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正位论
近几天翻书阅史，感觉中国浩浩五千年的文明史，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展示了民族的智慧，书写了英雄们的篇章，而且在众多的历史事件中，也隐藏着历史发展中的某些难为人知的定数。文化、智慧、壮举是显然可见的，《诗经》《离骚》开立了诗歌长河的渊薮，孔孟之学确立了政儒教化的地位，自三皇五帝到豪杰草莽，令人不胜嘘唏感叹，而定数，深藏其中，却需深而思之，拨开眼障，方能试窥其下的一点幽玄，聊得一点所猎，或真或假，或清或浊，或多或少，或许自己也是难以言说了，如果能得到一些同感，也算是一件小有收获而感到欣慰的快意之事了。
中国历史悠长，更迭的朝代众多，所发生的事件难以计数，在这难以计数的事件中，从分析一些类似的事件，是可以引发一种对所谓正位的思考。
一
以三代之变为始。尧而舜，舜荐禹，禹辞辟商均，商均不肖而禹，禹而益，益不肖而启。而夏启家天下之后，夏桀“不务德”，“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有罪，天命殛之’”，“作《汤誓》”，“伐夏桀”，“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纣王距谏饰非，好酒淫乐，辟重刑，法炮格，武王“作《太誓》：“纣…，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武王伐商，纣“赴火而死”。西周到周幽王时期，“三川竭，岐山崩”，周幽王得褒姒，“去太子宜臼”，“以伯服为太子”。幽王烽火戏诸侯，犬戎入侵，导致西周的覆亡。(《史记》)
在三代时期，中国古人敬天畏天的思想非常深厚，圣人天子必须要“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无德，“天将弃之”。虽然不能说天是存在的，但是这一思想却是深植于那时的社会人心之中。只要在人们的心里认为某个人无德了，他就失去了天的庇佑。失去了天的庇佑，也就是说他失去了正位，只有再让有德之人重新回到正位上去。三代之前的尧舜禹时期是如此，禹和启都是因为有德，舜指定了禹，但禹辞立了舜之子商均，而“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立了益，“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可以推断，那个时期，人们比的不是财富和武力(霸道)，而是道德(王道)，谁道德最高，谁立正位，虽有指定，但指定还不足以立于正位，朝禹朝启就是朝正位。夏桀“不务德”，成汤立，纣失德，武王伐商，幽王无德，西周灭亡，因为他们的德配不上人们心里的“天”，他所能得到的，只有让位，以改朝换代实现对正位的确立。三代时期的更迭史，就是以德为正位的最高标准的。及至幽王废申后，“去太子宜臼”的去正位之举，在漫长的中华历史其后，也重演着这样的复归正位的历史故事。不过从此后的正位涵义(多了一个霸道)，已不同于其前的正位涵义(王道)了。
二
幽王废立的宜臼，在秦襄公的救护下，东迁洛邑(洛阳)，开启了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在秦襄公等诸侯的心里，虽然宜臼被废，但宜臼仍是居于正位的周天子，拥立正位就是顺应人们心里的天。夏商周三代历经一千多年家天下的巩固，尧舜禹时期比道德的正位观转向了家天下的正位上去。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尧舜禹时期是原始社会时期，公有制为经济基础，到夏商周时期，已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奴隶社会了，社会失去了比道德的经济条件，私有制进一步巩固了家天下。幽王因为宠幸褒姒而废立太子，不仅失德，也在动摇周天下的基础。在诸侯王臣看来，宜臼虽然被废，但还代表着正位，褒姒的儿子伯服虽为太子，但所立不正。幽王死于骊山后，“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宜臼太子本身就是周王朝的正位。周平王东迁开启了东周时期。秦襄公护驾有功，而功莫大于救主，因此“平王封襄公为诸侯”。
春秋战国是个纷乱的时期，春秋无义战，战争不断，但正位一直在周，天下共主宗周。春秋五霸粉墨登场，又无一不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名义上拥戴的还是周天子。虽然周室衰微，没有多少影响力和控制力了，但诸侯还得尊，因为还没有哪个诸侯有足够的胆量和实力打破周天子的正位，自己去占上这个正位，如果有哪个诸侯敢于如此，必将引起各诸侯的共讨，成为天下共敌。衰弱的东周，一路虽趔趔趄趄、摇摇晃晃，但也坚持了五百多年。
春秋时期，南方的楚国也不甘寂寞，但楚国在中原之外，处荒蛮之地，一向来不受周王室重视，二处中原纷乱之外，楚国得以自由发展。从成王封楚子地五十里到楚威王达到最强盛的时期，楚国成为了诸侯国中的最大国家。只有楚子敢于公开对抗周王室，第九代楚君熊渠封子为王，后恐周厉王讨伐，又自去王号，直到楚武王，楚子正式称王，是春秋时期唯一称王的诸侯。楚君称王，自感名不正，各诸侯国也不认楚君为王，但同以诸侯而待之，正位仍在周，而不在楚。楚有代周的野心，楚庄王八年，率楚军开进周王室国土，周定王忙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向王孙满向九鼎的轻重。王孙满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用“在德不在鼎”退去了楚师。
