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编发了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篇研究文章，今后我们将陆续编发他在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篇研究文章。现在我们发表的是第二轮反右斗争中的第二篇文章。
这篇文章以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下，阐释了北京发生炮打谢富治事件的由来，勾画了炮打谢富治事件的概况，分析了炮打谢富治事件的发生及其迅速平息的原因，对炮打谢富治事件进行了历史的考察。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四部分中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北京炮打谢富治事件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郭建波：关于炮打谢富治事件的历史考察
目录
一、炮打谢富治事件的由来。
1、学习班在取得进展中内部矛盾走向激化。
2、在派性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二、炮打谢富治事件的概况。
三、炮打谢富治事件的发生及平息的原因分析。
1、炮打谢富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2、炮打谢富治事件迅速得以平息的原因分析。
四、对炮打谢富治事件的评析。
一九六八年二月以后，北京发生了炮打谢富治事件。这个事件在闹腾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平息下去了。那么，这个事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基本概况又是如何呢?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炮打谢富治事件的由来。
北京炮打谢富治是由学习班中两派之间的矛盾引发出来的。开办学习班本来是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了学习班以后，虽然在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矛盾的激化，那么，这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呢?
1、学习班在取得进展中内部矛盾走向激化。
虽然一九六七年四月就成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是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息过。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通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为了解决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于是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要解决当时造反派特别是高校造反派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当时北京市十八个区、县已有十六个成立了革委会，有两个成立了革委会的筹备会。而中小学的情况，据当时负责北京市学校军训工作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百分之百实现了大联合，95%以上建立了三结合”。全北京的六十二所大学“有二十一所建立了三结合，三所建立了大联合临时领导机构，还有将近四十所没有成立。”因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学习班是以高等院校造反派为主要对象，决定分期分批开办北京高校造反派头头学习班。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发出了《关于分期分批组织大学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北京市革委会原来打算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举办第一期学习班，组织二十所院校的各派组织头头二百多人参加学习。不在二十所院校之内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闻讯后，主动要求参加学习，获得批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丁国钰分别担任学习班的正副书记。参加学习的人按军队的建制方式，分编成五个连。
学习班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正式开学。开学几天后又根据中央首长的要求，增加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四所院校。这样，共有25所院校的造反派头头251人参加学习班的学习。
后来根据毛泽东对江西省军区报告的指示精神，以及谢富治传达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指示，决定扩大学习班的规模。谢富治在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学习班一再扩大的原因：
“我有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说：‘云南来了多少人?’我说：‘七百人’。本来一个省七百人是比较多的，主席说：‘那不够，再增加一倍。’因此学习班从数量上各方面都要加强。还有一个原因，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做事情不是那么敢想必干，作事情总是经过上级一再提醒甚至批评才做好。我们这个训练班，中央文革、总理一再关心，为什么这个学校没来，为什么那个学校没来。所以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学校。还说，学生、干部都应该参加，一个学校要增加四五个，所以才这样一再增加。”
二月二十日，参加学习班的院校由二十五所扩大为六十三所，学员由群众组织头头，扩大到各校的干部和职工，总人数达到1406人，是原来计划办第一期学习班人数的五倍多。按学习班的要求，各校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二、三把手都必须参加学习。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各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是学习班的学员。学习班的时间也由原定的三个星期改为没有期限。谢富治在动员大会上说：“至于我们这个学校办多长时间，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算，先解决问题先毕业，后解决问题后毕业，不解决问题不毕业。”[2]
谢富治的动员讲话表明，学习班就是要解决高校造反派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分歧和矛盾解决不了，学习班的学员就毕不了业;什么时候分歧和矛盾解决了，学习班的学员就可以毕业了。这样就将学习班的学期与学习班取得的成效联系起来，成为学习班解决问题的推动力。
