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皇帝们”反思
一般来说，反思历史的工作不是由官家来做，便是由史家来做，很少有平民来给官史写反思框架。然而，翻开所有的历史反思，你会悟出，反思从来都只是形式，并不能真的成为镜子，大多为了给新的“皇帝”铺路，结论自然未必正确。
时至今日，我们能看到的历史反思无数，亲历的“反思”也不少，如果能以平民视角撇开皇权需要寻找历史的真相，会发现大量的反思都值得再反思。读历史，肯定一个问题的难度有时比否定一个问题的难度要小很多，因为肯定某人所遇到的阻力比否定某人遇到的阻力会小很多，所以，肯定历史的进步性非常重要。
纵观几千年中国封建史，算得上成功的皇帝绝不过三成，其余七成的皇帝都让自己失去了反思的机会，只能由后人代为反思。崇祯帝在靠近绳子的时候，他最大的反思就是不该向宦官低头让步，初期对宦官开刀甚坚，稍遇挫折即重启宦官，酿造了他煤山断命的苦酒。
★★★封建大一统中国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经历的封建社会都是以分裂割据状态存在。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再也没有形成大一统局面，欧州本土在中世纪时，碎裂为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细小部分。中国的邻居日本，“应仁之乱”后，有六、七十个封建小国。小小朝鲜半岛，也经常处于诸侯割据。缅甸声称有四个王朝，但统一的王朝几乎没有。印度呢?文明史悠久，却没有一个强大统一耀眼世界的印度人王朝。
中国，有一个独特的封建时代，除了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其它时段总体上均处于“大一统”状态。四百多年前的罗马，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华大帝国史》，把中国的帝国史描述得完美无缺，极其夸张，书中感叹道：中华帝国该有多少辽阔的历史值得人类去了解啊!
●“大一统”对分封制的调整
欧洲国家通常都是采用分封制，而中国自秦始皇以后便主要采用郡县制，虽然后期仍有部分时期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但分封制占比较小。当郡县制力量非常强大时，贵族世袭的分封制度很多情况在萌芽时就被遏制。
●“大一统”限制人身依附关系
在欧洲国家，地主与奴隶或农民的关系依附性极强，地主的杀奴权力很大。而中国封建王朝则不同，自汉代起，地主就不能随意杀死家奴和农民，商品依附并不直接决定生命依附，朝廷对各级的控制能力更强，这就使得地主经济成为大一统社会的经济基础。王莽的儿子私杀奴婢，王莽就迫其自杀，宰相陈执中的嬖妾阿张捶挞女奴迎儿致死被赐自尽。
●“大一统”抵制军事割据
历代开国皇帝差不多都要想方设法除去那些立有战功但又有可能威胁自己统治的军事头目。唐朝的藩镇割据是从河北三镇起，后被一一征服，宰相李德裕极其推崇统一观，郭子仪等名臣亦是如此。朱元璋在这方面也十分著名，他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案，使十几万功臣宿将、文人学士死于皇权专制的淫威之下，让割据势力闻之色变。
欧洲与中国就大为不同，教会干政是它的独特现象，教会总希望小国寡民，鼓动军事割据，以便于精神控制。教会曾占有法兰西全境土地的足足三分之一。教皇格列哥里与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争夺领导权，弄到后来，亨利四世赤足披毡在寒风中等候三天，请求教皇赦罪。
★★★中国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结构
社会意识形态，从原则上讲，包含了社会所有成员的思想总和，我们在分析意识形态结构时，仅提取了那些为人们传诵最多并普遍接受的社会化思想作为研究对象。
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孤立体系，它与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共同相互作用，构成了治理社会的总体系。
秦汉以前，诸子百家，争奇斗艳，百家争鸣。自汉武帝始，独尊儒术，废黜百家。此后，儒教即使有起有落，大体上站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其它学说虽偶尔挑战儒教，但始终没有达到它的影响力。外来的佛教和基督教都没有儒教对中国人的影响深刻。
