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理想，就是超越个人功利的、把个人利益和价值融入到更高事物(天下、国家、部落、种族、万民)之中的思想趋势、价值信念。人是社会动物，个人的福利、荣誉、价值，都必须仰仗社会才能实现。个人永远渺小而短暂，社会生命却可能伟大、久长。只有具备远大理想、高超价值的民族，才能把社会建设为一个有生命的、有价值的、能持续的伟大存在，并让个体生命借助社会价值而伟大，借助社会生命而永恒。
《史记》作为中华民族考源究始的第一部通史，开卷人物就是境界高远、胸怀阔大的伟岸英雄，即黄帝、颛顼、喾、尧、舜、禹、汤等。可见站在汉代的观察点上，所能回溯的中国先民和社会，已经是文明非常发达、文化非常成熟、社会组织非常严密、部落联系非常紧密、族群融合日趋明显、文化认同日趋一致的民族。这个民族的英雄人物已经生机勃勃、从容自信地站在历史的源头，引导自己的民族向着灿烂而又光荣的目标前进。
黄帝打败蚩尤之后，中原大地出现新的均势，老百姓重享太平日子。此时黄帝不是征调财富、搜罗珍宝、营造宫室供自己享乐，而是成年累月忙于天下大事。新的反叛者要震慑，外族入侵要反击，社会治理要制定规则，军队建设不可松懈等等。“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他成天东奔西跑、南征北战，“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日理万机，像个共产主义战士那样鞠躬尽瘁，为的啥?当然是为了 “抚万民，度四方”，以实现“万国和”(《史记·五帝本纪》)，最终实现老百姓都能过上太平日子。
像黄帝这样以高远理想治国理政的圣君贤臣，《史记》中比比皆是。魏文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不但谦卑地向臣属讨教，而且虚心向圣哲学习文化。他拜孔子的学生子夏为师，学习古代经典和六艺之学。闾巷之徒段干木德慧兼备，他敬仰不已，每从他村边路过，必定俯轼行礼。朝歌有个隐士田子方，魏文侯尊为师长。他的儿子、后来的魏武侯，跟乃父一样虔敬地修德进学。子夏、段干木、田子方都是魏武侯任太子时结交的朋友，这几个朋友个个都值得魏文侯以师傅事之，可见魏武侯识见非凡，用心至诚。当时著名的学者李悝，也受到魏文侯的赏识尊重，并被委以国政。李悝出任宰相前曾经对朋友说，魏太子给魏文侯介绍了三个名士，魏文侯均以师礼待之。原文云：“魏成子以食禄千锺，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 (《史记·魏世家》)一句话赞扬了两代君王。
周公辅佐武王时，武王重病，姬旦亲自祭神作法，向神灵要求替武王去死，因为武王身负天下之重。姬旦辅佐成王时，成王重病，姬旦再一次祭神作法，要求替成王去死。他把个人利益和生命，完全置之度外，为的是江山安稳，天下太平，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史记》中的皋陶、伯益、伊尹、傅说、百里奚、管仲、晏婴、子产、史鱼、魏绛、吴起、李悝、商鞅、信陵君魏无忌、屈原、吕不韦、范雎、李斯、萧何、曹参等，都是这种有理想、有担当的政治家。
不惟大人物，《史记》中许多小人物、边缘人物，也时时以家国天下为虑，而且全无功利目的。楚国猎夫偶遇顷襄王，就一吐胸中块垒，要他合纵抗秦，以保社稷永续。羊倌卜式以国家大政为己任，仗义疏财，为抗击匈奴尽绵薄之力。这些在下文均有涉及，此不赘言。下面我们看一个拒绝功名利禄、怀抱理想道义走天下的独特故事。
鲁仲连是齐国辩士，他满腹才学，智慧超群，洞察古今，能言善辩。对战国纷争研究精深，胸怀扶弱折强之义，常在国际社会打抱不平。为国谋利者谓“国士”，为天下谋义者谓“天下士”。鲁仲连被各国君子誉为“天下士”。
