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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结构体系、基本特点

孙海林 · 2011-05-25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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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结构体系、基本特点  

孙海林  

毛泽东教育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源自其激进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或称早期教育思想。毛泽东教育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形成发展中有一个吸收与扬弃、肯定与否定、量变与质变的过程。因此,毛泽东教育思想是动态的而非凝固的,是渐进的而非突变的,从激进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到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从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到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则是同一质态的递进过程。  

本书《毛泽东延安时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概论》是在《毛泽东早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概论》和《毛泽东中央苏区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概论》相继问世之后,专就毛泽东延安时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进行的探索和研究,还有毛泽东北京时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尚待探索与研究。本“绪论”从整体上就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结构体系和基本特点进行扼要论述。  

一、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进脉络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是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相一致并为其所决定的。因此,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有萌发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发展期。毛泽东教育思想萌发于上世纪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成熟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并在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建立之后得到继续发展。  

1.毛泽东激进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1920年以前)  

1920年以前,毛泽东还没有完成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他自己也说,在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1]因此,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教育思想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故称之为毛泽东激进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或叫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毛泽东激进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见之于他早期的著作和书信中,主要有《讲堂录》(1913年10—12月)、《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夜学招生广告》(1917年10月)、《夜学日记》(1917年11月)、《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1920年7月)和这一时期与良师益友及新民学会会员往来的书信。其主要内容为:①提出改造中国先从教育入手。②实行“平民教育主义”。③进行“工读新村”尝试。④坚持“三育并重”,“身心并完”。⑤强调“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⑥主张“自动学习,自由研究”。毛泽东在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扬弃。如,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加以彻底批判而否定了。“平民教育主义”;“三育并重”,“身心并完”;“自动学习,自由研究”等思想中那些符合教育规律的成份则被吸收和保留下来,在新的教育实践中得到升华,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工读新村”;“读无字之书”等思想,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其空想主义、实用主义等消极成份被抛弃,其积极因素则成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最初渊源,而被吸收到毛泽东教育思想中来了。  

2.毛泽东教育思的萌发(1920—1927)  

1920年夏,毛泽东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即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教育实践。他说,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我在北京“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特别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3本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萌发主要见之于《毛泽东书信选集·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在新民学会长沙新年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组织大纲》(1921年8月)以及在湖南一师任附小主事兼师范部国文教员并创设成年失学补习班和民众夜学(1920年夏至1922年冬)、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秋至1923年春)、在安源创办工人补习学校(1922年9月)、在韶山创办农民夜校(1925年春)、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员养成所、政治讲习班和在武昌主办农讲所(1926年春至1927年夏)的教育教学实践。其主要观点为:①教育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教育权决定于政权。②中国革命必须大大发展农村教育。③根据革命需要而确定教学内容。④教育(学习)与劳动相联系。⑤自学与共学相结合。⑥“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上述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整个教育活动是在我党没有掌握“枪杆子”和“印把子”的情况下开展的,缺乏民主政治、经济作为发展人民教育事业的基础和保证,只能利用国共合作等机会以合法的形式进行,教育形式与教育内容受到种种限制,所以,毛泽东教育思想还处于萌发阶段。  

3.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1927—1934)  

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毛泽东在发动领导 工农运动、建立发展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立壮大红军的革命斗争中,历尽艰辛,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高度重视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和工农教育,对培养革命斗争骨干、提高工农政治文化素质极为关心,亲自创立领导了中央苏区教育,并兼任红军学校政委和苏维埃大学校长,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水到渠成,毛泽东教育思想在中央苏区形成了。形成的必然条件有毛泽东教育思想萌发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坚实基础,有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与推动,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充分发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苏维埃的文化教育》(1934年1月)和这一时期寻乌县、兴国县、长冈乡、才溪乡的文化教育调查及有关文章、讲话之中。其主要内容为:①规定“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②要求“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③确立“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④提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⑤坚持“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⑥“造就革命知识分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⑦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4.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成熟(1935—1948)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得到全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毛泽东在领导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革命政权建设中,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在革命极端危急的时刻,毛泽东挽救了党和红军,并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民族素质,为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造就大批党内、军内和群众工作骨干,毛泽东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他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3],边区文化教育要为抗日的政治、军事、经济服务。他倡导建立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学校,并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和中央党校校长,制订抗大校训校风;实行扩大干部学校、发展社会教育、办好义务小学等多种形式而发展文化教育的政策;确立抗日干部学校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倡导“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并以此推动文化教育科学水平的提高;加强文化教育统一战线和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通过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总之,在阶级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实践中,随着毛泽东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艺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毛泽东教育思想也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走向成熟。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论新阶段》(1938年10月)、《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1939年7月)、《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等著作和一系列讲话、题辞之中。其主要内容为:①明确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观点,即“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4]这里的“文化”指的是文学、艺术、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②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③指出实现新文化新教育的任务必须建立广泛的文化教育工作的统一战线。④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知识分子要有所成就,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⑤倡导与建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⑥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改革学校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⑦提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对青年的教育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的思想。这些思想具有科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展开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而且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5.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1949—1976)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行,毛泽东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胜利地领导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建设与改革。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阶段得到继续发展。同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标志毛泽东教育思想亦进入一个继续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年6月)、《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年6月)、《同音乐工的谈话》(1956年8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小学四十条》《中学五十条》《高校六十条》以及关于教育问题的一些谈话之中。其主要内容为:①为了发挥教育对政治、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使新民主主义教育顺利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并将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确立了“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文化工作方针。②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及时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教育目的。重视美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作用。③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要从反“和平演变”和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战略高度,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少年一代。实行这一教育必须坚持说服、启发和诱导。④为了使受教育者健康成长,必须对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进行改革,使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文化、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素质。⑥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民教师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⑦坚持两条腿走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⑧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省、地、县三级党委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与新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指导原则。  