大一统国家必须有一个完整统一的官僚系统，并且要求有统一的国家学说，这个学说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但关系到国家的内和谐，还关系到外和谐、外适应。
到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应该可以认为是体系成熟的意识形态学说，可以承担国家学说的重任。加之汉武帝自身的偏好和谋臣董仲舒的狂热，儒教顺应历史地成为维系国家一体化的最可接受的普遍学说。
我揣摸儒学，功能有三：把君权集中的政治强控需要结合起来，把儒家倡导的道德力量说成是“天人感应”的结果，保证国家内和谐;把性善说与性恶说互为一体，既强调善的重要性，以便于善化人心，又强调恶的存在，给强权提供合理性;把儒学道德化为民族文化的标志，尤其是汉民族的中心文化观，对激励人们保家卫国抵御异族入侵有很大的动员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学和玄学泛滥的时期，所以，当时就很难维系一个汉族式大一统国家。
到了唐代，很多人主张抑佛或灭佛，因为佛教已经危及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韩愈是其中代表。唐玄宗拆庙几千座，几十万僧尼还俗，李德裕任宰相时，一次性拆庙4600多座，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佛教狂热大大降温，逐步恢复了儒教的统治地位。
长期的儒家意识形态也导致了几个结果：禁欲主义盛行；知识分陷入繁琐的自我修养中；丧失了人格独立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容忍能力，纵容了专制主义。
★★★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结构
一般来讲，中国封建王朝建立有三种途径：一是豪门世家建立新王朝，如东汉、唐、宋;
二是由农民起义建立新王朝，如西汉和明朝;三是由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建立新王朝，如元，清，北魏等。
无论哪一种途径建立起来的王朝，其政治结构的主体是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的组成又包括：皇权与地方官僚，府兵制或募兵制，科举制。
根据君权神授的信条，这一权力来自天，因而皇帝又称为“天子”，他处官僚集团的最顶峰。皇帝英明，则国强盛，昏君当道，昏君就是贪官污吏和庸官的总代表，更是全国性吏治昏庸的加剧者。
无论是府兵制还是募兵制，其共同特点都是皇族执军，一旦旁落，政权便风雨飘摇。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维持的最精妙设计，是它巩固了中国大一统的人才保障。
汉以前或汉时期，中国采取的是“察举征辟”的选拔官僚制度，以地域为单位，考察知识分子的品行学问授之以官。
魏晋时期，中国多采取“九品中正制”，在州县置中正官，考察辖区人才，品级分九等，列在下等的，永不得仕。考察选官的职能落到了世族大家中，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到了隋朝，中国开始采用“科举制”，延续一千多年。
●封建官僚系统中的宦官、吏官与外戚
在中国的封建官僚历史中，每朝每代循环不死的规律是宦官、吏官与外戚的斗争。如果不考虑外敌的入侵，朝代的灭亡多起因于这三者之间的恶斗，宦官通常是祸首。
宦官专权：秦二世时的赵高指鹿为马，东汉十常侍乱政，唐代高力士弄权，宋代童贯统辖禁军，明朝魏忠贤大施淫威，清代李莲英飞扬跋扈。
宦官和外戚是皇家一体化内部的异物，既是一体，又天然对立，宦官喜欢隔离皇帝与外戚，外戚通常仇恨宦官引皇帝沉溺于声色。
唐代自公元820年至826年的7年之中，就有宪宗、敬宗两个皇帝被宦官所杀，自820年至903年，唐代8个皇帝中有7个为宦官所拥立，一体化机制被严重破坏。
明朝太监刘瑾曾经夸口说：满朝公卿，皆出我门。众多朝臣更是呼魏忠贤“九千五百岁”。宦官为害最烈的当属明朝。其实，朱元璋刚即位时，定了历史上最严厉的规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然而，朱元璋死后，这些祖训对子孙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了。
宦即患也!
