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长 主 义 哲 学 纲 要
马 树 林
提要：生长主义哲学吸取《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和《道德经》“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的思想元素，提出生长主义道德和生长主义思想体系。生长主义主张绿色道德，即植物取向的底线道德，不杀人、不偷窃、不谎言、不奸淫、不使用暴力；提倡红色道德，即无条件地爱人、爱你的仇敌、舍己的爱。生长主义认为，人是追求身体利益、经济利益、精神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生物，人性就是自由，人应该有道德有效率地自由生长。生长主义主张生长型政治与生长型社会。生长型的政治主张民治、吏治、法治、党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公民自治等七重治道，主张以法律和制度保障社会主体的底线道德和自由生长。生长主义要求建设多生长点、强生长力和广阔生长空间的社会。
在中国文化中，“生长”一词具有植物取向的含义。“生”的本义是“草木生长”，《说文解字·生部》解释：“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在甲骨文中，“生”字正像一颗幼苗破土而出的景象，由一个“一”和其上的一颗幼苗组成。“生”字的金文与甲骨文稍有不同，在甲骨文的“一”上又添了一道短横或椭圆点，表示芽苗长在地上，是往上长的。
在《周易》和《道德经》中，“生”主要指一种道德。《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道德经》：“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道德经》中还有“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或作亭之毒之），养之覆之”这样的表述。
《凤凰周刊》2006年第16期的一篇文章讲到，据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针对“中国威胁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感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据说，撒切尔夫人在2001年出版的《治国方略》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在此，我们想提出一种中国思想，称为“生长主义哲学”。生长主义哲学的核心词是“生长”，指一种生机和活力、一种道德、一种状态。其主题是，人如何有道德有效率地自由生长。这种思想根源于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不止是政治思想，包括伦理道德，具有文化美感。为找回我们的文化尊严和民族尊严，为在世界上争夺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做一点儿探索和努力。
“生长主义哲学体系”分为人观、道德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观、文明观、发展观七个部分，另外包括生长主义教育观、生长主义环境伦理、生长主义企业伦理、甚至生长主义家庭伦理等内容。生长主义主张：生长主义的人、生长主义伦理道德、生长型政治、生长型经济、生长型社会、生长型的发展、生长型文明。下面，将其主要内容分五个部分做以初步阐述。
第一部分 人是在不断生长和扩张的生物
一、人是什么
首先，人是一种利益。人的利益分为三种：身体利益、经济利益、精神利益。身体利益包括：寿命、健康、性、洁净的空气和水。经济利益是维持衣食住行和追求幸福所需的物质形态的资源和金钱。精神利益包括：生儿育女、婚姻、思想、友谊、尊严、情感交流、信仰、宗教、通感、自我实现等。
其次，人不止是动物。过去的哲学大多是把人当作动物的一种来分析，我们提出，人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植物、动物、精神的一种混合体，人的植物属性和精神属性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人的动物性则需要具体分析，有时利他有时害他。
第三，人以共同体的方式存在。家庭、社团、帮派、政党、企业、俱乐部、工会，林林总总，都是一些共同体，正常人的生活无法离开这些共同体。
第四，我是你的一个模块。每一个人的生活形态，既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也不是集体主义中的压缩饼干。在群己关系中，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构筑许多“模块”。这些模块一起构成某种稳态，如幼儿拼的中国地图、风景之类，就是这个人的存在。有些模块完全在自己范围之内，如内心旁白、血液循环等；多数是与他人的某些角色形成的一种稳态，如父亲、在共用房间里的居住、互相讨论而形成的思想等。每个角色都是一个模块，每个角色就是一个具有特定权利与义务的存在模块。