赵都邯郸被秦军围困，万分紧急。魏国出兵援救却不敢上阵，一直在观望，反而按秦国意思，派使者新垣衍劝赵国拥秦称帝，以息兵祸。鲁仲连正好在邯郸，他特地会见新垣衍，晓以拥秦称帝之恶果。新垣衍幡然醒悟，决意援赵抗秦。秦将闻此，心生畏惧，立即撤军五十里。此时魏公子信陵君击杀屯兵不进的晋鄙，率魏军赶赴前线。秦军由是引兵而去，一场灭赵之战得以避免。
赵国馈赠千金谢鲁仲连，鲁仲连说：“世人之所以尊重天下之士，因为天下之士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不谋私利。如果收受钱财为报酬，我岂不成了商贾?”他分文不取，飘然而去。
后来燕国将领攻占了齐国的聊城，齐将田单率军攻打一年多，死伤惨重，无法夺回。鲁仲连抓住燕将弱点，劝他投降齐国，既往不咎。燕将左右为难，引剑自杀，聊城于是复归齐。田单大谢鲁仲连，要朝廷封他爵位。鲁仲连回复说：“也罢也罢。身负朝爵而屈就于官场，哪比得上贫贱而随意潇洒。你就别为难我吧。”
这种超越私利而为道义操心的天下之士，何止鲁仲连一人，不过鲁仲连表现形式特别不同凡响，被天下传为美谈，因而有幸借司马迁之笔而名垂竹帛。须知“国际影响”远超鲁仲连的魏国政治家魏绛、最早主持变法革新运动的政治家李悝，均无专传。司马迁看到鲁仲连代表了轻爵禄、重理想的人文价值，才特意立传弘扬之。
《史记》颇重思想家的贡献与影响，为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孔子、孟子、邹衍、淳于髡、慎到、荀子、公孙龙、墨子、屈原、贾谊、申培公、辕固生、伏生、王臧、高堂伯、田生、胡毋生、董仲舒等一大批学者立传。文化人以研究古今变化、为政得失见长，具有超越一城一池、一家一族的宏大视野，能够关注国家和种族千秋万代的发展。这些“为生民立命”的人，常常是生民理想的表述者。
后世学人常言司马迁服膺道家学派，对儒学多有不恭。此论着实偏颇。《史记》所撰学者传，孔子最尊，贵为“世家”，誉为“至圣”。孔门弟子，虽少有著述传世者，可是司马迁专门为其立传(《仲尼弟子列传》)。他们还有《儒林列传》，也是为儒门而立。百家诸子，儒家有三传，非其他各家所能比。《史记》为道家、墨家等人物所立传，皆草草几笔带过。老子庄子，皆天纵巨才，文采盖世，其著述横空出世，震古烁今。可是《史记》对他们的记述，仅相当于那些无著述传世的孔门弟子。孰轻孰重，颇为分明。在司马迁看来，儒家以治国抚民为念，几为理想化身，故着力弘扬之。
天朝宰相公孙弘，面对卜式捐财抗匈奴，找不到这个牧民的“私”动机，批评其行为违背人情之常(《平准书》)。公孙弘的判断说明他只知官场尔虞我诈各谋其私的人情之常，而不懂理想境界的人情之常。卜式超越其身份和地位，以国泰民安的理想为念，让司马迁心怀敬仰。《平准书》是写天朝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4600字之中，却有1000字的篇幅述说牧羊孤儿卜式为国捐资献财的功德，也是一件“违背文体之常”的安排。司马迁固然有借卜式立场批评天朝经济政策的含蓄用意，另一面，又何尝不是对底层草民的理想，唱一曲赞歌。
司马迁深通人性深处具有超越一切功利的高贵理想，这种理想决定了一个人、一个种族所能达到的高度。为了用这种高贵理想引导历史、塑造种族，司马迁眼观六路，从各个阶级、各个地域寻找理想的承载者和表述者，不遗余力地向我们昭显其光彩，以致于必要时不惜突破文体规范。
（原载经崖国学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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