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两个30年，你我的阶级地位发生怎样的变化？

阶级而不是阶层

近些年的社会研究使用了阶层的概念，而淡化阶级的概念。事实上，用阶层的划分代替阶级的划分有不足之处。如流行的 “三大阶层”理论，只要选择合适的标准，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划分为“橄榄型”结构。

更重要的是，这种代替的实质是掩盖了剥削，并且用收入、社会地位、职业代替了统治和被统治，掩盖了压迫，客观上是为剥削和压迫辩护。

因此，本文分析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变迁坚持阶级分析

毛泽东时代消灭剥削阶级，广大群众社会地位提高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通过和平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既使剥削阶级分子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使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地位大大提高，确立了主人翁地位，同时通过一系列斗争有效防止了剥削阶级复活。

土地改革让地主阶级彻底消亡

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0—80％，而约占90％的贫农、雇农和中农，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

新中国成立前的老解放区，就在有1.2 亿农业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27％）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1950 年6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通过，从当年冬季开始，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土地改革。到1952 年8 月，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被消灭，为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了开辟道路。

但消灭地主阶级不是肉体消灭。土改对地主采取了宽大政策，限制对其财产的没收范围，给其生活出路。这些政策有效分化了地主阶级，减少了土改的阻力。而就地主个人来说，得到了改造与新生。

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

旧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前者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后者总体上是中国革命的动摇的、不可靠的同盟军。因此新中国采取了不同态度，对官僚资本实行没收，对民族资本则实行赎买。

从1946年解放哈尔滨开始对官僚资本接收，到1949年底，全国共计没收官僚资本工业企业2858个，还有“四行两局”系统和国民党的银行2400多家，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以及全部交通运输企业。1951年初，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指示，对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做了一次彻底清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一最反动的势力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

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则进行“利用、限制、改造”。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企业，资本家除了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资本家个人得到了改造。

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旧中国工人阶级地位极端低下，这在新中国得到了大大改变。

由于没收官僚资本时保留了许多旧制度，国营企业仍带有资本主义性和封建性，急需改革。1951年末，工矿交通企业开始民主改革：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揭发、控诉和斗争；采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团结、教育、改造了旧的技术人员；改革了企业的领导、行政机构，建立有工人、技术人员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等。1952年，这场改革基本完成，初步建立民主管理制度，确立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

1952年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革也基本完成，在工资、福利、工人权益方面和国营企业接轨，改变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工人阶级地位大大提高。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资方红利约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其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多大区别，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

土地改革、集体经济提高农民阶级的地位

旧中国的农民不是统一的阶级，除了极少数富农和少数自耕农，大多数是半自耕农和贫农，还有一部分雇农。随着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和农民阶级分化的加剧，农民面临沦为雇农的危险。

新中国根本扭转这一趋势。建国初期的土改使全国3 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 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的苛重地租。这一切使农民翻了身，成为土地的主人，政治、经济地位空前提高。

但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既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求，又有两极分化的危险。农民只有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1956 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96.3％。1958年，又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农业集体化水平。

集体经济承担水利等公共工程和购买机械设备，兴办社队工业就地实现农村现代化、兴办合作医疗等福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保证了农民贫富不过分悬殊，使农民阶级地位的提高得到了巩固。

改造小资产阶级

个体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54 年，个体手工业的从业人数约2000 万。对手工业的合作化，一般经过了供销小组、供销合作社、半社会主义性质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等形式。1956年底合作化已基本完成，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91.7％，其产值达到93％。

对小知识阶层的改造采取了包下来的方式。新中国把学校、医院、科技、文化等单位改为国有，建立事业单位。小知识阶层工资来源统一改为财政拔款，实行了铁饭碗、铁工资的制度。

表面看来，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并未改变，其实不然。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必然会导致小资产阶级贫富悬殊，绝大多数人会逐步向无产阶级转化。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其生活、工作有了充分保障，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类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

反对剥削阶级复活的斗争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剥削阶级作为整体不复存在，但其复活的可能却存在。

旧的剥削阶级丧失了特权，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这些特权。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资本主义和封建文化也仍有一定影响。最重要的，新中国并未消灭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和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

因此，新中国为反对剥削阶级复活采取了许多措施。

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开展斗争：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60年代的一系列批判运动、70 年代前期的批林批孔运动。

其次，限制干部、知识分子、厂长经理的特权，实现工农群众的民主监督。60年代，发动群众进行参加“四清”运动。60年代中期开始，干部、知识分子大规模下放，体验工农疾苦。

