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4月14日
责任编辑:昆仑
2014年4月10日的博鳌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主旨演讲。李克强指出,将着重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其中扩大服务业包括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重要方面。
李克强指出:“将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随后,内地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告称,原则批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将允许两地投资者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并不是所有的A股和H股股票都可以投资。据新华社报道,港交所主席周松岗表示,内地投资者将可以通过互联互通,买卖香港挂牌的266只股票;香港投资者则可买卖内地挂牌的560多只股票。
根据公告,在试点初期,对人民币跨境投资额度实行总量管理,总额度为5500亿人民币,正式启动需要6个月准备时间。
沪港通政策的推出表明金融改革在进一步全面加速,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里程碑,随着后续利率、资本管制、市场准入等全面放开,A股的估值体系将最终和全球接轨。
在市场参与者方面,沪港通及其后续政策的推出将最终改变A股的参与主体,【境外投资者】将投资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
沪港通的前世其实是2007年版港股直通车。2007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开展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试点方案》,拟在天津试点推出内地个人通过中国银行直接投资港股业务。
不过,囿于经济、法律、信用、技术、资讯和洗钱及非法资金流入六大风险,单向投资的港股直通车被暂时叫停。不到6年的时间,升级版的“沪港通”来了。
社科院研究员余永定在2007年就撰文《我支持叫停港股直通车》,文中尖锐指出:
“港股直通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人投资境外证券投资项下购汇不受年度总额限制。这意味着中国将在资本管制的堤坝上开一个大洞。
如果中国轻易放弃资本管制,未来就难免成为人家的俎上肉与“自动提款机”。相反,只要资本管制的长城还在,不管中国经济发生什么问题,一切就将还在控制之下,中国就依然可以重整旗鼓。
在香港被套同在国内被套的一个很大不同是:后者意味着财富在国内不同股民之间的再分配;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财富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再分配。
国内资金可以通过直通车渗漏到全球,H股可以永远低于A股。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理论上说,中国大陆的几万亿资金可以完全流光。
社科院研究员尹中立也在2007年对港股直通车提出自己的批评:
对国际热钱而言,退出渠道比进入更关键。不管地下渠道如何发达,只要我国的资本项目没有放开,这些行为从法律上来讲就是非法的,对国际热钱一直存在约束和威慑。但如果此时我们对资本流出开出一个口子,允许资本自由流出境内,对国际热钱的约束和制度威慑就会立即消除,使这些国际热钱更加肆无忌惮。
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主任梁晓也于2008年撰文批评港股直通车:
如果大开闸门﹐鼓励众多散户股蚁翻山越岭﹐好去难回﹐ 一猛子扎进【索罗斯】来去自由的港股市场﹐陌生而开放的惊涛骇浪﹐输赢从此再不是“肉烂在锅里”。所以﹐“港股直通车”直通过山车﹐究竟开不开﹐并非香港一个地方的局部性问题﹐影响的是国计民生。如果未经集思广益﹑深思熟虑﹐只图减轻外汇储备压力(顺便活跃香港金融市场)﹐贸然来一次资本账户可兑换的惊险大跃进﹐对国家﹐是福是祸﹐风险很大。对股民﹐或是发财或是遭殃﹐风险很大。
沪港通的消息出来之后,市场上唱多消息满天飞。中华元智库创办人张庭宾高呼“诱多陷阱”“卖拐忽悠”,预言沪港通将导致A股“地动山摇”,为索罗斯们做空中国做足了准备。
倘若深究,沪港通实际对A股是一个重大利空,因为它使得中国内地资本项目开放更进一步了。在当前中国金融危机、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的背景下,流出的资本会多于流入的。
对于A股更大的隐患是,本来A股已经是7年以来的低位,是相对容易企稳的,但由于香港恒生指数目前居于四年来的高位,约23000点,如果将来恒生股指跌到2011年11月的低点16170点,也要跌去30%;如果跌到2008年10月份低点10676点,将大跌53.5%;如果H股拖累A股同比例下跌,则上证指数将分别跌到1451点和990点。
同样的,如果中国经济出现大衰退,乃至爆发金融危机,A股大跌,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么香港经济金融将被撕裂——因为香港经济高度依赖内地,但是港币却与美元是联系汇率,即挂钩美元。届时,香港要么抛弃联系汇率,港币大跌,香港整体价值被严重低估;要么香港政府财政和外汇储备被抽空,财政破产。届时,卷土重来的索罗斯们将两头做空,必将赚的盆满钵满。
简言之,这个政策是1997年【索罗斯】梦寐以求的,当时,香港政府在封闭的内地强大支持下,捍卫了联系汇率,令索罗斯铩羽而归。如今,不仅当年索罗斯做空香港所需要的所有条件都已具备,索罗斯们连做空中国的所有条件也基本具备。真正应当举杯庆祝的是索罗斯们,而不是中国和香港的官员们。
中国经济减速、A股日益低迷。根本上讲是过去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之故:世界工厂严重透支环境、资源和劳力;大规模低效政府透支严重透支了民间创造活力;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严重透支了居民未来消费;巨额购买欧美国债,大手笔的送礼外交严重透支了国民外部积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重新建立适合中国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下的高效发展模式,再造竞争力,而靠忽悠和让人闭嘴来阻止经济下滑,那智商岂不是跟大禹他爹看齐了吗?更显然忘了一句被中国几千年历史证明的真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在中国股市极为脆弱的制度基础上,什么股指期货、融券、转融券、优先股和沪港通之类倒是层出不穷。对了,还有一度席卷散户利益操纵者获取暴利的权证。如此脆弱地基上屋上架屋,头上安头,最后出现A股垮塌的局面也不一定。
坦率地说,当今中国问题的困局,是过去二三十年代积累下来的,这一届政府或证监会不能负主要责任,也是短期难以力挽狂澜的。但是,至少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吧,至少不要把局面搞得更混乱复杂吧,至少不要再对中小股民“不教而诛”吧。如果连这些起码的功夫都不做,反其道而行之,那人们就有权力怀疑,这种唱多和诱多背后的潜台词——最后诱多一把,忽悠些冤大头接盘,赶紧变现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