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一提到殷都朝歌，人们便会想起当年杀人成癖、嗜血成性而又沉溺酒色、奢靡腐化的纣王帝辛，他的“暴君”形象世代相传，并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
纣王真有那么坏吗?中国古都学会理事、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王革勋及长期致力研究殷商历史的淇县学者闫玉生、岳武佐、高水然、石同勋等对此却不以为然。
本报《文化鹤壁》栏目曾在有关文章中提到过帝辛时期的那段历史，文章刊发后，殷商故都淇县及安阳市的多位知名学者向记者阐述了他们对帝辛的看法，并希望通过本报对帝辛作进一步介绍。这些学者认为，时代发展到今天，“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观念已经过时，人文主义思想正在深入人心，应当本着去伪存真的精神来客观地评价纣王帝辛。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为帝辛大声疾呼时所说的那样：“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公案莫踟踌。”
帝辛何以成“暴君”
现任中国古都学会理事的王革勋是我省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约见记者时说，世人把商纣王的罪恶说得跟夏桀王的罪恶一模一样，夏桀王有肉林酒池，商纣王也有肉林酒池;夏桀王宠信妺喜，商纣王宠信妲己;夏桀王囚禁成汤，商纣王囚禁姬昌;夏桀王杀关龙逢，商纣王杀比干。夏、商这两个君王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夏桀王的罪恶就是商纣王的罪恶。再说炮烙之刑，它本来是夏桀王发明的，也被说成是商纣王的专利。仅这一点就能说明从周朝开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宣传家在攻击商朝时是不择手段的。
“殷商灭亡后，纣王的罪状随着朝代的更迭逐渐增加到了70多条。”王革勋说，周武王在为攻打纣都朝歌作战前动员时仅列举出纣王的6条罪状：酗酒，不用贵戚旧臣，重用小人(出身卑贱的平民)，听信妇言，信奉有命在天，不注重祭祀。从这6条罪状中根本看不出纣王有一点儿“暴君”的影子。
近代的史学家顾颉刚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考证，并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指出：纣王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换句话说，纣王的罪名有很多是后人添加的，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一开始，《尚书》中只记载了周武王给纣王定下的6条罪名，其中有的罪名用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到了春秋时期，纣王的罪状又增加了一条，即“比干谏而死”。战国时期，对于比干的死又有了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投水自杀，有的说他被剖心而死。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问世后，早已不在人世的纣王变得更坏了，如：“重刑辟，用炮烙之法”;“九侯女不意淫，纣怒，杀之”;“脯鄂侯尸”;“剖比干，观其心”等等。到了晋朝人的笔下，纣王变得更加残忍了，他为了满足苏妲己的好奇心，解剖孕妇让苏妲己看胎儿的模样。这时的纣王已经被描绘成了毫无人性的暴君。
令人费解的是，在视纣王为敌的周朝的史料中，对纣王嗜血成性、滥杀无辜之类的行为却没有记载，周朝灭亡以后，纣王的罪行却越来越多。就连被后人尊为“史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把纣王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华夏文明的传播做出的贡献给忽略掉了，而且他根据《尚书》等先前史料的记载和周朝以来的谣传，也说纣王荒淫无道，“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慢于鬼神(怠慢鬼神)”等等。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瞒和骗”的历史。
周武王最先让商纣王身败名裂，后来那些人云亦云的史学家是很好的帮手，将殷商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帝国的末代国君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更让纣王臭名远扬的是明朝的神怪小说《封神演义》，这部虚构故事情节的作品把纣王刻画成了衣冠禽兽。
纣王何至于被后人一步步地丑化?王革勋说，根本原因还应当在于周朝，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历史一般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商朝被推翻后，周朝要笼络民心、巩固政权，新的统治者绝不会说前朝天子纣王的好话，势必要对纣王造谣中伤。由于是谣言，当时不会记入史册，而时间长了会以讹传讹，后人将假的也当成了历史记录下来。再说纣王早就死了，再怎样编排他也无人问责。就连《史记·序》中也说，其中有些史料取材于“旧俗风谣”，难免“残缺盖多”。
然而，假的永远是假的。早在春秋时期，子贡便开始替纣王鸣不平：“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到了明朝，学者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指出，纣王之罪与桀王如出一辙，桀纣不分，都是出于模仿。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说他自己对《武成》这篇文章只相信其中的一小部分罢了。假如周武王果真是仁人君子，那么仁义的周武王在攻打不义的商纣王时怎么还能让战士们的血把木棒漂起来了呢?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评价纣王时说：“纣王这个人对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征伐东夷、经营东南沿海。这件事几乎被周朝以来的史学家完全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起周人的翦来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伟大。”郭沫若还赋诗曰：“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先驱。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归纣身。中原文化殷始创，殷人鹊巢周鸠居。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公案莫踟躇。”
毛泽东也不赞成把纣王看成坏人，他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