●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农民皇帝”
西汉刘邦
出身于农民，当过亭长，杀县令起兵。起兵初，主要助手是：鼓吹手周勃，城市游民韩信，布贩子灌婴，屠狗者樊哙，强盗彭越，民间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中小地主萧何、曹参和王陵，等等。其中，张良，萧何与陈平等知识分子在起义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张良主人才招募，并立约法三章;萧何制定“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大方针;儒生郦食其、陆贾和叔孙通则在定天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让刘邦从一个蛮夫农民逐步变成知礼的“天子”，是让刘邦获得治理天下的理论武器。
刘邦用人多元化。
明朝朱元璋
出身于雇农，为了不饿死，到庙里当过和尚。刚开始，瞧不起儒生，对刘基很不在乎，后来，正是刘基、陶安、秦从龙、朱升和范常等儒生帮助他平定天下，刘基提供了关键性的军事策略。除了儒生，朱元璋也重赏了帮他打天下的农民功臣徐达、常茂、李文忠、邓愈、汤和、傅友德和廖永忠等。
朱元璋讲求南北平衡，明代洪武时发生过一件事，儒生应试揭榜是发生考中的全部是南方儒生。朱元璋大怒，把主考官白信蹈杀了。明初，朱元璋颁布了大量惩治贪污的条令，凡贪污六十两银子的即行枭首，甚至处以剥皮之刑。有的衙门正厅，就摆着贪官污吏的臭皮统。
明之前，国家大政由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执掌，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取消了总揽都督府，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六部全直接听命于皇帝。
朱元璋，让中华大一统再度完整化，有成绩，但失了仁道。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结构
●中国封建时代的“两税制”
“两税制”是一次伟大的税制改革，虽然唐德宗政绩不佳，但他的宰相杨炎却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干将，他提出的“两税制”是中国封建历史前后两个阶段的税收制度分水岭，虽然后面的各个朝代也进行过改革，诸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但是，这并没有突破“两税制”的核心思想。
●中国封建时代的货币史
秦始皇统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货币，并且建立了世界史上最早的“金本位制”，金为上币，单位为镒(二十两)，铜为下币，禁止其它货币流通。
秦始皇死后，货币一直不稳定，直到汉武帝时才收回铸币权，到了东汉，货币又混乱，金币的地位下降，两晋时，几乎没有可查阅的铸币史。
唐代，中国商品经济又再度发达，金融市场也很发达，已经出现了可供抵压的质库，现代金融业务在那里已经基本都有，政府与市民有相互融资业务。唐代的“柜坊”如同今天的银行。唐代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后在宋代消失了。
宋代，商品经济又出现一个新高潮，当时居然已经有印刷精美的纸币，铸币数量甚是唐朝的几十倍有多，并且，宋币可以认为是国际通货(周边国家)，日本当时有82.4%的货币是宋币。
宋代沈括曾总结出货币流通规律：钱利于流通，十室六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欧洲直到17世纪才由洛克发现这个流通规律。
对纸币的使用，欧洲要比中国晚五到六百年，法国是1716年，英国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俄国是在叶卡琳娜二世时。
●封建特权与低薪制
中国的封建王朝，按官僚等级划分封建特权和普遍的低薪制。除宋代官僚俸禄特别优厚之外，其他各个朝代的俸禄都不算太高，北魏前期，官员甚至是零俸禄。低薪制表面看减轻了税收负担，但是，却纵容了官僚系统的腐败，尤其是晋升系统与腐败一体时，低薪制完全是虚假的制度。清代的和坤，占地八千顷，有当铺、银号、古玩铺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
●中欧封建时代城市化对比
