凝结着整个文明的世世代代，从而使大家清楚地明白一点，即：整个西式知识学术体系体系，也就是目前占据我们中国最高思想和学术地位的这些大学院校、社科研究机构们，根本不足以担负起中华文明复兴之“大脑”的重任来。仅有他们，我们中华文明的“大脑”，是一种“偏瘫”的“大脑”，是一种担负不起思考中枢的残缺“大脑”。中华文明要使自己复兴健全起来，必须先从复兴健全自己的符合“大一统”要求的统一“大脑”开始。
关于“道”，大家的各种说法解读都有。而且，这种不同的思考、解读、说辞，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这是从老子系统阐述了“道”以后，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千年万代演进历程，自始至终一直都没有间断过的。我之所以特别地强调着一点，这是有着明确的用意的。也可以说，我这已经是开始在阐述“道”的第一个特性或特点了。那就是，道的概念与事实之统合构建或凝铸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华文明长久以来集体创造出的这个“道”（准确地说是老子等先哲和后来整个民族的共同创造），既是概念意义上的，也是事实层面上的。她是概念与事实、名与实的合一统一。这，其实正是中国古代学问人在名实之辨后，形成的统一共识共循所必然得到之奇葩硕果。在这一点上，中国学问的传统理念或思考视界，便早早地与西方形成了一条大大的分水岭。
进一步地讲，西方学术知识与中华依道治学或道理学问之间，从一开始，便在概念与事实或名与实上，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西方看重的、倚重的是名或概念。中华道理学问，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只看重、倚重实或事实，而是既看到了名，又看到了实，在看过名与实以后，站在全面完整之最高通盘层面上，寻求着名与实的统一。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中国人倚重事实、客观结果，可并不是只站在了唯事实论的一边的。这就是中道、中庸之道！所谓中道（我更愿称其为脊道或中脊道），也并不仅仅是只站到两者中间就可以了，而是在确定和兼顾了两者、两面之后，为了整合统合需要，站到了看似不偏倚、看似居中，却实则更高一层的、通观全盘一切的脊道上。虽然，这种脊道，因为常常会被行与用的巨大现实力、自然整合力所牵引，走向比较偏重事实、现实、客观、结果的一面，可这与一开始就直接投靠到那一边去，是有着根本性的本质区别的。这从“道”，既是一种现实的路径，一种文明集体的客观聚踏所凝铸起来的实有存在上；又是一种高深概念构建，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非现实之思行依循上，便可以体悟和洞察得到。
仅就此一点来总结一下，我们便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西方知识学术体系，开的口子要比远远小于“道”所驰骋的疆界，根本无法全覆盖中华文明的“道”。她既不能在总体上直接与现实、事实、客观、结果实现无缝对接，也根本无法站到全盘贯通的统一整合更高层面上总摄全局。至于说科学和实证主义兴起以后，特别是解构哲学的现代思想运动发展以来，西方知识学术体系也很大程度上纠正矫正自己形而上的偏颇。可将现实、客观、自然、事实结果揽入视界内是一回事，要实现名与实、概念与事实、认知成果与行用结果的衔接统一，则是另一种未必几百年就能完成的事。在这方面，西方最高构建的哲学，距离中华之道的差距，那也是相去千里百代之遥的。
更多的抽象分析与阐述，我不想说了。为了证明我所提出的西式知识学术体系根本无法承受中华“大一统”的“道”学之重问题，我想讲点更能为大家切身感受得到的、现实实际的东西。咱们都知道，西式知识学术体系，是分科式的专业学科系统构建。中华文明的“道”，却是一种既无所不包、集大成，又久久归一、统合一道的“大一统”名实统一体。西学体系，本身从来就没有一种宽口径统一面对这样综合关联重大问题的统一机制。不信，我们可以去看看现今西学体系下的相关学科。看看谁能、或者哪几个联合统筹起来能承接得住那重得不能再重、大得不能再大的一个“道”字。
首先，我们来看看单独开设的主要几个专门学科吧。哲学，能行吗？不能，因为哲学是形而上的构建，即便后期发展出了一些实践的、经验上的理论，特别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实践论，可被最高学问和思想构建压在较底层的，被常常教训着、指导着的实践应用，显然与中华之道站在脊道上、往往更加注重现实世界自然而然整合作用的全面全盘智能统筹，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敞开来说，凡是执着于学理的某一学科，都不可能自觉地、积极地、很好地嵌入和融到自然而然活生生的世界自然中去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追求，从而也必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构建和方式。
退一步或者跳出来讲，我们即便不评论西方哲学与中华之道谁高谁低、谁更好谁不够，我们单从一个是学科式的，一个是超学理性的；一个是偏重于认识论、形而上的，一个是站位于全盘全部的、归之于自然而然自然的；一个是在名形概念的丛林中、思辨的高空久久不肯下来，一个是把进一步的认知建立在实际行动应用动态过程中的；一个是理论学说、思想体系层出不穷却不断被打倒推翻，一个是有根成体的一“道”自始至终总被整个文明所尊奉依循着等等各方面看，也没有任何理由，必须用西方的哲学去统合中华之道，而不让自己恢复原来就有的、最适合于自己的中华拓道学问体系吧？这其中的道理，就像放着能装西瓜的大箩筐不用，反倒硬要拿出捞面条的笊篱来使唤，不是愚蠢、能是什么！更何况，现在的西方，自己也已经开始解构了传统的哲学了，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哲学已经死掉！