进到战国时期，经诸侯征伐兼并，形成了七个大国并雄的时期，各诸侯国先后称王，周王室已名存实亡，只有空头上的正位。七雄之中，秦国独强，当秦王政(秦始皇)当政，开始了一统天下的兼并战争。在位五十九年的周赧王降秦，迁九鼎于咸阳，秦夺了正位，再灭六国，而一统海内，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历经两千年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时期。
以正位而论，秦代周是有正位基础的。七雄之中，固然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而强大起来，而其他国家也在变法求强，齐楚赵等国也有相当的实力，尤以楚国地域最为大，但完成统一的是秦，而非齐楚赵，历史原因纵然很多，但秦先王救主之功，以道义而论，是高在其他六国之上，周室衰亡，秦取而代之，却也是正位的自然而易，后人对此非议的并不多，盖有这一因素使然。楚国与周室的关系最远，田代姜后，齐国与周室渊源不深，三家分晋后的赵魏韩，也是如此，只有燕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最近，姬姓诸侯国，因地处偏北的边地，有最大的地理劣势。相比之下，秦代周，正位上更正于其他六国。另外从先秦历史的地域意识来说，历史前进的正位一直在关内和中原一代，而没有偏移，假如楚国或者燕国一统的话，正位的地域性肯定要发生偏移了。秦国一统，对于中国历史的正位一脉，也是值得肯定的。
三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时代，在这个时代，皇权至上，任何威胁和动摇皇权的言行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在一家皇权延续之中，能代表皇权延续的都有可能被视为正统，居于正位，而挑战这个正统地位的，则被视为悖逆。因此，在社会人心接受和维持方面，一般官员和黎民百姓将皇权的正统和正位延续视为国之本，民之福。而动摇这个国本的王朝，多数都引起王朝的覆亡或者削弱，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秦始皇死于沙丘后，赵高和李斯发动沙丘政变，矫诏逼死了长子扶苏，立幼子胡亥继承帝位，三年又逼迫二世自杀，立子婴为秦王。赵高的专权极大地破坏了秦朝帝位正位的稳固，因此秦朝的快速灭亡，除了秦朝的严刑峻法使百姓生活艰难困苦是一大原因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正位遭到了颠覆性的破坏，尤其代表正位的扶苏继承帝位的话，秦朝是不至于快速灭亡的。秦亡之后，天下大乱，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说：“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可见在秦末人们心中，正位在扶苏而不在胡亥。
汉高祖死后，吕后专权，为巩固儿子刘盈的帝位，残杀戚夫人，后大搞吕氏外戚专政，杀害刘氏宗室，吕后临死之前仍不忘巩固吕氏天下。吕后死后，周勃陈平谋杀吕氏诸王，还正与刘氏，政权的正位回归到刘氏手中，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这是汉朝政权第一次正位事件。第二次是在汉武帝之后。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作为的君王，但在晚年，疑心加重，宠信巫师佞臣，引发了震动全国、血流成河的巫蛊案，太子刘据被逼逃亡，最后全家被杀，只有一刚出生的孙子刘病已幸免于祸。汉武帝传位于幼子刘弗陵。十三年后，汉昭帝刘弗陵崩，无子，霍光立昌邑王刘髆之子刘贺为帝，刘贺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短的一位皇帝。刘贺非常不肖，荒淫无道，二十七天后被废。霍光再立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是太子刘据唯一的孙子。经过巫蛊之祸，汉朝帝位的正位，历经十七年后再次回到刘据一脉的正位上来。汉宣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君，在位二十五年。
西汉末年，成哀平时期，王莽借助外戚王氏的势力，兼其礼贤下士、简朴清廉的美名，扶摇直上，位极大司马。汉平帝病死，王莽立两岁的刘婴为帝，以“假皇帝”之名摄政，人称“周公”。三年后，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称帝，国号新，是为新莽政权。王莽在篡汉之前，“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汉书·王莽传)唐人白居易诗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新朝立国十四年，便在刘氏势力的反对下以及各地的农民起义的反抗下灭亡了。后人对王莽新政虽有不同的评说，但仅从正位上说，王莽篡汉仍是不得人心的(虽然有朝野上下支持他的即位)，他开创了帝制时代篡位的先河。由于王莽篡汉，又引发了刘秀重兴刘汉的东汉的建立。
