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香港浸会大学的黄蕉风博士与两位民间墨学者，顾如先生和南方在野先生，一同在共识网、澎湃思想等大型思想论坛上发表新墨家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三人谈》以来，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这四个月以来，新墨家运动持续发酵，其对国学圈乃至学术圈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新墨家的几位学者介入了 圈内的数次笔战，他们立场坚定，挑战了其他学派的学者对墨学错误的、但又“传统 ”的认知。尤其是在最近学界炒得沸沸扬扬的复旦刘清平事件，新墨家三子一致站在刘清平教授的一边，捍卫自由价值，揭发、反对了某些儒生试图借用行政手段来钳制言论的恶劣意图。与刘清平教授同情同理的国学者们终于可以感叹吾道不孤，而某些儒生也终于可以醒悟：墨虽旧学，其命维新。墨家从来不是传统文化的某个旁支，也不是儒家正统的依附者;相反，它是 “传统”的革新者、“正统”的批判者。新墨家作为“国学反对派”的形象逐渐鲜明、具体了起来，至此，新墨家运动终于成为了新墨家学派。
一场思想运动要成为思想学派，需要运动的引领者们在共同的观点、相近的品味、或者统一的战线上，三者至少有其一。然而新墨家学派的学者们在许多议题上意见不一，品味也很悬殊，并且他们毫不掩饰这些差异。在《三人谈》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觉察到，在对墨家义理的阐述中，三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黄蕉风博士做 “大乘墨学”，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对话或者文明对话，旨在与普世诸思想体系的比较中定位和确立新墨家的主体性。顾如先生则精于墨学经典的注疏和发微，以消除历代儒生对墨学的错误影响为自己的学术目标。我与南方在野先生交流不多，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以墨教致信仰”以及“援耶入墨 ”的主张。这样看来，三人似乎只是分工不同，目标和方向却是一致的。然而墨学自诞生起，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不只是形而上学玄思，也不只是对古老经典的文献学研究。这就意味着，墨学想要复兴，成为一门活着的学问，新墨家就必须在现实的政经问题上表态。
熟悉黄蕉风博士的人都知道，蕉风在研究墨学以前，是做基督教解放神学研究的。他的学问有很深的左派根底，在立场上同情底层和劳动者，看待现实问题的时候也带有欧美新左翼的政经、文化批判的视角。而顾如先生和南方在野先生则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与黄蕉风博士的立场分歧在《三人谈》中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些分歧却没有影响新墨家运动成为学派，这是因为，新墨家在拥有共同的观点和相近的品味之前，就有了统一的战线。对他者的认知让新墨家形成了对自我的认同;如果以儒生为敌，那么反儒者即为友，以墨反儒者即为我。新墨家学派其实是一个论战同盟，只要反儒的任务依然存在，新墨家学派就依然稳固。然而，再进一步呢?当墨学从反儒学的现实政治自在者变成意识自身、理解自身的自为者的时候，作为论战同盟的新墨家学派还能风雨不动吗?
昨日墨教官方微信号推送了一篇署名为“日本毛主义者杉谷正伦”的文章，在墨学圈乃至国学圈中都引起了不少争议，这一现象给我提供了现实案例来思考新墨家学派的前途。杉谷正伦在这篇文章中说，毛主席是当代新墨家的矩子，立论“对墨子学说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继承和发扬，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而现在甚嚣尘上为西方普世价值背书的大陆新墨家，反是墨学传统的异端与歧出。”这一下在新墨家学派的阵营里炸开了锅。一时争辩者有之，要求与毛墨“切割”者有之，并且后者还为数不少。这是因为，在黄蕉风博士发起新墨家运动以前，在国学中彻底边缘化的墨家，一直是以右派自由保守主义者的面貌示人的。新墨家运动让人们重新发现了墨家，那么墨学就难免成为其它学派拿来主义的对象。这让之前占墨学主流的右派学者感到不安，因为在他们看来，墨学与毛主义这样左翼激进主义绝无共通之处;他们害怕，这些年来以哈耶克等欧美自由主义思想来复兴墨学的努力，就要因为膨胀所不可避免的杂质和异己而付诸东流了。严格说来，我不是墨学者，无力在细节上断这桩墨家学案。我所能做的，只是根据对新墨家学派的近距离观察，来对这一学派的自我定位和前景做一些主观性的分析。毛墨出现了，难保将来不会出现社民墨、马墨、无政府主义墨。墨学的明天还会好吗?