历史学，所面临的尴尬，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人不愿用哲学的概念范畴，便著起了中国的思想史来。可史，毕竟是历史，是过去、昔日的存在，即便被今人重新解读，也仍不能走出过去的环境和时光。道，产生于昨天，从过去走来，可她现在还活着，她是活生生的中华民族之思行知用，她是我们今天似知非知、或懵懂不知却处处依循运用着的体系系统，她甚至可以说就是我们昨天今天明天社会、生活、人生的本身。这怎么个研究法呀？历史学，敢声称自己有这么大的能耐吗？更何况，历史学科也是有其自身的边界的，尽管不是如楚河汉界那么明晰地具体可见，但她自己知道什么事是她该罢手时得罢手的。其他各科，莫不如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现在，我们来说说跨学科研究或联合研究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好的趋向。可我不得不说，在西式知识学术的体制下，这种努力和作为是有限度的，是不可能走到很高很远的中华之道恢弘综合境地的。除非，有一天能全面突破打破这套体系，并从思考取向和治学理念上来个天翻地覆的彻底改变，否则，即便有机会，也只能是在理论层面的指缝间流出的一点渺茫希望。不是我武断，从各方面看，让西式知识学术体系自我更新改造过来的几率，几乎约等于零。中华之道及其知行思用合一体系的复兴重建，最终只能靠中华道理学问体系的复兴重构才能实现。
我关注到长期以来关于文史哲走向联合的呼声和实践，我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国学院的纷纷成立，但所有这些，只要没摆脱学科化构建的牢笼，到头来，不仅举步维艰，也是难以攀上更高层次，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这其中的道理相当简单。联合起来的、拼凑在一起的若干学科，甚至没有明确大一统站位、道之高远指向、直面文明现实之魄力及整合思学研教、社会民众、国家执政系统能力的当今国学，要想全面系统地发掘和构建中华之道，那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与其说是一个谁能不能承担得起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谁的覆盖范畴够不够广大、谁的认识层级到不到位的问题。现如今的传统文化研究也好，文史哲联合专题研究也好，有名难以有实和贯通整合的国学努力也好，没有一个，是能够站上中华之道体系最高巅的，是足以统合起西式学术、治理策略和中华学问三大块的。道自一始，而入八方万物；学不循道，如何贯通以往？所以，只要是超越不出西式知识学术体系来，任何跨学科也好，大联合也好，统一国学也罢，都不可能站到上应有的高位，形成全覆盖的视界，实现承接得起的思行知用之系统整合。唯一可能抵达这般高度的，只有自由无界与活力无限的高超思想认知，可这点，当今的国学研究界有吗？我们尚没有看到。
最后，我觉得必须说一下，最近我观察到了一些可喜的努力和改变。一个是《光明日报》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联合搞了一个“中国路径”研究项目，这可以说是在大一统中华之道体系的集约化研究中，走在最接近了“道”层面的先行者。不过，由于其是在文化而非最全盘和根本的文明层面上展开，由于其刚刚开始了一种独特路径的问题而尚没有直接锁定到中华之道大一统体系的层面上，所以，体制的制约和认知的局限，也还是相当明显的，距离真正接触到中华体系的核心，距离真正找到研究中华之道体系的方式方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再一个，就是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一个世界文明研究中心。他们出了一整套研究世界文明历史和理论的丛书，很有价值和意义。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看看。相信会对许多思考者更好地站立在文明的开度上探索，提供极大的启示和帮助的。不过，我个人认为，由于他们针对中华文明自身实际的思考有限，加之也未能从中华之道体系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所以，截至目前，可以说尚没有真正接触到中华文明和中国问题的本质。这就是中国学术研究目前的现状。
反倒是在草根思考者群体中，有一些先行者，已经开始了力图发掘中华大道、力图构建自己体系学说的努力了。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未必真能直达根本、洞察贯通一体的大道，但这些人在发掘和揭示中华之道的路上，走的是最贴近的和最对路子的。未来中华之道体系的阐释与重建，或许将会更多地依赖于他们。当然，这指的是在中国复兴和重构起自己的寻道学问体系之前。之后，那必然将是万流归一式的统合一道的，是归于一个总体整体体系的。这也就是我所积极呼吁的那种中华学问或中华道理学问体系。唯有此，可以一统整个中华文明大脑的各个部分，起到统筹中枢的不可替代作用。
王岩林的博客 wyl.caog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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