而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魏蜀吴三国局面形成，而建立曹魏的魏武帝曹操，为一代枭雄，有称霸天下的野心，但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未敢谋取正位篡汉称帝。刘备借刘氏宗亲的正名，从一织席贩履的小民起步，创建了蜀汉政权，其力是借助了汉刘正位获取了人心。尽人皆知的《三国演义》，通篇抑曹扬刘，体现的就是这种正位的思想。
四
曹操死后，曹丕篡汉，建立曹魏政权。曹魏四十五年后，司马炎又重演曹魏篡汉之举，司马炎篡魏，是为晋朝。从王莽篡汉，到司马炎篡魏，新朝、魏朝、晋朝(西晋)都是短命王朝，盖与其获得正位的来路不正有很大关系，俗谓：来得快失也快。后世的隋朝是篡了陈朝得国，同样是忽来忽去，国祚不长。西晋武帝死后，爆发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之久，加之北方鲜卑等少数民族乘机入侵中原，战争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鲜卑等北方民族入侵中原建立王朝，从此便更加突出了其后华夷之辨的问题了。
西晋灭亡，东晋在江南建立，北方中原地区被胡人侵占，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北朝是指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北魏分裂为西魏和东魏，北周篡西魏得国，北齐篡东魏得国。北齐灭于北周，北周被隋文帝篡位，建立隋。南朝是指宋齐梁陈四个汉族政权。宋篡东晋得国，齐篡宋得国，梁篡齐得国，陈篡梁得国。南北朝七十年的时间，篡位是朝代更迭的主要方式，仍是得国不正，国祚不长的悲惨结局。在这一时期，南北社会的正位思想彻底颠覆，崇尚和依凭的是暴力和武力(霸道)，暴力和武力的肆虐，把中华大地搅了个“周天寒彻”，客观上对那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全局性的大洗牌，促进了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大融合。南北朝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三个时期。北魏是少数民族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在与文明先进的中原汉族为主的北方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在正位上是有很大自卑感的，因此北魏政权到孝文帝时，从平城(大同)南迁洛阳建都，全面推行汉化，其迁都和汉化的主要目的，应当是实现在汉族地区以取得政权统治上的正位。在南北朝时期，分析其正位观，是应当存在两种含义的，一是得国正当与否，二是民族政权如何能正当合法。对于这两点，在后世的朝代更迭中，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弥合。
五
隋篡北周，灭南陈，建立了大一统的隋朝。隋文帝类似于秦始皇，再次统一了中国。隋文帝是很有作为的一代英主。隋文帝死后，隋炀帝荒淫昏乱，不惜民力，致使天下大乱，。蹈秦朝覆辙，历二世而亡。唐高祖李渊篡隋建立唐朝。
从唐朝开始，唐高祖和唐太宗汲取了隋亡的教训，并用德政弥补篡国不正的问题。如：“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贞观政要》)
唐太宗是发动玄武门之变，从高祖提前退位登基的，照正位评判，太子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太宗不在太子正位，但唐太宗以其战功和明君的形象弥补了正位之不足，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唐太宗从谏如流，为政谨慎似有刻意弥补登基不正的瑕疵，真心也罢，伪饰也好，但唐太宗真的是做到了，真的弥补了世人对他可能有的一切非议，弥补正位之不足以至超越。唐太宗经营贞观之治，开启了有唐一朝的盛世华章。
武则天是吕后之后又一位专权到极致的女性，走的比吕后更远，位及中国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虽也以周篡唐，虽不正，但武则天“称制之年，英才接轸，……，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到晚年，武则天“欲以武三思为太子，……，仁杰曰：‘臣观天人未厌唐德。……今欲继统，非庐陵王莫可。’……，‘且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后感悟，……卒复唐嗣。”正位又复归于李唐。
六