二、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结构体系  

任何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结构体系。毛泽东教育思想由4个部分构成:即规定教育价值取向部分,分析教育现状部分,确定教育目的部分,揭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部分。其教育价值取向和教育现状分析极为鲜明,毛泽东以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为最高教育价值;将建国前教育现状视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把建国后教育现状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教育目的和手段这两个部分由以下11个基本观点构成:①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③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④思想政治教育;⑤教学思想;⑥体育思想;⑦审美教育;⑧学校管理;⑨教师思想;⑩党的领导;11“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前3者规定了教育目的,即回答了为什么要办教育的问题;后8者揭示了实现其目的的手段。目的部分属于核心层次,是相对稳定的,代表其结构,表明结构的本质特征。手段部分属于辅助性层次是相对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时发生或增或减的变化。从整体上看手段部分与目的部分相适应,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或者说,不存在一对一的固定的对应关系。这是因为:每种手段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在不同手段之间有着不可隔断的互补关系。手段部分大体上用变换自己的办法来维护目的部分,而目的部分大体上规定手段的许可范围,揭示其变化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为其辩护。毛泽东于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并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教育是不能设想的。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教育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关于教育方针及其“实现”方针的表述紧紧抓住了上述基本观点的①②③⑩,即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目的部分和手段部分的关键点。可见,党的教育方针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高度浓缩,所反映的是毛泽东教育思想最稳定最基本的观点。  

1.规定教育的价值取向  

教育价值指教育具有的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属性,即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作用与巨大意义。教育价值取向则是指人们把教育价值作为教育行为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因此,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教育价值取向,包括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即教育既要适应并促进社会的发展,又要适应并促进人的发展。以教育方针而言,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所谓“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所谓“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并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5]上述3个时期的教育方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最高价值取向,既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受教育者的总要求,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所要达到的总目标,阐明了教育的质量观,又为我们确定教育任务、建立教育制度、决定教育内容、制定教育原则、评价教育过程和效果提供了依据。  

2.分析教育的现状  

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莫不如此。毛泽东认为,在旧中国同时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他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注:包括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些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和新民主主义的两种文化教育的现状,毛泽东早在1934年1月的“二苏大”报告中就作了具体而生动的阐述:“谁都知道,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反革命的国民党把教育经费拿了作为进攻革命的军费,学校大部分停办,学生大部分失学。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下,造成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分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这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经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了。”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现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随即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毛泽东对此论述很多,教育不断改革发展,这里就无须赘述了。  

3.确定教育的目的  

教育目的虽然要回答为什么要办教育的问题,但主要是解决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教育目的不同于培养目标和专业培养规格。教育目的是对各级各类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的总体要求,而培养目标、专业培养规格是某一类别、某一层次教育或某一专业的具体要求。培养目标、专业培养规格的制订不能违背教育目的,但又不等于教育目的。同时,教育目的还影响、制约着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总之,教育目的与培养目标、课程目标、教学目标是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依次为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课程目标→教学目标。  

(1)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由无产阶级教育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决定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提出了各个时期的教育任务和政策。尽管各个时期的提法不同,具体内容也不同,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本精神始终贯穿其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明确提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宗旨是:教育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服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战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实行抗日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的主张,并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解放战争时期,发出了动员各级学校及一切社教组织,发挥教育界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号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坚持和发展。  

(2)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6]因此,毛泽东一贯主张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时,就组织师生种菜、养猪、印刷,共同劳动和生活。1921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将学员要参加劳动,脑力劳动要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要接近劳动阶级列入“组织大纲”。在苏区,明确地把“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作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重要内容。在延安指出:“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7]把“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作为抗大办学的基本原则,并指出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青年运动的方向。1958年视察天津大学时指示:“要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中,也明确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邓小平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8]这是对毛泽东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毛泽东在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同时,还强调教育要与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相结合,要求学生向工人、农民学习,向社会实践学习,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去经受锻炼,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相结是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正确途径。  