学习班开办以后，既在消除两派分歧、实现大联合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却也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矛盾。这种进展表现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北京化织学院、北京水电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北京机械学院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派对立组织达成了大联合协议，向消除派性、建立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迈出了第一步。
这个时候存在的复杂矛盾表现在高等院校的两派组织仍然势不两立，互相攻击，指责对方。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此前与这些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有着不同形式的联系，指导过他们的斗争，因而在他们倒台特别是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传到学习班以后，就在学习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部分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提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的口号，提出要搞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反党集团，要斩断他们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揪出他们的后台。[3]
这实际上是利用王、关、戚等人倒台的时机，以本校对立派别与他们存在联系为由，打着反对他们的旗号，将对立派别视为王、关、戚等人在本校的代理人，为本派在与对立派别的斗争中争取有利的态势。这种假公济私、暗渡陈仓的行为在学习班中表现出来了。
2、在派性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学习班内部的派性斗争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两派斗争中首先表现出来的。学习班是要解决两派斗争中的分歧和矛盾，为实现大联合创造条件的，因而他们的派性行为自然会受到学习班负责人的批评和打压。同时，学习班又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的，于是他们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我们注意到，最先在学习班挑起事端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由于戚本禹在过去的讲话中一贯支持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多次对造反兵团进行过批评，所以戚本禹倒台的消息一传出来，造反兵团立即向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发难。他们在学习班中以及社会上散发声明和传单，提出打倒王、关、戚、林反党集团，要斩断黑手，揪出后台。二月十九日，师大造反兵团提出“学习班必须收回戚本禹在1967年12月27日就北京师范大学问题的讲话”，否则不参加学习。由于目的没有达到，二月二十二日，北师大造反兵团宣布退出学习班。他们还散发传单、声明，贴出攻击谭厚兰等人和学习班的大标语：“现在是揭开北京市高校派性盖子的时候了!”“学习班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学习班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学习班不发动群众揭发王、关、戚、林反党集团!”“学习班空谈派性，捂住盖子，掩护黑手!”“学习班领导人把学习班引向资产阶级方向!”
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了人大三红、政法兵团、民院抗大、轻工红鹰等天派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二月二十三日还发生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总部二十余人冲击学习班，踢破房门，企图揪走参加学习班的学习人员的事件。虽然此事由于李钟奇出面制止，没有扩大事态，但是对刚刚开办才半个月的学习班来说，不能不留下深重的阴影。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学习班又恢复了相对的平静。参加学习班的人们又进行“亮私、斗私”。二月二十八日，清华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检查了自己一九六七年以来，出于急于在“两个司令部斗争中建奇功”的目的，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以及在校内压制四一四，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采取残酷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错误，他亮出了企图自己一派掌权，搞臭四一四，使他们在进入革委会后成为陪衬，以垄断清华大权的私心。二月二十九日，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检查了自己不听中共中央的指示，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其他院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也在学习班上做了类似的“亮私、斗私”。[4]
从形式上来看，这些人在学习班中所作的检查还算是诚恳的，表明了他们对于派性斗争的懊悔及今后所持的态度。但是，如果把他们在检查中的话与以后的行动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些检查既没有触及到他们灵魂的深处，也没有能够让他们吸取以往教训，在实际行动中真正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是在斗争中仍然一如既往地将过错推给对方，为本派的狭隘利益而战。这反映出他们在学习班中的表态是言行不一的。
这个时候学习班中闹派性的一些人还把问题捅到了中央领导层，贴出大字报，进行串连，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说他们以整派性为名，掩盖矛盾，打击革命派，搞折中、调和，因而要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三月四日，北京大学参加学习班的聂元梓等人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提出在北京出现了一种不准讲阶级斗争，不准讲路线斗争，宣扬派性就是一切的“怪现象”，社会上出现了右倾苗头。三月五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题为《是彻底揭开北京高校问题的时候了》的大字报。
