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亚洲古地理与中华民族发祥

亚洲古地理与中华民族发祥

——兼论中华先民在太平洋地区的迁徙及其世界意义

张文木

一、人猿相揖别：亚洲古气候演化与中华古人类诞生

（一）部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形成

（二）人猿相揖别：亚洲古气候演化与中华古人类诞生

二、第四纪：中华古人的远征及其苦难辉煌

（一）远征，从青藏高原出发——中华先祖的远古足音

（二）远征，从青藏高原出发——中华古人的大迁徙向亚太地区推进

三、在火的旗帜下：中华各民族的融合与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初成

四、在火的旗帜下：炎黄部族的“南北矛盾”与中华古典辩证思维发生

五、简短的总结

说明：本文是笔者写作《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一书的上篇的基本内容。全文首刊于四川大学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华西边疆评论》（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第四辑第1-57页。原文中附图较多，因不便于网络编排笔者将其全部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对查新作《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为亚洲最大国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与其悠久历史相依相伴的，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英雄民族——中华民族。英雄的民族一定有不同凡响的成长经历，非凡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中华民族一定是具有较强的介入“世界历史”[1]能力并必将“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的民族。

 一、人猿相揖别：亚洲古气候变化与中华古人类诞生

（一）部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形成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3]研究“中华民族”，就不能不先认识“民族”（nation）及民族的前身即“部落共同体”或“原始共同体”。马克思说：

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人类不是天生定居的；只有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或者也可以说群体，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和占有再生产这种生活自身并使之物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4]

部落共同体是民族产生的第一个前提，关于“民族”，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认为：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5]

斯大林基于“共同体”这一前提，从精神文化载体（即语言、生活和民族文化）和物质载体（即地域）两方面的共同性来规定民族，斯大林说：“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但对于没有“共同地域”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吉普赛人等，斯大林的定义就难以涵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人，即使他们不想把自己当作一个民族主体来对待，欧洲纳粹也将他们当作民族客体来屠杀。关于犹太人，斯大林——尽管很勉强——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6]。“不是统一的民族” 但毕竟还是民族。

那么，如何考虑民族的统一性呢？

笔者以为，除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要素外，民族的定义还应考虑到“共同的民族权利”。人是因共同的权利而走到一起的。民族共同体，本质是权利共同体，其核心是民族政治权利即民族自决权和民族自决权实现的高级形式即国家主权。在民族自决权实现之前，建立主权国家是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诉求和前提；民族自决权实现之后，维护祖国利益，就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诉求和前提，拥有同一祖国、维护国家利益就成了民族构成的必要的法律条件。比如目前的巴勒斯坦民族符合前一条件，他们正在为争取建立国家而奋斗；“二战”以后的犹太人，则符合后一条件，他们在“二战”后直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民族融合”，本质上是民族权利的相互自愿让渡与自觉融合。自决权可以成立单一民族国家，也可与经过让渡与其他民族组成共同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就是由五十多个民族的自决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自愿互让后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利益就成了统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

在此基础上，笔者接受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和“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观点。198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开篇时说：

为了避免对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长的说明，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我用国家疆域来作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定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争论。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7]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从“自在”到“自为”的动态过程，是对“中华民族”概念比较准确和科学的描述。当代中华民族分布已形成以共同祖国为依托的并由外到内依次集中统一的格局。如果我们能够将人数日益增长且心向祖国的海外华人包括在“中华民族”概念之内，就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时代特征。

从自在到自为，从部落到国家，是民族发展的一般道路。中华民族，就是从多元向一体，从种族形态的民族向国家形态的民族逐渐进化和转化（升华）的过程。自为，在民族个性中并不仅仅表现为自觉的自由力，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自觉的组织力和服从力。自由是个体人与生俱来的需要和权利，但个体力量的脆弱性使其在与外部世界的斗争中认识到必须与其他个体人组织为集体，只要有集体，其中的个人自由权利就必须让渡即转为对集体的服从。服从、忠诚，是对自由的否定，而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自由才得到肯定，人类自由才有了从自在到自为的升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的类认同——族认同是其表现形式之一——的自觉意识。而国家的出现，则是人类这种自觉认同意识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最稳定和最高形态。黑格尔[8]注意到这种历史现象，他说

一个国家第一次的产生是靠威力和本能。但是就算是服从和威力，对于一位统治者的畏惧已经是一种意志的联系。——这种情形就是在野蛮的国家中也是如此。最有势力的并不是各个人单独的意志，个人的野心是被放弃了，普遍的意志是最主要的东西。普遍的和特殊的结合便成为“观念”本身，“观念”表现出来便是国家。[9]

“国家”便是在人类“意志”和它的“自由”的外在表现中的“精神观念”。历史形态上的变迁是和国家相连结而不可分解的，而那个“观念”的各因素也在“国家”内表现它们自己为各种不同的政治原则。[10]

“国家”是道德的“全体”和“自由”的“现实”，同时也就是这两个因素客观的统一。[11]

正如氏族或部落是种族权利实现的最高形式一样，国家，不管它是宗法国家还是现代国家，则是民族权利实现的最高形式。二者不同的是，种族自觉表现为将其中个人的自由自觉让渡于以图腾或神祇为表征的部落集体，民族自觉则表现为将其中个人和集体的权利让渡给了国家。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12]；“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13]。在黑格尔这里，国家就是现代人观念中的图腾；国家是民族自觉精神实现的最高形式。

就中华民族而言，笔者将国家出现看作是中华民族从自在阶段进入自为阶段的标志，自觉是人类自为状态的主观表现，而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性发展的不同阶段。

（二）人猿相揖别：亚洲古气候变化与中华古人类诞生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14]

人类的历史之于地球的历史，实为瞬间；但古人类的历史之于现代人的历史，则实在漫长。

目前所知最早的古猿，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江苏溧阳上黄镇发现的中华曙猿，据考证，曙猿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以前，主要活动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的温暖湿润的林地里。从发掘的化石看，曙猿已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许多特征，比如门齿小、犬齿大、下颌角圆、下巴前缘直立等。1995年，中美科学家又来到山西省垣曲县考察。在这里发现了众多距今4000万年世界上最早的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猿类化石和“一块相当完整的曙猿下颌骨，为曙猿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高等灵长类的祖先增加了有力的证据。”[15]2008年，法国与多国古生物学家联合考察小组在缅甸蒲甘地区找到了保存完好的距今3700万年邦塘巴黑尼亚猿的下颌骨，断定缅甸发现的邦塘巴黑尼亚猿化石属类人猿。

1911年在埃及法雍发现的原上猿，其生存年代约在3500万至3000万年前；比它晚些的有森林古猿，其化石分布欧亚非三洲，其生存年代距今约2300万至1000万年。

本世纪初以来，人类学者在中国云南、印巴次大陆、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亚发现1 500万至8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16]，但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已与西瓦古猿分道进入“人猿相揖别”[17]时期的同属腊玛古猿[18]的开远-禄丰古猿[19]。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古猿已会使用火并有语言现象[20]。吴汝康先生将距今800万年的中国禄丰古猿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较后得出结论：

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21]

“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结论！

张兴永等专家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吴汝康先生的结论，认为：“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开远古猿的发现表明：“云南地区曾经繁衍着一支向人类主干演化的腊玛古猿。一般人认为人、猿分化的时间大约在1500万年前。”[22]

吴汝康等的研究成果在西瓦古猿和禄丰古猿间立下了一块“人猿相揖别”的界碑。这就是说：中国禄丰古猿至少是亚洲北纬30°以南地区古人类的始祖。由此，（1）关于中华古人类及其文化源的一切讨论的最初参照系不应放在元谋猿人（距今170万年）、西侯度猿人（距今180万年）[23]或更早的中华曙猿（距今4500万年）、世纪曙猿（距今4000万年）、邦塘巴黑尼亚猿（距今3700万年）时代，而应放在人猿相别的开远-禄丰人科属古猿时代。（2）距今1500万至800万年左右的中国开远-禄丰古猿至少可看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3）中国云南及其周围地区即是亚洲人猿相别的地带，也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最早的发祥地。

这一判断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24]先生观点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一文结尾得出结论：

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拉玛猿（即腊玛古猿——笔者注）的牙齿化石，而且在元谋的上那蚌地方从早更世末期地层中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据。[25]

10年后，贾兰坡再次强调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云南博物馆学术报告会演讲中说：“我赞成人类（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而不是人类的祖先猿类——笔者注）源于亚洲南部，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26]贾兰坡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云南博物馆张兴永教授认为：“开远腊玛古猿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云南或滇中高原及其邻区，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禄丰腊玛古猿的发现为人类起源于‘亚洲说’提供了可靠的佐证”[27]。李嘉麒等在文章总结道：“青藏高原的隆升对人类起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影响人类祖先西瓦古猿的繁殖和迁移，使其旁侧成为人类的发祥地。”[28]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说得更明确：“青藏高原东部大峡谷是‘东亚型’人类起源的摇篮。”[29]

2009年“昭通古猿”的发现进一步强化了贾兰坡、黄万波等的结论。当年10月至11月，吉学平等研究人员，在水塘坝古生物化石遗址上发现一副古猿头骨化石，该古猿后来被俗称为昭通古猿（正式学名为禄丰古猿禄丰种相似种）。经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古地磁测定，昭通古猿的年代为距今620万~610万年间的晚中新世末期，是欧亚大陆最晚的中新世古猿遗存。[30]

中国西南地区能够成为“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事实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原始动物化石也出现在这一地区[31]——与亚洲古气候及由此产生的古地理变迁相关。青藏高原阶段性隆升的历史使中国这块陆地经历了剧烈的地形和气候变化，为古猿进化为人类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背景。

据古地理资料，在距今17亿年以前，整个亚洲还是汪洋一片。距今17亿年始，亚洲地壳发生了“中岳运动”：今中国华北和东北、天山一带零星出现古陆。距今6亿年时发生了“震旦运动”；继而“加里东运动”（距今约4.1亿年）和“华力西运动”（距今约2.3亿年），整个华北秦岭、祁连、柴达木及塔里木及整个亚洲北部（含西伯利亚）都成陆地（劳亚古陆）；约在2亿年前，印支陆块（也有人称“扬子陆地”[32]）与中朝陆块缝合，是时，除青藏地区及南亚次大陆还处在海洋状态外，亚洲大陆已呈今之地貌。

然而，对中华先民的生存环境影响最深刻的是距今8000万年欧亚大陆发生的“燕山运动”和距今1000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时，由于印度板块从赤道以南俯冲过来与欧亚大陆相撞，引起青藏高原及喜马拉雅山脉迅速隆起。中、晚更新世“陆表三级阶梯地形更加显著。青藏高原继续迅猛隆起，上升幅度达1000～2500米，随着地势升高，气候逐渐向寒冷、干燥的方向发展。大冰期降临时，气候更为严寒，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等，在海拔4000～5000米处已是银镶玉砌，冰川广布了”[33]。这种现象与《淮南子·天文训》中说的“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34]形势相吻合。原来的海水从南亚东西两侧逐渐退去。由于印度陆块抬挤亚洲大陆形成今天中国西高东低、三级——若考虑到被淹没在东海、黄海之下深度50～200米、面积约110万平方千米的水下浅海平原[35]，应分四级——落差的地理形势。

燕山运动以来的中华古地理变迁，我们可从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提供的《华力西运动之后海陆分布图（距今约2.3亿年前）》[36]获得直观的印象。燕山运动至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凡7800万年，正值新生代第三纪，此时，扬子陆地（今中国东南地区）不仅在印支运动中完成了与中朝陆块的缝合，而且还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带形成南始于今海南岛至山东、继而东北、华北平原以及今云南元谋地域的陆地沉积区，其中最广阔的陆地为位于海南岛－雷州半岛两侧至山东的浅海平原地带。[37]