残唐五代又一次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天下混战的五十多年，朱全忠不忠，篡唐建梁，不正，后唐篡梁，后晋篡后唐，后汉篡后晋，后周篡后汉。五代时期，又重演南北朝时期的混战篡权把戏，正位思想再次混乱不堪，人民生灵涂炭。历史总是在反复几次灾难之后，才会得到真正的深刻教训，否则，只能一次次教训降临。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大混乱。直到宋太祖同样以篡后周的贯有形式取得政权，才深刻反思篡与被篡的历史教训。
宋太祖黄袍加身，篡夺了孤儿寡母的后周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又一次将历史的正位扶正。《宋史》赞曰：“昔者尧舜以禅代，汤武王、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当斯民涂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责其济斯世而已。……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宋太祖在篡位皇帝里是一位仁君，虽是武将出身，但不嗜杀戮，对后周皇室礼待有加，因天下得之于柴氏，训教子孙不得随意加害柴氏后人，纵有谋逆，也不得施以刑戮，同时也训教子孙不得杀读书的文人。因此，有宋一代，虽武备羸弱，但政治环境是非常宽仁的一个朝代。赵匡胤目睹了五代的武力屠戮，以及自己黄袍加身的易得，所以赵匡胤对武将格外警备，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消解了唐和五代藩镇割据的威胁，将军权集中于皇帝，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制。
宋武备羸弱，在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北方契丹势力进入了长城防线以里，宋北部国防受到极大的威胁，辽国做大，宋辽战争不断，后辽国被金国灭亡，宋又与金对峙，靖康之变，北宋灭亡，中原全部归于金朝统治。宋高宗赵构在杭州建立南宋，偏隅于南方。在宋辽金以及与西夏的对峙局面中，中国的正位在宋，而不在辽和金，因为宋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正脉，至今在历史上依然如此。当谈及宋辽金时代的历史，往往人们更关心的是宋的历史和故事，以宋为主脉，纵然《辽史》和《金史》同样位列于二十四史之中为正史，但关心辽金的历史的人就非常少了。
岳飞是民族英雄，虽然教育部出于现在的民族政策将岳飞的故事从教科书里请出，但岳飞在中国社会里依然还是民族英雄，而金兀术，辽宁铁岭在金兀术调兵的遗迹上建了一座“兀术城”，铁法市也改名为“调兵山市”，但金兀术永远也不会成为民族英雄，纪念旁脉以羞辱正脉的方式企图搞乱历史和人心，注定必将是一场闹剧。
从宋代本身来说，赵匡胤死后，其弟赵光义承帝位，延续了北宋，其一脉至宋高宗止。宋高宗建立南宋之后，因其无嗣，皇权正位再次回位到赵匡胤后世子孙一脉上来。不知是否是一种天意。
宋代结束之后，由王莽开启的篡位得国的历史终结了。也从宋代结束开始，中国的大一统出现了少数民族的全国政权。
七
元明清时期，尤其元清两朝，对近现代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蒙古族崛起于漠北，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向南，灭金朝，再灭南宋，至忽必烈时，定鼎华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元朝帝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政权，汉族人的感受却是亡国为奴。蒙古民族文化落后，没有自己的典章制度能够一统如此广阔的国家，忽必烈不得不施用汉法，采用汉制，从国号定大元开始，亦有意图站上历史的正统。
从元朝开始，正统问题更突出起来，毕竟对于传承主体文明的主体民族的汉族在形式上亡国了，气在但脉断了。虽然正位未必正统，但正统必定正位。从元始后，对正统的争论转为主要议题了。
南北朝、宋时期的分裂，虽然没有一统六合的王朝，但有承天下文明于一脉的王朝，因此正位，南北朝在南朝，宋辽金时期在宋。元朝、清朝的正统正位问题，是不能以所谓的疆域、所谓的汉化、汉法的说法所能一言而概之的问题，因为从元清两朝的统治民族来说，毕竟没有再次出现北魏时期孝文帝的主动汉化现象，元清两朝采用汉法汉制，无非是想借助于汉法汉制为工具实现本民族的统治而已。假如推行汉化的孝文帝能一统六合，也就无南朝的存在了，那么正统正位必定在北魏。北魏推行汉化，以明代方孝孺的“三统”论(见后)，北魏则是“附统”，因此对于后人来说，在正统正位问题上，欧阳修作了《正统论》，他对“正统”说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但定义并不等于标准，对历史的评判，并不完全以所谓的定义而衡量，因为对历史的定位，还有一个世道人心认可与否的问题，在文化上谁为主脉，也即心归何处了。如南宋，按欧阳修的定义，不能算为正统，但后世却心归于南宋，如五代时，“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广顺。虽正统之尊，未就混一之势。”(《醒世恒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能说后周不在正统正位吗?