第五，人应该身高七尺。人在七个领域中生活。在生态环境、身体、经济、政治、社群、文艺、宗教这七个领域中，每个人在活着，在生活。在七个领域中都得到充分生长，就是身高七尺。
综上所述，个人的扩张路径或者说自我实现之路，其基础是人权，主要是人身权、财产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由此开始生长。进而在上述七个领域中，沿着利益追求的类别或线索，在共同体中扮演各种角色，与他人建成各种模块，实现自己的利益。角色和模块越多、质量越高，则个人的价值越大。
以上这些是对人的存在形态的一种描述。虽然人以模块和共同体的方式生存，但人首先是一个个体，具有独立的身体、个性化的利益追求和独特的价值。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必须是个人主义的，那是论证，与描述是两个思维进路。只有从个人出发，才能完成道德论证和政治论证。
二、人性就是自由
人是在不断生长和扩张的一种生物。人在不断地寻求扩张自己的三种利益。扩张！扩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人的本性。扩张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要无限制地扩张。人性就是利益和功利的无限扩张。从有了生命开始，人就在追求身体利益、经济利益、精神利益，就在追求越多越好、永不满足！人性就是扩张，人性就是自由。
毛泽东也是主张“自由”的，他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
三、人之性，善恶混。
人性恶？还是人性善？争论久矣。其实，人性既善又恶。制度和文化是透镜，主要是制度。制度透出的是善，人就是善的。制度透出的是恶，人就是恶的。人性的规则是扩张，是利益最大化，怎样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就怎么干。要实现身体利益，采取恶的手段多半不成。实现精神利益更需要尊重他人、平等合作、互利双赢。经济利益的获取，恶的手段在一个恶的社会可能更管用，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就只好采取善的方式。
自由是恶的吗？有些利益的扩张需采取道德手段，如友谊、爱情、思想等，无论在哪种制度下采取非道德手段都不能得到。这时的自由是善的，是利益双赢，精神利益和身体利益的获得大多如此。经济利益就不尽然，恶性的扩张经常出现，在制度不公正的时期尤其严重。
人性包括植物性、动物性、精神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棵树、一匹狼、一个小天使。植物性是无害的，动物性多数时候是恶的，精神性是超越的。也可以说，人的精神性是善的，连结人群，联通天地，连接无限，与神灵交流。植物性、动物性、精神性的人，都在扩张。植物性的自由无害，兽性的自由有害，精神性的自由利他。植物性的自由和精神自由，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人类、利益环境和生态。
四、人生目的
人生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利益最大化，或者说广义上的功利最大化，包括幸福、快乐、自由、意义、永生等。真正幸福的人生，应该是既有道德又有效率的人生。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儒家有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正是，我在扩张，利益是我的目标。我在生长，趋近良善。我生在天地间，我与天地同呼吸。我活在人群中，我渴望永生。我是一种特殊的生物，我寻求意义。
五、人的价值
个人的价值包括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两种。自我价值，等于自我利益扩张的量，也就是自由的实现的量。社会价值，是使他人和后代的利益扩大量。
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正好代表着人的两种价值。真正的儒家精神，刚健威猛，治国平天下，发展到极致，非要找敌人把自己杀了。道家则只求长生，不会贻害，发展到极致，则放弃家庭，遗世孤立，遁隐山野。儒家叫“成仁”，道家叫“成仙”。儒家追求的是社会价值，道家追求的是个人价值。两个学说的共同缺憾是，没有设定底线道德，没有确立绝对的善恶标准，还有制度设计的完全失误。
六、命运
人的命运是两个同心圆。身体是里面最小的圈，最外面是最大的圈。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外面的圈无论如何不会太大。最终，圈的大小取决于很多因素。
第二部分 生长主义伦理观和道德观
一、生长主义道德