三月六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群众组织代表时，师大造反兵团告了学习班负责人的状。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在发言中说：“我们被赶出了学习班，学习班负责人坚持戚本禹12.27讲话原则，在学习班不是来解决大联合问题，而是解决什么兵团反革委会问题，这句话是谭厚兰亲口对我说的，为了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原则，在2月22日，学习班负责人接见我们的时候，又把我们打成‘四反一捣乱’组织，说我们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滚出学习班，甚至说要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聂元梓也在会上对学习班负责人加以谴责，说：“我觉得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起掩盖黑手的作用，在学习班不能说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阶级觉悟，我们在学习班贴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高路线觉悟，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也被人说成是派性十足。我们本来也想向其他学校学习，可是又不行，叫‘派性串连’……”。她提出“要揭派性盖子”。
三月九日，以新北大公社总勤务组的名义贴出了《揭开派性斗争的盖子，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影谢、批判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谢富治。三月十一日，新北大公社参加首都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贴出了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指责高校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用‘派性斗争’掩盖高校的阶级斗争，用所谓克服‘派性’，打击和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
三月十三日和十五日，由人大三红、新人大革命造反联络站、轻工红鹰、新北大公社、师大造反兵团等十几所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发起召开了两次串连会。新北大公社负责人聂元梓等出席了串连会。这两次串连会的矛头是指向学习班的，大串连会上的发言普遍认为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都有问题，不解决学习班的问题，“就会影响揭开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盖子”。人大三红代表在发言中说：“可是学习班，刘、邓、陶没有了，关、王、戚、林反党集团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整群众的派性。不去调查黑手，不去调查各校的现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打击，使黑手逃之夭夭。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是派性发作。要让保守派吃掉革命派，让大权落在保守派手中。”轻工红鹰的代表说：“丁国钰之流不突出政治，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张口派性、闭口派性，对‘四大’怕得要命，甚至连几个同志互相帮助也说成是派性串连。”北外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说：“前几天还有这种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百年以来反帝斗争的创举。有人说，关、王、戚、林问题没见过报，两派联合声明中不准讲，一讲你为什么就心里难受呢?就如丧考妣呢?”[5]
从前文资料中可以看到，师大造反兵团本来是因为意见不和自行退出学习班的，还到外散发传单、声明，与其它学校意气相投的派别一起行动。可是，他们在三月六日晚的汇报中不仅没有说出事实真相，反而倒打一耙，向接见他们的中央领导人诉苦，说他们是被赶出学习班的。这样就将责任推给了学习班负责人以及与他们对立的派别。聂元梓也站出来为他们进行助威，对学习班负责人攻击了一番。不仅如此，事后他们还与其意气相投的红卫兵组织举行串连会，在沟通中协调行动，点名批评学习班负责人，将他们与学习班对立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不难看出，学习班学员中存在的派性斗争，在王、关、戚等人倒台后，是以打击他们在高校代理人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两派斗争在学习班内表现出来的新形式。学习班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创办的，谢富治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过去又与王、关、戚存在着密切联系。同时，学习班从大联合的要求出发，批评、制止两派之间的派性行为。因而这些人就打起反对王、关、戚及其在各校代理人的旗帜，将矛头从与其对立的派别转向了学习班乃至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而担任主任的谢富治也就成为他们炮轰的目标了。
二、炮打谢富治事件的概况。
北京市学习班中的一些学员不仅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而且还转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是因为学习班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创办的，谢富治又是支持学习班负责人工作的。这些人借助王、关、戚等人倒台之机，以谢富治平时与他们存在着密切联系为由，就四处活动，收集和整理了一批谢富治的材料，掀起了炮打谢富治的风潮。
经过一番准备，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初，从人大三红等组织中传出“谢富治停职反省”的消息，同时出现了“土皇帝已死，地头蛇跑不了”的大标语，人大三红、一一二二纵队公开提出要揪“戚本禹”，从而掀起了炮打谢富治活动的序幕。
继人大三红之后，三月五日，地质学院二团贴出了影射攻击谢富治的大标语：“砸烂关王庙，揪出大小妖!”三月九日，人大三红广播站又广播了编辑部文章《彻底揭开北京两大派斗争的盖子》，三月十日，在高校学习班以“全体学员”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不能走》，抨击学习班，提出要揪“关、王、戚余孽”。三月十一日，新北大公社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贴了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中写道：“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却公开宣称：‘不能辅天盖地地讲阶级斗争’，‘学习班主要解决派性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左的思潮。”“他们自己不抓黑手，还反对别人抓黑手，并进而用‘派性内因论’打击坚持抓黑手的革命群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以反对‘派性活动’，排除‘干扰’为名，不许串连，不许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不许发传单;甚至限制某些学员的行动，跟踪，盯梢，整黑材料，压制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能否办好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能否在高校全面落实的头等大事。要不要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学习班的方向，要不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学习班办下去，是要不要与刘邓黑司令部与反党集团斗争到底，要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问题。”[6]
