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询皇甫诞碑”疏证
一 皇甫诞的卒年
碑文中皇甫诞的称号是“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弘义明公”。皇甫诞以身徇国的时候，隋炀帝下诏：“赠柱国，封弘义公，谥曰明”。而“左光禄大夫”确无从查证，可能是后世之褒扬，这也是符合礼法的。其生前最后战斗的岗位是“并州总管司马”。公元604年八月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皇甫诞死谏杨谅，被杨谅囚禁。“谅主簿豆卢毓出诞于狱，相与协谋，闭城拒谅。”杨谅在兵败退守并州的时候，将其杀害。所以皇甫诞的卒年应是公元604年。这个时候，欧阳询47岁，于志宁16岁。
二 皇甫诞碑文的成文时间与皇甫诞卒年无关
皇甫诞碑文的撰文人是于志宁，碑文中其称号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依据《旧唐书·列传第二十八·于志宁》可知，“银青光禄大夫”是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因其“率群从于长春宫迎接，且有名于时”而授予的；公元629年贞观三年，于志宁时任中书侍郎，后加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封黎阳县公。又依据《旧唐书·志第二十二·职官一》记载：“爵，《武德令》唯有公、侯、伯、子、男，贞观十一年加开国之称也。”可知“黎阳县公”可称为“黎阳县开国公”是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的，也就是于志宁撰写碑文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637年。这个时候，欧阳询80岁，于志宁49岁。由此可见，皇甫诞碑文的成文时间与皇甫诞卒年无关。
说到这贞观十一年，要注意了，这一年“温彦博”辞世，著名的“虞恭公碑”诞生。
三 于志宁“上柱国”的勋号显露破绽
于志宁所用勋号是“上柱国”，但在《旧唐书》中却无证可查，且于志宁是守诚之人，杜撰封号不是其所为也。所以“上柱国”值得我们去怀疑。“上柱国”是授给有功官员的一种荣誉称号，没有实职；唐始称为勋官，定用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凡十二等，起正二品，至从七品；是战功显赫的顶级称号。身为“文学馆学士”的于志宁不可能不知道“上柱国”的轻重？哪里是能随便使用的呢？
四 有关欧阳询“银青光禄大夫”的落款问题
依据《旧唐书》，“欧阳询，仕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引为宾客。及即位，累迁给事中。”可知，欧阳询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所用的称号是“给事中”，不是“银青光禄大夫”。《旧唐书》中，欧阳询终年的最终称号也只有“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渤海县男”，并不是“银青光禄大夫”。
贞观五年，《化度寺塔铭》的落款是“太子率更令”； 贞观六，《九成宫醴泉铭》的落款是“太子率更令、渤海县男”；也符合史书“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封渤海县男”的记载。由于，皇甫诞碑文的成文时间不会早于贞观十一年，所以欧阳询的落款应是“太子率更令、渤海县开国男”，而不是“银青光禄大夫”。
“银青光禄大夫”是什么职位呢？由《旧唐书·志第二十二·官职上》可知，“银青光禄大夫”从第三品，文散官。所谓的散官是与职事官相对的，隋代始定散官之制，《隋书·百官志下》：“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无职务者为散官”，是一种荣誉称号，有俸禄但无实际的官职。如果皇上要请三品以上的官员会宴，“银青光禄大夫”是不能参加的。散官又分文武，且对散官有明文规定。《武德令》规定：职事高者解散官；职事卑者，不解散官。《贞观令》规定：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其欠一阶，依旧为“兼”，与当阶者，皆解散官。也就是说武德年间和贞观年间，对散官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如果官位比散官位高，就要把散官解除；如果官位比散官位代，就要保留散官；如果官位同散官位平级，还是要解除散官。这种规定在唐初年，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还是比较人性化、比较先进的。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这种规定就会松动。所以“永徽已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带散官，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颇相错乱。”
“太子率更令”是官，位在从第四品上阶；“弘文馆学士”不是官，但是位在五品以上，“渤海县男”是爵位，位在从第五品上阶；“银青光禄大夫”是散官，位在从第三品。如果以上称号都属于欧阳询的，那他符合“职事卑者，不解散官”的规定。但是在皇甫诞碑文书写人的落款上，却工整地写上了“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书”，留下了散官，解除了职事官。身为“弘文馆学士”的欧阳询，能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吗？且所用的“银青光禄大夫”是无史可查的。
综上所述，“皇甫诞碑文”不是于志宁撰文，也不是欧阳询书写的，是后人的伪作。老话说：“褒弹是买主，喝采是闲人。”本人不是什么买家，也不是什么闲人，只是“皇甫诞碑”的爱好者，所以褒弹，只因喜欢它。瑕不掩玉，不管怎样，都不能抹煞“皇甫诞碑”对书法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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