欧洲社会，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其城市化是远落后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下面列举几个时期的数据进行对比。
英国的城市在十世纪兴起，十一世纪共有80个市，市民占总人口5%，十三世纪共有160个，市民占总人口10%，十四世纪共有276个，十六世纪，已经有26个大城市，1700多个小市镇，到十九世纪，市民占总人口升至25%。法国，到十八世纪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还只有十二分之一。
中国：宋朝时期，一般地区，市民占总人口已经超过20%，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达到30%以上，明宣德年间(1426——1435)，全国有多个近百万人城市，南京，临安，北京。景德镇在十六世纪就有十万以上人口，明中后期，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20%左右。
明中叶以前，中国领先于欧洲，之后开始衰落。整个清朝没有一个盛世，是被欧洲超越最快的一个王朝。
★★★中国封建王朝的稳定性
●不稳态政权
从整个封建史看，中国只有元朝属不稳太结构，蒙古政权的残酷性和对汉族国家学说的不理解导致了元朝的短命。另外，还有两个政权也属不稳态结构，一是李自成的短命政权，二是洪秀全的短命政权。上述三个政权成了中国封建史类似芦苇上的鸟窝政权，对后世具有相当强的警示意义。
●亚稳态政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是大一统中国的特例，在300多年时间内，中国处于长期分裂状态。北方少数民族纷纷侵入汉族区，佛教和玄学盛行，匈奴，鲜卑，东突厥横行中原。
匈奴政权采用“汉胡分治”的政策，按两套系统管理，按“户”统治汉人，按“落”统治胡人，民族界限分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五花八门，社会制度落后。
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北方政权才稍微稳定，北魏西迁之后，孝文帝强行要求鲜卑族改姓汉族，把鲜卑族置于黄帝族的体系之下，赢得了汉族势力的强大支持，给整个北方带了局部稳定性。
●超稳态政权
除却少数几个短命王朝外，再烂的封建王朝都能折腾二百年以上，它的超稳性是令人吃惊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家国同构”思想在中华文化环境的广泛认同;二是国家专制机器的强大威慑力。前者起精神麻痹的作用，后者起肉体摧残的作用。
科举制下的儒生，也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最好工具，儒生，严格把自己固定在“个人——家庭——国家”三个层次上，哪怕国家将亡，他们仍然遵从儒家的精忠报国。
在宗法一体的结构里，王权与儒生的结合往往会造成悲剧后果，中国封建知识分很难单独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阶级成份，他们通常只能寄生在权力周围，他们往往看不起农民和市民。欧洲社会，贵族阶级的牢固性很强，知识分子如果只是平民，很难上升为贵族。而中国的科举制显得比欧洲更为民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例并不普遍，但通过读圣贤书作官入仕的机会也不少见，入仕，不仅意味着“治国平天下”，而且，还有黄金屋和颜如玉的富贵生活，它诱使相当大的知识分子自觉维护政权的稳定。
对影响政权稳定的破坏分子，封建统治者从来都不吝屠刀。明末夏永彝《幸存录》就记载，5个人晚上喝酒聊天，一人趁酒兴骂了魏忠贤，人家劝他别骂，他说无妨，反正晚上没人知道，魏忠贤也不会剥我的皮。结果，第二天，东厂特务就抓到了这五个人，把那个骂他的人剥了皮，其他几个人重杖。在汉代，《汉律》中曾经规定：三人以上，无故集聚饮酒，罚金四两，尤其是城市不允许。
总而言之，中国封建王朝的宗法一体化超稳定政权有两点很重要：大一统的官僚体系，意识形态的儒家正统。
超稳态政权有时会伴随闭关锁国，明，清两代都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本来可以继续开创海运事业，但是，这遭到了广大儒生的反对，德高望重的宰相夏元吉和兵部侍郎刘大夏坚决主张禁海运，理由是倭寇干扰太大。实际上，当时所谓的倭寇，很多人是中国沿海渔民，中国先进的海运事业就此停滞。
★★★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僚与儒生