我们看到，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由人大三红等组织掀起的。为了宣传造势，他们还编造了谢富治已停职反省的谣言，刷标语，贴大字报，进行广播鼓动，意图掀起打倒谢富治的风潮。这种行为迅速在北京高校与他们观点相似的群众组织中得到了响应，于是更大规模的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发动起来了。
三月十六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了全市第一张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当天下午，学部贴出《向‘新时代的狂人’的黑后台谢富治开炮》的大字报。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贴出《打倒谢富治》、《舍得一身剐，敢把谢富治拉下马》等大字报。人大三红贴出了《打倒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当晚，师大造反兵团又贴出大字报《把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
这些大字报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迅速在北京各高校流传，愈来愈多的人加入了倒谢的行列，更多的人则还在观望，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三月十七日，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等八单位在人民大学开会商讨倒谢计划。清华四一四刷出“炮轰谢富治”等大标语。三月十八日，北外红旗大队贴出大字报《打倒北霸天谢富治》。在此之后，北京城内相继出现一大批诸如“炮轰谢富治”、“打倒谢富治”一类的大批语及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在一封致谢富治的公开信中说：“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和他亲密的，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如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7]
我们注意到，人大三红、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新北大公社、清华四一四、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以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纷纷投入到打倒谢富治的行列中。他们不仅喊出了火药味极浓的口号，还指名道姓地攻击谢富治，又想在谢富治和戚本禹的关系上做文章，企图借助戚本禹倒台之机来打倒谢富治。这种状况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北京文革发展的大局，不能不引起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警觉。
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对部分红卫兵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明确反对的。因为谢富治具有坚定的文革信念，是文革发展的鼎力支持者，即便在工作中存在一些错误，也是不能采取打倒这种方式的。因而不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先是让谢富治在三月十八日的新闻中露面，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谢富治陪同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观北京针织总厂。三月十九日，又由谢富治主持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大会，让谢富治在群众集会上公开亮相。[8]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对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作出了反应。三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说：“街上有反对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9]三月二十一日，吴德在市革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人利用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说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吴德在讲话中明确批评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并充分肯定了谢富治的工作，维护了谢富治的形象。
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明确态度，很快就在社会上发生了作用和影响。于是地派的一些组织便趁机活跃起来，以维护北京市革委会的名义，走向街头，开展游行示威，对天派施加压力。
在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明确地支持谢富治的情况下，倒谢的势力迅速消弱，有些组织在贴出“重炮猛轰谢富治”的大标语后几小时又自己将它覆盖上。新北大公社也于三月二十三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北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并没有善罢甘休，仍然向对立派别展开了行动。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等组织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聂元梓”的口号。[10]
面对两派之间的争斗，谢富治走上前台表了态，以实际行动化解了双方之间的纷争。
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亲自到北京大学，在新北大公社广播站发表讲话。他说：“新北大的新北大公社给我个人的批评好得很。”[11]针对北大井冈山等组织抓住新北大公社炮打谢富治的问题，攻击聂元梓，要打倒聂元梓一事，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批评了北大井冈山兵团。通过这一系列的做法和姿态，使得炮打谢富治的活动很快云飞雾散。
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表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 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他还表示：“打倒聂元梓是错误的”，“学习班要做检查”。这样一来，反对学习班的天派红卫兵又行动起来了。三月二十六日，政法兵团、二外红卫兵等组织公开贴出大标语，指责学习班犯了方向错误，提出“丁国钰之流必须公开检查!”新北大公社广播站三月二十五日在校园内重新播放了批评学习班的大字报搞。三月二十六日，新北大公社组织了有一千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三月三十日，李钟奇代表学习班领导小组做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革命小将的意见也提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打中了我们的要害。”