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将人类的道德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形象地总结为四个等次，从高到低分别为金律、银律、铜律和铁律。金律——无论别人怎样对待我，我都无条件地去爱任何人。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金律”，来源于圣经，是人类的救主耶稣的教导：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当怎样对待别人；要爱人如己。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银律——无论别人怎样对待我，我都不去伤害别人。就是孔子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儒家主张的“恕”。铜律——别人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别人。就是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和“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就是人类法律的基本原则。铁律——无论别人怎样对待我，我都无条件地去伤害别人、欺骗别人、掠夺别人。赵敦华教授并且认为，目前中国处于一个铁律横行的时代，主张大力实行铜律即法治，兼以倡导银律，认为中国离金律普及的时代遥遥无期。
在生长主义哲学中，我们对道德采取不同的分类方法，提出有区别的主张。生长主义道德分为两种：绿色道德和红色道德，也称为植物性道德和神性道德，即无害性的生长和利他性的生长。
绿色道德即植物性道德，就是无害，是底线道德。自己生长和扩张的同时，绝不危害他人、社会和生态环境，像植物一样生存和生长。这是消极性的道德，包括无害、共生、绿色、和平等植物的特点，也包括不杀人、不偷窃、不谎言、不奸淫、不使用暴力，这些是各大宗教的共同道德规范。同时，植物性道德包括平等意识。无害化隐含着平等观念，人的生命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人格与尊严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在的目的，每个人都应该被当作一个目的来对待，不可作为工具或手段。唯其如此，才可以做到无害化生存和生长。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植物性道德的代表有道家主张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和儒家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这些思想的代表性有限，没有阐明道德的底线，并不是平等意识。
其实，植物是无意识地利他，植物对其他生命和环境至少做了这些事：1、供给食物。植物是生产者，供应者。动物和人是消费者，甚至掠夺者。2、吸收二氧化碳，供应氧气。3、供应能源。煤炭、石油，都是植物变成的。4、涵养生态。5、供应其他生活材料，如木材、药材、香料等。可以说，植物也是人类的亲戚，是地球母亲的助手。植物的道德虽然是无意识的，但是道德水准很高。
神性道德，就是主动利他，近乎神性，是积极性道德。其代表是道德金律，即无条件地爱人，包括爱你的仇敌、舍己的爱。是各大宗教的主张。
生长主义主张绿色道德，提倡红色道德。对个人而言，生长主义主张把绿色道德做为底线道德和人类的普世伦理，把红色道德做为一种倡导和努力方向。对政治而言，生长主义主张一种底限国家，国家只要通过法律和制度保障底线道德，就是好的政治。
二、生长主义的个人
具有生长主义道德的个人具有如下特点：
1、“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的这个原则不止适用于教育，实为做人之首要原则，体现了生命的尊严、权利、人格、价值，是生长的起点。如无独立人格，没有自我主张，不能自由思想，则非人也，奴隶奴才而已，行尸走肉而已。
2、无害生长。包括了绿色生长、和平生长，不杀人、不偷窃、不谎言、不使用暴力。无害生长就是一种共生性生长，是一种客观利他性生长。
3、一个企业家。自身利益的拥有者、经营者、交换者、使用者。
4、一个权力分享者。国家起始权力人人均等，在家庭、朋友、社区、社群、地域治理、国家治理中分享权力。每一张选票就是一份权力。
5、一个守法、修法、护法、敬法者。
6、爱人者。首先爱身边的人，家人、朋友、同事、遇到的人。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一点帮助，都是爱。如果对经常遇到的同类都极其冷漠，甚至心怀恶意，却标榜自己是一个爱国者、爱人者，是自欺欺人。
7、爱人类者。
8、爱护生态环境和地球者。
三、生长主义道德的中国思想根源和文化根源
中国人其实很植物。传统农耕文明中的中国人其实很植物。吃的以植物为主。治病用中草药。喝茶。道教和佛教都要求素食。岁寒三友，松竹梅，皆是植物。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有植物的一席之地。民族性格植物化，喜欢积蓄，自己的钱留给后代花。热爱和平，从没主动发动过侵略战争。性情温顺，忍辱负重。喜欢山水画，喜欢画植物。
在道家文化中，植物性道德体现得非常充分。《道德经》所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其中的“不有、不恃、不宰”，一定也是植物的玄德：植物养育动物和人，但并不认为她养育的生命是属于她的，并没有口口声声宣示她有所有权；植物也并不依赖她所养育的生命而生，并不因此狂傲；植物对她所养育的生命没有任何强制、强迫、宰割、宰制、宰杀！这些都与所谓的人之常情大不同。《道德经》的最后两句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也可以作为对植物性道德的概括：植物之道，利而不害；植物之道，为而不争。然也！
