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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和扩大党内民主

沙健孙 · 2011-03-23 · 来源:人民网-《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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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和扩大党内民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国史学会顾问  沙健孙

网摘编发

  ■关于八大路线的制定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制定了适应新的情况、具有创新意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方针。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局。

  为了混淆视听,有人刻意制造了关于中共八大的一个离奇的谎言,说什出“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八大路线“从未得到毛的支持”,“‘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泽东以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为了反对八大路线。按照这种说法,毛泽东就不仅不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而且一开始就是站在这个探索的对立面的了。

  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公然的伪造。参与八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的访谈录《百年回眸刘少奇》,林克等所著《历史的真实》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的有关记载,已经彻底戳穿了这种谎言。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中共八大文献的起草,始终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集体进行的。作为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先说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据邓力群回忆说:少奇同志开始准备八大的报告,首先是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的报告稿出来以后,他就找胡乔木看。胡乔木看了以后,说这个报告作为一个学术报告是很好的,但作为党的政治报告不行。少奇同志说,那好,你去改。修改了两次,也没改好。这期间,毛主席在少数人的范围里讲了关于十大关系的观点。毛主席讲完后当晚大约10点多钟,少奇同志赶紧把我们这些人找去,说,唉呀,这个政治报告改来改去,乔木也搞不透,现在毛主席讲了十大关系,问题解决了,就以十大关系为我们这个报告的纲。八大报告,以后就是按照这个精神,由胡乔木改的。可以说,八大报告是少奇和毛主席两个人密切合作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也亲自讲过。他说:“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提出的。”

  再看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情况。根据档案材料的记载:从1956年7月6日到9月8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及其他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前后达19次。

  在现存的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就有21份。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反复交换过多次意见。毛泽东发出的信函有24件,其大部分是写给刘少奇的。临定稿时,毛泽东在9月11日又致信刘少奇,说:“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9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讲到,报告起草的过程,是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的过程。他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情况的确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所谓“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八大路线“从未得到毛的支持”等等,毫无事实根据,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另外,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在八大开过不久即对八大路线表示不满和反对了。实际的情况是,毛泽东当时根本没有对八大路线表示不满和反对,只是在八大闭幕后不久,对八大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是否妥当曾经表示过怀疑。这个提法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临时加进决议草案的提法,是由陈伯达和康生商量后,在大会闭幕式开始前一小时,由陈伯达、胡乔木一起去请示毛泽东的。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句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当时同意了。但在事后,他感到这个提法可能有问题。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说过:“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意思是,强调这个矛盾,无非是要求多搞一点生产力就是了,这并没有造成什么消极后果,所以他也并没有要求对这个提法正式作出修改。

  应当说,这个提法确实是不够完善的。因为按照这个提法,有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似乎我国的社会制度并不是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似乎我国在社会制度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了,而在事实上,本质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一产生就是就尽善尽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制度仍然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正因为如此,不仅在毛泽东提出疑问的当时,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都没有再使用这个提法。

  由此可见,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一个确实不够完善的提法提出疑问,说成是他根本上反对八大路线,这纯属误解,与历史的真实并不符合。

  由于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这个问题关系重大,笔者认为,讲清楚有关的历史真相,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主张和规定

  中共八大提出,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为了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大会强调,“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大会尤其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就曾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讲过许多重要的意见。

  首先,毛泽东指出,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执行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其次,他强调,“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他说,“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展,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再次,他主张,党内应当有自由讨论。他认为,对党的领导人是可以批评的。当年(1956年)年初,有单位反映,一苏联学者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对此,毛专门致信刘少奇等,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讨论,不应当去禁止。”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最后,他提出,党的领导制度应当进行必要的改革。他的具体意见是:党中央除主席外,设几个副主席,设一个总书记;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党代会一年开一次,党的代表五年一任;他本人考虑在适当时候辞去党主席的职务;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健全党内的民主制度。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党的中央和八大代表的赞同,并在八大通过的报告和党章中得到了体现。

  关于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其中的三项。主要是:

  第一,规定党员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并且对于党的决议不同意的时候,除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邓小平在向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这不但可以大大激发广大党员的创造精神,而且可以使惯于墨守成规的领导人员改变作风,从而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他还指出,允许党员提不同意见和保留不同意见,是有益无害的。“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被证明真理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在大会期间,毛泽东还就对待同中央有不同意见而犯了路线错误的党员应取的方针,讲过一个意见。他说:“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第二,规定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决定,以利于因地制宜;又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

  为此,党章增加了以下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这个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按照这个规定办事,不仅不会削弱和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而且有利于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对人民、对事业的负责精神,而且对保证上级组织乃至中央的决策能够真正符合实际也有很大的好处。

  第三,规定县一级以上的党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邓小平在向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除此之外,毛泽东提出的设几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意见也被采纳了。党章关于必要时党可设名誉主席的规定,也是为应对毛泽东一旦提出辞去主席职务这个情况而作出的。

  总之,八大党章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这些新规定,正如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有助于“促进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的高涨”。

  应当说,八大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这些决定,对于我们今天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是有启发性的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掌全国政权的党,要保持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证自己决策的正确性,其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而在这方面,发扬党内民主尤其是一个关键。因为通过发扬党内民主来促进人民民主,这是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认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的途径。

来源:人民网-《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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