四月十九日，学习班举行结业式，李钟奇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说，办学习班的时间不要太长了，大体两个月左右。参加学习班的离校两个多月了，尤其是头头，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激烈，要有正确的领导，回校要立新功。我们征求了大家的意见，经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党委的同意，我现在正式宣布学习班结束。”[12]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学习班在解决北京高校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在一些造反派中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在学习班内以他们与学习班负责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学习班负责人在工作过程中，批评、限制、打压了这些造反派，致使他们的派别利益受到损害，于是才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进一步掀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这种行为主要是由造反派掀起的，从形式上来看是“左”或极“左”，实际上则是右，是形“左”而实右。这是因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业已成立，文革发展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他们却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及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其主任谢富治，逆斗、批、改的潮流而动。这就与文革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就不能不是右的行为了。
当然，不必讳言，这个时候学习班负责人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方式、方法上的问题，但是这毕竟处于次要地位。谢富治所作的自我批评以及学习班负责人的检查，既是发自内心，也是为了平息事态所采取的策略性的行动。至于谢富治对于学习班右倾问题的批评，当是囿于事态发展和当时具体背景所做出的误判，并不符合历史真相。因为从文革发展的态势上来说，当时这些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才属于右倾。从这里也不难看出虽然学习班结束了，但是一些高校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以后还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事态。这是后话。
三、炮打谢富治事件的发生及平息的原因分析。
炮打谢富治是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对高校造反派进行培训、整顿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事件由学习班中的问题引出，而后又发展到高校和社会上，期间掺杂着一些造反派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之间的恩恩怨怨，最终是来也勿勿、去也勿勿，发生后不久就平息了。这是为什么呢?
1、炮打谢富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炮打谢富治是由北京一些造反派发起的。前文我们对一些造反派炮打谢富治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现在我们对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作出进一步分析。
原因之一，造反派昧于文革发展大势，派性行为作怪。
文革在夺权、建立了省级革命委员会以后，就要进入斗、批、改阶段了。此前，造反派不论是起来造反还是进行夺权斗争，都是符合文革发展潮流的行动。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就要由过去的造反、夺权转移到维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轨道上来，进行斗、批、改了。这个时候维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进行各单位的斗、批、改，而不是一遇不同意见就要进行造反、夺权，才是文革发展的大局。造反派只有在这个大局下展开行动，才是适应文革发展潮流的理性选择。各派之间的分歧、矛盾，就要在维护文革发展大局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开办学习班本来是解决造反派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具体途径，但是一些造反派却昧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乃至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种行为显然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即便学习班负责人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缺点、错误，他们也是不宜采取这种行动的。因为学习班处理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也是符合文革发展大局要求的。令人遗憾的是，一些造反派却置文革发展的大局于不顾，在派性利益的驱使下，将矛头指向了学习班负责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就不能不说是他们昧于文革发展大势、派性行为作怪了。
原因之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办的学习班约束、纠正、打压造反派的派性行为。
当时创办学习班，就是要解决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使他们能够在文革发展大局的要求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就要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纠正他们的派性行为，批评他们头脑中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小团体意识，于是才引发了一些造反派对于学习班负责人和谢富治的不满，并将这种不满付诸于行动。这些造反派又举起了造反的旗帜，向学习班负责人乃至于其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发起了攻击。这反映出在他们身上仍然存在着浓厚的派性意识，没有真正认识到对他们开办学习班正是文革在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以后的发展要求。他们是在派性行为受到约束、限制以后，才向学习班负责人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发起了进攻，进而炮打谢富治的。