“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通常称为儒生，中国儒生的游学、游宦生涯，正是这些特点的反映。
一般来讲，自古至今，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的共同特点：得意时皆为儒家，失意时就是道家。道家最终会成为儒家的补结构。
王朝威信，一方面靠政绩，另一方面靠传扬，政绩是百姓感受，传扬则靠儒生帮衬。在封建王朝，尤其是隋唐以后，儒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笼络儒生的能力成为皇帝们获取威信的重要能力。
儒生是以读书本、知要义为主的群体，他们的心中大多怀有理想主义，“活在书本”会成为他们的思想惯性，当现实与书本不合时，就会发出“惊呼”，这种“惊呼”也会影响到皇帝的视听。
皇帝，能否笼络儒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官僚机构本身的吸引力，二是皇帝对儒生的吸引力。官僚机构腐败昏官多，就会排斥异己，有德有才的儒生便落脱朝廷，只有趋炎附势的奴才入仕。明朝太监王振得势时，有一个名叫王佑的美男书生没有长胡子，王振问他：“你为何无须?”王佑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讨好谄媚作贱自己到了无耻的地步，王振因此事将王佑封为工部右侍郎。全国儒生愤而鞭笞。
皇帝不会用人，官僚机构就排斥人才，王朝威信就快速递减，儒生便会被吸引到暗组织力量之中，最终会成为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的四次里程牌决策
秦始皇时代：由丞相王绾主持、官僚重臣参加的会议，确立了以郡县为全国行政区划，即“郡县制”。
汉武帝时期，以董仲舒为首，召集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士聚商，确立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指导思想，儒家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隋朝时期：由隋文帝杨坚亲自确定并在朝会中要求官僚机构推行“科举制”。
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提出“两税制”，德宗批准执行。
影响不超过千年的会议或政策，绝无资格冠上“里程碑”三字。
★★★中国封建王朝的暗组织力量
●暗组织力量
某种社会结构要维系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并不代表新结构主体的那种力量，我把它称之为暗组织力量，它是显性权力之外的力量。
在任何朝代，暗组织都好象是曲木，它总是比直木好找，亦如贪官总比清官多，也就是讲，暗组织力量总是慢慢呈现扩大的趋势，暗组织力量增长具有不可逆转性，同时还具有强大的民间繁殖性，最终都是反王朝的。
土地兼并是封建王朝时代最典型的暗组织力量之一，它的自发性特别地强，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对社会的稳定具有最强的破坏力。
●暗组织从事破坏活动的三个通道
一是充分利用宗法一体和宗族关系扩大力量;
二是放大王朝执政中的弊端，王朝越往后，积累的问题越多，皇帝不敢革自己的命又加重了这种趋势，给了暗组织造势的机会;
三是暗组织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联系和合作，不同分系统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逐步形成统一的反意识，最终决定王朝寿命。
●暗组织力量对王朝的破坏性
破坏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三个系统的相互适应性。
毁灭文明的合理性，人类很难理解文明恰恰在繁荣的时期实现了灭绝，玛雅文明，叙利亚死城，大津巴布韦石头建筑，汉代朔方垦区，等等，都是在繁荣时毁灭的。暗组织对文明的灭亡起了重要破坏作用。
破坏封建王朝三大运转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暗组织力量是引起危机爆发的重要触发因素，它让危机具有突然性。努尔哈赤本来臣服于明朝，但是，由于朝廷的轻视，不到3000人起手的努尔哈赤推翻了执政几百年的明王朝，令人不禁唏嘘。王朝的崩溃具有突然性，但王朝中的暗组织成长并不是突然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中国封建王朝的不同改革结果
