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6日
责任编辑：苏北
1940年代末，延安公办、民办学校并行。这种制度成本低，同时强调学习和劳动相结合，学生每年参与20到30天的体力劳动，适合识字率低的落后解放区。
1949年后，新中国逐渐从苏联学习新的教育制度。苏联模式强调统一的测试与考试、固定的课程与教学检查，培养所谓的“优秀”学生升入高等教育。
到1955年，教育制度已与延安模式大相径庭而接近苏联模式，目标在于培养学生为大学而非工作做准备，半工半读的成分也消失了。在这种制度下，1952年到1956年，小学入学率基本持平，而文盲率降低得极慢。
1957年，“目前仍有40%的人民没学可上。”“今年有400万高小毕业生没法升入中学，他们没法进中学，没地方，没资金。”
大跃进通过提出教育系统彻底改造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地区，1950年代建立起来的体制继续运行。此外，所有学生参与生产劳动。而人民公社开始筹办新的民办小学与农村中学。孩子们仍然参与农业生产，教育成本也会更低。
三年自然灾害后，这一改造被中断。文革前夕，教育制度重新回到1950年代正规学校制度上。
虽然教育制度几经波折，但数据显示1950年代到1960年代，新中国在大幅度普及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
1953年，小学约有820万人入学，到1964年约有3300万人。1950年代早期入学率50%，1958年、1965年达到了80%。初中入学率也增长迅速。1965年初中入学数300万，是1953年的3倍。大跃进时期，农村中学的扩展使入学率增长更迅速。高中入学人数从1953年的15万增长到了1957年的32万。人数在大跃进中大幅增长，在1958年达到了68万。
从总的结果来看，三个教育阶段的长期发展速度基本相同，1953到1965年间，入学率都成倍增加。
新中国早期在扫除文盲方面的成果也不容忽视。
1950年，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提出要“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
在随后的识字运动中，“速成识字法”被创造并推广。全国各地迅速办起了多种多样的识字班——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
到1953年为止，在职工中已扫除文盲近100万人，农民中扫除文盲308万人。
大跃进时期是扫除文盲的高潮期。1957年3月8日，教育部要求：在40岁以下的文盲中，一般要求扫除工人文盲的85%左右；扫除农民、市民、手工业合作社社员文盲的80%左右。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有2200万人脱离文盲状态，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到1958年7月，全国范围有近1/4的县、市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尽管从1949年到1960年代，新中国进行了大力的教育普及和扫除文盲运动，但教育的效果是不令人满意的。
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阐述的教育方针指出了同样的价值取向。
1934年，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
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其中，“大众的”“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1957年2月，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而对于新中国早期的教育情况，特别是中小学和大学的教育性质，可以从1971年关于教育的全国会议总结中“两个估计”中看到：
“（在1949年后的17年里），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了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过去17年培养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换言之，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77年，这“两个估计”被否定，教育政策不再向工农倾斜，而这正是当年“两个估计”所针对的问题。
1960年代，尽管小学教育基本在城市地区普及，在乡村却并非如此。1965年，适龄儿童1500万人，只有670万人从小学毕业，其中350多万无法进入初中。初中适龄学生1300万只有170万人毕业，只有不到50万学生可以升入高中。
大跃进时期创办农村中学以增加农村儿童入学机会，但小学规模扩大抵消了中学扩招的效果，升学率依然低。
除了教育不足严重，1960年代中期教育还有个根本性问——教育体制不平等。
早在1952年，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写道“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
而1982年的数据显示，1940年代晚期出生并在文革前完成教育的一代中，知识分子与干部的儿子比农民的儿子多受2到2.5年教育。
除了毛泽东提到的这种针对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新中国所效仿的苏联模式的教育也造成了严重不平等。
重考核、重升学的教育体制有利于来自特权家庭的孩子——家庭背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本给他们极大的优势。所以，在1952、1953年，只有20%的大学生来自工农背景。而在文革前夕，重点学校清华附中只有6%的学生是工农子弟。
同时，农村教育质量低、城市教育质量高又强化了这种差距。
毛泽东担心的是——精英化的教育使得“精英们”扩大了与工农群众的差距，并把自己放在了权威的位置。而教育优先权本应该给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工农群众。
1921年，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将学员要参加劳动、脑力劳动要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要接近劳动阶级列入“组织大纲”。后来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延安他又说：“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把“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作为抗大办学的基本原则，并指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
