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张国焘之手的军事家许继慎

死于张国焘之手的军事家许继慎

    

    在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有这样3位军事家，他们没有在功成名就后终其天年，既不是牺牲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也不是壮烈地倒在敌人的刑场上，而是被“左”倾路线的推进者所杀害。这3位军事家是许继慎、曾中生、段德昌。其中，许继慎、曾中生死于张国焘之手。
    2011年3月（一说为11月）是许继慎将军110周年诞辰，本刊特设此专栏，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军事家。

                             投笔从戎  勇当先锋

    许继慎，字谨生，原名许绍周，1901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一个农民家庭。许继慎18岁那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经过运动的洗礼，许继慎的思想越发激进，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中。1921年4月，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许继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安徽省学生总会常委兼联络部长，成为安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因被安徽的反动军阀政府通缉，他逃往上海，考入上海大学，继续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
    1924年6月，经中共党组织推荐，许继慎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军校学习期间，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与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一道，同任中共黄埔军校支部委员会候补干事。同年11月，许继慎毕业留校，被分配在新编教导第二团任排长。
1925年2月，许继慎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因作战勇敢，立有战功，升为连党代表，不久调任连长。同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许继慎被任命为第七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
    1926年7月中旬，许继慎被党派到北伐军先遣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第二营营长。他随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第四军的先头部队，在攻打通向武昌、武汉交通要道汀泗桥、贺胜桥时，奋勇当先，屡立战功，于1927年春升任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团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同时勾结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反动师长夏斗寅发动叛乱，进攻武汉。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命令许继慎率第七十二团抢先占领离武汉20公里的纸坊，阻敌前进，并掩护后续部队开进。当许继慎奉命率部抵达纸坊时，敌先头部队已进占纸坊车站和纸坊镇。许继慎当即指挥部队向敌发起猛烈进攻，当晚攻占纸坊车站和纸坊镇。次日拂晓，敌军集中兵力反攻，第七十二团团部被敌包围。许继慎临危不乱，手执团旗，下令吹冲锋号，号召官兵死里求生，并率先向敌冲击。敌军被这种气势吓垮了，阵脚大乱。在战斗中，许继慎胸腹中弹，肠子流出体外，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在第七十二团、第七十三团和中央独立师反击之下，敌军终于溃逃而去。许继慎由于伤势严重，战后被护送至上海治疗。
    在上海，许继慎一边治伤，一边为党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3月，许继慎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任鄂豫皖特委委员，其任务是将分散在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个地区的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4月初，许继慎到达鄂豫皖边区，立即开展工作，仅用一个月时间，就胜利完成统一、整编、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工作。之后，许继慎出任军长兼红一军前敌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原驻在豫皖边的国民党部队均被蒋介石调往参战，留守部队是由四川调来的郭汝栋第二十军，装备低劣，战斗力不强。许继慎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指挥红一军大举出击，积极向外发展，纵横驰骋于淮河上游、皖西、京汉铁路南段等地，接连攻下麻埠、霍山等县城，歼敌千余人。在霍山县东北下浮桥一带，红一军迎头痛击来犯的潘善斋新编独立第五旅，毙俘敌副旅长以下700多人。红一军屡战屡胜，捷报频传，军威由此大振。
    从6月至8月短短3个月间，许继慎以其非凡的军事才能，指挥红一军攻克数城，歼敌7000余人。红一军也由初建时的21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战斗力大为提高。
    1931年1月上旬，红一军奉命返回福田河，与红十五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师。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全军共1.25万余人，下辖红十、红十一2个师，蔡申熙任第十师师长，许继慎任第十一师师长、红四军前委委员。
    1931年3月4日，国民党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率部自孝感出发，8日抵达双桥镇，孤军深入，贪功冒进。许继慎的红十一师和蔡申熙的红十师，抓住战机，协同作战，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进驻双桥镇的岳维峻师实施突然奔袭，四面猛攻。许继慎亲率红十一师主力首先楔入双桥镇，直捣敌人指挥中枢，敌顿时阵脚大乱。岳维峻率部突围向南逃窜，被红十师截击于澴水西岸，全部被歼，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被俘。