关于这时期的气候，英国学者H．H．拉姆（lamb）有如下描述：

这个地质时期（第三纪，距今6500万年～距今180万年——引者）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在中、高纬度有温暖植物群的证据，大部分第三纪煤层都在这些纬度上。已经找到有大量第三纪植物群落及森林证据的地方，包括有阿拉斯加北部、格陵兰、斯匹次卑尔根和南纬62°～64°的南极诸岛。在欧洲，第三纪不同植物的最后消失（它现在已不存在了）不会出现在第四纪初一些较大冰川活动来临、消退和再次来临之前。第三纪初，中期温暖气候的证据，在许多情况下似乎已超出了能用所讨论地点的古纬度来解释的范围。据Hopkins等指出，甚至在第三纪末（上新世），显然在阿拉斯加靠近白令海峡的沿海半岛上，广大的冻土带扩展之前，有着丰富的针叶林。

……Wolfe(1971)也曾提出，在第三纪中期靠近东亚的太平洋边缘，约在北纬43°以南有增暖，以北有变冷的证据，并且指出南纬43°也有同样的划分趋势。这可能意味着只有这样的变冷才导致了首先从两个半球的高纬度地区开始的更新世冰川活动。在变冷之前，所有纬度上都是增暖的。这种增暖状况，以纬度43°或更高的纬度起向赤道方向可能要持续相当长时间，在那里，洋流有了重新调整和加强，并改变了涌流的位置。在始新世的部分时期及渐新世，西太平洋及印度洋中北纬20°～南纬20°之间洋域的平均温度为33～37℃，这些值远高于早先估算的全球平均气温为20℃的值，而且两极没有冰。据阿拉斯加及西伯利亚的箭石（一种古生物化石）中氧同位素测定结果表明，白垩纪后期北半球纬度的洋面水温平均为14～16℃，因此可推测该时期所有主要海洋的洋底水温约为15℃。据赤道太平洋中生活在洋底层的昆虫类甲壳来探索出的洋底水温下降情况是：盛行温度在渐新世为10.4℃，中新世为7℃，上新世后期为22℃。[38]

在第三纪大部分时间里，亚洲北纬65°以南的整个地区都还处在暖温气候中。这为此间的人科古猿活动提供了远比今天广阔得多的生存空间。在此广大的生存空间中，北纬30°以南的亚洲地区的温暖气候稳定且持久，更为古猿的进化提供了优良的环境。印度的西瓦古猿与中国人科禄丰古猿就是这种环境的产物。

研究表明，中新世古猿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繁盛一时，中新世晚期后数量开始急剧减少，距今1200万年以前至700万年之间，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古猿似乎在700万年前消失了[39]，而距今1250万~85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和中国云南先后发现了开远古猿、禄丰古猿、元谋古猿和昭通古猿却能够延续，说明滇藏地区有着较其他地区更为利于人类生存的条件。

2016年2月1日，以张春霞为第一和通讯的一篇题为《黏土矿物学指示中国云南昭通盆地中新世古猿生活在温热和潮湿环境》的论文在《自然》（Nature）出版集团子刊《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文章首次详细阐述了欧亚大陆以及其他地区古猿都灭绝后，昭通盆地作为欧亚大陆中新世古猿最后避难所的原因和机制。研究团队对中新世末期的昭通盆地水塘坝剖面上系统采集的古环境样品进行了详细的黏土矿物学和孢粉学研究。该古猿化石发现于煤层之间的泥炭层中，其沉积相与云南开远、禄丰、元谋和保山的古猿化石出土地点的沉积相（如煤层、煤层间黏土层或泥炭层）相似，黏土矿物学和沉积相分析结果表明，昭通古猿生活在温热潮湿的湖沼环境。为进一步获得云南尤其是昭通盆地作为欧亚大陆中新世昭通古猿最后避难所的原因，研究团队将云南古猿化石地点与西瓦立克地区和非洲的中新世古猿地点的植物群区划，并对碳同位素等相关结果进行了系统对比。结果显示，西瓦立克地区从森林到草地的生态转变比非洲要晚得多，而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云南在整个晚中新世期间一直以热带、亚热带森林为主，生态环境没有明显的变化。这种热带、亚热带森林直到距今400万~300万年前的上新世中期才逐渐被干冷的针叶林代替。研究团队由此认为：

    青藏高原隆起与亚洲季风气候的形成以及全球气候变冷的共同作用，使云南在地理上和气候上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湿热环境区域，延缓了干冷气候开始的时间，使昭通古猿有了一个长期适宜生存的地理环境，为欧亚大陆中新世古猿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避难所，因此昭通古猿才能生存到600万年前。[40]

张春霞等的结论使贾兰坡 、黄万波等提出的滇藏地区是“人类起源的摇篮”的立论有了科学的基础。

从距今2.1万年到1.8万年间，地球气温转入“最终冰期极寒期”。据推测,地球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5℃，尤其是有巨大冰盖的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低12℃~14℃。欧洲大陆的气温在一年当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只有2℃~3℃，甚至0℃以下。亚洲西伯利亚南部冬季的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2℃，中亚地区也比现在低6℃。[41]此间发生大海退，海平面下降了130～180米。[42]

寒冷气温也使“整个东部海面大幅下降，到距今1.8万年时，海面下降到最低位置，大约在现代海面以下150米左右。在华南沿海形成宽达上千公里的辽阔的滨海平原，其上发育古土壤层、风化壳和泥炭，与此同时很多河流一直延伸到滨海平原的外缘。”[43]今天的白令海峡的深度不超过50米，“然而在玉木[44]的几个时期里，海水（海平面——笔者注）的下降使海峡成为了深达1500千米的地峡，我们有时把它叫做‘白令地峡’，那时，数以千计脆弱而又顽强的游牧部族穿过白令地峡，新大陆迎来了三四次连续的迁移高峰”[45]。

    “在距今1万年左右，气候复又转暖，海面回升到海深25～30米处，接近现代海面。”[46]海平面下降使台湾海峡变成陆地，台湾岛和大陆相连接使得远古人类、古动物得以从大陆迁徙台湾岛。据日本共同社2015年2月28日报道：

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等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在英国科学杂志网络版刊文，称在中国台湾近海海底发现的人类颚骨化石属于生活在19万至1万年前的新种类猿人。研究小组认为该类猿人是与北京猿人、爪哇猿人、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人并列的“亚洲第4类猿人”。据悉，这几类猿人均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但却可以证明古代人类在亚洲各地发生了多样的进化。由于化石是在或曾为陆地的澎湖列岛附近海域由渔网打捞所得，新种类猿人被命名为“澎湖人”。[47]

在最终冰期由于海平面降低，欧亚大陆和阿拉斯加之间有白令陆桥连接，当时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人类渡过这一陆桥，在距今2万年到1.5万年前由此来到北美大陆。这部分人“从阿拉斯加南下的道路不是冰盖间隙当中的两条无冰走廊，而是沿着北美大陆西海岸的环太平洋之路。”[48]

在第四纪，古猿已进化为猿人。至此，历史就从自然的历史进入自觉即人的历史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气候，根据李四光先生在其手稿中绘制的第四纪气候变化曲线[49]，我们知道，与第三纪比较，第四纪气候大大恶化，在生存压力加大的同时，猿人向人进化的速度，在种群大规模的自然淘汰中也同步加快。

二、第四纪：中华古人的远征及其苦难辉煌

（一）远征，从青藏高原出发——中华先祖的远古足音

中华古猿大规模的迁徙主要是在第四纪进行的，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发生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第四纪末期。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和主要文化遗址分布地图[50]，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以云贵高原为辐射中心的向东北向东南两向的“中国古人流动规律”。南京大学历史系张之恒先生认为：

中国的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由西向东可分为三个阶梯。黄河、长江等河流，均由西向东流入黄海和东海。在二级和三级阶梯的范围内，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是，西部的时代早、东部的时代晚，南部的时代早，北部及东北地区的时代晚。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呈现出由南而北文化时代逐渐递减的趋势。二级阶地的东缘，即云贵高原和武陵山脉的东缘，是古人流由南向北迁徙和流动的通道，长江和黄河则是古人类由西向东迁徙的通道。早期古人流动和迁徙的规律，大体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相一致。[51]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第四纪冰川期的出现，除长江、黄河外，同藏滇地区延伸到南海和东海的平坦宽阔的海岸线大概是当时中华古人的主要部分由西向东流动的最重要的通道。

那么，为什么作为中华古人类发祥地的中国西南边陲，却没有像北方中原地区[52]那样成为华夏文明的摇篮？这恐怕要归因于集中出现在藏滇地区的那次著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及随后的气候变化。

这次造山运动大约发生在距今4500万年前，完成于距今1000万年前后。此间正是中国江苏溧阳一带的中华曙猿、山西省垣曲一带的世纪曙猿、开远-禄丰古猿——我们不妨统称他们为“中华古猿”及随后演变而来的以蒙古人种为主干的“中华古人”——的活动期。印度半岛在距今7000万年时与澳洲大陆发生分离并漂移至今非洲马达加斯加以东同纬位置。4500万年前，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相撞，结果亚洲板块被印度板块抬起，并对喜马拉雅周围地区产生巨大的板块挤压。中国西南地区原来仅有的小块陆地不见了，原先位于藏南的汪洋消失了。研究表明，在中新世（距今约2330万年～530万年）晚期，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已达1500～2000米[53]。当时的气候较温湿，与青藏高原毗邻的云南地区，生活着人科禄丰古猿。上新世（距今530万年～180万年）进入第四纪时，来自印度板块俯冲的强大应力，促使地壳上地幔物质运动进一步强化，发生了剧烈的深层和表层地质作用，这使那里的地表再度大幅度隆起，改变了上新世时期的那种比较平坦的地势[54]。

第四纪的地质构造运动属于新构造运动，在大洋底沿中央洋脊向两侧扩张。对太平洋板块移动速度测量表明，平均每年向西漂移最大达到11厘米，向东漂移6.6厘米。陆地上新的造山带是第四纪新构造运动最剧烈的地区，如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等。地震和火山是新构造运动的表现形式。地震集中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活动断裂带上，如环太平洋地震带、加利福尼亚断裂带、中国郯庐断裂带等。火山主要分布在板块边界或板块内部的活动断裂带上。中国的五大连池、大同盆地、雷州半岛、海南、腾冲、台湾等地都有第四纪火山。在更新世中、晚期，中国东部、滇西、藏北等地均有强烈玄武岩流喷出[55]。

“青藏高原隆升是这个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隆升最快、幅度最大的是在第四纪。在此期间上升幅度达3000余米。”[56]可以想象：今藏南、滇西及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当时会发生怎样的震荡：地震、火山、泥石流、东西退却的海水等造成的海啸及洪涝水灾，如果目睹过2004年印度洋海啸、2010年日本大地震及由此引起的海啸的人，都不难想象由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产生的地壳变动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所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其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速度在第四纪加快，青藏高原迅速升高导致空气中的氧分压不断降低，不利于猿人的生息繁衍[57]，而同期全球气候变冷与随之而来的冰川期出现[58]使生存于这一地区的西瓦－腊玛及开远－禄丰古猿后裔中的相当部分在这延续很久的地壳震动和气温变化中灭绝了[59]，存活部分则被迫由西藏呈扇形向北、东、南三个方向低地迁徙。气候的压力造成的大迁徙加速了人种的分化和进化，其中一部分留至海拔较低的云南一带，云南蒙自马鹿洞新发现新人种股骨发现是“古老型人类幸存最晚的记录”。2015年12月17日，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PLoS-ONE）在线发表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Darren Curnoe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学平研究员为共同第一和共同通讯的、题为《中国西南晚更新世与古老型人类有密切关系的人类股骨》的最新研究成果。

云南蒙自马鹿洞人类股骨的最新研究显示，虽然其年代为距今14 000年左右的最后一次间冰期之末，但其特征却与最古老的人类（如至少150万年前的非洲的能人和欧亚大陆的直立人）极其相似，且可能与早期现代人共存在同一区域。这一发现为东亚地区人类进化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2012年，该研究团队发表了在云南、广西地区发现古老型人群的线索的消息，认为从蒙自马鹿洞人头骨形态上看，当时推测其具有相当于10万年以上的人类的体质特征；而新发现的云南蒙自马鹿洞人股骨特征显示其比头骨更为原始。新发现肯定了马鹿洞遗址存在神秘的古老型人类种群，与先前发表的广西隆林史前人群杂交的线索一样，马鹿洞遗址也可能存在更新世现代人与古老型人群杂交的现象。