欧美人不仅食品以动物类为主，思维也很动物。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霍布说是，人对人是狼。启蒙哲学说，人是理性动物。达尔文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一种高级动物。
大致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主流哲学一直把人作为一种动物来分析，是一种动物性的哲学。人类的文明和哲学需要转向，转向植物取向的哲学，转向生长主义哲学。人的身体是动物性的，但人的道德应当是植物性的，人类文明应当是植物性的，应该是绿色的。
第三部分 生长型政治
一、底限国家
政治本身没有自足的目的。政治的目的是社会，如果不以整个社会为目的，政治就应该改变或消亡。国家为社会提供秩序。生长主义主张一种无害秩序，主张保护性国家，对每一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给予平等保护；主张保障每个人具有自由生长的基本条件，即最低社会保障、符合人性的教育体制、基本医疗保障。
国家是社会的基础平台和建筑框架。大厦封顶之时，就是政治的使命完成之日。与生态环境一样，政治是人们生长的基础平台。政治只是一个利益分配的框架，利益的最终获取和分配是在其他社会体系中最终实现的，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人在政治体系中也只能实现部分利益。而且，这个分配框架只可以分配部分利益，多数身体利益、精神利益的获取和分配，政治只能保障，不能参与，不能干预。政治必须是有限政治，民主政治也必须是有限政治。
所以，生长主义主张以底限国家保障底线道德和基本秩序。从统治、管理、专政等角度来理解政治，都是高高在上的政治，甚至压迫性的政治。政治，必须从人的头上回到人的脚下，从空中回到地面，从顶层回到框架。政治是基础建筑。政治只需要提供保护，只需要保障底线道德，只需要提供基础平台和框架结构。个体和社会在这个坚强的基础之上和公平的框架之内自由生长，才是合理的政治。政治提供基础秩序，经济、社会、文化在上面生长繁荣，才是合理的政治。
整个社会可以比喻为一座多功能建筑，比如说华联商厦。商厦中有许多的房间，完成不同的功能。华联商厦中有许多卖商品的店铺，这类空间用来满足人的经济利益；还有许多吃饭的地方，这些空间用来满足人的身体利益；许多儿童娱乐设施、学校、电影院等，这些空间用来满足人的精神利益。这些空间相当于社会的经济、教育、文艺、社群等领域，法律和政治就是这座大厦的地面和构架，为社会生活提供一个秩序支撑和规则框架，里面花花绿绿的装修、商品、人来人往的活动等，都应该由社会其他体系来完成。
二、法治优先
法律高于政府。良法高于政治人，高于任何政治主体、社会主体和任何个人。法律的主体是道德规则的固定化，是道德规则和效率规则的综合体，道德规则优先于效率规则。道德规则首先保障人权，保障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
法律不是政治的工具。法律甚至是一种独立的治理主体，法律一定确立，就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力，需要特殊的手段和程序，需要特定的专业人士，来执行。目前中国，司法独立非常不健全，人们对司法普遍没有信任感，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秩序非常脆弱、维稳成本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健全法治，是当务之急。
我们可以这样来比喻，在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法律是统治者脚下踩着的一只猛兽，需要的时候就放他出去咬人和吓唬人，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他老老实实地踩在脚底下。在现代法治观念中，法律是人从宇宙的全能统治者手中跪着接过来的一道令牌，人类只有老老实实去尊敬和实行的份。正如伯尔曼指出，法律如果不能被信仰，就形同虚设。
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说，可以没有民主但不能没有法治，回归前的香港大致可以是一个例证。没有实行普选，但有法治，可以让人获得起码的安全感，可以保障经济的长久发展。
三、民主共和制度
几千年来，关于政治，人类都想啥了？我们把人类政治思想的谱系分为五类。第一类，极权主义。秦始皇、希特勒、红色高棉等，已经被人类唾弃了。第二类，监护人统治。柏拉图、孔子等。“监护人观念”是罗伯特·达尔在《民主极其批评者》一书中使用的一个名词，用来概括柏拉图、孔子、列宁等人的政治思想。这类思想认为，普通百姓的认知水平和道德水平都远远低于精英人物或精英群体的智力道德水平，所以需要“哲学家王”、“圣人”、“心理学家王”等来为百姓提供监护。达尔认为，这种思想仍然是对民主的主要挑战。第三，自由主义。近代以洛克、亚当·斯密等为代表，当代的代表人物有哈耶克、诺齐克等。第四，平等主义。在近代由卢梭大力倡导，马克思、恩格斯成为集大成者，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福利国家”也属于平等主义范畴，当代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
