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04日
责任编辑：昆仑
国家外汇管理局4月25日出台的《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试行)》(汇发[2014]23号)，“撬动”外债监管枷锁，赋予合规企业极大的自主配置外汇资金空间。业界直呼“开放”力度超出预期。
外汇局有关负责人指出，此方案有助于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体制和机制。
改革试点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创新跨国公司账户体系。允许跨国公司同时或单独开立国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集中管理境内外成员企业外汇资金，开展资金集中收付汇、轧差净额结算，账户内可以全部或部分共享外债和对外放款额度;
二是进一步简化单证审核;
三是便利跨国公司融通资金。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与境外划转自由，没有额度控制。在规定的外债和对外放款额度内，国内、国际账户内互联互通，便利企业内部调剂资金余缺;
四是资本金、外债结汇采取负面清单管理;
五是加强统计监测防控风险。
4月10日，沪港股市互联互通获批。
沪港通的前世其实是2007年版港股直通车(后被叫停)，被称为“港股直通车”升级版。社科院研究员余永定2007年撰文尖锐批评港股直通车：理论上，中国几万亿资金可被全部流走……
沪港通政策的推出表明金融改革在进一步全面加速，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里程碑。
在市场参与者方面，沪港通及其后续政策的推出将最终改变A股的参与主体，境外投资者将投资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
4月29日晚，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指出，沪港通额度为买卖差额。这昭示“沪港通”资金流量将超出预期。
近日，日经中文网称，中国资本限制管理手段已到极限。在3月11日的周小川记者会上，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的市场化要在一、两年内实现，同时还表示了另一个重大举措——将逐步实现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周小川始终笑容满面，但在探寻其真实想法之后，可以看出这是其深思熟虑之后的表态。
这个问题自2年前起就开始讨论。而打头阵的是人民银行于2012年发表的一片论文，其标题是《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提出了从根本上放宽限制的道路。
也有研究人员提出了反驳。政府下属智囊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永定发表文章，认为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不是当务之急。同时警告如果放弃资本管制，中国的金融体系将难以抵挡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将威胁经济的稳定。
但周小川的发言显示出已经战胜了余永定的主张。
路透香港4月21日报道，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前投资团队将在2014年第三季在香港成立一支对冲基金，最初资本至少为1.5亿美元，成为今年该地区最大的新创基金之一。
这支多/空股票对冲基金公司将侧重投资日本和中国。
财经评论员牛刀称，“李嘉诚一跑路，索罗斯必然会来。这是因为奥巴马的金融战略的必然。”、“收拾中国泡沫经济的残局，索罗斯不过是先行者。”、“千万不要小看这1.5亿美元，凭着索罗斯的号召力，可以轻轻松松凝聚几十万亿美元的虚拟资本和无数的真实资本，在资本市场上大显身手。”
这与4月10日沪港通政策的出台遥相呼应。
中华元智库创办人张庭宾称，这个政策是1997年索罗斯梦寐以求的，当时，香港政府在封闭的内地强大支持下，捍卫了联系汇率，令索罗斯铩羽而归。如今，不仅当年索罗斯做空香港所需要的所有条件都已具备，索罗斯们连做空中国的所有条件也基本具备。真正应当举杯庆祝的是索罗斯们，而不是中国和香港的官员们。
4月29日，中国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称，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监管，渐进、稳健、有序地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
这段话的关键词是“外债与资本流动”，其话外音是若可以管好外债与短期投机性资本，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则基本可控。不过，谁可以保证一定能“管好”那两个风险因素?