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到1955年，教育的重心在于培养学生为大学而非工作做准备，半工半读的成分也消失了。
1958年，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方针随后被提出。
在后来的“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中，也明确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而实际上，当时新中国的教育现状是过于强调学术知识，工作经验却强调太少。
参考阅读：《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结构体系、基本特点》
怎样解决上述的教育问题？
毛泽东时代晚期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升学率。在城市，废除大学入学考试。而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半工半读都成为常规。
有限的教育资源是投入发展少数人的高质量教育，还是大众教育？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前者，比如印度。与其相对，毛泽东晚期的中国选择了一套全民教育体制。
于是，在印度，一些毕业生位于世界顶尖，而同时文盲率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相反，中国在快速并持续降低文盲率上的成绩很突出。
此外，毛泽东晚期的教育政策向有工农背景的学生倾斜，而不是用考试成败取人。一方面减小了父母是知识分子或有特权背景的学生的优势，另一方面遏制了教学脱离实际的现象。
比如，1970到1971年大学重开时，申请入学的学生需要有两年工厂或农村的工作经验、公社或工厂的推荐信，这些取决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
毛泽东时代晚期，在每个生产队建一所小学，每个公社建一所中学，这快速增加了就读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数量。在农村，高中学校的数目从1965年起增长了约80倍，于1977年达到最高峰。
与此同时，初中、高中老师配备成了一个大问题，多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会把高中教育当作永远离开农村的手段。
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识青年成为了当地的老师。还有到“五七干校”参加政治学习的干部和大学教师也成为了农村教育的老师。
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毛泽东要求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教师讲授知识要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实际，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提倡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时，高考要求全国使用统一课本，但这些课本为考试而设计，很不适合农村教育。电影《决裂》中就曾表现过这一问题。而1960年代中期，政策允许地方学校灵活掌握教科书的使用、甚至自行开发教学材料。最重要的是，要求所有学生同时参与工作和学习。
学生的这种辅助劳动同时对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在农村给工业的扩展奠定了基础。而农村工业转而成为资助教育的收入来源。
1966年，毛泽东还在一封信中谈到，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参考阅读：《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结构体系、基本特点》
因为致力于大众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泽东时代晚期的教育革命给新中国教育带来巨变。教育供给的总水平提高了，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特权阶层的子女独占的阶级优势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小学教育基本普及。毕业生从1960年代早期的500万飙升到1977年最高点的2500万。其中，农村从45万升到2100万。入学率从1964年开始明显增长，在1970年代中期达到了90%多的高峰。
中学教育增长更明显。到1970年代晚期几乎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初中。高中阶段增长同样显著。1970年代中期，70%的孩子进入高中。城市、农村都是有体现。1960年代出生的农民的儿子平均接受了8.2年的教育，而1945年出生的只有5.8年。
另外，识字率的增长和文盲率的下降也趋势明显。
1949年到1952年之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远超过40%，而男性是13%。这种不平等在毛泽东晚期得到缓解。1963到1967年间出生的男性文盲率降到了4%，而女性从40%迅速降到15%。
城乡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缩减很显著——1962年城乡升学率差距约为60个百分点，到1970年代末缩减到约15个百分点。
毛泽东晚期政策对教育公平的作用极大，还表现在工人和农民的地位被提高，知识分子和城市干部的特殊地位不再是子女受教育的优势。
在1960年到1965年，父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入大学的几率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3.6倍。而在文革期间，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升入大学的几率没有显著影响。
出生于1940年代晚期的干部、知识分子的儿子往往比农民的儿子多受2到2.5年的教育。而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人的此差距降低到不足一年。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有着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的家庭背景的学生而言，文革是不受欢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