2001年出版的《新华词典》对“纣王”一词是这样解释的：“商朝最后一个国君，对中国古代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有过一定贡献。”当今典籍开始对纣王有了公正的评价。
纣王与牧野之战
“纣王在位50余年，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帝王，也是个失败的帝王。”淇县学者岳武佐说，纣王继位时面对的是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外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方国和部落的侵扰，内有王室与贵族之间的争斗。他励精图治，宏振殷邦，经过数十年的对内整治和对外征讨，化解了先王无力解决的这两个难题。这期间，殷商的疆域空前扩大，中原文化向四海传播，殷商王国一度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场“血流漂杵”的牧野之战让“如铁桶一般”的纣王江山“忽拉拉似大厦倾”，殷商王朝更名易主，被西周取而代之。
“牧野之战实质上是一场内外勾结的军事政变。”岳武佐引经据典地说，《吕氏春秋》中记载，周武王在进攻纣都朝歌之前，与微子集团已经订好了里应外合的盟约，“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何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日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不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
胶鬲是纣王的重臣、微子的心腹。上述记载透露出玄机，“殷使胶鬲候周师”中的“殷”指的并非是纣王，而是微子。这段记载把周武王与微子叛国集团合谋攻打朝歌的时间说得一清二楚。
《吕氏春秋》中把周武王与微子集团订立的卖国条件也说得很清楚。与胶鬲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与微子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微子和胶鬲就这样被周武王收买了。
岳武佐说，史料记载，牧野之战发生时，纣王主力部队远在东夷打仗，纣王是在甲子日早晨才得知周兵来犯的消息，而且战争在当天就结束了。由于有微子等人做内应，一个小小的附属国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攻到朝歌城下，而纣王的烽火台和情报人员早已被微子掌控了。
牧野之战实际上就是牧野政变，是一场里应外合的军事政变。纣王临被烧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看清这一点。
毛泽东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经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他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周武王乘虚进攻，结果使商朝灭亡了。”“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亡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比干反对他。”
“毛泽东对纣王及牧野之战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岳武佐说。
纣王与比干之死
千百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比干被纣王剖心而死。《尚书》《史记》和《封神演义》都记述了比干之死，可是又都对比干之死难圆其说。
淇县文化工高水然说，按照传统的史料记载及民间传说，比干应当死于周武王攻克朝歌之前，也就是在公元前1046年纣王被烧死(夏商周断代工程确认的时间)之前。可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比干庙内的碑刻记载，比干死于公元前1029年。也就是说在纣王自焚后的17年间，他的叔叔比干还活着。从时间上看，“纣剖比干之心”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尽管这一说法流传深广，它也只能是后人强加给纣王的罪名。就像后人传说纣王贪淫好色一样，其实纣王一生只有武庚这一个独苗，而周文王却有上百个儿子，贪淫好色的帽子应当戴在谁的头上是不言自明的。纣王亡了国，无论什么脏水都可以往他身上泼。
比干之死的传说又衍生出另一个传说来：比干被剖心后纣王仍余怒未消，又派人去追杀已怀有身孕的比干的夫人陈氏。高水然说，这个传说与“陈”姓起源的时间相互矛盾。《通志·氏族略》中记载：“周武王克商，力注舜后，以备三属，得胡公满，封之陈以奉舜祀，子孙以国为氏。”可见商末以前尚无“陈”这个姓氏。那么，那时的比干怎么会有陈氏夫人?这也印证了史学家顾颉刚的那句话：“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恶愈多，也愈不可信。”
《尚书》和《史记》“残缺盖多”，《封神演义》说神弄鬼更不可信。比干究竟是不是纣王杀死的，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考证。
对此，高水然曾在他编绘的连环画册《鹿台泪》中抒发感慨：“满腔忧愤绘殷辛，三千年内被陷人。伪谬《周书》姑妄话，堂皇《史记》莫须文。中华一统丰功在，夷蛮四伏祸患沉。恶善忠奸终有辨，历史从不泯真纯。”
历史前进的脚步不可阻挡，作为三千多年前奴隶制国家的君王，帝辛固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他随殷商王朝一起覆灭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帝辛确实又是个有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同时帝辛还是个改革家，他对先王杀戮奴隶的旧制进行改革，把奴隶变成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使国家走上振兴之路的时候，纣王帝辛却随同国家一起骤然灭亡，这是值得后人思考的。
殷商亡国之君纣王帝辛在人们心目中历来是“暴君”的典型代表，史书和文学作品中说他囚周文王、剖比干心、斫樵夫胫、设炮烙刑;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令男女裸逐，作长夜之欢……总之，帝辛是个臭名昭著、祸国殃民的坏人。
然而，自春秋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为帝辛鸣不平者也不乏其人，像孔子的高徒、浚县人端木子贡就曾针锋相对地提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端木老先生认为，商(殷)纣王帝辛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坏。毛泽东在评价帝辛时曾说道：“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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