原因之三，一些造反派趁王、关、戚被隔离审查之机，企图以此为由将斗争的矛头引向谢富治。
由于王、关、戚在全面夺权阶段犯了“左”的错误，经毛泽东批准后，陆续被隔离审查。谢富治在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前后，因为要处理北京市的文革问题，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在王、关、戚倒台后，曾经与王、关、戚特别是戚本禹存在不同意见的造反派，就以响应打倒王、关、戚的行动为由，将矛头指向了其对立派别(比如北师大造反兵团与本校井冈山之间的斗争)。同时，还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又以谢富治与戚本禹关系密切为由，企图借助戚本禹倒台之机来炮打谢富治。
这些人认为，王、关、戚因为犯错误被隔离审查了，那么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谢富治也是逃脱不了干系的，是要对此负有连带责任的。这样就将王、关、戚的错误转嫁到了谢富治身上，为他们攻击谢富治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企图以此来达到他们炮打谢富治的目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原因之四，学习班在处置派性问题上存在失当之处。
学习班在处理派性问题上是存在失当之处的。这种失当之处从学习班负责人的检查以及谢富治的自我批评中可以反映出来。不论是学习班负责人的检查还是谢富治的自我批评，虽然具有缓和一些造反派的急躁情绪，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但是学习班的具体处理措施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些问题集中在如何解决文革发展大局与派别利益的关系，既表现在对于一些造反派的态度上，也表现在做他们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在酿成的后果中表现了出来。从这方面来说，他们是难辞其咎的。学习班负责人的目的虽然是好的，但是在处理问题的具体方式上是存在失当之处的。这种处理方式上的失当，就会进一步激化本来就对学习班存在抵制态度的造反派的情绪，致使他们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乃至背后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造反派中出现炮打谢富治的行动，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造反派昧于文革发展大势，派性行为作怪，也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办的学习班约束、纠正、打压造反派的派性行为存在密切关系。同时，一些造反派在王、关、戚被隔离审查之后，对谢富治持怀疑态度。当他们昧于文革发展大势的派性行为被约束后，就以此为由发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当然，也与学习班在处置派性问题上存在的失当行为有关。
在这些因素中，造反派昧于文革发展大势，以派性利益为重，当他们的派性行为在大联合、三结合的背景下受到约束后进行的所谓造反行动，则是导致炮打谢富治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反映出一些造反派在斗争中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至于以王、关、戚倒台为名来攻击谢富治，不过是这些造反派为达到目的而提出的借口而已。学习班在处理派性过程中出现的失当行为，虽然会激化这些造反派的情绪，但是毕竟处于次要地位。
2、炮打谢富治事件迅速得以平息的原因分析。
虽然一些造反派发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但是这个事件出现后并没有掀起多大风浪，很快就平息了。谢富治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炮打受到影响，而是继续在中央担负着重要工作，一如既往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那么，导致这个事件平息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谢富治站在文革的立场上，以文革发展的大局为重，坚定执行中央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是事件得以平息的决定性因素。
谢富治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当时还担任公安部部长，是在高层坚定支持文革的领导人。比如在二月逆流期间的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当谭震林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攻击的时候，谢富治挺身而出，为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辩护，为此还遭到了他们的反击。不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以及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谢富治都是坚定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这从谢富治的言行中可以得到证明。这样一位对文革保持坚定信念又身体力行进行文革的领导人，在开办学习班、解决造反派之间派性纷争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些造反派的攻击，企图掀起炮打谢富治的风潮。从文革发展的大局上来说，维护谢富治的声誉和地位，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平息下去，则是文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要求。这是由谢富治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坚定性，又是中央竭力支持文革领导人的行为所决定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谢富治对于文革的态度是他能够摆脱炮打的决定性因素。
原因之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谢富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一些造反派对于谢富治的炮打行动。
不论是对于领导干部还是造反派，只要他们是真诚践行文革的，一般来说中央文革小组总是支持他们的行动。在全面夺权阶段已经结束，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学习班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支持下，解决造反派之间的派别纠纷，限制、打压造反派的派别行为。于是，这些人从本派的狭隘利益出发，发起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这种为了本派狭隘利益向执行中央文革方针的谢富治发起的炮打行动，是中央文革小组不能容忍的。正是由于谢富治是一位在高层坚定支持文革的领导人，这次遭受炮打又是因为他执行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开办学习班批评、制止造反派的派性行为，使他们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造成的。因而不论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还是从中央文革小组自身的职能上来说，都是要对炮打谢富治的造反派进行批评、制止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成为平息这个事件的重要因素。
