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5：4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朝鲜的同志们对他们的领袖的逝世所表现出的如丧考妣般地悲痛已经很陌生了。今天的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的中国人或许觉得将领袖与自己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仿佛自家人一样的心理已经难以理解了。他们许会自以为不把领袖与国家的命运视作自己的命运是一种“进步”。果真是一种进步吗？恐怕不然。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东方人的精神结构中，有五个支柱：“天、地、君、亲、师”。它们支撑起了以农业文明为主要文明形态的东方人的精神世界。这五大支柱形成一个差序结局（费孝通语）。形而上的“天”（天理、道）经“地、君、亲、师”依次地降落到形而下的形而下的个体生命之“我”中，而“我”生命之意义则在于依次地经“师、亲、君、地、”而上达于形而上的“天”。“天”赋予“地、君、亲、师”以及个体生命的“我”以正当性，而“我”的正当性的建立，亦有赖于参与到“天、地、君、亲、师”所构建的差序结构中去。这叫做“下学上达”。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在水里扔下一个石头，波纹一圈一圈地从“我”的原点上扩散开去，从靠近“我”的“亲”直到最远的“天”。这一“天”依次降到“我”、“我”依次上达于“天”的过程之完成而臻于天人合一之境界，即儒家之最高理想。所以，张载在其《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总而言之，“天、地、君、亲、师”究为天人合一之“大我”之一部分而已。
倘若我们东方人能将天地视为父母，君主视为“吾父母之宗子”，则君主（领袖）之死，也就是“大我”的一部分之死。哀之恸之，如丧考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不过，中国人真的能够像张载说的那样将天地视为父母，君主视为“吾父母之宗子”吗？实际的状况是：我们大多数东方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或儒家所谓的“小人”）那由里及外的差序结构之伦理/心理波纹所波及的层面是达不到“天（上帝）、地（自然）、君（以及其所代表的国家）一级的。通常我们只能把我们的父母、亲人、朋友（广义的“亲”）、以及我们接触到的社会层面中的带路人、老大、领导之类（广义的“师”）视为“我”的一部分。只有当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君主的意义，只有当我们的生命遭遇到不可抗拒的来自然的威胁的时候，“天地”才足以成为一个被呼求的维度。尤其在世运衰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的一幕：各式各样的利益小团体占据着各自的地盘、形成一个个的“江湖”。每个个人融身于这些个小团体并将之认同为“我”的一部分，小团体中的潜规则代替了天理和国家之法度。当天理或整个国家的利益与小团体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通常只忠于小团体及其潜规则，而置天理与国家于不顾。有意思的是，南朝鲜的古装电视连续剧有着一个不断重复的结构性的主题：一帮子大臣并不忠于君主，而是将自己小团体之利益绝对化，而忠于君主、心怀大局、拼命维持国家之法度、并因此与整个官僚体系作对的往往是一个得蒙圣眷的出身低微的弱女子（参见南朝鲜电视连续剧《同伊》），尽管编剧将这种不成比例的理念之争的最后胜利最终给了那弱女子（儒家理想的象征），但这不正好反映了在现实层面儒家理想之脆弱性吗？这样的不断重复的结构性主题揭示了什么呢？它揭示了我们东方人的伦理/心理之差序格局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小民是做不到“天人合一”的，他们只能和小团体合一以求得自身利益的保证。在传统社会中，敬天忠君离小民很远，只有当他们所试图依附的官僚阶级危害到他们利益，他们才会寄希望于一个足矣制衡官僚的“明君”（南朝鲜连续剧中的君主大都“圣明、仁慈”，这反映了东方人最普遍心理补偿需要）。
随着西方工商业文明的东渐，东方人的心理/伦理之差序格局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人被驱离乡土与父母、而来到大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天、地、君、亲、师”五大支柱中的“亲”与“地”首先遭到了剥离。由于无神论以及世俗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对“天”的敬畏也被摧毁了。由于君及所代表的国家形态在列强争霸的格局中的失败，“君”也被从我们的心理/伦理谱系中放逐了出去。东方人原有的精神结构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在精神上被摧毁的民族是不堪一击的。国家的失败与社会人心的颓败成了东方民族近代以来所遭遇到的一种命定的噩运并形成了重大的无意识情结。重建自己的精神结构成了近代以来东方人的历史使命。首先，由于国家的失败，东方人选择重建固有心理/伦理差序格局中原来叫做“君”的那个东西。日本选择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而中朝等国则用崇拜革命领袖的方式重新确立了“君”在我们的心理/伦理谱系中的地位。对革命领袖崇拜就像一剂强心针，将东方民族凝聚到了国家的层面并借此获得了重振国家的精神力量。这时候，东方民族的伦理/心理的“波纹”开始越过“亲”、“师”的差序而直达了“君”的层面，“君”被重建了，国家走出了失败的阴影。然而，由于国家的绝对化，“师、亲”与“我”的心理/伦理联系却进一步遭到损害。不过这却不期而遇地解决了一个儒家所难以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东方人顽固的小团体本位意识（或曰“江湖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二是“君”的缺失所导致的精神上的一盘散沙局面。