第五类，民主共和主义，这是一种政治技术。它以选举为本，吸收了共和制、法治、精英政治等多种政治方式的合理因素，主要是选举制、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混合而成为一种适应性极强的代议制政体，是民族国家的主要治理方式。这类思想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经过西塞罗等人的传递，由孟德斯鸠发扬光大，由麦迪逊、富兰克林等人进行实践，是属于全人类的一种政治文明成果。
过去，这些思想或淹没在自由主义之中，或淹没在平等主义思潮之下。我们将它单独提出来，把民主共和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制度来使用。这种政治技术没有“姓资”、“姓社”之分，既可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也可以与资本主义相适应；既与自由主义相容，也与平等主义相容。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引进和创设这些制度。目前中国，在民主制度方面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等，在共和制度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权力分立和制约体制，会随着民主化的进程逐渐完善和发挥更大作用。
四、七重治道
治道，可以定义为是具有道德属性和包含着科学道理的治理方式。生长型政治在民主共和制度和法治的基础上形成为七重治道：民治、吏治、法治、党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公民自治。七重治道不仅各自健全，而且相互联系、互相耦合，才能形成良好的政治，即善治。治道是受政治行为主义影响产生的一个概念，这七重治道的总和超出了传统的政治概念，增加了政治体系与社会进行合作管理的内容。
政府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系的管理，可以称为“吏治”。善治不只是“吏治”，是社会、社会机构、公民个人参与行政管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民治是所有民主机制的总称，包括议员的工作、公民的选举活动、全民公决、社会机构参与治理、公民个体日常对政府和议员的利益表达。党治是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机制。没有政党就没有权力，没有民主的政党就没有民主政治。
什么是自治？某一机构如果要损害另一个社会主体，那么它付出的代价一定会超出其收益，这样的状态才是自治。也就是说，自治是一种自主状态，是一种不相互损害的状态。地方自治是省、市、县、乡、村的自主权力实行的治理行为，地方性的选举保证官员对当地负责，而不止是对上负责。社会自治是企业、学校、社团等在法律之下的自由行动，包括健全的市场经济、合法的舆论自由。个人自治是法律之下个人的自主行动，法无禁止即自由。
善治，或者说生长型政治，是多中心的治道，是多中心的生长。在一个善治社会，政策和法律是生长出来的，是多点发动的，公民个人、民间组织、企业、官员、议员、政党等主体都可以参与创议，都对关乎自身利益或自己感兴趣的政策和法律具有发言权和影响力，都是政治的生长点。政策和法律的执行，也在这些主体的监督之下。
第四部分 生长型社会
生长型社会是一个具有多生长点、强生长力和广阔生长空间的社会。生长是每个人的权利。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每个人、每个家庭、企业、社群、社区、政党、法院、议员、行政官员、学校、研究机构等所有社会主体都可以生存，都可以在良法之下自由生长，都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生长点。
一个社会的制度科学性，科技教育程度，个人自由的程度，阶层的流动性等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生长能力的大小。资源环境的负荷，法律制度的支撑力，道德对秩序的维护极限等，是决定生长空间的因素。生长点越多，生长力越大，生长性越高，就越是生长型社会，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市场经济的逻辑基本上可以用来说明生长型社会的发展原理。只要通过法律和制度为社会提供保护和基本生活保障，其他皆是不受干涉的自由领域，就可以形成一个既有道德又有效率的良好社会。健全的市场经济就是无害前提下的自由扩张，就会导致经济的快速健康增长和财富的共同增加，无害化自由的结果是共赢，是发展，是繁荣，是功利的最大化。这也应该是生长型社会的逻辑。
生长型社会的反面，我们称之为禁锢型社会。在一个禁锢型社会中，前后左右都是墙，头上也是墙，地上还有陷阱，人们胆战心惊，不敢发展生长点，无法长高。在这样的社会，许多机体不能生存，社会价值的生长点少，生长空间没有或很小，整个社会的价值物的生产效率低，人们的幸福指数难以提高。