吉学平研究员认为：“青藏高原隆升形成的独特的古气候和古环境可能为史前人类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避难所。”“欧亚大陆200万年前左右第一批人出现（包括第一批到达欧亚大陆的元谋猿人、爪哇猿人，蓝田猿人和达玛尼西人等）后，就开始了人群的迁移和融合，不同地区的进化速度不一样，因此，出现了差异。现代人出现后，古老型人群在南方一些环境受冰期影响较小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得以幸存下来。”[60]

2015年12月《国际第四纪》（Quaternary International）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中国西南云南硝洞岩厦发现亚洲最古老的和平文化（43500BP）技术组合》的研究成果。“和平文化”是东南亚国家和苏门答腊岛普遍存在的晚更新世至早全新世时期狩猎采集人群创造的适应热带、亚热带环境的最具代表性的一套技术组合，是热带、亚热带地区狩猎—采集人群向定居人群过渡阶段的一种独特的石核工具文化。最早是由法国学者科拉妮（M.Colani）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在越南北部的和平省发现，并于1932年在首届远东史前史学家大会上正式公布。此种石核工具常见为大型、扁长形、大体上单面加工的，横断面呈亚三角形、杏仁形的盘状、短斧状石制品，与骨器伴随，适用于加工竹木制品，多发现于浅洞或岩厦。该文化多数遗址的年代在距今2万~5000年之间，此前东南亚最古老“和平文化”的发现年代为距今2.9万年前。这一发现对研究狩猎采集人群如何适应热带、亚热带森林环境并向定居的农牧渔业人群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的证据。2004年，吉学平带领临沧市文物管理所和沧源县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首次进入硝洞调查，采集到一批石制品，得出该遗址为典型“和平文化”早期遗址、年代在距今2.4万年~4.35万年之间甚至更老的结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和平文化”遗址，也是亚洲地区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址，这一发现可能显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的“和平文化”起源于澜沧江—湄公河上游的中国云南地区。云南境内的澜沧江及其支流地区近年来发现十余处类似遗址，这些发现对于探讨我国境内澜沧江至东南亚国家的湄公河流域“和平文化”源头、华南史前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以及现代人从我国西南向东南亚扩散，热带、亚热带地区农业的起源等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此项研究结果表明，澜沧江流域最可能是“‘和平文化’的故乡”，是东南亚人群及文化迁徙的源头；云南地区的早期“和平文化”，对东南亚和我国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都可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61]

吉学平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到基因试验成果的佐证。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研究员的实验室与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合作，在柬埔寨东北部采集了多个土著人群的1000多份DNA样本，并对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mtDNA）的序列多态性进行了谱系地理学分析。mtDNA全基因组测序和基因分型的结果表明，在柬埔寨土著样本中存在以前没有报道的新母系世系，包括4个根部世系和4个分支世系。并且，新的根部世系的共祖时间在55 000年到 68 000年之间，可能代表了现代人最早到达东南亚次大陆的母系遗传世系。因此，柬埔寨土著人群具有古老而独特的母系遗传多样性。携带这些古老母系世系的柬埔寨人群可能代表了早期走出非洲[62]，经印度次大陆，约60 000年前进入亚洲东部的现代人祖先的后裔。同时，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之前该实验室对亚洲人群Y染色体多态性研究的结论，即亚洲人群的祖先在约60 000年前首先到达东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南方地区，尔后由南向北迁徙。[63]

除了迁往并留驻云南较低地带的外，南进的猿人中相当部分则继续南下进入东南亚，或沿南海北岸滨海大平原一线[64]东迁，这些由西而东呈现扇形向低暖地带迁徙的古猿以及由此进化而来的猿人，很可能就是后来进化出的蒙古人种、继而“东亚型人”[65]乃至“东方人”[66]的先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潘其风、韩康信关于中国石器时代人种成分研究值得关注，笔者将他们及其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中提供的考古材料归纳如下：

石器时代蒙古人种成分分布一览表

上述资料反映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不管是北方类型化石还是南方类型的化石，其中离西藏高原越近的化石就越带有“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比如陕西半坡等、广西柳江等）的性状，而离青藏地区较远的华北华东地区，则更多地带有南北蒙古人种性状的复合性特点。

这说明中国远古各族群的蒙古人种性状差异性可归统于曾生活于青藏高地的开远-禄丰古猿人种性状。由此，我们就会发现中华古猿从青藏高原分南北两线呈扇形向中国西北（陕甘青宁）和西南（川、滇、黔）低地持续迁徙的线索。其中南迁的部分进入中国西南云贵地区，沿着远比今天广阔得多的东亚大陆海岸迁徙，而禄丰古猿（距今800万年）、蝴蝶人（距今400万年）、元谋猿人（距今170万年）、马坝人（距今13万年）、柳江人（距今6万～13万年）等化石则是他们东进途中与当地猿人[67]融合后留下的遗迹；其中北线迁徙的部分进入中国西北地区，而西侯度人（距今180万年）、蓝田人（距今80万年）、大荔人（距今15万～20万年）、周口店人（距今60万～20万年）的化石，则是北下东进部分与当地猿人融合后留下的遗迹。而巫山人（距今204万年）、长阳人（距今19.5万年）的化石，则是顺长江上游东下部分与当地猿人融合后留下的重要遗迹。他们的后裔中的主体部分后来在新石器时代进化为具有不同地区特点且统一于蒙古大人种性状的族群[68]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先祖和族源。潘其风、韩康信的人种研究结论对于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极有价值，他们写道：

从我国发现的中更新世末到晚更新世初期的早期智人化石形态上，已经显示出某些向现代一个大人种——蒙古人种方向发展的性状，反映了我国大陆在探索蒙古人种起源的问题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到更新世末期的晚期智人化石，则已显示出某些蒙古人种演化方向的地区差异。华北山顶洞人和华南柳江人的形态差异，意味着在蒙古人种形态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表现出体质上的多态性。由于它们处于蒙古人种的形成和分化过程中，一般称为原始蒙古人种或形成中的蒙古人种。

从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中，得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居民间，体质上存在明显的承续、发展的人种学序列，基本上是在一个（蒙古）大人种主干水平下发生和发展的。还没有发现西方人种在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成分中起过什么作用。伴随中国远古文明西源论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没有可信的人类学根据。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是在这种相对单元的人种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以后中国文化持久稳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69]

在随青藏高原上升而向四周下迁的远古先民化石序列中，吴汝康教授认为：“柳江人是在我国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最早代表。”[70]德国解剖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北京人化石的研究者之一魏敦瑞（F. Weidenreich）早在1943年就提出“由周口店猿人演化为蒙古人种的观点”[71]，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也认为：“在我国发现的山顶洞人具有黄种人的特征，是蒙古人种的祖先。”[72]如果将这两种研究成果作出二元分类，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柳江人是东亚大陆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较早的典型代表，而周口店人是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较早典型代表；二者又归统于从云南和青藏高地迁出的中华古人。黄万波研究员总结说：“两者的形态差异正好可能说明，华南和华北的晚期智人在各自形成蒙古人种的体质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异形现象。”[73]而这两大即具有南方和北方不同特点的蒙古人种的发源地应该说就在我国的西南滇藏地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可归结为剧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及由此造成的这一地区的中华古人生存环境的恶化。生存环境的恶化迫使生活在这里的中华古人从青藏高原呈扇形向中国西北、中原和西南低地迁徙。章太炎先生对此似乎有所意识，他说：“黄帝之起，宜在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间。”[74]此路可能就是中华古人从青葳高原北麓下来东直达蒙北、河北、辽宁的北方线路。其代表为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动于今内蒙古、辽宁、河北地区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延续了1700年。目前已发现上千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超过30件红山文化人塑像。考古学者通过对红山文化人塑像进行研究和对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居民人骨进行鉴定，认为生活在距今6700年至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先民为蒙古人种。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索秀芬说，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头部泥塑像等多个红山文化人塑像都具有共同的面部特征，即方圆形扁脸、额部平缓、眉弓不显、眼窝浅、鼻梁低平而短、颧骨突起、唇薄而长，整个面部较平，起伏不大，具有蒙古人种面部特征[75]。考古学家郭大顺：“考古学上的印证是，从仰韶时代后期开始各地区考古文化交汇频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龙山时代共性大为增加。这其中，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北南交汇，西北与东南的交汇为五帝时代文化交汇的主流。”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76]

需要说明的是，用“蒙古人种”来命名亚洲黄色人种属于西方的话语体系。德国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迈纳斯（ Christoph Meiners）在其“二元人种论”中提到“蒙古人种”的概念。此后因“蒙古”一词无法代表所有亚洲人种，一些学者开始使用“亚洲人种”。鉴于此，笔者在后面的论述中将这些生活于中国境内的具有“蒙古”人种特征并进化为中华民族部分的猿人及其先祖和后裔以“中华”命名，如“中华猿人”“中华人种”“中华古猿”“中华古人”等，并将他们看作整个蒙古人种[77]，继而中华民族的“种源”和远古先祖。

与北线即中国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地区和西南即中国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地区较为丰富和完整的史前人类遗址发现不同，目前我们缺少更多的中华古人类南线迁徙即从开远－禄丰古猿到云南元谋人、再到柳州人的文化之间的原始文化连续层样本[78]，这可能是第四纪末期因气温变化导致的海平面普遍上升吞没了这一时期在此线，尤其是在此线陆桥地带迁徙和生活的人类文化遗址。据日本学者田家康在《气候文明史》中介绍了全新世气候的回暖及由此产生的海面水位大幅抬升的场景：

当时的海面水位与最终冰期中最寒冷的时代相比上升了120米以上，与新仙女木事件[79]时相比，也上升了50米。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海面水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劳伦冰盖和斯堪的纳维亚冰盖等北半球巨大冰盖的融解，在丹麦的北海远洋从距今9000年到5000年前海面水位每年上升约46毫米，至距今5800年的时候位于现在波罗的海所在位置的融冰湖与北海相连。在同一时期，不列颠岛也与欧洲大陆分离开来。日本在距今1万年到5000年之间海面水位也上升了35米，造成对马海峡完全被淹没，开始有暖流流入日本海。[80]

如此大面积的生存空间在近万年的时间内为海水吞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经历的最为严重——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和2011年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的损失只是它的九牛一毛——且不可抗的灾难， 学者贾耀锋认为“5000a B.P.（即距今5000年——笔者注）左右我国新石器中期文化衰退、断层的出现是气候变化导致环境恶化、人类尚无力抗争的结果”。[81]这次海平面上升将更多的生活在整个中国海[82]极为广阔的陆桥地带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及其遗址全部吞没，海水向中国内陆大面积西侵以至我们今天难以在这一区域找到与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或再往前推至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与进入全新世的新石器人类化石和遗址之间的链接环节。而目前我们已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多存在于西部高原山地的现象，亦是这一“海水吞没”说的反证。日本学者田家康带着遗憾的语气写道：

有一些研究者将这种沿着海岸线生活的策略称为“Go to the Beach”策略，可是最终冰期结束后海平面重新上升，当时海岸线附近的遗址现在绝大部分都沉入了海底，未能留下考古学意义的证据。[83]

可喜的是，近年来江浙丘陵高地已有了更新世和末次冰期古人类考古发现，可以肯定，随考古技术手段的进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类发掘可能不会像中国西南地区丰富，但还会陆续出现。另外，中国已开始建造全电力推进动力、排水量860吨的水下考古船[84]，可以肯定，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距今年10 000～6000之前曾生活和狩猎在东海及南海水下海滨地带旧石器考古成果将更为丰富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远征，从青藏高原出发——中华古人的大迁徙向亚太地区推进

