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语境中,文革期间的斗争主要是一批一身正气的老干部和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斗争,老干部之间则团结互助、共同对敌。实际上,老干部之间因山头宗派、历史恩怨、权力斗争等因素也有斗争,他们为赢得胜利,除自己出手外,同样会借力打力,让林彪、“四人帮”出面整倒宿敌,从而使文革史更加错综复杂。
如据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戚本禹、原国防科委老干部恽仁祥、原中组部长郭玉峰等人的回忆文章,文革初期,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曾组织农垦部党委书记陈曼远和农垦部副部长萧克,批判农垦部长王震40天,使王震成为文革期间国务院第一个被打倒的部长;某军区司令员让人揭发副总理谭震林在国民党苏州反省院时“被捕叛变”,受到江青表扬;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曾组织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1966年8月,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体学、庄果等人,将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迫害致死。
据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回忆 ,1973年1月,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曾点名批判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他本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曾思玉为转移斗争方向,也曾批斗袁升平;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也曾批斗袁升平和张铚秀。
据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回忆,肖华在罗瑞卿落难时,曾发动全军揭发批判;1966年10月,又鼓动冼恒汉等揭发小平同志。
据《李立三“里通外国”案是如何形成的》披露,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曾举报李立三夫妇是苏修特务、“里通外国”,致其自杀身亡;他本人在文革初期曾充当“造反派”,但不久被举报有历史问题,被诬为“反党分子”“里通外国”,最终在1967年7月自杀身亡。
据《刘少奇是文革发动者吗》披露,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亲自指导华北局召开“前门饭店会议”,“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代表中央严厉批判乌兰夫,将乌兰夫打成“三反分子”;1966年6月,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以工作组顾问的身份亲赴清华大学,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罢官批斗;刘少奇则亲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将时任副校长、校党支部书记刘超打成“三反”分子。
在文教界,蒋南翔曾整过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艾思奇秘书、原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文革初期被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副书记鲁大张等迫害致死,是重庆第一个非正常死亡的高官;相声演员刘宝瑞文革期间曾揭发过侯宝林,后被马季、唐杰忠、赵连甲等批判。
另外,许多老干部与林彪、“四人帮”及康生、谢富治的关系并不像后世写的那样水火不容,很多时候关系密切,至少表面如此。
如据恽仁祥回忆,聂荣臻被称为“林副统帅的亲密战友”,张爱萍曾主动向王洪文汇报工作。
据冼恒汉回忆,韩先楚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前开会期间,曾受江青邀请一起喝酒、吃饭,并照了相;韩先楚称病住在北京期间,有几次陪王洪文去西山打猎,有时天黑后还出去打猎,为方便王洪文晚上出猎,韩特意找人给王洪文打猎的汽车安装上了探照灯。
据人民网《解密上将许世友:原先最服张国焘》等文章透露,许世友没有敢公开否定“四人帮”,而且很多场合都说:要听张政委(指张春桥)的指示,张政委是主席、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身边的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的话是和毛主席保持一致的;康生、张春桥文革期间都替许世友说过话;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上,许世友虽反对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却又提议江青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后被周总理说服。(202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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