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推行改革，没有不改革的朝代。但是，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不同的改革思路，最后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一般规律是：早期改革成果显剧，中期改革成果有限，后期改革多成苦果。
秦始皇改革，范围创历史之最，影响创历史之最，功劳居历史之际。秦朝虽短，始皇功长（个人看法）。
唐太宗及其跟随者的改革成果巨大，终引万朝来贺。
唐中期的唐玄宗改革，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等人任宰相，清除弊端，改革吏治，亲自考核县令，废庙还俗，初有效果，但后劲不足，自甘腐化，终致“安史之乱”。
唐晚期改革只有条文，没有施行的实践，只等灭亡的到来。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胸怀抱负，锐意改革，以王叔文为首的官僚大臣推出了著名的“永贞改革”，但是，这遭到了俱文珍等宦官的坚决抵制，皇帝存废都执于宦官之手，李纯被立为新帝，王叔文等被贬或被杀，唐朝奄奄一息，变法未启即败。
王朝后期改革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只改革现象（末），不改革官僚机构本身（本）。
北宋中后期的王安石变法，均田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等，都是为了富国强兵，都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还可以趁此机会精减官吏。然而，对官僚机构本身的改革缺少强有力的法令，改革不但没有让官僚机构变小，反而因变法需要让官僚机构变得更庞大，各种变法法令在施行过程中一改再改，越改，越是让底层贫苦人民负担增加，王安石的变化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明朝中后期张居正的改革不可谓不全面，尤其是“一条鞭法”的推行，它简化了征税手续，使国家经济得到了短暂的恢复。但是，王朝内部的机制失调已久，内部调节力量衰弱，导致新法在执行过程中流弊甚多，往往是鞭外加鞭，巧立名目，贪官污吏两本帐，推行不到十年便告失败。这就如同给晚期病人施行手术一样，只能加速死亡，而不可能挽救生命。
大家都骂王莽篡位，把他置于反面角色。其实，王莽是西汉末年推行改革的能人，他在废掉刘氏皇帝以后，立即推出基于土地的重要改革，官僚地主和贵族坚决抵制他。在推出新政初期，民间就有403儒生联名上书赞扬王莽新政。然而，王朝已到末年，官僚贵族已经与民间暗组织纠合到一起煽动天下闹事，终致天下大乱，王莽身败名裂。
历史证明，专制王朝越长，统治者从内部清除其自身毒素的能力越低，尤其是结构性的毒素无法根除，雍正杀贪官杀得再多，腐败也得不到真正遏制，杀贪官，其实是吏治的末端整治，改变官僚结构才是治吏的首端。权力越专制，重构官僚体系的难度越大，为了求稳，始终只愿意治标而不愿意治本，当民间暗力量无限壮大，一点火柴，王朝就可能被灭。
大家注意!皇帝在位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王朝是初期、中期还是末期，只有王朝灭亡，后朝才能总结前朝。判断王朝阶段，可总结出一个可借鉴的“改革效率指数”，初期，改革效率较高，中期，改革阻力越来越大，效率较低，末期，无论改革对错，都无法得到执行，权威和法律均失效。
★★★中国封建王朝的解体
●王权威信递减规律
在同一个王朝，越往后的皇帝领导力越弱，其官僚机构腐败昏官越多，有德有才的儒生难得重用，官僚秩序出现混乱和腐败。
当儒生们忍耐到一定限度时，便会联合民间暗力量给皇帝制造麻烦，并不断地丑化皇帝形象，以期皇帝威信快速递减。王朝威信快速递减，又会恶化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民间暗力量的山头主义会越疯狂，最终会成为王朝灭亡的重要隐患。
●柔性解体与脆性解体
一般来讲，欧洲王朝的解体是柔性解体，而中国封建王朝的解体则表现为脆性解体。也就是讲，中国王朝解体的突然性导致整个社会完全无序。
中国的王朝，只要政治结构崩溃，经济结构马上崩溃，整个社会大动乱，物价飞涨，王朝解体是脆性的。
●为什么中国王朝会脆性解体？
因为宗法一体化结构通过官僚政治把控制力伸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贸易实行有力干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网紧密串连在一起，一旦政治关系网破裂，经济生活关系网也会随之陷入彻底混乱状态，经济瘫痪的王朝一定会崩溃。