中华人种由森林古猿中分化出的距今1500万～800万年的人科“开远-禄丰”古猿进化而来[85]。中华人种从她诞生那天起就注定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远古时期始，她就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扮演的不仅是参与者，更是主导者的角色。远途迁徙能力是考验古人类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标。考古资料显示，当时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的中华人种从中国西南开始的迁徙已远至澳洲和北美洲，几乎覆盖了整个太平洋周边区域。

寒冷是导致古人掌握火种保存技术的动因，同样也是更多的失去火种或没有掌握火种保存技术的古人群向暖温的南方迁徙的重要动因。距今20 000～15 000年的末次盛冰期为古人类南下提供了可能的地理条件。中国学者谢传礼教授带领的团队研究得出结论：盛冰期海平面下降使黄海渤海陆架全部上升成陆，总面积达457 000平方公里；东海仅残存冲绳海槽，面积约350 000平方公里，是现代东海面积的1/2左右，末次盛冰期时中国海古岸线向太平洋方向最大迁移距离超过1000公里。盛冰期时南海面积比现在缩小了1/5左右，残存面积约2 800 000平方公里。南海周围海槛深度较浅的海峡均以关闭成陆，仅在东北方向以巴士海峡与太平洋相通，在盆地东南部以民都洛海峡与苏禄海相通。

谢传礼教授为我们提供的《中国海末次冰期低海面时古地理图》《末次盛冰期中国海轮廓》[86]图表明，在末次盛冰期黄海、渤海的全部和东海的一半和南海1/5的部分是可以步行通过的平原或陆岸地带。在当时从云贵及藏南南下的一部分古人完全可以沿马来西亚两侧的浅海低地南下至南亚、东南亚，甚至远至澳洲；东进的部分古人还利用南海和东海的海床，经今天台湾岛和大陆之间的“海峡陆桥”或“东山陆桥”[87]北进朝鲜、日本[88]，继而北进越过白令陆桥直抵美洲阿拉斯加并沿美洲太平洋西岸继续南下[89]。在这南北两路中间，还有一部分由青藏高地东进至今中国华东、中原地区。恰好，第四纪未（距今10 000年）气温大幅回暖，这大大降低了古人远途迁徙的御寒成本[90]。

目前在澳大利亚已发现的人类化石中的年代最早的不过距今30 000年，吴汝康认为，“以后还可能发现更早一些的人类化石，但不可能太早，一般估计不大会超过50 000年很多。因此可以肯定，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是由其他地区的早期人类迁入的。”[91]

学界早有澳洲土著人种来源于中国广西柳州的说法。弗里德曼（L.Freedman）、洛弗格伦（M.Lofgren）在1979年提出澳洲土著人种来源在澳洲曾经有过两次互不相干的迁移。一是南路，一批以粗大骨骼为代表的体格魁梧的人来自东南亚，可能从爪哇经过帝汶而进入澳大利亚西北部，然后沿西海岸南下；另一是北路，可能从东南亚中国华南来的体态较为纤细（根据骨骼）的人群，经过印度支那、加里曼丹和新几内亚而进入澳大利亚东北部，随后沿东海岸南下，其中一部分也许最后越过陆桥而到塔斯马尼亚。这两批不同来源的人群互相混杂，产生了现代澳洲土著人，其形态介于这两种祖先类型之间。索恩（A.G.Thorne）分别于1977年和1980年，直称在中国广西柳江发现的柳江人头骨与澳大利亚发现的凯洛（Keilor，距今13 000年）头骨有着明显的相似性状，显示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说得肯定：“柳江人是在我国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最早代表，同时其许多性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蒙古人种与澳大利亚人种之间。”[92]吴先生1989年发表的这一论断为2008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实验室的基因研究成果所佐证。据报道：

东亚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型中存在一种东亚特有，但分布奇特的单倍型－D174单倍型（又称YAP单倍型）。它在中国的藏族、日本人和东南亚阿德曼群岛人群中有很高的频率（>30%），但在其他东亚人群中频率很低。宿兵实验室（助理研究员石宏）最近对D174单倍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它实际上代表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东亚现代人的Y染色体单倍型。经过对73个东亚代表人群的分析，他们认为D174单倍型起源于东亚的南部，且其由南向北的迁徙大约发生在距今6万年前，远远早于发生在25 000－30 000年左右的那次大迁徙，可能是发生在东亚大陆最早的大规模现代人群的迁徙。由于最近一次冰河期的恶劣气候以及新石器时代(10 000年前)以来华夏文明的扩散，现在的东亚人群中只有少数人群保存了那次史前迁徙的遗传印记。[93]

澳大利亚近邻地区的人类化石考古发现反映了澳大利亚土著人和中华人种之间的关联。

考古学家发现爪哇的瓦贾克（Wadjak）头骨，一方面有一些性状与澳大利亚土著人相似，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与蒙古人种相似。其年代可能是全新世[94]。另外，菲律宾塔邦洞（Tabon Cave）发现的头骨，一方面有与澳大利亚土著人相似的一些性状，另一方面又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101号头骨有相似的性状。在加里曼丹发现的尼亚（Niah）头骨和在新几内亚发现的艾塔普（Aitape）头骨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发现表明这一地区的土著“它们既与澳大利亚人种有一定的联系，又与蒙古人种有基因的交流；也暗示原始人类从我国华南地区逐渐迁徙到澳洲的可能途径”[95]。

我们再看来到太平洋东岸的印第安人。

美洲的印第安人被认为是美洲的土著民，过去曾被称为红种人，以为他们的皮肤是红色的，“而实际上肤色是黄的，是黄种人的一个分支”[96]。关于此，吴汝康先生在其著作中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泛和更为丰富的肯定性佐证：

美洲人（印第安人）的起源问题也是长时期来有很多争论的一个问题。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般都同意人类最早是从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不管是乘船还是通过一度连接亚洲和北美洲之间的陆桥。但对最早进入的时间仍有争论。

美洲人是在什么时候起源的？有人认为美洲在距今1.15万年或1.2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踪迹，有人则认为早在距今5万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已有人类。

从考古学上看，1926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福尔索姆（Fulsom）附近发现了尖状器，同时发现有绝灭的野牛骨骼。1932年又在该州克洛维斯（Clovis）附近发现了年代更早的另一种尖状器，测定的确凿年代为距今1.15万，伴有猛犸象骨骼。这是在美洲已发现的年代肯定的最早的考古遗物。更早的遗物虽有许多报道，但其可靠性都不能肯定。

从美洲人的体质形态来看，全部美洲土著人（连同爱斯基摩人）在形态上是很相似的，如色素、发型、多种血型、门齿类型等都非常一致，没有像在非洲、欧洲、更不用说澳洲那样大的变异。他们的形态性状与西伯利亚和其他东亚的黄种人非常接近，因而其起源是在较近的时期，最多是1.4万～1.2万年。[97]

1960年，中国人类学家吴新智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山顶洞人代表原始黄种人，而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特别接近[98]。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在《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一书中则说的更为肯定：

从新人阶段起，现代各主要人种开始分化出来。例如上述在我国发现的山顶洞人具有黄种人的特征，是蒙古人种的祖先。[99]

与澳洲和北美洲相比，东北亚地区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与中华古人的联系更为密切。日本出现人类应该在至少30 000年前，但人骨化石发现却十分贫乏。迄今为止比较可信的早期人骨化石，仅有日本冲绳县港川采石场发现的距今约18 000年的港川人[100]。考古发现表明柳江人和日本港川人则可能是那些东进和北上中华古猿在大陆内地及日本岛留下的后裔。

当时的日本列岛从北海道到九州四个岛一一相连，濑户内海在当时也是陆地。现在的津轻海峡，当时有宽为7～9千米的从海底浮上海面的大陆架，连接着渡岛半岛和津轻半岛。北海道的北段也与西伯利亚相接，整个日本列岛在当时是一片一直延伸到九州的鹿儿岛和西南诸岛的弧形陆地[101]。

在日本长野县野尻湖的立鼻遗址出土了距今30 000年的人类狩猎古菱齿象的遗址。这些遗址全部分布于洪积台地或内部。虽然可能当时也有一部分部落沿海岸线生活，以采集鱼或贝类为生，但很可能海岸附近的遗址在海平面上升过程中被淹没了。爱知县知多半岛的先刈遗址距今9000年，位于水下十几米处，在遗址中发现了当时人们所采集的鱼和贝类。[102]

据钱方、凌小惠教授的研究，早更新世末期，中国东部海域处于退潮期，古海岸线位于现代海底水深120～160米。中更新世最大海退发生在距今54万～52万年和18万～14万年两个时期，古海岸线位于今外陆架，水深150～200米处。晚更新世最大的一次海退时期约为距今18 000年，海岸线位于外陆架，水深约为100～160米[103]。钱方、凌小惠教授认为：“中日史前文化的交流即开始于更新世。”[104]大约10 000年前，冰河期后天气大幅转暖，海平面上升。日本岛与亚洲大陆为水所分离。田家康教授认为：

日本在距今10 000年到5000年之间海面水位（海平面—笔者注）也上升了35米，造成对马海峡完全被淹没，开始有暖流流入日本海。在日本，这一海面水位上升的过程被称为绳文海进。[105]

关于日本港川人的起源，吴新智认为：港川人和中国南方的柳江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要比中国北方山顶洞人接近，因此推测港川人更可能来源于中国南方而不是中国北方或东南亚地区。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港川人和柳江人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有着共同的祖先[106]。“自长谷部言[107]以来，日本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最早的居民可能来自亚洲大陆，特别是华南地区”[108]。中国学者王令红在研究38个颅骨13项测量数据的平均平方距离聚类图时发现，日本旧石器时代的港川人、绳文时代的现代人跟大约同期的华南居民有最接近的亲缘关系，而且总的来说，港川人类似于柳江人。至于港川人与柳江人之间的形态差异，王令红认为，这“可能表明港川人迁入日本本土的时间要比柳江人生存时间更早些”[109]。

吉林自然博物馆的汤卓炜教授通过ABO血型基因频率的异同，将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亲缘关系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朝鲜人，结果如下表所示：

中国人、朝鲜人、日本ABO血型基因频率表[110]

先看朝鲜人与中国人的亲缘关系：在O血型和B血型的基因频率上，中国华北人和朝鲜人相差很小；中国云南人和朝鲜人在B血型的基因交流中关系也很密切，但与华南人的ABO血型综合比值相差很大。因此，华北人、中国云南人与朝鲜人有很密切的亲缘关系。                              

再看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亲缘关系：在O血型基因交流中，日本人与中国华北人关系接近，第四纪冰河期的广泛陆上通道为这种基因交流提供了可能性。考虑到O血型是古老血型，所以，中国人与日本人亲缘关系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较晚的B血型基因交流中，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陆岛分离，中国华南人与日本人的O血型基因交流中断，由此出现中国华南人与日本人B血型、中国云南人与日本人A血型基因频率接近的数值。

比较结论1：中国华北人与日本人乃至朝鲜人——他们的远祖很可能是全新世海平面上升期间分别从其群居地东海滨海大平原西上至华北陆地、北上朝鲜半岛、东上至日本诸岛的人群——在O血型基因反映出较密切的亲缘关系，中国云南人及华南人与日本人的亲缘关系主要体现在A、B血型基因的更密切的交流上。“这种基因交流可能要追溯到史前时期。但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史不及华北人与日本人之间那么久远。”[111]

比较结论2：按A、B、O血型基因交流频率的综合比值看，中国人与朝鲜人有更密切的亲缘关系，尤其是华北人和中国云南人与朝鲜人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比较而言，朝鲜人与日本人的亲缘关系较之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亲缘关系更为密切，但总体上看，朝鲜人与中国人无论在体质特征还是A、B、O血型系统的特征上都表现出更强的亲缘性。

综合上述，汤卓炜教授最后得出结论：“东北亚地区的蒙古人种中，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之间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受地质、地理等条件的影响和限制，三者之间的亲缘关系略有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A血型或B血型基因频率上。但是在古老的O血型基因频率的相似性上，反映出华北人、日本人、朝鲜人的同源性。”[112]