原因之三，谢富治以宽阔的胸襟，高昂的姿态，不计前嫌，主动进行自我批评，成为化解彼此矛盾的重要因素。
谢富治在遭到一些造反派炮打的时候，虽然他知道这些人的作法是错误的，却没有对于这些人的攻击表现出不满，更没有采取激烈的方式来予以反击，而是以坦荡的胸襟，和蔼的态度，不仅进行了自我批评，还亲自到两派斗争激烈的北大，在校广播站公开发表讲话，说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等人对他个人的批评好得很，批评了北大井冈山等组织要打倒聂元梓的行为，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这样在两派围绕是否炮打谢富治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谢富治没有表现出对峙、气愤的态度，而是以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坦然面对炮打自己的群众，耐心接受他们的批评，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还否定了支持自己的群众所提出的打倒对立派头头聂元梓的口号。这种亲疏无别的态度，坦荡、宽阔的胸襟，灵活、机智的方法，使得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群众冷静下来，原先高涨的炮打情绪也走向了低落。这对于炮打谢富治的群众认识错误，转变态度，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推动。因而我们说谢富治对炮打自己的造反派所采取的妥善、适宜的处理方式，也是迅速化解这个事件的重要因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发生后，又在很短的时间予以平息了。能够迅速平息的原因，既是由于谢富治坚定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也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谢富治对于炮打自己的群众采取了妥善、适宜的处理方式。这些因素中，谢富治坚定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对于事件的平息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他能够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坦然面对炮打自己的群众的内在原因。
四、对炮打谢富治事件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炮打谢富治是突然发起的，却又迅速平息了。前文我们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那么，从历史的角度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
炮打谢富治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学习班的过程中发生的，具体时间出现在三月份。这个时候开办学习班，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为了解决高校造反派之间的派性纷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建立起各级革命委员会。但是，当一些造反派的派别利益与学习班的宗旨、要求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他们又进行串连，发起了造反行动。
这些人不晓得，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个时候的形势与此前造反时期相比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此前进行的造反符合文革发展大势，顺应文革发展的潮流，那么这个时候的造反就与文革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了。这是因为文革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先前的造反就是要天下大乱，打破旧的秩序，进行夺权斗争，而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则是进入天下大治，建立新的秩序，进行斗、批、改了。
造反派的派别利益要服从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在进行天下大治，建立新的秩序的时候，他们却因为对学习班乃至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处理派别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存在不同意见，仍然像过去天下大乱时那样采取造反行动，就违背了当时文革发展的要求。从这里来说，一些造反派炮打谢富治、攻击学习班负责人，就是破坏文革发展大局的行动。
不论在学习班闹事还是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主要是一些造反派发起的。既然如此，那么这个事件从性质上来说究竟是“左”的或极“左”的行为，还是右的行为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一般来说，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往往是“左”的或极“左”的错误。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立场决定的。但是，造反派有时也会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这也是没有疑义的。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就属于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因为这个事件主要是由一些造反派发起的，他们将矛头指向学习班负责人乃至发起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主要还是由于本派利益受到了约束、压制的缘故。
不论是谢富治还是学习班负责人，都是根据毛泽东、党中央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来处理造反派中的问题的。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进行斗、批、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是全面夺权以后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造反派为了本派利益反对学习班负责人、发起炮打谢富治的行动，显然是违背当时文革发展潮流的。
既然他们的行动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违背，那么，他们发起的行动从性质上来说就是犯了形“左”而实右的错误。我们就是这样认定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属于右的性质的。
这里让人疑惑的是，既然造反派的行为属于右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谢富治还要向他们做自我批评，学习班负责人也进行了检讨呢?