利弊从来是相随的。“君”（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的绝对化对“师、亲”系统的破坏也给积习已深的小民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对于中国人而言，尤其如此。一场“文化革命”砸烂了中国人与“师、亲”系统的粘连而将他们统一到“君”（以及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的周围来，人们可以暂时地由于将自身与领袖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而精神百倍并不计领袖及国家对自己的利益的剥夺与损害，可一旦那被投射了无限的绝对化的“超我 ”的领袖一旦逝世，且不再有一个强权人物将这一投射过程持续下去，则那支撑中国人精神结构的“君”就坍塌了。而领袖与国家的坏处开始被意识到，于是乎，领袖与国家在小民的心目中成了某种负面的东西，失魂落魄的中国人只好重又回到原来的颓败了的“师、亲”系统中去、重又回到那只知有“我”与亲朋、江湖结成的小团体之利益、不知有天理、自然与国家的精神颓败的老路上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奉行“江湖本位主义”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并不比“忠君”的朝鲜人更加的高明。相反，和朝鲜人比起来，落入“江湖本位主义”的中国人的心理“波纹”的辐射面实在是小了许多。相比起来，中国人比朝鲜人更当哭泣，朝鲜人的精神世界还有一个“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则什么也不剩了。
与东方人建立于的五大差序格局之上的文化心理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所秉持的是一种人神二元结构下的“团体格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为世人立法，法具有绝对的意义，人之价值，在于守那超然凡物之上的“法”。尽管，自工商文明所开启的人本主义、世俗主义不断地在消解那“法”的绝对性与神圣性，但一贯强调“天”的基督教文明下的西方社会并没有全面陷入到东方式的“江湖本位主义”中去。这也为试图改造东方文明的有识之士提供了精神资源——如果“师、亲”系统的绝对化粘连带来的是“江湖本位主义”以及精神的颓败、而君主与国家的偶像崇拜带来的是个体生命价值的被剥夺的话，那么，我们东方人为什么不可以越过“师、亲、君”的差序而构建一个以“天”为核心的天人二元之心理/伦理格局呢？为什么不可以让“天”再一次降临、并因此为颓败的“地、君、亲、师”重建其正当性呢？毕竟，“天”乃万有之本源，不到本源那里去求解救之道，又能到哪里去求得解救之道呢？
一些信基督教的有识之士似乎在东方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但文明的疾病非一朝一夕可以治愈。从“君本位”到“江湖本位”再到“天本位”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由于“江湖本位主义”的顽固性已然遭遇到一种吊诡的尴尬——基督教高举的是上帝（天），但到了普通皈依基督教中国人那里，信仰却也沦为了一个新的没有“天”的“江湖”。比如，有的基督徒信基督的理由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失望而希望投身于一个更合理的政治制度中去；有的是寄希望于完备的基督教组织形式所提供的安全感与归属感。我曾听一个基督徒说：“过去，我见到陌生人自称是基督徒就非常高兴，现在却非常警惕”。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属于另一个教会”。为了争夺信徒，有的教会常常展开恶性竞争。对信徒的争夺，其实就是江湖地盘及其潜在利益的争夺。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朝向“天”的话，江湖地盘的归属感就不重要了，然而对于今天中国的许多基督教教会（主要指某些家庭教会）以及基督徒而言，地盘的归属感却是一个首要的问题，选择一个兴旺的地盘“皈依”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上帝是谁不重要，谁是地盘的老大（带领人）似乎更重要；神给予人灵魂的启示不重要，在教会中做事并获得某种身份感似乎更重要。由于这样的功利主义考虑，一些背后有财力支撑的兴盛起来，而这背后，又往往有着国外势力的影子。对“天”的皈依也就蜕变为对某种属世的力量的皈依。这就是文化的顽固性——中国人即使顶了一顶基督教的帽子，骨子里仍然是“江湖本位主义”的偶像崇拜者。不过毕竟，由于基督教精神高举了“天”的维度，从而为一潭死水的“酱缸蛆”般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从而为我们东方人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活力。
朝鲜人为失去他们的“君”而哭泣，中国人已经不会有这样的哭泣了，能让他们哭泣的就只剩下失去那给予财富与权势的小团体了。很少人能为自己的生命中失去“天”的维度而哭泣，如果有人能为这样的理由而哭泣，真是有福了。正如耶稣所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201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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