上述研究结论在18年后得到日本学者研究报告所佐证。2012年11月1日，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研究人员在日本《人类遗传学杂志》网络版上提供的基因分析报告认为：现代日本人是由日本列岛的当地居民绳文人和来自东亚大陆的弥生人不断混血形成的。报告认为：旧石器时代后期，绳文人的特征是，成年男性身高不到160厘米，成年女性不到150厘米，面庞轮廓清晰，眉间（前额中央）突出，鼻根凹陷，眉毛浓重，大眼睛，双眼皮，嘴唇稍厚，颚骨发达。而来自东亚大陆（主要经过朝鲜半岛）的弥生人与绳文人相比，脸较长较平，鼻根扁平。弥生人的牙齿比绳文人大，身高也比绳文人高。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日本、中国、欧美等500多人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数据。结果显示，现代日本人是由日本列岛的绳文人和主要来自东亚大陆的弥生人不断混血形成的[113]。

这一结论与日本学者田家康的结论不谋而合，田家康在《气候文明史》一书中认为：

在追溯母系系谱的线粒体DNA的种类比率上，日本人和中国台湾以及西南诸岛的人种之间存在相似点，由此可以证明日本人是从南方移居而来的。之后从绳文时代居住在东北亚的集团，又途经朝鲜半岛渡过大海来到了日本。在绳文时代之前的剥片和石刃等旧石器当中，有许多类似尖头器等与亚洲大陆北部的文化相关的物件。[114]

当然，在距今4万年前，还有另一支来自北方西伯利亚部族（尼夫赫族与阿伊努族）“在海平面下降时轻松地徒步经过库页岛南下到了日本列岛”[115]：

在最终冰期极寒期中，由于海面水位低下，人类可以从欧亚大陆北部徒步经过库页岛，或者取道西南诸岛到达日本列岛。但是，从距今1万年前开始日本列岛与大陆分离，绳文人被孤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116]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蒙古人种从青藏高原出发的那次远征的足迹，其规模之大以至它几乎覆盖南北太平洋沿岸和南太平洋的主要陆岛，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后来进化为中华古人并对亚洲乃至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族群。而促成这次中华古人大迁徙的真正动因，当归因于第四纪全球性的冰川活动。冰川期的到来迫使这次大迁徙的蒙古人种在北、中、南三个方向中，更早和更多地选择相对温暖的南方路线，并由此对这些地区的远古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至于那些北上远至日本、北美的中华古人，其动迁时间也绝不可能仅始于旧石器晚期的柳江人，它可至少追溯到更早的云南开远-禄丰古猿及稍晚的元谋猿人时期。他们利用亚间冰期的气候回暖[117]持续北上。直到距今1. 65万年前，全球的冰川开始融化，大约在1万年前大理亚冰期消退，这为此间分布于华南华东的中华古人大规模北迁创造了条件，其中部分人越过白令陆桥到达北美。

细石器是随复合工具的发展而兴起的。它是用间接打击法从一类形制的石核上制取细石叶，用于镶嵌作工具的利刃。华北细石器传统的细石核形制独特，工艺精致，反映了细石叶的部分生产过程，对于研究细石器的生产技术及其演化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旧石器考古学家盖培先生说：“可以肯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美洲人不是起源于美洲的，因为在美洲至今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18]盖培先生将20世纪70年代初在河北阳原虎头梁村附近发掘的二百多件楔状石核与美洲阿拉斯加的科布科河下游的阿克马克遗址发现的石核的类型及加工方法比较后得出结论：“华北与美洲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有过密切的文化联系”，而“华北是楔状石核的发源地，美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从华北分布出去的”[119]。

盖培先生在1977年发表的上述观点得到考古发现的肯定。1985年，贾兰坡、陈淳先生发表《亚洲和北美洲的史前文化联系》，通过对中国、东亚、东北亚和西北美大量细石核的观察、对比和研究发现“北美西北部的细石器从类型、工艺来看与东亚、东北亚的细石器没有什么区别，但文化内涵显得单调，而且数量上也远不及亚洲地区的丰富。自北向南，形制工艺呈衰退迹象。在阿拉斯加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北部见有用两部器为荒坯的楔形石核，向南几乎全变为以角砾为荒坯，形制粗糙，台面也变修理为不修理，采用自然面为台面成为一大特点。”[120]贾先生将华北细石器细石核大致归纳为六种主要类型，发现其中以楔形、锥形石核最常见，数量最多，它们从东亚、东北亚经白令陆桥到达北美西北部，然后一直向南分布到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大约北纬46°。最后贾兰坡先生认为：“华北地区正是这一洲际文化带传播的起点和渊源所在。”[121]

此外，生活在滇藏地区的中华古人的另一支从青藏高原北麓转东进入中国西北的中华古人与当地土著融合后进化为西侯度、蓝田、北京、大荔人乃至整个仰韶文化的居民，他们共同创造了仰韶文化。吴新智等认为：“山顶洞人头骨与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相似。柳江人头骨与琉球群岛港川人男性头骨相似的程度比其与山顶洞男性头骨相似的程度更大。”[122]这部分从青藏高原北下转东的中华古人在东进的途中与沿南海、东海海滨平原北上或定居于此的中华古人共同创造了最原始的东亚文明，而后因海平面上升迫使从四面八方汇聚并生活在东海海滨广阔大平原的东亚古人被迫向周围高地疏散迁移，由此开始了东亚居民民族化的进程；在距今6000年前不断上升的海潮追逼下向西进入中国大陆的部分——蚩尤则是其中的重要一支，与由西而东并驻中原的部落先民——黄帝部落只是其中重要的一支——迎头相撞并发生激烈的冲突。冲突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初文明。余永梁先生说：

商周民族在地理上分布显然不同。商是东方民族，发祥地是山东。[123]

童书业先生说：

原来古代所谓“中国”人其实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的代表是殷商，西支的代表是夏周。夏商周三代原是三个不同的氏族。殷商起自东方，血统与东方夷族很是接近，从种种方面看，或竟与淮夷为一族。[124]

福建漳州平原由海积层和近代堆积组成，“¹⁴C测定年代2500~8000 B.C.”1989年12月，漳州莲花池山海拔24~40米的台地考古发现在晚更新世期间的数以百计的旧石器制品[125]。此间正是东海南海海水上升完成期，争夺和迁往高地是这一时期古人们的主要活动，从这个活动开始是东亚古人的分裂和新的交融。

当然，我们说中华古人对东亚及乃至太平洋一些地区的影响并不是单向而是双方甚至是多向融合的过程。笔者主张吴新智教授于1998年提出的中国“人类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杂交使得住在中国的人群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演化，仍旧能与其他人种保持在同一个物种内”[126]，而生活在这“同一个物种内”的各类族群的总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化的最初胚胎。

事实上，当时到日本乃至朝鲜等的先民可能不主要是单方面从现在的中国大陆，而是从当时生活在还处于裸露状态的渤海、黄海平原的中华先民在海平面上升的推压下“大难临头各自飞”[127]——四散登陆或登岛的结果；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生活在南海、鄂霍次克海甚至白令海等海下盆地中的古人中。这些从海底盆地四散登陆的先民，后来被海水完全隔开并由此形成了亚太各民族的先驱。

从历史的意义上看，今东亚许多民族本是一家，其“家长”则是中华先民。

三、在火的旗帜下：中华各民族的融合与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初成

当历史进入约250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气候迅速变冷并出现地质史上规模最大的冰川活动。冰期极盛时，北半球高纬地区形成大陆冰盖，格陵兰冰盖覆盖了格陵兰和冰岛，劳伦大冰盖掩埋了整个加拿大，并向南延伸至纽约、辛辛那提一带。欧洲将近一半被斯堪的纳维亚冰盖覆盖。西伯利亚冰盖则占据了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在我国，据李四光研究，相应地出现了鄱阳、大姑、庐山与大理4个亚冰期。现代冰川覆盖总面积约为163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1%。[128]

从距今约180万年至约4000年前，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旧时器和新石器时期。其间中国古人的社会组织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

与此同步的中国气候的变化是由印度板块大陆的北向冲击导致青藏高原急剧隆起越过2000米以上[129]，这导致中国现代季风的形成。由于高原对大气环流的热力和动力作用，蒙古、西伯利亚一带冬季不再受暖平流影响，冷空气得以聚集成强大的冷高压；位于高原以南的印度次大陆热低压得以维持、兴盛；印度季风因此与东亚现代季风环流系统得以建立。青藏高原的隆起进一步推动中国西高东低的地貌形成和由此阻碍西南暖湿气流长驱北进和北方冷空气因高原隆起而不能顺利南下与印度洋暖流交汇并形成雨水，只能集聚在西北内陆，这样便造成中国西北内陆受下沉气流控制并导致干旱和干冷。

从第四纪走出来的人类可谓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考验。距今2万～1.4万年，全球气候进入“末次盛冰期”，“是距今最近的一个与现代间冰期气候环境反差最大的时期”[130]。冰期最盛期时、陆地冰盖和海冰扩张、海洋表面温度降低，海平面大幅下降。这一方面扩大了古人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加了他们抗寒的难度。全球地表比现代低4～5℃ ，其中北半球低12～14℃。当时全球陆地的1/3被冰盖，全球海平面下降了90～120米[131]。中国东北、华北地区低10℃ 左右，华中地区低8～9℃，而华南地区只低2～4℃。当时中国东部最北部的年平均气温达－15℃以下；陆上南北年平均气温的最大差异达50℃以上。在西部地区，西北地区年平均气温较今低10℃以上，西南地区低7℃，青藏高原低6～9℃[132]。这时中国约1/3的边缘海面下降而成为陆地，西太平洋浅海大面积裸露，使得海洋对中国大陆的水汽供应量大幅减少[133]。

不难想象，在进入第四纪冰川寒冷的压力下，向相对温暖的南方赤道方向迁徙将是更多的中华古人的明智选择。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抵御天灾的能力都不足以保证整个部落在短期完成这样的长途迁徙，其中大部分很可能因抵御不住寒冷和大型猛禽的攻击而死亡[134]；相反，那些因学会利用火的部落，则会在这场大灾难中挣脱出来并因此获得进化[135]。

中华古人学会用火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至少180万年前的西侯度人[136]和170万年前的元谋人[137]。有了火，人类，尤其是生活在北纬30º以北的人类才能度过寒冷的冰川时期。西侯度人、蓝田人、北京人得以存活，无疑都是由于他们首先学会控制和利用火的技术。

在第四纪冰期，人种的延续与火及火种的延续是平行共存的。西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传说表明在当时火种保存能力关系到整个部族的生死存亡。

2015年3月，考古学家在山西沁水县发现了旧石器晚期的古人类遗址。在2.6万年前的地层中有6处火塘和用火遗迹。有一个火塘保存相当完整，火塘中心有大量木炭，木炭清除后，有一小浅坑，坑底的土壤已被烧红。火塘周围由拳头大的砾石围成石圈，石圈外围还有几块扁平砾石，这些扁平砾石就是石磨盘[138]。这说明，在两万多年前的末次盛冰期，生活在中国北方山西沁水高地的古人类已具有相当成熟的保留火种的能力。同年4月，在河北张家口泥河湾的考古遗址中也有同样的发现：位于周家山东坡一坍塌洞穴内，发现了近3米厚的文化层。其中很多用火遗迹，好几层灰烬，而且2平方米范围内发现8000多件石制品、动物化石等遗物。初步推断该遗址距今1万~3万年间，属于旧石器晚期[139]。不难想象，那些专司保护火种的人与今天手握核按钮的人一样，在本部落中被奉若神明，始终保持着至尊的地位。与此同时，火，就成了第四纪包括中华古人在内的北半球大部分部族的图腾并因此被纳入其审美视野，比如希腊神话中对普罗米修斯的赞颂，中华民族中黄（煌）帝、炎帝都被赋予“火”的尊位。而那由火神反映出来的原始先民对火的崇拜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大概均可追溯到第四纪末次盛冰期中华先祖对寒冷的恐惧及由此产生的对火的抗寒功能的敬畏。

