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作中有两次用典出自《孟子》。一次是1918年4月，《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名世于今五百年”，用典出自《孟子·公孙丑下》：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一次是1958年7月，《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六亿神州尽舜尧”，用典出自《孟子·告子下》：
“人皆可以为尧舜。”
毛泽东自幼就接受包括《四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四书》中的《孟子》是地位仅次于《论语》、篇幅最长的一本书，也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书。《孟子》中的志气、道义都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
一、关于《孟子》中的志气
(一)尚志与养气。孟子崇尚大志向，《孟子·尽心上》记载：“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何为孟子的大志向?这体现在孟子说的两句话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要实现这个大志向需要有志气的“气”。《孟子·公孙丑上》将志与气结合起来：“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孟子重视“养浩然之气”，认为“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其养法是“配义与道”。孟子的“浩然之气”即后人说的“正气”“骨气”“气节”，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的“浩然之气”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文天祥是其一，留下了“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的豪迈诗句。
孟子的“浩然之气”也影响和激励了毛泽东。早年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写的批注中写道：“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全面抗战一周年时，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在大雨中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毛泽东向抗日阵亡将士献的挽词是“抗战到底，浩气长存”八个大字。
(二)志气的恒与坚。孟子所谈的志气有一个“恒”字，即《孟子·告子上》讲的不是三心两意、“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而是持之以恒、“专心致志”。1915年，毛泽东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自勉：“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暴十日寒。”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有两人于此，其于运动也，一人时作时辍，一人到底不懈，则效不效必有分矣。”
孟子所谈的志气有一个“坚”字，即《孟子·滕文公下》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谈什么是模范青年时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7月13日，毛泽东、朱德致李公朴家属唁电，用孟子“大丈夫”的志气赞扬和吊唁李公朴的美德，文中写道：“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三)志气的磨砺。志气是需要磨砺的。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引用《孟子·告子下》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他在《讲堂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对方强、李银桥等多人谈过孟子的这段话。1943年4月9日，他将孟子这段话中的句子随手拈来，在给陈毅的信中写道：“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经济困难时期，他多次阐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
1965年7月，毛泽东女儿李讷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毛泽东送自己喜爱的四句话给女儿作为座右铭，第一句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二、关于《孟子》中的道义
(一)志于道。《孟子·尽心上》中讲：“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在孟子眼里君子是“志于道”的人，即追求道义的人。不经过日积月累取得一定的成就，就不能通达事理，就像流水不填满地面上的坎坎洼洼就不会前进一样。毛泽东很喜欢孟子的这段话，从长沙求学时起就重视“志于道”，重视知识和德才的积累。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毛泽东一生都喜爱与“志于道”的人交往，讨厌见面就谈吃喝玩乐的人。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
(二)道义决定生死。孟子所讲的道，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意思;有时讲的是方法;更多的从人类社会角度讲的是道义。程颐认为“孟子有功于圣门”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孟子·告子上》中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的仁是仁义的仁，孟子的礼是礼义的礼，孟子的道是道义的道。孟子认为道义决定生死，决定治乱。《孟子·离娄上》有一段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话：“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毛泽东在蒋家王朝败亡时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诗句，不正是强调了道义决定生死吗?毛泽东那样重视群众路线、重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既有马克思主义之根，也有孟子“有道”“正道”思想之源。
从治国的角度看，孟子所讲的道就是“尧舜之道”。《孟子·公孙丑下》中讲：“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在孟子看来，尧舜之道就是遵循人本来就有的诚心善意、顺民心以仁政治理天下之道。所以《孟子·告子下》赞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说法，认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
毛泽东欣赏孟子所讲的尧舜之道，尤其欣赏“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观。他强调的“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他所希望的众志成城的凝聚力、战斗力，正是“平等”生出的效力。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自那之后，春节写对联、贴对联，年年都有老百姓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副对联，贴这副对联。“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对全中国人民齐心协力、意气风发走正道的赞颂。
(三)道义决定胜负。从军事角度看，孟子认为得道才能得到胜利。《孟子·公孙丑下》有这样一段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毛泽东非常重视孟子的这段话，重视战争中天时、地利、人和因素，他说：“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他尤其重视人和因素，在《论持久战》中阐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失道寡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得道多助。他指出：“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则相反，“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后来，毛泽东多次讲邪不压正，得道多助，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是失道寡助的。1970年5月上旬，美国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中说：“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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