在定元诏书中，“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乘时而有国，不以利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嘉与敷天，共隆大号。”其中引秦汉隋唐，都是大一统的汉政权，“嘉与敷天”也采用了华夏的以德配天、称天子的思想，其混入正统的意味明显是非常浓厚的。
毕竟元朝是蒙古族政权，汉族沦为亡国的民族。在汉民族的痛苦中，自元直到明初，自古以来的就存在的华夷之辨的争论逐渐激烈起来，主要焦点集中于元朝的正统问题。对于这个争论，元朝的汉族官僚如郝经提出了“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又如许衡在《时务五事》中说：“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它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可见，郝经与许衡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在郝经等人看来，宋为正统，辽金实行汉法，也便是正统了，他们是把道统和君统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实际上这种混一说法，无非是他们为自己、也为汉族士大夫效力于元朝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蒙古统治者如何成为中国的“正统”指出了门路。到明初，方孝儒提出了正统、附统、变统三种分类，他说：“仁义而王，道德而治者，为正统，如三代之君，汉唐宋;虽不敢几乎三代，人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故附之于正统，是为附统;取之不以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生民，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皆为变统。”(《逊志斋集》卷二，《释统》)。故蒙元就是变统。他又说：“正统之君非吾贵之也，变统之君非吾贱之也，贤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能不贵之乎?非其类，无其德，民必恶之，当时恶之，后以其位而尊之，则违乎天矣。故不得不贱之也。贵不特于其身，而又延及于子孙，虽其子孙甚愚不肖。苟未至于亡国，犹尊之以正统之礼;贱不特于其身，而其子孙虽有贤知之才，亦不能掩其恶。夫如是而后褒贬明，夫如是而后劝戒著，夫如是而后正统尊、奸邪息、夷狄惧。”(《逊志斋集》卷二，《释统》)因此，方孝孺的正统论是比欧阳修的正统论更完善一些。由此比较郝经许衡与方孝孺的观点，可以判断得出，方孝孺的观点在维护民族大义方面有着历史的积极意义，从而否定了“全有天下”即入正统的汉奸理论。
虽明朝定元为正统，但明代修《元史》，《元史》却是二十四史中成书时间最快且最为粗糙的一史，元史中明确说明：“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示意。”可见当时人们对元朝的正统问题是有争论的。
明朝是正统王朝无疑。如果仔细研究明朝，明朝并不是如今天的人们所贬斥的糟糕不堪，明朝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强盛的王朝，不仅经济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即使说到明朝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其实是明朝出现了近似现代的内阁制管理制度，如果又要皇帝上朝亲理国政，又骂皇帝专制，岂不自相矛盾?明思宗危临亡国，不是选择迁都，不是逃跑，不是避难，而是选择吊死以身殉国，临死之前还不忘用己身之死换取不要屠戮无辜百姓，有谁不肃然起敬呢?“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朕死无面目见祖宗地下，去朕冠冕，以发复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明朝之所以被贬化，一是因为有清一朝二百多年，中国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奴化思想，二是在奴化思想的延续下，现代中国人褒清抑明，尤其当代无底线地赞美清朝历史，更加重了对明朝的贬低。倘若褒清亦褒明，思想上必定会精神分裂不可。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于最后的一个清朝。清朝如蒙元，是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满洲人的朝代。中国从二百七十多年前的元朝下站起来回到正统明朝，民族心理逐渐有了恢复，但又不曾想再一次亡国。有清一朝，满清统治阶级一直实行高压的民族统治，尤其大兴文字狱，有史以来，对汉文化戕害最深的是清朝，奴化汉族最深最彻底的是清朝。为稳固其统治，搞了许多僭夺正统之位的举措，如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帜，剿灭农民起义军，为明朝崇祯皇帝厚葬，保护明十三陵，在文化上，官修《明史》(《明史》是官修正史中质量最好的)，编纂《康熙字典》、《全唐诗》、《四库全书》等等。发生在雍正朝的曾静案，贵为皇帝的清世宗，屈尊与反清复明的曾静等人辩论，发布《大义觉迷录》，以正清朝的所谓正统问题，阻华夷之辨。如其中说到：“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这部御撰国书，清高宗即位后即刻封禁，不得私藏。
有清一朝，反清复明一直没有停息，清朝皇帝历代勤政躬亲，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以此堵塞华夷之辨的再争论，树立一种正统的形象。但这种正统形象，随着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以及满清统治阶级狭隘地维护其民族统治和民族利益所葬送，毁掉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彻底地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满清不亡则中国必亡”，“欲救中国，必先推翻满清”，成为孙中山为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共识。