末次盛冰期过后，又是大暖。距今12 000万年前的全新世（距今11 500～8000年）气温迅速升高，与此相应的降水迅速增加，全球气候已与现代相近。某些区域甚至出现较现代更为温暖的气候。如赤道西太平洋海域较工业化前高0.5～2℃，北半球中纬度的欧洲东南部、高纬度的极地等地区的气温可能高出工业化前2ºC以上，南半球中低纬度较今天高0.5～2℃，东亚地区气温升至与现代相当或略高。距今8000～4300年时，地球气候进入一个较今更为温暖的时期。北半球中纬度的中国东部、美国大部，气温高出现代2℃以上[140]。

全新世大暖期盛期中，中国东部地区年均气温较今约高2.5℃。其中长江流域以南地区高2℃，长城以外地区高3℃以上；青藏高原地区增温幅度最大，年均气温可能较今高4～5℃，“与全球同纬度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可能是升温最大的地区之一”[141]。以浙江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全新世温暖期鼎盛期时年均气温18～20℃，较今高出2～4℃。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提供的从最终冰期开始的海平面上升图[142]表明，这次因气温上升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是急骤而迅速的，其间出现的海平面上升，给当时人类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第四纪末期汇聚在此前还袒露着的东海和南海海滨大平原的连同生活其上的东亚古人多为呼啸腾升的海水所吞没。当时海侵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大陆与今海南岛、台湾岛和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之间曾裸露着的大片海床，到第四纪末期（距今6000年）都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据中国地质科学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钱方、凌小惠介绍：

在中国长江、黄河等河流入海处的水下有古三角洲存在。黄海、东海大陆架中黄土堆积和大型哺乳动物的发现更证实了这些地区曾经出露海平面之上。如薛万俊等，利用钻探和物探资料恢复了南海北部的第四纪地质环境的演变历史，在早更新世末期，本区处于海退期，古海岸线位于现代海底水深120～160米。中更新世时本区存在七次高海面和七次低海面，其中640～620千年和390～370千年两次高海面海侵范围最大，古海岸线在今日水深30～50米处。[143]

当历史进入距今9000年，气候变暖、冰川消融，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东海海平面开始上升，至距今6000年左右，也就是中国的仰韶文化时期，据文焕然制作的《辽宁南部10 000年来海平面高度的变化》[144]及刘明光先生提供的《华北平原的成长》两图可知，中国黄海海平面较今天提升近15米，此间海岸线大幅向内陆西移，渤海湾的海岸线在距今7400年已向西漫至燕山、太行山脚下[145]。在大洪水侵入大陆的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保存比较好的旧石器遗址多集中在高原和丘陵高地的原因；同样也会对盘庚“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146]句中所包含的生活经验有更深的理解。当时，在大水中逃生除了飞翔外就是攀登高地。能带领本部族人民爬向和占领高地，是检验其领袖能力及是否值得部民尊敬的重要指标。这一来自生死的经验使中国人产生了尊岳为神的观念。杨义《易卦序论》：“险而止，山也。”[147]这一卦解与盘庚“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联邦”出于同一语境。同一语境下，中国古代“天子祭名山大川”[148]的活动，可源于中华先民“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的生死实践。

“万亿万岁，有一大水，昆仑飞浮。是时飞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149]何新、何幼琦先生均认为：《山海经》中的昆仑山就是今日的泰山[150]。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因为今之昆仑山出现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之后，此后中国西部的昆仑山周围不会再有大水环绕的可能，而东部的泰山则依托山东丘陆高地成为“飞浮”于大水之上的“昆仑”山。据刘明光先生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华北平原在距今7400年只是一个海湾。最初古冲积呈扇形向东发展，从山西高原流出的永定河、滹沱河以及漳河等许多河流也开始在各自的出海口形成冲积扇。只是到距今4200年时，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黄海时，黄河三角洲迅速向东南伸展，渐次与东面的山东丘陵和南矶的淮阳丘陵相连接。淮河水系逐渐形成，山东丘陵西侧出现一带湖泊地。距今2120年，也就是说到西汉以后，黄河再次改道向东北流入渤海，此后，黄河三角洲迅速与漳河、滹沱河、永定河等冲积扇渐次相接，海河水系渐渐形成。如果我们将时间定格于距今4200年前的历史，那时山东丘陵连同矗立于其上泰山（昆仑）“飞浮”于大水之上的景象就是真实可信的。而在这样被大水淹没的生活环境中，山东丘陵遑论泰山就成了先民们争夺最为激烈的地方，而能带领部落人民进入山东丘陵继而泰山的即能够“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的“古我先王”，自然就是人民最为敬仰的领袖人物。由此，后来天下大定或有大功告成帝王，都要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以此证明其地位的合法性。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说：“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151]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有专章论述：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152]

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153]

《国语》说“禹封九山”，古文献多将此神化，如从距今四千多年前大禹治水时的感受体会，“九山”只不过是给当时对大水还心存余悸并对华北地势不熟的先民找出的最后的“避难所”。 杨义真是一语中的：“险而止，山也。”美本质上起于对人类生命的肯定，而不是出于对美的想象。现代人类对山从而对仙的赞美多出于这一生死语境。

人类规模迁徙活动在任何时候都同时是一种文化创造和再创造的活动，早期人类在适应和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第四纪的环境变化使早期中华先民在抵御自然灾难的斗争中形成了最原始的文化基因和最初的审美倾向。

对于生活在中国东部的古人类而言，海平面大规模升高无疑是一场不可抗拒的没顶之灾。这样大规模的灾难对东亚大陆及各岛国（如日本、菲律宾等）周边的古人类观念及其文化都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正如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或第四纪冰川气候不可能不对受其影响的人类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一样[154]。譬如在北纬30°以南的整个亚洲地区曾普遍流行对神鸟的崇拜，就是人们面对呼啸而来的海侵渴望获得空中救助的意识的反映。在许多民族的远古神话中，神鸟都与洪水的传说相联系：如中国“精卫填海”的神话就是当时人们幻想借助大鸟战胜海侵的意识的反映，大鸟最后被美化为凤作为图腾供人们崇拜。比较巴比伦的洪水传说中鸽子或乌鸦探水的故事、希伯来和后来希腊神话洪水传说中的鸽子与橄榄枝的故事以及地中海人的“方舟”意识，与中国“葫芦兄妹”的故事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是因为生活在同纬度的亚洲和地中海沿岸的古人类都曾经历过同种灾难，同种经历产生出同样的文化感受。据考古，在美索不达米亚遗址底层有距今6000年前洪水层的存在；阿拉伯湾在从距今1.5万年前到6000年前海岸线曾向内陆推进了1000千米以上[155]。在东海发生的同样情景也发生在西亚：黑海在距今9800年前是淡水湖，其水位比现在低100米左右[156]，日本学者田家康写道：

由于8200年前事件的影响，西亚的气候变得寒冷干燥，人们于是移居到了适宜发展农业的黑海沿岸地区。然后，从地中海流入的海水袭击了居住在湖畔的人们。由于黑海的湖面在两年之间平均每天上升15厘米左右，人们不得不放弃村落，拼命往高处逃生。也许正是这次灾难作为洪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最后变成了诺亚的洪水传说。[157]

东亚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恐怕要追溯到180万年前的山西西侯度人和云南元谋人；而与中华古文化有原生关系的，恐怕应为地处中原的前者。关于西侯度遗址发掘情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西侯度文化》有如下记载：

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共发掘32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器。动物化石中有个保存两段鹿角的步氏真梳鹿的头盖骨。它的左角靠近角节的主枝上，有一个横断面呈V形的沟槽，其上具有明显的人为切割或砍斫的痕迹。右角也有刮削痕。具有类似人工刮削痕迹的鹿头盖骨还有一件。这两件标本表明，当时人们可能已制作骨器。化石中还有一些颜色呈黑、灰和灰绿色的鹿角。马牙和运动肋骨，化验表明是被烧光的。遗址出土有鱼类和巨河狸，证明当时这里有较广的水域。哺乳类中绝大部分是草原动物。也有适于草原和森林生活的动物。表明当时西侯度一带为疏林草原环境。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属暖温带以北的种类，则说明当时的气候比今天凉爽干燥。

据地质时代划分，西侯度文化当处于第四纪初期。与第三纪不同，这是全球性气温变冷的时期。应用同位素技术来分析古海水的温度，太平洋温度从第三纪始到末的3000万年中下降了8℃。这说明第四纪全球性变冷的趋势异常强烈。此间，每次冰期来临，气温大幅度下降，极地冰盖增大，雪线下降，山岳冰川发展。在间冰期，气候转暖，冰盖和冰川退缩，但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海浸现象。

与云南元谋文化不同，西侯度处于现在的北纬30°、东经110°的位置，位于中原内陆，遗址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这里尽管避免了被海水吞没的危险，但却随时受着寒冷的威胁。如果说，距今1500万～170万年间的开远－禄丰古猿生存的最大威胁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所产生的地壳震动以及间冰期出现于东部沿岸的大面积海浸，那么，到第四纪的包括西侯度人在内的整个黄河以北的华夏先民生存的最大威胁则是寒冷的气候。西侯度遗址中带切痕的鹿角和动物烧骨的发现，显示当时那里的先民们已掌握使用火和保存火种的技术。哪里有寒冷，那里就必须有火种[158]。可以设想，随着一次次冰川期[159]的来临，黄河以北那些失去或没有火种的氏族将成批地被冻饿而死，而那些得到——甚至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盗得——并有能力保住火种的部族则相继得以存活和繁衍。由此可以说，西侯度人对于后来古华夏人的最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其石器工具的先进，而在于他们为后代传下了火种。在第四纪，火可不主要是为了烤肉，而是为了保命；在当时，火塘里若没了烟火，恐怕整个部落就要灭种——这大概就是中原人用“不绝香火”[160]表达传宗接代意识的最初动因，黄河以北的文化恐怕也会由此发生断代；自然，后来的华夏文化也就不可能延续。

浚哲中华，长发其祥[161]。从蓝田人和北京人用火痕迹的连续性看，火种及其保存技术对于华夏民族及其文化的延续起着关键作用。有了火，就有了部族的繁衍，有了部族的繁衍，就有与之相应的火神的传说和对火的崇拜。

与鸟崇拜产生于全新世海水上升期间先民对洪水的恐惧一样，火崇拜也是产生于第四纪盛冰期间先民对寒冷的恐惧。崇拜火的部族，我们不妨在下面的章节中称之为“火族”，其文化我们不妨称之为“火文化”。

四、在火的旗帜下：炎黄部族的“南北矛盾”与中华古典辩证思维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62]在中原文化中，“华族”即火族。《释文》：“火，化也，消化物也。”[163]。《说文》：华（華），花也，荣也，煌煌光明状。这些都是火燃状的描述。“华”“火”二字古音互通。

《徐锴说文系传》：华（華），本音和，故今人谓华表为和表[164]。由此，从精神层面理解的“华族”，从早期实践的层面为尚火之族，继而推论，日本族取“和”，朝鲜人取“韩”，当与中华（汉）火文化同源。

至于后来出现的“华夏”一词，就是中华尚火民族——此可视为中华民族的前身——所建立的夏国；“华”是火族属性，夏，则是国号。“夏” 《国语》：“大也。以为善福，殷富天下为大也。”[165]《礼记》：“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166]华夏两字赋予夏国家至美至伟的语义。吕思勉先生说：“华和夏是双声字，难保本是一语。”[167]