比如，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行政一体化社会，在皇权和统治阶级的压制之下，社会领域不独立，个体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人只能在两种共同体中存在——宗法家族和君主治下的官僚机构，别无他途。共同体的弊端太重，不是自主民主的联合，而是因血缘等原因形成的等级秩序。所以，人吃人，每个人有所得，必是另有人有所失，此一家有所得，必是另一家或多家有所失，零和博弈，不能形成生长型的共赢的高效率的社会，一直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社会。
人类不断地从国家、权力、法律、资本、阶级、文化、观念、宗教、专制人格、心理伤害的禁锢方面解放出来，不断突破自然、资源、能源、星球的限制，不断地增多生长的领域，不断增大生长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这样的过程就是从禁锢型社会不断走向生长型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第五部分 兼容并包的中国文明
一、生长主义与传统道德学说
中国文化的主流，儒道互补。伦理学说与政治学说主要由儒家和道家来供给，孔子和老子是代表人物。我们认为，植物性、动物性、精神性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人性，也可以用来分析思想。
儒家是小动物哲学。“食色，性也”，对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动物性的本能。伦理学说刚到青春期，加上狼性政治学说。家国同构，以家推演国，爱吾幼以及人之幼。老虎养崽，只养小时候，大一点了就赶走，跟大老虎没关系了。只爱小动物，是对动物幼年时候的血缘情感，没长大，就是儒家的道德主张。仁义，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对圈里人好的就是仁和义，对圈外人作恶但是为了圈里人也是义。政治学说就是“吃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吃人。主张儒家救国，就是想继续吃人，是误国，是叛国。据此，大概可以说，儒家是10%的精神性、20%植物性、70%兽性。在伦理和文化领域，儒家尚具有一定价值，在政治学领域是彻头彻尾的谬论。
道家是准植物哲学。植物性道德，最有借鉴意义。但个人的生存形态很像植物，简直就是植物，这就不正常了。只是一个人独自生长，不是正常人的生活形态。如何处理与其他人、社会的关系，道家并没有合理的答案。无为而治，在国家政治范畴内有一定合理性，对于人群生活则不适用。据此，大概可以说，道家是70%植物性、20%精神性、还有10%是兽性。生长主义与道家思想具有比儒家更加紧密的联系。
二、兼容并包的中国文明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排斥外来文明的文化。从儒家和道家文化本身来讲，其包容能力都很强，不只融合了佛教，学习西方文化也是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向。
这里，我们把华夏文明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产生了自由、勇毅、诚信、智慧的文化基因，在国人身上一直不绝如缕。秦汉至清中叶，一直是国家权力绑架了文化的监护人政治，自由越来越少，政治做下的恶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咎于儒家思想，孔子为皇权背了黑锅，儒家思想被权力宰割失去了活力和创新能力，全国只有一个脑袋，岂容他人思想？清末到民国，中国人勇敢地学习西方科技、制度乃至文化，尤其对民主共和制度进行了深度移植，以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代表，这个过程由于战争的磨难而中止。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这种极端平等主义思想进行了尝试和修正，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本来也是源于西方的一种思想。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传统既不能说绝对没有自由传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民主与共和传统，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极强包容精神的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倡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将是一个综合和创新的文明。生长主义只是综合和创新的一个小小尝试，秉承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伟大理想，寻找中国文化中可以继续生长的思想因素，力图以此溶合西方的一些文明成果，形成一个综合性的中国思想体系。（马树林）
马树林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调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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