如果我们按照黄蕉风博士的思路，把新墨家运动的目标设定为与普世诸思想体系的对话，那么我们就必须睁眼看看，在其它业已成熟并且活跃的思想体系中，是否遭遇过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研究基督教、儒家、乃至马列毛主义的思想史，就会发现，左右互搏一直贯穿了它们的整个发展过程。在许多人看来，基督教好像是右派的、保守的，而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基督教新教则应该是浸信会、共和党和南方红脖的，然而这一描述却与事实不符。在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之外最主要的左翼思想来源，在欧洲和南美有大量的基督教左翼存在;即便是在美国，也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党议员是基督徒，而美国也是二十世纪基督教左翼思潮 “社会福音运动 ”的发源地，美国的基督教会也是民权运动的领路者。基督教从来不只有右翼，也显然不会只有左翼。这就说明，作为其自身的基督教既非左亦非右，在左右之上，基督教有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儒家的政治光谱也相仿。这边厢余英时主张儒学与普世价值相适应，那边厢蒋庆等大陆新儒家就要清理异端，要继承反帝爱国的历史叙事，夺回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话语权，做“政治儒学”。就连传统上身为激进左翼的马列毛主义也有类似的尴尬境遇 : 列宁是左的，考茨基是右的;托洛茨基是左的，斯大林是右的;“孔学名高实秕糠”的毛派是左的， “宇宙即我心”的毛派则是右的。然而这些冲突和争论并不是学说堕落的象征，也不只是简单的左右渐进;相反，它们是该学派依然活跃有生命力的明证。设想一下，如果基督徒全都是保守主义者，如果基督教里就没有左派，那么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断语就是正确的，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烟”，是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如果基督教里存在左派，并且左派还为数不少且能量巨大，那么就可以说，作为其自身的基督教不是鸦片烟，也不是革命的红旗。因为要么它是其中之一，要么它两者都不是。抛开现实政治所制造的意识形态语境之外，基督教还有属于它自己的抽象伦理原则，以及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体系。
以此我们反思，左派墨家甚至毛墨的登场，意味着什么?长久以来右派墨者对墨学的垄断被打破了，这其实意味着，墨学终于走出边缘，成功复活了。如果墨家只有右翼自由主义者，只有哈耶克的信徒，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有墨家呢?只有哈耶克的墨家，其实没有墨，只有哈耶克。因为这说明在哈耶克之外，墨家就没有属于它自己的核心。而只有当墨学左右并举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墨学复活了，因为在异中方可求同，左右墨者的共识，就是墨学作为其自身的核心。左派墨家的出现，其实说明现代新墨家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说明墨学恢复了活力，吸引来自各学派的学者们，通过墨学的思维原则与思想工具，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独特处境和学术传统所带来的现实问题。
其实，诚实的人都会承认，最原初的墨典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论，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现代性满溢的产物。难道我们能要求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墨子对现代人所遭遇的时代性问题做一个具体的、立场性的表态吗?即便墨子真的有办法通过时光机器来到现代，做这样一个表态，可是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思想体系完全无知的墨子的表态，又怎么能比普通的墨学者更高明呢?墨学的复活其实只能复活墨家的伦理和形而上学原则，这些原则在墨子的时代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在现代则需要被抽象为价值符号。在墨子的时代，兼爱、非攻可以是具体的，它事关某一场具体的战争，试图说服某一个具体的国君，甚至是一个具体的政治行动的设计。而在现代，兼爱、非攻却只能是价值符号。这其实是普世诸文明的共同进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犹太人的弥撒亚教义有具体的政治意义：驱逐罗马派遣的统治者，恢复犹太王国的独立。而基督教的事件却把具体的弥撒亚教义上升成了普世与个人的精神救赎的符号。这种升华丝毫没有损害弥撒亚教义的现实性，反而实现了它的普世性。因为只有当事件抽象成为符号的时候，它才具有穿越时代的永恒价值，它才能允许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体在自己的生活中体验和实践这一符号的精神。柏格森在《宗教与道德的两个来源》中说道，伦理意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符号性的神圣人格的仰慕，一种则是对具体律法的服从。前者比后者高级，因为前者是能动的，不受具体时代条件的限定;后者则是僵死的，它要么在时代的进程中失色、被淘汰，要么只能像ISIS那样通过武力来维持自身。作为一种与普世诸文明比肩的墨学，也有这样两个起源。而幸好墨子的著述并不多，给后学者留下的发挥空间更大，也就是说，更易于符号化。符号化的墨学原则其实并不受政治经济学的限定，它既不是市场派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既可为市场派应用，也可为左派所应用。这样一种被抽象出来的墨家原则，就是复活后的新墨家所能找到的属于它自身的东西。
所以说，左派墨家的出现，其实是墨家复活的明证。除非某一派对墨学有私心，想要垄断墨家招牌，否则没有理由不欢迎左派墨家进入思想论坛同场竞争。如上所述，左右并举其实是普世诸文明诸思想体系的共同遭遇，我也很少看到右派基督徒会质疑左派基督徒的基督徒身份，或者右派儒者会质疑左派儒者的儒者身份。(在马列毛主义那里，问题更复杂一些。因为马列毛作为一种现代学说，虽然也可以被抽象为符号，但是其现实政治的抉择其实是既定的。)左右之间当然会有持续不断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是并没有谁会要求对方与思想文化的母体“切割”。这种争论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在墨家这里，原则和底线就应该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等。对这些符号化原则阐述可以有左右派的不同视角，但只要左派墨家和右派墨家都坚持这些原则，那么就不应该质疑对方的墨家身份和学术传统。否则这种质疑就成了打击异己的宗教裁判，不符合学术规范，并且野蛮，连最起码的文明礼貌都没有。
左派墨家的出现是墨学复活的明证，它证明了墨学的现状和前景是喜人的。但是新墨家学派的命运呢?这就比较复杂了。我在前面分析过，新墨家学派并不存在足以支撑自身的共识和共同的品味，它的存在依赖于对共同敌人以及对攻守同盟的确认。当新墨家学派所遭遇的质疑并不来自共同的敌人，而是来自自身内部的时候，分裂、清洗以及对“切割”的要求就出现了。对此，我于理可以理解，于情难以接受。新墨家学派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而我作为一名局外人，只能恳请诸位墨者以大局为计，维系自身的团结，等待新墨学成熟、新墨家已立的时候，再撕逼或者“切割”也不晚。
（曹机车，法国图卢兹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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