同时工人、农民阶级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也防止了剥削阶级复活。

国家大力支持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别。1975年粮食、经济作物收购价格比1965年提高了11%、8%。国家还给落后县大量补贴。在国营企业，逐步形成了一套“鞍钢宪法”和大庆经验为中心的比较完备的工人民主管理体制，从制度上保护了工人的权益，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

毛泽东时代后30年的社会变迁

毛泽东时代后的30年，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地位严重下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形成、地位不断提高。宪法仍然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资产阶级在不断表示对现实不满，要求“给予经济实力相应的政治地位”，“社会转型要精英来掌舵”。

国企改革带来的灾难

国企改革中，以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全盘私有化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改革方向带来了一场灾难。

遍布全国的十多万家国企变身私有，3000万人下岗失业，6000万人失去职工身份；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被废除；老职工被买断而新职工毫无保障，厂办医院、学校被改成市场化运作或撤销。这一切使国营企业中工人阶级地位急剧下降。

私营企业中工人阶级地位更低，不如30年前国企的工人，更不如今天国企的工人。还有大量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本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一般较高，但在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医疗养老、企业管理等工人权益的方面，不及国营企业而和私营企业类似。

毛泽东时代后30年，工人阶级还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他们是工人阶级中地位最低的。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差，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

农民阶级地位的变化

毛泽东时代后30年，农民阶级地位的下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城乡差别的不断扩大。个体农民难以和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公司加农户”只能让农民吃亏。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农民受到剥夺，拉大城乡差别。

中国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例为1.74:1，2008年则为3.33:1，形成了严重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近几年尽管注重解决“三农问题”，但城乡差别仍在扩大。

农民阶级地位的下降的另一重要表现——越来越多的农民由独立劳动的个体农民变为受雇佣的乡镇企业农民工，或者外出打工。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达8501万人。他们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一样，地位极为低下。

资产阶级卷土重来

毛泽东时代后30年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按阶级分析方法，主要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从比重上看，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78%，而当前占不到10%。今天的私营经济远远超过了1949 年、1952 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所以完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资产阶级。

当前的资产阶级同样可以分为官僚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前者依靠靠勾结腐败的干部和外国资本侵吞公有资产致富，在今天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按照全国政协委员保育钧的说法：“比如私产入宪、物权法的制定、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等，都与新社会阶层的推动分不开。”

小私营企业主一般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和腐败的干部、外国资本联系较少，主要从个体经济之间的竞争和分化中发展起来。

小资产阶级队伍异常庞大是后30年的显著特点。到2004年底，严格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即个体劳动者大约5000万人。其中有不少是下岗工人迫于生计才成了“个体户”，而他们之间的恶性竞争会导致分化，社会地位将进一步下降。

干部、知识分子的腐败、蜕化

毛泽东时代后30年，干部、知识分子的特权不断膨胀，一部分甚至靠侵吞公有资产致富，正从工农干部、工农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转化。

1978年以后的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所说的“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的时代。改革开放伊始，出现以贪污、送礼、走后门为中心的第一次腐败高潮； 1984年，出现以官倒官商为中心的第二次腐败高潮；1992年开始，出现以土地审批和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第三次腐败高潮；1997年以后，出现了以盗卖国企资产为中心的第四次腐败高潮。

知识分子蜕化变质表现在一方面创办或参与企业，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例如公开叫嚣“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这表明一部分人已经转化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

干部、知识分子的下层主要是3000万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不少人内心深处看不起工人农民，不愿承认铁饭碗和高福利的待遇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认识不到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只是暂时还没有改到他们头上。

各阶级地位变化的两种前景

未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将进入激烈较量的时期，这两种改革方向决定了未来中国阶级地位变化的两种前景。

谋求资本主义复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必然进一步推行这样的改革，从广大人民身上攫取财富：以“土地流转”、“林权改革”为名推行土地私有化；把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全盘私有化为中心的“国企改制”进行到底；把事业单位的权力集中到高级干部和上层知识分子手中，为事业单位私有化铺平道路，推行医疗、教育进行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

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则需要借鉴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前30年消灭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复活的斗争经验：借鉴南街村等坚持集体经济的经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走集体化道路；在国营企业恢复共和国前30年工人民主管理的经验，不断增强国营企业的主导作用；对于30年来“靠侵吞公有资产致富”的私营企业主的财产实行没收；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进行处理，限制干部、知识分子的特权，实现工农群众的对干部的民主监督；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开展斗争……

在前一种改革指导下，工农等下层群众将被统统剥夺干净，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会把责任推到党、政府、军队身上，以试图走苏联、东欧的老路。而在社会主义的改革指导下，将重新确立和巩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主人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