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举措，在缓解危机和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着眼于解决美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启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调整的举措
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美国强调科技创新是解决诸多紧迫问题的关键，并将推进重大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部分，加大对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科技研发投入。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个预算方案中，将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技办公室等重要机构的研究费用翻了一番，并向企业技术研发提供税收减免740亿美元。政府计划未来10年将基础研究资助翻一番。
推进绿色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气候变化日益受关注的背景下，低碳经济被看作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美国希望以发展绿色产业为契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其在技术和产业上的竞争优势。在2009年初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大约800亿美元投资于清洁能源方面，其中用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用于智能电网、碳捕获和封存、电动汽车等先进技术研究的总金额达367亿美元。除了新能源外，生物、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也是政府支持的重点领域。政府通过加大对生命科学研发的投入、放宽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促进美国在生命科学方面的发展。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仍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奥巴马政府计划更新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让美国在宽带普及率和互联网接入方面重登世界领先宝座。此外，还将采取加强航空航天工业竞争力的举措。10多年前出台的出口管制条例，把商业卫星列入武器范围，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使美国卫星制造商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从上世纪末近90%降至目前的50%。奥巴马总统已承诺将重新审议相关条例，修改出口许可证制度，以确保美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夯实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除了绿色产业外，奥巴马政府也把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等作为促进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优先领域，加大投入，予以扶持。首先，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2009年初签署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中，将改进基础设施作为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资，其中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预算高达500亿美元。其次，力推医疗改革。奥巴马政府全力推动医保改革，最终在2010年3月签署医疗保险改革法。医疗改革主要内容是：强制实行人人有医保，对中低收入者提供医保补贴；建立医保交易市场，扩大覆盖面，分散风险；规定保险公司不能以既往病史为由，拒绝承保病中的保险人，不得提高保费，应将大多数保费用于医疗；防止过度使用医疗手段和药物，加强预防，降低医保成本；通过向医保公司征税和征收“豪华保单”税等，转移部分改革成本。最后，增大对教育的投入并改革相关教育制度。例如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中，联邦政府计划在2009—2016年增拨数百亿美元教育经费，包括115亿美元的助学金计划、直接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100亿美元支持等举措。
促进出口扩大。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5年内实现美国出口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以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并恢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手段促进出口。一是推进“商务外交”，为企业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提供全方位的协助，包括进出口银行对出口企业提供融资，美驻外使领馆提供市场信息、咨询及联系等服务，商务部官员帮助企业克服商务谈判障碍等。二是推动贸易自由化，为企业开发海外市场提供便利条件，包括签署和实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步伐。三是实施美元弱势政策，以提高美国出口竞争力，刺激出口增长。
推进“再工业化”。在金融业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美国重新重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作用，并将实现“再工业化”作为经济再平衡的目标之一。奥巴马政府从再造美国汽车业入手，推动制造业重组并利用“召回门”打击竞争对手。此举与美国扩大出口的策略也有着直接联系。
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理念从自由主义向凯恩斯主义回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范围和力度都空前加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危机期间扩大存款保险、为银行债务担保、注入资本、购买有毒金融资产及对银行部分国有化等，对金融部门这些干预所动用的资金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创纪录的50%以上；二是刺激经济的财政开支7870亿美元，远超过大萧条新政财政开支；三是美国政府在结构调整中首次实行产业政策，如其经济刺激计划中对绿色产业等中长期项目提供政策支持。
推进金融监管改革。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提出金融改革方案，内容包括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准备金比例，对资产支持证券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加强对消费者和投资人的保护，授权美联储负责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推动全球金融监管的协调工作。2010年初，奥巴马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限制华尔街高管薪金、向大型金融机构收取金融危机责任费、限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和规模等。4月奥巴马又提出金融改革的一些原则，解决大金融机构“太大不能倒”问题，并在其关闭时保护美国纳税人利益；提高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透明度；强化对金融市场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赋予投资者更多权利，让股东对企业高管的薪酬拥有发言权。6月25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最后文本。7月21日，奥巴马将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监管体系全面整改法案签署为正式法律。
调整的缘由
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机，但从深层次看，是其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长期存在严重问题，并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过度依赖消费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由消费主义的文化所界定。个人成功与否要看他消费了多少和消费了什么；经济是否健康要看消费了多少，而不是看生产了多少。个人消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到此次危机前已高达72%，个人债务迅速膨胀。2007年，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超过130%，而储蓄率则降至零甚至负值。金融危机显示，沉重的债务使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经济面临巨大危险。
贸易失衡特别是进口剧增局面难以为继。近10多年来，美国经贸失衡问题日益加剧，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创纪录的6.8%。由于大部分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在美国国内已不生产，消费者大幅增加的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巨大失衡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美国产业调整、转移的必然结果。
“去工业化”和虚拟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普及，美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进程。大量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特别是转移到新兴经济体。截至2008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2%。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迅速发展，其中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规模与增速远大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容易形成泡沫，扰乱金融秩序，冲击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基础日益受到侵蚀。美国长期竞争力不仅受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制约，也受国内基础设施、医保及教育等问题导致经营成本加重的拖累。近10年来，由于美财政拮据，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大量路桥、通讯等设施陈旧。美国医保体系运作效率低下，国内4700万人没有医保，近年来用于支付医疗保险的费用增长是工资增长的3倍。美医疗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其他发达国家仅为9%），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成本大增，这就制约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发展，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不堪重负。
“市场原教旨主义”日趋失灵。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私有化、民主和市场自我调节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治理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依据。美国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理念，对经济、金融等领域全面实施放松监管措施。由于监管的缺失，金融创新发展被扭曲，房地产业发展失控，从而最终酿成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
调整的前景
目前，美国正在依靠其科技、资源、市场机制等有利条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世界经济继续复苏也为其调整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可能对本国乃至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激励创新措施可促进企业科技研发活动，增大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领域的投资，有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就发展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而言，其经济社会长期效益将明显大于短期效益。这些新兴产业可能将是未来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可能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亮点。加强金融监管改革也有助于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
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基础日益受到侵蚀。美国长期竞争力不仅受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制约，也受国内基础设施、医保及教育等问题导致经营成本加重的拖累。近10年来，由于美财政拮据，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大量路桥、通讯等设施陈旧。美国医保体系运作效率低下，国内4700万人没有医保，近年来用于支付医疗保险的费用增长是工资增长的3倍。美医疗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其他发达国家仅为9%），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成本大增，这就制约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发展，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不堪重负。
“市场原教旨主义”日趋失灵。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私有化、民主和市场自我调节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治理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依据。美国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理念，对经济、金融等领域全面实施放松监管措施。由于监管的缺失，金融创新发展被扭曲，房地产业发展失控，从而最终酿成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
然而，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将受到多种因素制约。首先，调整受制于巨额财政赤字。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巨大财政资金的支持，仅医保改革就需要9400亿美元，而金融危机已经给政府留下巨大赤字的后遗症。2010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和国债将分别达1.56万亿美元和9.2万亿美元，据预测，未来10年年均赤字将为1万亿美元，累计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达90%。美国政府面对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即使有再好的改革方案和调整构想，也会因缺乏充足的财政支持而难以实施。其次，产业调整空间有限。由于美劳动力成本高，传统制造业重组缺乏竞争优势，而清洁能源等新技术产业化尚需时日，“再工业化”进程将步履蹒跚。再次，重大改革将面临重重政治阻力。无论是医保改革，还是金融改革，都会对一些既得利益者产生巨大冲击，难免遭遇强烈抵制。此外，扩大出口前景也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几年内，欧、日经济复苏缓慢，美国难以指望扩展其他发达国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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