而“汉族”的称谓，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是刘邦建立汉朝以后的事[168]，刘邦曾被立为汉王，辖巴、蜀、汉中三郡，其主要活动地区为汉江流域。《尚书·禹贡》篇：“番冢导漾，东流为汉。”“汉”字与“华”“火”二字意形相通，均取事物的跃跃然之生动状；不同的是，前者形意荡漾于水，后者形意煌煌于火。《说文》：“汉，漾也”；漾，即汉水的别名。嘉陵江水又名西汉水或阆中水，此地有汉高祖庙[169]。汉王刘邦得天下名国号为“汉”，此后，“汉”的称谓便由原来的地理领域引申到人文领域，汉人、汉族、汉语、汉字，以至汉奸等。吕思勉认为：“汉族的名称，后起的。是汉有天下之后（公元前202年），外人以吾国王朝的名字，做吾国民族的名字。前乎此，则有称中国人为秦人的；后乎此，又有称中国人为唐人的；其理由也相同。”[170]

鉴于火在华夏先民生活中所具有的攸关生死的特殊作用，在上古时期，燃火便是具有神圣意义的仪式。《尚书》[171]中的《尧典》开篇似乎就是对燃火仪式的记录：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172]

目前，书家对这段文献的解释过于理想化，这是由于这些文献在秦之后发现和编辑时加入了当时维护和颂扬统治者意识形态的需要[173]。在各家注解比较中，笔者采信张祥平先生的解释，认为他的解释更贴近经历过冰期大寒劫难的中华古人敬畏火的意识。张祥平先生在《中华先民崇拜烟火图腾——<尧典>记载的人类学史实》[174]一文中用通假的方法对《尧典》这段开篇文字做出新解释，认为上述引文“很可能是当时的人们祝祷时的合唱词”。如果将句中“勋”通假为“熏”，“钦”通假“薪”，“文思”通假“文（烟火）嗣”，“让”通假“燃”，恢复四字一顿的简明格调后，其句式就是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熏（勋）薪（钦）明，文嗣（思）安安，允恭克燃（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其意译为现代白话就是：

说起古时的酋长尧，那正是：放散熏烟，柴火通明，以文（烟火）为图腾的氏族子孙们平平安安；虔信恭敬就能够（使柴薪）燃烧起来，光辉洒向四方，达到天上和地下。

张祥平先生认为：开篇放散熏烟，柴火通明的场景，与下句“文嗣安安”及下面的“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二字的场景正相吻合。“燃”，对于视火为生命的远古先民来说是在开启重大活动前必须进行的最重要也是最敬畏的仪式，因此，用“燃”通假“让”，更符合当时的生活实际。张祥平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以“华”为总括，其源可溯至《尧典》：“光被四表”句，而其证则在《舜典》中“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句中的“华”，是对舜最高的赞誉。毛泽东也说：“华者花也”[175]。花，《说文》：本作华。荣也光华也，由于崇拜烟火及其光华，所以酋长们多用光华亮丽物品作装饰及象征物。中华者，处于中心地带和中央地位的光荣之族；用现代的话解释，可谓是精英中的精英。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中华先民对烟纹的崇拜和赞美实则是对火的崇拜和赞美，后来出现的“文明”即是烟（纹）火（明）两类物质的集合体，而“文化”“文采”等都是“文明”派生出的概念。《尚书·舜典》“受终于文祖”[176]句中的“文祖”，孔传解释为“尧文德之祖庙”，文祖，实则是火祖，是拜火的地方。祖，族之所护者也；“文祖”，即以火为祖。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就是以火祖的民族和文化。

上古传说中炎帝尚火。《说文》：“炎，重火也。”黄帝崇拜太阳。“黄帝”在《尚书》《庄子》中又作“皇帝”。上古“黄”“皇”通用，光，皇同音；“黄”，《说文》：“古文从光”。《易传》：“曰煌煌似黄”；《春秋元命苞》：“皇者，煌煌也。”[177]《春秋运斗枢》：“玄泊有皇天，故称曰皇皇者中也，光也。”[178]这说明黄帝是太阳的人格化身。炎黄二帝同为火族，所尚有异，但其渊源均与火崇拜有关。火，是古人类，特别是第四纪人类所感受到的最直观和最具体的热源，据法国人类学家列维•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原则[179]，在农业发生前后，中华先民很自然会把太阳理解为“天火”或“天上之火神”。

日本学者田家康说：“由寒冷和干旱引起的民族迁徙，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各个地区的民族相互融合，给新思想的萌发提供了土壤。”[180]进入第四纪末期距今即1万年的时候，气候迅速转暖，距今8000年时候，气温大幅暖升，此时中国历史入新石器时期。距今5000年，气候升温已达峰值，此间也是传说中的炎黄二帝的活动期。气温上升使中国西部先民的生存空间又大幅扩张，劳动收获也相应丰富起来，但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先民的生存空间因海侵却在大幅压缩，他们被迫西退并在途中与中原部族发生冲突，而由东而西的蚩尤与由西而东的黄帝在涿鹿发生的冲突只是其中的场景之一。

物质的丰富又会导致本来合二为一的华族部落的分化，炎、黄两分便是这种分化的结果。姜姓炎帝是尚火的高辛族，姬姓黄帝是崇尚太阳的高阳族。他们的祖先均可追溯到西侯度人、蓝田人及北京人。不同的只是古人类利用传说的形式把这漫长的历史转化为神的历史。《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蛟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181]“姬姓族以姜姓族为其母族。姜与姬累世通婚，世代为婚族。”[182] 《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183]徐复先生在《訄书洋注》认为：华，即陕西华山[184]，古华山在今河南，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嵩山（今密县附近有古华城）；黄炎二族曾居今河南全境：黄帝族稍偏东，在今河南中部襄城、许昌、新郑一带，炎帝族稍偏西，在今河南省西部南阳、内乡一带，或直到今湖北随州一带。两部族当为同一血脉并奉同一火祖。

炎黄两族中，炎帝族较先采取农业生产方式[185]和较熟练使用生产工具（火和石斧[186]），因而文明程度相对较高，较先占有优势。炎帝族从中原向南扩张与很可能因海侵的压迫从东部沿海西进的以蚩尤为首的东夷九黎部发生了冲突，九黎族逐炎帝至河北涿鹿，炎帝被迫联合黄帝并在涿鹿大败蚩尤[187]。炎黄二族的这次联合使中华民族形成最初的核心族团。此后，炎黄二族的火图腾合二为一，他们的后代便被称为“炎黄子孙”。

但是，炎帝族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使之在炎黄联盟中丧失了权威[188]。而联盟中黄帝部落对蚩尤作战的胜利确立了黄帝在部落联盟中的权威。这引起炎帝部落的不满，双方在阪泉[189]据说是为了争夺与部族生存攸关[190]的盐池[191]而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冲突，炎帝失败[192]。此后，黄帝势力控制中原并进一步向黄河下游扩张，黄帝文化也由此成为黄河流域的正统。

传说中帮助黄帝打天下的著名首领有：

少皞，姓已或嬴，名挚，居曲阜（山东曲阜），号穷桑帝。此乃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当地以鸟为图腾的夷族[193]杂居，改进并发展了夷族文化。

颛顼，相传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居帝丘（河南濮阳），号高阳氏，用黄帝文化征服并改造了当地九黎族文化。

帝喾，相传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西亳（河南偃师），号高辛氏。帝喾有四妻，分别生弃、契、尧、挚四子。弃为周祖先，契为商祖先。

阪泉之战后，姜炎族分流，炎帝与黄帝两族的文化也随各自阶级地位的变化及其迁徙的地域不同而呈明显差异。“历史上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相传都是黄帝的后裔。”[194]大体说来，黄帝族势力在黄河中下游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有土著的文化形态，形成较为统一的以崇尚天上之火即太阳的黄帝族的正统文化，而阪泉失败后姜炎族的去向对中原周边，尤其是南方和西部地区的文化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国古史里往往只看地名的迁徙，便可推溯出民族迁徙的痕迹来。”[195]今陕西岐山有羌氏城，渭南大荔县有羌白镇，甘肃古有羌水（发源于岷县），这与“羌”字有缘的地名由东向西继而向川藏南迁的路线[196]表明，从河南炎帝姜姓族中分化西迁的便是后来羌人的祖先，上古“羌”“姜”音可通转，《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童书业《姬、姜与氐、羌》：“古姬、姜之族似与氐、羌之族有甚密切之关系。‘姜’之即‘羌’，近人论之详矣。”[197]章炳麟《检论·序种姓》“羌者，姜也”，“神农所部，盖兼西域、青海，内得陇西，故天水亦有姜氏。观其楼橹严博，城廉百里，斯天下之壮观也”[198]。“姜，姓也，逋子为氐、羌。”[199]这说明羌人不仅为姜炎族的一支，而且为姜炎族中从事游牧业即“姜戎”[200]的部分。姜羌分流事实上是中原姜炎部族中农业畜牧业分离的结果。

“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201]而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更是远古人类生产方式发生的带有质变意义的大革命。与人类从采集业转到游牧业所产生的革命意义一样，人类从畜牧业转移到农业使人类进一步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从自然的历史进一步向自觉的历史继而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

姜羌火（华）族分流的本质是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分离。姜炎火（华）族南下的部分坚持原有的农耕生活方式，而从中分离西迁、继而向西南进发的羌人则继续其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这些南下和西进的姜炎后裔将炎帝的拜火意识传播到中国西域、西南，乃至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区别于中国东部华族的火族文化。比较而言，中国东部的火文化较西部更抽象，其外延的领域也就更广泛，如太阳，为天上大火，华，火之光。由此引申出代表中华文（炆）明等美好意象符号。《说文》中太、大二字本为一义：“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天，《说文》：大之颠。

羌族是我国西部尚火并行火葬的民族。《吕氏春秋·义赏》：“氏羌之民，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202]中国中原炎帝的自然火与黄帝的天上火及东夷的“神鸟”相互化生出太阳、火凤凰等，而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则更多地保存了姜炎文化的原始即对自然火崇拜的文化形态。在西部的羌炎文化中，火是自然的，它象征着神圣、正义、光明、纯洁；在中国东部，太阳、火凤凰等则是与自然火融合而化生出的。中国东部河姆渡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其图案反映了河姆渡时期东部夷族的鸟崇拜与黄帝族的太阳崇拜相融合并以太阳图腾为中心的观念意识。在中国西部四川金沙出土的距今3000年的被命名为“太阳神鸟”的金钸，饰品图像中的鸟类围绕着的与其说是太阳不如说是自然火。图中的火苗栩栩如生，这是由海滨东进的东夷鸟文化与位于中原的姜炎火文化融合后的艺术表现。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203]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将东夷直称为“鸟夷”[204]。童书业先生说：“禹贡作时东方沿海一带尚有以鸟为图腾之部族，盖古时东方各族本多以鸟为图腾也。”[205]胡厚宣先生从甲骨文中先后找出八块甲骨上的十条卜辞材料，发现其中商先公王亥之“亥”字，头上都有一鸟形，鸟或作隹形，或加一手形，认为甲骨文中王亥字样中加鸟形，胡先生说：“王亥的亥字，为什么要加一个鸟旁呢？我们以为这便是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遗迹。”[206]

对鸟的崇拜是东部夷人受到海侵的部族对空中鸟类飞翔能力的渴望。高飞能使这些受海潮追吞的部民逃离漫天而来的海水。商是黄河下游古老的夷人部落，《诗经•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07]句，就是用神鸟来确立商王朝的神性即合法性。

凤（鳳），可能是南方鸟族与风族融合继而又与火族融合的图腾。先民认为鸟的飞翔是由于风的神护，于是风鸟合一的“鳳”（凤）便应时而生。《说文》：“凤，神鸟也。”《白虎通》：“其神祝融（火神），属续也。其精为鸟，离为鸾故。”[208]凤，亦为风神；同时，凤皇（亦作“凰”）也是火鸟。正是这种产生于冰期冻灾和暖期水灾带来的双重苦难的经验，造成了当时中国中原及其西部的以火为主题的图腾体系和东部滨海地带的以鸟（风）为主题的图腾体系及其相应的审美文化。