脆性解体通常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破坏，秦汉之交，全国二千多万人速减至一千多万人，隋代人口近五千万，到了唐初，人口还不到二千万，唐末时，人口又增至五千万，但等宋代建立王朝时，人口又不足二千万，元代建立王朝，灭亡人口更多，到明初时，扬州城只剩下18户居民，明末人口又增加到5160万，但到清顺治年间，人口只剩下1403万人，锐减几千万人。中国的大动乱就是大灭亡，脆性悲剧远甚于欧洲，新旧王朝转换没有调整时间。
脆性解体的缺点：破坏力太大，死亡人口过多。
脆性解体的优点：旧体制和旧贵族消灭越彻底，旧政权对新政权的干扰越小。
★★★中国封建王朝的修复能力
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历史上任何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尝试都失败了，公元962年德意志人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其实只是一个罗马教皇的授权而已，与罗马帝国毫无关系，不但如此，实际上连德意志民族自身也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基督教欧洲缺少大一统王朝的修复能力。
中国的封建王朝则给出另一种结论：无论多少曲折，总能在新的因素诱导下，形成一个全新的王朝，即便不是汉族为主，也能围绕着中华文化的主脉。伟大诗人屈原曾经提了一个科学哲学问题：什么机制让月亮死了之后又复生?月亮里的月兔在它的影响下又会怎样呢?
“死则又生”的机制为何在中国王朝的更替中能反复呈现?
●大动乱
农民起义就是大动乱，它最先破坏的是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和皇族宗室，在颠覆上述几类人的同时，也造就了新的社会局面——土地重配。原来的贵族失去大量土地，也就意味着这些无主的土地成为新统治者最好的可支配资源，利用土地进行新的关系调整就变得很容易。
农民起义对旧王朝打击得越彻底，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就越稳定，寿命就越长，汉，唐，明，清均是如此，若是在割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则寿命很短，社会也越乱，如秦，西晋，隋等。
●宗法混合体——家庭
在文明的阶级社会，什么都是可以被革命消灭的，只有“家庭”这个最小组织不会被消灭，一旦家庭组织被消灭，文明社会立刻进入荒蛮社会。
家，在中国，有多种解读法，小家即通常之家，将小家扩展便是家族，再将家族联合，便是大家——国家。封建文化的大一统观念越久，“家国同构”的思想便越深入人心，用小家聚大家的可能性更易被接受。
新王朝重建，率先通常是依靠宗法世家的贵族之门，有血缘宗亲关系的旧亲也会被拉到重建集团中。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就很聪明，他就是联合刘寅兄弟率几千人在春陵起兵，最后开创了东汉。唐代李渊成功，决非白手起家，他本就是隋朝贵族唐国公，他在前朝的宗族势力就是其打天下和立天下的资本。
●王朝修复的两个重要环节
一是儒家国家学说的深入人心，二是儒生的理论指导宣传作用。
无论是什么朝代，一旦大动乱来临前，儒生定会分化为三种角色：一类是保皇派，积极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并且疯狂丑化农民起义的领导形象，有些儒生甚至会不惜生命参加到镇压大军中，东汉末年的著名大儒卢植就是此类人;一类是反皇派，积极参加农民起义，顺应新的“真龙天子”;一类是观望派，不满旧王朝，认为它气数已尽，但又害怕判断失误，害怕起义失败，故而观望不动，一旦发现新的“真龙天子”要成功了，就会立即主动投靠。
推翻王朝起于儒生，修复王朝也依赖儒生，建设王朝仍脱不开儒生，人鬼都由儒生做。
中国的封建王朝有非常复杂深奥的结构系统，一篇文章不可能把点线面揉和得全面而又具体，因知识浅薄和理解力浅薄，本篇总结反思恐怕难以作为镜子参照，更不可能用于考量现实对错，权当一碟点心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中意者读，不中意者略！
写于2017年3月1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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