(3)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一贯主张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个方面得到发展。他早年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身心并完”的观点。在中央苏区提出“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初,曾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提议采取行政步骤,要求全国一切学校贯彻执行“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又向青年们发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强调学生们“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9]1957年,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60年代,针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对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等提出改革意见,其基本精神也是为了“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目的这个根本问题上,一是主张受教育者要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这反映了人的发展和成长的一般规律;二是强调受教育者要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反对把学生当作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提倡独立思考,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要求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根据新时期的要求,规定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丰富和发展,二者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4.揭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  

实现教育目的的教育手段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因为这里是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结构体系,所以下面只论及精神手段。  

(1)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并把它放在革命和建设的突出位置上。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提出“对青年的教育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在《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进而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建国后,他强调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10]他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尤为关心。他认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他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阶级观点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群众观点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道德品质教育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有: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正面教育、民主的说服教育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照顾受教育者的年龄特点,身教与言教相结合等。  

(2)教学思想。毛泽东教学思想的主要观点为:教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旧教育及改革旧教育,对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教育,有许多科学的分析和论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多次分析教育现状并提出教学改革。如1964至1965年间就有全面系统的论述: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教学改革的内容应是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的改革;教学改革的目的是使学生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是校长、党委的指导思想问题等。  

这里重点介绍毛泽东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毛泽东把它运用到教学工作中,提出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既主张读“有字之书”,又提倡读“无字之书”。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提出“理论和实际统一”是一条基本原则,并指出: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学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实际,其结果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更加强调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 1965年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11]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他要求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都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教师讲授知识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而要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实际。学生在校学习既要学好书本知识,又要接触实际,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提倡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体育思想。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十分丰富。他早年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担任学友会干部,就是体育运动的倡导者、实践者和组织者。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至今熠熠生辉。1918年以学友会名义为因课程繁重而先后死去的7个同学举行追悼会,他写了一副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尽管办学条件极其艰苦,他一直要求学校开展体育活动。在建国后的20多年里,他对青年学生及全国人民的体育运动和身体健康有一系列的指示。如,1950年6月,毛泽东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说:“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1951年9月,毛泽东对周世钊等几位湖南教育界的人士说:“你们办学校,要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一个有志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也就难于搞好革命工作。”“我们需要的是坚强的青年,不但身体要坚强,意志也要坚强。”1952年6月,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辞:“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3年6月,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说:“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直到晚年,毛泽东依然重视和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总之,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包括体育是促进学生身体健康的重要环节;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有效手段。对学校体育的基本要求为“四结合”:体育与卫生保健相结合;体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锻炼与经常锻炼相结合。  

(4)审美教育。审美教育亦称美感教育或美育,是将美学理论运用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观念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毛泽东美育思想与其德育、智育、体育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毛泽东关于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美育与德育是美和善的关系,美育与智育是美和真的关系,美育与体育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他早年就赞同蔡元培提出的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认为游戏、手工、图画、音乐这些美感教育是学校不可缺少的。1916年12月9日在《致黎锦熙信》中说:“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后来他亲自任教于农民运动讲习所和红军学校,除了开设社会、自然科学课程外,还教革命歌、革命画。在抗日时期的民众学校,既传授文化知识,又开展“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12]建国后,经他批准发布的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都提出了“必须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要注意学生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教育,有步骤地实施基本生产技能的教育”;“美育方面,使儿童具有爱美的观念和欣赏艺术的初步能力”。毛泽东美育思想是社会意义与审美意义的高度统一,具有实践性、革命性和情感性。因此,他主张美育的实施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革命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5)学校管理。毛泽东早于1920年7月在《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指出:“主持教育者,无一定方针,无具体计画,复无任事之毅力与改善之决心,遂使教育界缺乏振作奋发之精神,而人民渐起不信任学校之心理。”1921年8月他又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组织的。”他所说的“方针”“计画”“任事”“改善”“地方”“组织”都是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他有丰富的学校管理实践:一是普通学校和业余学校管理。曾在湖南一师主办工人夜学、民众夜校,任附小主事。二是干部学校管理。1921至1942年先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主办江西兴国、福建上杭干部训练班,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红军大学政委、 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央党校校长。三是对学校的调查研究。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把对农民学校的调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31、1933年的兴国、上杭社会调查,其中教育调查包括办学规模、入学人数、办学形式、师资建设、办学条件、教材教法、办学经费乃至书纸笔墨等。1958年视察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指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13]毛泽东的学校管理实践是长期的多方面的,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无产阶级特色的学校管理思想: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学校领导权;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管理制度改革,使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坚持学校全体成员参加管理;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坚持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坚持学校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6)教师思想。毛泽东一贯重视教育,尊重教师。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说:“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毛泽东的教师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教师的地位、作用;二是关于教师的素质、要求。对前者的论述有:他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说:“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对后者的论述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  