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近3.95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
中国通过出口顺差，积累了近5万亿美元的对外资产(包括外储和其他对外投资);通过引资积累了近3万亿美元的对外债务。作为一个拥有近2万亿美元净债权的债权国，中国的投资收入却在过去10年的多数时间中都是负值。
近日，外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599亿美元(逆差)，较2012年扩大70%，创出30年来的次高，仅次于2011年的853亿美元逆差。
“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这种趋势如不逆转，中国可能在未来10年中成为‘国际打工仔’”。余永定称，届时中国必须维持贸易顺差，而顺差所得收入将完全用于支付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收益，而不是用于输入产品、资源和技术。“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中国经济增长将告终结。”
对于中国净投资收益为负的原因，余永定指出，一方面海外在华投资回报率高达20%到30%；另一方面以美国国库券为主的中国海外投资回报率仅有2%到3%。
对于通过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以及“金融投资”来解决不平衡问题的观点，余永定称“我不抱希望”。
也有人抱不同的看法，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日前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中国外储主要增长部分是资本金融账户，而非经常账户，如果能让更多资本“流”出去，中国的外储未必增长那么多。
改革开放后，在畸形政绩观的诱导下，中国诸多地方政府以做大GDP为指向，大肆直至几近疯狂地招引国际资本。国际资本借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完成了在华的产业布局和主要产业核心环节的控制。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借着中国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跨国资本的目标开始升级为谋求金融机构控制、货币定价权(即人民币汇率)控制和货币发行权控制。在国际资本及其母国政府的不断施压下，人民币持续被迫升值，吸引着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被迫超量发行。
高外储与高房价也是正比例关系，外资在中国房地产业运作已久，自2006年以后投资不断加码，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主要推手。迄今，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是：一方面，跨国资本在人民币单边升值、房地产泡沫、民间利率飙升以及资本市场套利中大幅度增值;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出口乏力、产业竞争力下降、人民币购买力降低、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被动提高，人民币显现出严重高估的状况。
地产高泡沫、高外储、人民币高估值，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开放资本账户，施行汇率自由兑换，中国经济危机爆发的概率是极高的，外资一旦有了合法自由的流出渠道，就会从国内资产泡沫中退场，决堤而去，然后房地产泡沫破裂，资本外逃，人民币贬值，货币市场挤兑，银行呆坏账激增，金融市场崩盘，外汇储备遽减，经济萧条，实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社会危机加重，如此一来，中国经济被爆破，华尔街长期唱空中国的目标达成。超额外汇储备当下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危机的要素，事实上中国已经踏入了美元的金融布局。
近年来，开放资本项目似乎已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必然趋势，鼓吹金融自由化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潮流。然而，纵观全球，有很多遵循主流经济学观点、实行资本项目开放的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包括拉美和东亚。
剑桥大学的拉美裔经济学家帕尔玛详细考察了拉美国家的金融改革路径和金融危机情况，并对比了东亚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从理论上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载于《资本项目开放为何必然导致拉美金融危机频发》一文，可以为我国资本项目开放问题的讨论提供背景，并总结其他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以资借鉴。
该文提要：拉美最近经历了三轮周期的资本流入，且前两轮均以重大金融危机收场。本文旨在从凯恩斯、明斯基、金德尔伯格的金融经济学的视角来剖析由这第二轮周期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包括拉美和东亚)。本文试图表明，无论这些新近开放资本项目、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试图采取何等不同的路径来解决随后资本流入激增所带来的吸收问题，它们都无法逃脱金融危机的厄运。因此，这些金融危机的频发主要是源自过度流动性且“友好监管的”金融市场所固有的内在因素，从而是完全理应遭受和基本可以预见的。并且，这些危机并非只是意味着主要市场的失灵，而是表明了系统性的市场失败。它们是友好监管且过度流动性的金融市场之下自由运作的理性经济人自发行为的后果。而历史一再表明，这些经济人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却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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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阶段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都不需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那么究竟是哪些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中国彻底开放资本账户呢?答案是：国际资本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
当中国经济增长、贸易状况、经济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都开始走向恶化时，人民币贬值预期产生了，国际资本要大规模撤离中国，于是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呼声开始集中呈现。
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及其控制的世界银行一致地要求中国解除资本项目管制，有经济目标，也有政治目的。道理很简单，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有利于美国及其主要盟国的跨国垄断资本猎取中国的储蓄财富、外汇储备和国有企业。我们可以设想外汇储备消失、国内储蓄蒸发、国有企业消亡、投机资本横行的乱局吗?只要中国彻底开放资本账户，跨国资本可以轻松实现上述目标。
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运动，才能完成对中国财富的转移。国际资本以美元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然后，国际资本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形成资本的回流，才能最终实现赢利，达到转移中国财富的目的。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经济正步入活力放缓、增长下降的周期，国际资本在中国形成的本金和利润需要自由地、快速地兑换成美元流到境外，这需要资本账户开放的配合。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是发生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
在美国对华施压并实际控制着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必然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失控，必然导致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进而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资金利率、商品价格、资产价格和股市期市的大幅度波动。中国经济必将陷入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中。这正是跨国资本施展拳脚的洗劫中国储蓄和外汇储备的时机。当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被跨国资本席卷而去，伴随的是企业倒闭、税收骤降、赤字激增、通胀恶化、民怨四起，大危机随之爆发。到这个时刻，中国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变卖剩下来的国有企业。世界银行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放在一个处方(《2030年的中国》)中，用心何其良苦。
在中国的经济体里，储蓄是经济体的血液、外汇储备是经济体的肌肉、国有企业是经济体的骨架。当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遭遇洗劫，并导致国有企业破产或变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也自然地被国际资本摧毁了。
全文见：买办的欢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m.drhuete.com/Article/jingji/2014/05/31899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