按照方孝孺的观点，清朝应是变统王朝，不在正统之列。有个例证，完全可以说明这个结论是可靠的。清朝时期，朝鲜和日本都以继承中华的正统自居，朝鲜自称“小中华”。日本人对中国人称支那，对于这个叫法，前些年有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其中毛主席学生时代的孔昭绶在一次课堂上，有一个演讲，虽是电视剧剧情，但其内容却是真实历史，这段剧情演讲全文是：
“有一个词，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支那，这是日本对中国的称呼，在日本人嘴里，中国就是支那，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支那人，那么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起初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这是自隋朝起，从天竺语摩诃至那中派生出的一个对中国的称呼，词意并无褒贬。可就在五年前，五年前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学校给我准备的学籍表上，填写的就是支那人孔昭绶。每次遇到日本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看，支那人来了。他们当时说话的表情，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是一种看到了怪物，看到了异类，看到了某种不洁净的东西，看到了一头猪混到人群里，才会表现出的轻蔑和鄙夷。于是我就去查字典。我不相信日本人的字典，我查的是荷兰人出的1901年的荷兰大百科通用辞典。我查到了：支那，中国的贬义称呼，常用于日本语，亦指愚蠢的，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这就是支那的解释。耻辱啊，耻辱。我泱泱大国，巍巍中华，竟成了诸般列强眼中的荒蛮未化之地。耻辱啊，我四万万同胞，竟成了任其宰割的鱼肉。人，不可不知耻。耻，有个人之耻，国家之耻。德守不坚，学识愚昧，身体衰弱，遭人白眼，乃个人之耻。纲纪扫地，主权外移，疆土日蹙，奴颜卑膝，乃国家之耻。我四万万同胞，如果人人为人所耻，则国家必为人所耻，一个国家被人耻笑，那么个人也将成为别人耻笑的把柄。支那之耻，无有个人与国家之分，此乃我中华全体之奇耻大辱!”
纵然日本的看法是日本的看法，以及诸如日本史学界一直存在着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但中国的被践踏和被奴化难道不是确实的吗?由此观之，除“贡献”出了“支那”和“无华夏”，清朝对中国的正统性上又贡献在哪儿呢?至于清朝对中国版图的贡献，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而非正统性问题。
八
中国记史有“正闰”之说，有“王霸”之辨，还有“正史”、“霸史”之分，以此为标准，蒙元满清王朝则是“霸史”，而“霸史”则位于“闰位”，都不在正位。如果被写入“霸史”列入“闰位”，这是统治者心都存敬畏的根源，也该是清世宗颁布《大义觉迷录》时让他非常重视的一个心理定位。至于中国历史的朝代顺序，并不反映各朝代的正统性，只不过代表所在历史时期的一个符号罢了。
民国建立，中国又回到主体民族汉族为首的正位上来，但是否是正统，需要探讨。但民国之后的历史，已不再是以古代的所谓正统观点所能评判的历史了，帝制王朝不复存在，中国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现代社会时期，政党制度、民主意识、人民思想，完全超越了狭隘的夷夏之间的正统论，进入了新的大开大合的历史时期。正统论虽然不存在了，但正位论还是会存在下去的。
孙中山以三民主义创建民国，不久为袁世凯篡位称帝，八十三天倒台，北洋政府上台，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算不得在正位之上。国共北伐，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北洋政府结束。从脉络上讲，国民政府是正位政府，但算不得是正统(不再包含夷夏含义，做借用词语)政权。直到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实现大陆的人民政权统一。其后的历史，一清二楚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既不在正位，也不在正统，仅是内战遗留下来的失败政权的残存。在大陆，共产党的人民政权在正位，在正统。
共产党的正统正位性在其人民性，它的“正”在于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有违这一性质的，都是偏离了“正”，不在正位。从其思想上说，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国思想，放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必将造成偏离“正”的行动错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搞什么“民国范儿”，“颂蒋”“赞国军”，贬低共产党的历史，等等，都是触犯历史正位的反动之举，必将不得人心。
中华历史如黄河一样，浩浩荡荡，从远古而下，滚滚一路五千年，淌高原，冲高峡，荡平原，有激流，有缓流，有支脉汇入，有冲刷改道，黄是其正色，其脉绵延，九曲连环，而不变色，终归继续滚滚向前，冲向未来世界的大同。
2016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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