面对一些造反派对于学习班负责人的攻击，进而掀起的炮打谢富治的行动，他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两派之间的斗争，缓和与他们的矛盾，促进各派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为下一步搞好斗、批、改创造条件。这既是立足于文革发展的大局要求，也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处理方式，是为实现这个目标所作的策略选择。这样在面对造反派的批评时，他们将文革发展的大局与灵活、机动的斗争方式结合起来，采取了虚怀、坦然而又宽容的态度。这对于文革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作用。
至于谢富治所说的右倾分裂主义、一直搞派性、已经很危险的话，从当时讲话的场景上来说，是批评学习班压制造反派的，似是说学习班当时犯了右倾错误。这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背景下，对学习班所作的上纲式的发言。谢富治说出这样的话，与其说是因为学习班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存在失当之处，以及谢富治在认识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倒不如说这是他在当时具体斗争场景下所作的策略性的发言。因为他讲话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
炮打谢富治虽然是一部分造反派发起的，但是由此也可以反映出这些造反派不仅具有严重的派性，而且对文革发展大势的认知上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这种严重的派性表现在虽然他们以造反的名义进行文革，但是却没有处理好不同派别之间以及本派与文革发展大势的关系。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往往以本派利益为重，出现了此起彼伏、尖锐、复杂的斗争。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对于文革大势的认知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造反只是适用于天下大乱的时期;而到了天下大治的时期，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以后，就要维护革命委员会，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了。这个时期即便有些分歧和矛盾，也不宜采取过去造反的方式，而是要通过适当的途径来予以解决。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造反派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遇到分歧和矛盾以后，仍然像以前那样举起了造反的旗帜，还出现了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武斗。这样就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造反派的派性是与他们在文革认知上的局限性存在密切联系的。由于存在严重的派性，才遮住了他们的眼睛，在本派利益的驱使下，难以认识到文革发展的大势，对中央的决定、号召往往也是置若罔闻，明知故犯;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文革认知上的局限性，才不仅没有约束他们的派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激发了他们的派性，使得他们的派性表现得更为严重。在他们身上，严重的派性和认知上的局限性是联系在一起，而且又是互相影响、交替作用的，共同酿成了造反派的错误行动。
我们注意到，炮打谢富治的事件发生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开办学习班要解决造反派之间分歧和矛盾的背景下。这个事件不仅表现出一些造反派存在着严重的派性，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革认知上的局限性。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北京一些造反派身上，而且在全国造反派中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夺权阶段尖锐、曲折、复杂的斗争，也是进入斗、批、改阶段的严重障碍，致使夺权乃至斗、批、改阶段的时间被不断延长，也严重损害了造反派的声誉，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能不能正确处理本派利益和文革发展大局的关系，能不能正确认识文革发展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任务及其斗争方式的不同，是造反派在斗争中留下的沉痛教训。这直接关系到文革的发展及其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文革的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33页。
2、《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9]，第205页;[11]，第206页。
3、《<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2]，第656页至658页;[3]，第658页;[4]，第659页;[5]，第660页至661页;[6]，第661页至662页;[7]，第662页至663页;[8]，[10]，第663页;[12]，第663页至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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