至于后来的“凤”与“凰”的融合，则可能是东夷蚩尤在涿鹿被黄帝打败后被迫接纳黄帝部落太阳（天火）图腾并将其与东夷鸟图腾融合的结果。《河图帝通纪》：“风者，天地之使。”[209]，以前是风举鸟[210]，现在则又加上了风助皇，“凤凰”由此而出。在河姆渡及仰韶庙底沟出土的日鸟护身符和陶饰，其中不少神鸟肚上画一太阳图案；马王堆汉墓及汉瓦当中的鸟立于日中的“日中鸟”。比较二者，我们会发现中国东夷鸟族由东向西与黄帝太阳火族在冲突中最终融合为一体。不同的只是，在南方江淮鸟族势力大的地区，太阳被囿于鸟腹中；在北方黄帝太阳族势力大的地区，认为“风从火出”[211]，鸟被括于太阳之中。黄帝族王于中原后，由“凤凰火精”衍生出的“凤凰涅槃”[212]的观念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审美。

随时间推移，中原火族文化分布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在西部只有贵族才可以享受的火葬（如西藏喇嘛）在东部中原地区却不为民俗所接纳。在陕西、青海（循化、卡约）、甘肃（寺洼·马家窑、齐家）等地的石器文化发掘中均发现羌人留下的火祭和火葬的痕迹[213]。氐族乃羌族的一支，吕思勉认为：“氐羌是一个大族。从秦、陇、蜀三省之交，曼衍于青海、西康两省，都是羌地。”吕思勉还在这句话后加了一个注释：“现在所谓康，疑即羌字的旧读。”[214]吕先生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对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姜炎火族败旅中向南方荆楚一带迁移的部分。《淮南子·时则篇》：“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祝融，火神。”[215]《帝王世纪》：“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牺牲之命，故号神农。”[216]这说明姜炎族留在中原“南方之极”的一支是火族中的农业部落。其首领大概就是祝融。《国语·郑语》说祝融乃“高辛氏火正”[217]。高辛是炎帝族号，火正即火官。其实，炎帝、祝融均为姜炎火族的化身，不一定确有其人。最合理的解释是把祝融理解为姜炎族阪泉之战后南下族群所信奉的首领或图腾。后来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说明楚人的先辈可能就是从中原败北南下并与当地土著融合的炎帝族的一支。从资料上看，他们给楚地带去了农业知识。祝融在楚人眼里的形象后来还转化为火神、雷神和“天火之神”即太阳神，同时，凤也是祝融的化身[218]，这是南下的火族与东来的鸟（凤）族图腾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结果，炎帝族南下并与荆楚地域的先民文化磨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荆楚文化。

在山东大汶口出土的文物中有件绘有日月山图案的陶器，对于这个图形学人历来解释不一。有下部为“山”说[219]，也有“云”为“海波”[220]说，笔者以为它反映的是火与太阳的结合。“火”，甲骨文的写法为，此与中间图案下半部分相似。它可能是黄炎二族蜜月时期的图腾指示。在这里炎黄文化融为一体，天火即太阳与地火合二为一了。《白虎通·五行篇》：“炎帝者，太阳也。”[221]黄帝有时也变为火神，《管子·轻重戊》：“黄帝作钻遂生火。”[222]华夏古文化在黄河中下游初具雏形。

值得指出的是，黄炎火族在中国黄河中下游的传播，其意义不仅仅是物质的；它之所以注定要对整个亚洲发生巨大影响，是因为它在传播的途中对中原周边地区原住民的图腾意识不仅具有大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巨大的包容和融合力——这是中华文化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形成的天然品质。与其他民族的图腾如凤、虎、熊、日、月等比较，火是反映事物辩证法最灵敏和最直观的材料。它既可“生生”[223]，又可天生；时消时息，时阴时阳，彼此辩证，扑朔迷离，以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奠基人之一”[224]的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皆火符合规律地燃烧和熄灭的结果[225]；“世界是万物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226]列宁赞扬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绝妙的说明。”[227]大约比赫氏稍早却与中国老子同期的琐罗亚士德是中亚拜火教的创始人，其哲学充满辩证色彩。列宁说：“波斯哲学（和宗教）学说中的火是某种类似的东西。”[228]在先秦中国，火（华）族文化象只大熔炉，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自然神铸为一体并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很好的认识论基础，与之相反，印度婆罗门教则原样保留了那些无数小神，这对后来印度更加散漫即多元而不一体的文化胚胎的形成提供了基因。

且不说太阳、神鸟（比如火凤凰）等图腾与火图腾已融为一物的数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整个中国石器时代的陶器文化，就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火文化主题。比如，北京人遗址中的赤铁矿粉屑染成的红色兽牙；半坡遗址中的红色染料和涂有朱红的人骨；再如流行于整个仰韶文化彩陶面上的以红与黑为基调的纹饰[229]和以火和太阳光芒为主题的图案，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宗教和哲学的内涵远大于其色彩美学的内容。

陶彩是原始人哲学观念最忠实的记录。色彩的含义在先民眼中已超出本身的物质内容，它是一种宗教感情的表现符号。若将这些符号与火和太阳为主题的图案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们所表现的是古中华文化中最初的阴阳意识：红为阳，阴为黑。大概是黑夜里的明火可阻止某些野兽侵袭的经验使狩猎时代的先民产生了红色可避邪的意识。红，火也[230]。“火，阳也。”[231]石器时代的墓中人骨上涂朱及后来文化遗址中在房宅墙壁及地面上涂朱的现象，大概就是这种“避邪”意识的文化表现。今天中国人仍有红喜黑丧的观念，这些都可以发源于火（华）族文化的阴阳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在中原地区的传播的史实中得到解释。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32]就在火族文化（渊源于称雄中原的黄帝族文化）以中原为中心随其建立的王朝统治范围的扩大而成为主体文化，而处于臣属地位又不甘于这种地位的蛮夷戎狄诸族团也自发地产生着与其对应的反压迫和反霸权的文化。

最终赋予反压迫文化以理论形态的是地处黄帝王地“卧榻之侧”即鲁皖荆楚等地而又备受屈辱的东夷南蛮等部族的文化。

楚人乃姜炎败旅南下部族的后裔。自有祝融旗号以来荆楚部落就受四面强敌的威胁。夏殷两代，楚人部族已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夏时，“融降于崇山”[233]，并助夏人战胜三苗。居于楚地的“三苗”土著[234]受到南下的炎帝败旅的挤压向西南迁移，这部分人大概就是后来苗族的先祖，他们又与南下的羌人融合形成独特的苗族文化，以至《后汉书·西羌传》开篇就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235]与之相呼应的是，苗族远古传说中的《开天辟地》就从其始祖“姜央”开篇[236]。据考“姜央又叫姜炎”[237]。苗族奉蚩尤为祖先，而《路史•后纪四》称蚩尤乃“姜姓炎帝之裔也”[238]。

殷时，殷王武丁兴师南下讨伐荆楚，荆人深受其侮。《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239]。这反面说明当时楚人的心境是如何绝望！与巴比伦囚困中的犹太人[240]在绝望中创造了耶和华大神并以耶和华之口来传达他们渴望解放的意识一样，绝望中的荆楚先民在屈辱的困境中也自然要创造出自己的生存哲学并推举出自己的代言人。结果，荆楚学人老聃不辱使命，以自己那高不可及的哲思，向中原王室贵族文化率先发难。他从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入手，阐发出与中原正统文化截然对立的世界观。他说：“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损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241]老子很像耶和华大神，站在弱者的立场，向统治者宣布弱者必胜的规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242]一句话，只有给楚国及弱小民族以更多的自由，统治者才可能与之共处，不然，代表弱者的“天道”一定要战胜统治者的“人道”。

马克思、恩格斯说：“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的直接产物。”[243]炎黄分裂同时也是本属火（华）族内部出现的“南北分裂”： 被统治者的“南方世界”最终推出可以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北方世界”抗衡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道家老子的学说；黄帝正统的“北方世界”最终也推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两者正奇相合，成为发育中华文化的最初的具有理论形态的基本酵母。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244]孔子的“道”强调的是一种君臣上下的礼节关系。老子则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45]。孔子言“中”：“中庸之为德也，至矣乎，民鲜久矣。”[246]老子亦言：“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这里的“中”与孔子的“中”不同，前为中止，后为中空。从思维方式上看，孔、老似乎均采源于尚中意识的正、反、合逻辑，不同的是，孔门之“合”的结果是对立面的调和；而老子的“合”则是向原始回归。关于此，庞朴先生表述得极精彩：“儒家是由二进到三，以三来中和二；道家则是由二返回一以一来泯灭二。”[247]寥寥数语，道尽两门真义。

不同的哲学及其创立者在历史上担负着不同的功能。德国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贡献在于，前者用“二律背反”从外部规定了世界，由此否定了欧洲神学至尊，从而引发了欧洲近世革命；后者则用“对立统一”从内部规定了世界，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精神聚合为一。前破后立，由此造就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和建设的历史。同样的历史现象也出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道家学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孔子的儒家学说则将老子解放了的思想进行整合从而将群众团结和组织起来。二者互补且不可或缺。

辩证法是被压迫人民的守护神，只有被压迫者才最渴望变化，因而只有他们才能将辩证法贯彻到底。老子用以“无”为本的“道”否定王族贵族以“有”为本的“道”并破天荒地提出一套相对主义的判断方式来否定王族世界的绝对秩序。世界在老聃眼中变成了一个二元互补的存在：“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248]是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249]。在老子看来，贵族以平民为本，其间无绝对贵贱之分，是故“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250]。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权威的肯定存在于权威的否定之中；继而，老子告诉统治者：“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251]放弃统治才是最好的统治，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252]

不难看出，华夏古文化中的道儒两家当属同一种思维形式发散出的分别反映不同社会利益的文化体系；而这两种文化体系又可倒追至石器时代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火崇拜及其衍生的中华（火）文化。前者在中国历史上更多地为被统治和被压迫阶级所接纳和发展，后者在中国历史上则更多地为统治和压迫阶级所接纳和发展，两种文化体系在中华文化中相辅相成，生生不息，构成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并对亚洲乃至世界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简短的总结

新生代以来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造成印巴次大陆北部及青藏高原的迅速隆升，空气稀薄、自然震灾与冰川期的到来，迫使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古猿人即中国云南开远-禄丰猿人在大量减员后逐渐呈扇形向北、东、南三个方向的低地迁徙[253]，他们进化为最早的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的中华古人。严寒的气候使他们掌握了取火技术，而火的掌握又使他们部分人得以大幅向北推进；另一支沿今已被海水淹没的广阔的南海滨海大平原东进，云南元谋人、广西柳江人、马坝人便是他们与当地土著冲突和融合的后裔。其中有些部族北折并沿东海滨海大平原北上进入日本、朝鲜。

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时候，海平面大幅上升吞没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广大滨海平原地区并大大压缩了中华古人类的生存空间，这迫使其中得以逃生的部分西退至现在中国的华北华东地区，而在中国东部沿海发现的龙山、大汶口、良渚、河姆渡等新石器遗址，则是这部分西退的中华古人与当地原住民冲突和融合后的结果。这部分被海水向西逼退到中原高地的部族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从青藏高原进入中国西北地区并与中原地区扩张的中华古人——西侯度人、北京周口店人等则是他们的遗址——发生冲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蚩尤部族与炎黄部族的冲突，及后来的黄炎二族的内部冲突和后来炎黄两部的非对称型分裂。前者导致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后者导致本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格局的出现。而黄帝族在中原的胜利及随后中原地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则保证中华各民族的多元发展始终没有脱离一体的格局，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较早地形成了以火文化生发出来的阴阳意识继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迁徙能力的大小是古人类生存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华先祖由东亚大陆出发，覆盖整个太平洋两岸及南至澳大利亚的远途迁徙，与当地土著冲突融合后造成了远古时期的亚太出现以蒙古人种为基本特征、以中华人种为主体人种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并具高度融合力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布局，这为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中世纪农业文明的引领民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天道无情，适者生存，勇者胜。中华民族经过严酷的自然淘汰后来到这个世界，落驻东亚大陆，从诞生那天起，她就开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起改天换地的伟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