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0月8日至9日，新法家网站总编辑翟玉忠先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了“儒学、治理与新兴经济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西方经济学的逻辑陷阱与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的讲演。该研讨会由澳大利亚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东西方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联合主办。
本文是的讲演稿。应相关人士的请求，翟先生还从生产、消费、产权等三个层面讲了中国人数千年来是如何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严重缺陷的理论假定(如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过度数理化，导致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这已是世人熟知的事实，前些年，甚至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系学生的抗议活动。
但对于西方经济学内在的逻辑错误，却很少有人提及。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西方经济学逻辑本身就有问题，那将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及西方人文学术基础的塌陷。因为逻辑是理性的核心，如果逻辑出了问题，西方中世纪以来理性主义的胜利岂不被大打折扣。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通过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的研究，我们能清楚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逻辑陷阱。
一、科学方法不能平移到人文领域
大家知道，西方现代人文学术集中兴起于十九世纪，那是科学高唱凯歌，横扫一切的时代。所以，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人文学术深受科学方法的影响。学者们假定：人文领域也如物理学这样的“标准”科学一样，研究对象是客体;他们忘记了，人文领域的研究对象是人，在这一领域中无法如在物理学一样，严格区分主体和客体，为保持客观性，让主体尽量少的影响客体。进而言之，科学方法并不能平移到人文领域，但十九世纪人文学者却这样做了，他们将科学方法无原则地引入了人文领域——结果是灾难性的!
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例。它假定在一个不受干预的市场中，诸经济要素会自动实现均衡。经济学家喜欢提及的一个例子是：
“在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中，植物和动物都不是随意地或杂乱无章地分布。植物生长在山地上，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呈现出系统性的差别。一些树木大量生长于较低的海拔地区，而另一些树木则生长在更高的海拔地区。超过一定的海拔高度以后就根本没有树木能够在那一地带上生长;而在珠穆朗玛峰上，则没有任何植物能够生存。很显然，这些都不是植物所做出的任何决定的结果。”【1】
这位经济学家忘记了根本的植物学常识，在“不受干预”的原始森林中，大树是会影响底层灌木成长的，是生态系统中大的要素在影响其他要素的分布。原始森林中的有序性，恰好是“干预”的结果。
在经济学中，人如森林中的树木，是市场的参与者。市场要想实现均衡，必须由大的系统要素(如国家)进行干预，否则市场必将崩溃。
所以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的核心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明确指出：“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即使在相同的初始条件下，由于人的能力等因素的不同，也会导致经济地位以及经济政治体系的严重失衡。《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举例说：“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抵偿成本——笔者注)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所以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认为，经济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平衡。只是平衡才会使经济稳步地、长期看也是最快地增长。
二、西方经济学株守机械的二分原则
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文化土壤之中。不仅是上面提到的主、客对立，事实上西方学界习惯于将世间万物都非黑即白，非彼即此地两极化，完全忽视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经济领域，西方经济学株守这种机械的二分原则，其主要范畴包括：
市场与计划;
私有与公有;
政(官)与商(民);
一个社会，要么实行市场经济，要么实行计划经济;要么实行私有制，要么实行公有制;要么是政界精英统治，要么是商界精英操纵。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不存在国家参与的市场经济、公私共存相分、政商合作这样的范畴——而国家参与的市场经济、公私相分、政商合作，恰恰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的理论核心。
轻重术研究“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2】即国家利用社会公共资本为国家理财。具体表现为国有经济成分自周朝以来三千年中，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后，则表现为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先贤看来，西式二元对立思维本身就是一种逻辑错误，被韩非子称为“两末之议”，认为坚持这种逻辑的结果是“积辩累辞，离理失术”。(《韩非子-难势》)
面对汗牛充栋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以及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现实面前的苍白无力，是我们反思韩非子这句话的时候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界以日本为中介，将大量西方二元对立的概念引入了中国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的头脑中——这样一种乱码不断自我繁殖，其破坏力极大。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那种温柔敦厚的传统没有了，代之以五花八门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将经济计划和公有经济视为“国家公敌”，欲除之而后快。
三、西方经济学成了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
西方经济学缺乏整体观念，自身也沦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随着大量行业资金进入研究人员的口袋，学术的中立性越来越差。
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用的领域似乎只残存于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复杂的数学工具在市场上圈钱，二是利用光鲜的理论忽悠其他国家的政府。
比如前几年学界和决策层热议的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美国学界早就拿出了现成的理论，证明资本账户开放如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那种理论根本就是游说别人的工具，只是逻辑上自恰的说辞而已——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一纸外国文凭，囫囵吞枣、良莠不分地学习这类“先进”学说，简直是与虎谋皮式的愚蠢行为——结果很可能被“老虎”吃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谈及自己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开放时说：“在美国学界提出的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本配置和经济发展的理论中，一般资本是同质的，没有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的区分。在那样的理论模型中不会有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的问题，也没有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用货币虚拟资本去换取非储备货币国真实产品和服务的利益不对称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资本禀赋的差异。资本账户开放在这样的理论模型中对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有了这些理论，华尔街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上就变得理直气壮。”【3】
总之，西方经济学正在异化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经济学本身经世济民的本来价值正在衰退，更不用说中国“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周易-颐卦-彖辞》的崇高理想了。
由于西方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逻辑，使它不仅远离了现实，也远离了应用轻重术损上益下，均平经济的可能性——不仅在西方世界是这样，在被西方逻辑思维和经济学理论殖民的中国学界也是这样。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面对一波波经济危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显得越发重要的原因所在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常常背离西方经济实践。反思西方经济学，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机构设置和经济管理经验。因为在西方社会，名与实，理论与现实常常是脱节的……
(系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注释：
【1】[美]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第62页。
【2】参阅拙著《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第一章“计划与市场之间——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第52~67页。
【3】2013年7月21日，林毅夫教授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双周圆桌内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网址:http://money.163.com/13/0805/08/95GIGHG3002534M5.html，访问时间：2016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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