(7)党的领导。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是我国人民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具体到一个学校,如何保证党的领导?毛泽东不仅强调“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而且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就是从党的本质属性、领导职能的一般原理出发,结合教育事业的特点,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实现对教育事业的方向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总的领导,在教育与社会发展总方向上起主导作用。其基本原则是:一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总线和总政策,规定党的教育方针,在政治上保证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二是规定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在思想上保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三是选择好的领导干部,在组织上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8)“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毛泽东一贯重视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发动和组织群众办学。早在1917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就办了工人夜学。1925年回韶山时办了农民夜校。1934年在“二苏大”报告中说:“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提出要“广泛发展民众教育”,“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辞:“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195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1958年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发展人民教育事业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可见,在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发展教育事业的思想指导下,不仅根据地和解放区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办学经验,而且建国后又实行了“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两者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先导,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群众办学经验为:坚持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原则;实行民办公助政策;采取“以民教民”的办法;实行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坚持勤俭办学。“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一是“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和厂矿、企业、农村、学校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方针的精神实质;二是“办学形式应该多样的”,即多类型、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多规格办学,这是方针的外在表现,也是实行方针的基本途径。  

三、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深刻地指出:“教育学说与一切其他学说一样受着历史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的限制,所以它具有严格的时代性。所谓教育家并不是特殊的个人,只是一定时代的社会代表,他的学说只是时代思潮表现在教育的一个侧面,所以教育学说不是一种抽象的一般的学说,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学说。”[14]据此,毛泽东教育思想同样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因为他“并不是特殊的个人,只是一定时代的社会代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伟大变革时代的新思想、新教育的主要代表。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教育思想同毛泽东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艺思想一样,是一个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完整而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相一致并为其所决定。毛泽东教育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其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教育思想具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特点。  

1.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毛泽东自五四运动起,逐步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总是把教育摆在革命事业的全局中加以考察,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武器,去区分教育实践与理论中哪些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因而是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哪些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因而是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从而决定取舍、扬弃,力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他早年在政治上信奉追求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在教育上信奉追求过教育救国论、实用主义和新村主义,当他用唯物史观加以考察,划清唯物与唯心的界限之后,就严肃地批判和摒弃了这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潮,进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和革命的实践观,这正是他后来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础。正因为他能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和指导教育,所以他的一系列关于教育教学的论述,闪烁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如,德才兼备、又红又专、主学与兼学、博学与精学、间接知识与直接知识、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能动作用、说服教育与规章制度等教育思想,都体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从而逐步形成了一套坚持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教育理论体系。  

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本质特征。毛泽东在理论上高屋建瓴,全局在胸,善于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任务的战略高度,提出教育事业的方针、任务、政策,稳稳地指导和把握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方向。同时,在实践上脚踏实地,立足实际,亲自动手,创办学校,规定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和方法,讲授课程,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卓有成效地实施了对教育事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就党的教育方针而言,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任务制定党的教育方针,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即把反映主观意志的方针和客观规律的教育结合起来,并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因此,在中央苏区初期有“使受教育者政治化、科学化”的教育方针,后有“四个在于”的“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抗战初期有“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的教育方针;后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教育方针”;在建国初期有“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的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方针,后有“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这就使方针的一贯性和阶段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新民主主义教育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准备和基础,而社会主义教育成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继续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既有差别又有联系。毛泽东如此完美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运用于我国50多年的教育实践,并将丰富的实践加以科学的总结和理论的概括,这就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  

3.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是反对保守和僵化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毛泽东教育思想就贯穿着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他既反对模仿古人,也反对“全盘西化”、“照抄苏联”。把模仿、照抄古人和外国人的泥古不化、贪洋不化看作是没有出息的老八股和洋教条。同时,还强调对文化遗产采取慎重的态度,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种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要求在吸收一切优秀教育遗产时,既要正确运用肯定:在吸收优秀教育遗产的精华时,要注意剔除附在它身上的糟粕;又要正确运用否定:在扬弃旧教育的陈腐东西时,不忘记继承和发展蕴含在它身上的精华,一切继承都应以创新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毛泽东对古今中外教育遗产的吸收与超越,对苏联和恩师们教育经验的借鉴与发展,都坚持了继承与创新的思想。如,他的“三育并重”、“启发式教学法”,师承儒家,而又高于儒家,与儒家的“三达德”,“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有质的区别。他的“让学生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取法卢梭的“自教育”,而与卢梭的“脱离社会,回到自然”的唯心主义有质的不同……唯其如此,毛泽东教育思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充满了时代精神,具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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