                      张国焘“左”倾冒险  许继慎坚决斗争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进入政治局，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被作为中央全权代表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其任务是按照六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改造苏区的党和红军。
    5月12日，张国焘在新集（河南新县）召开中共鄂豫皖特委会议，宣布改组领导机构，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许继慎调任红十二师师长兼新设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分会主席。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开始统治鄂豫皖苏区。为了使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张国焘极力推行“左”倾的“新政策”。
    6月28日，张国焘在新集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全盘否定之前鄂豫皖党和红军所取得的工作成就，吹嘘只有他领导的“中央分局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才使当地的工作又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提出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反对所谓新“立三路线残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
    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对许继慎采取突然袭击，片面夸大许继慎某些缺点，无限上纲，甚至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搞人身攻击，指责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持军阀、土匪的习气”。在集中火力批判许继慎的同时，张国焘又煽动一些人斗争曾中生，指责曾中生对许继慎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
    对于张国焘的无理指责，曾中生和许继慎用大量事实予以驳斥。张国焘恼羞成怒，利用职权，发起对曾中生、许继慎的围攻，逼他们做检查，交代问题。
    1931年7月上旬，张国焘在河南商城县余家集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四军向外进攻的方向和兵力使用问题。
    张国焘在讲了一通国内外时局和鄂豫皖苏区面临的形势之后，语调陡然升高：“现在江西中央苏区正在反第三次‘围剿’，我们要把支援他们当作一项政治任务，用进攻和威胁大城市，调动敌人的军队，以减轻他们的压力。所以，我决定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打下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进入安庆。打下安庆后再继续东进，围困、威逼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
    张国焘这一番不切实际的高论，引发了曾中生、许继慎与他又一次激烈争论。曾中生首先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支援，不在于攻打中心城市，而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紧接着，许继慎也站了起来，大声说：“张主席，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作战计划跟立三路线攻打中心城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照你那样去做，四军必然要吃亏。根据敌人兵力分布和我军后勤供应情况，我完全同意中生同志关于红军主力南下的意见。先打英山，收复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扩大苏区，使红军有阵地地向南推进，这样可以达到威胁长江，策应江西。请张主席考虑考虑我们的意见。”
    张国焘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瞥了一眼曾中生、许继慎，恶狠狠地反问一句让人很费解的话：“考虑什么？考虑我们揭开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一个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吗？”
    就这样，许继慎和曾中生、徐向前等军事领导人，被迫奉命率红四军主力东进。 7月30日晚，红军进至英山城外。部队连夜作好了战斗准备。次日拂晓，发起攻击。激战一天，全歼守敌一个团，并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军需仓库。
    占领英山城后，部队休息了两天。许继慎和曾中生、徐向前、余笃山、周维炯、刘英等军、师级领导人聚在一起开了个会，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比较了两种作战方向的利弊。很显然，张国焘的作战计划，不是明智之举：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400多里白区，沿途有敌军2个旅把守，红军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红四军出征部队只有6个团的兵力，留下1个团守英山，东进只有5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免不了要减员，而且沿途还要分兵驻守，这样还能有多少兵力去攻打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的重地；第三，红军对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民情、敌情概不熟悉，而南下蕲、黄、广地区，有利条件则很多。那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群众基础好，离英山又近，才200里路，敌人兵力也空虚。
    经过一番认真研究，与会者一致决定改变张国焘所定的向东作战方案。于是，红四军前委一面将意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面不失时机地挥师南下，仅一个月时间，就歼敌7个团，生俘敌5000余人，连克浠水、广济、罗田等4座县城，开辟和恢复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蕲、黄大片根据地，组建了800余人的地方武装，前锋威逼黄梅、武穴，震惊了九江、武汉之敌，牵制了原拟开往江西的敌军部分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这一带比较富庶，除筹集大量的粮食、布匹、武器等军需物资解决部队装备和给养外，还收缴了20余斤黄金、800余斤白银、7万元大洋。曾中生、徐向前根据许继慎的建议，派专人将20斤黄金送到上海，给党中央作为工作经费。
    红四军南下的胜利，本该表彰宣扬，然而，张国焘深深感到曾中生、许继慎已成为他推行“进攻路线”的严重阻碍，一直在心中盘算着如何扫清这障碍，建立和巩固他个人在鄂豫皖党政军中的统治，因而，他连续派专人送两封信给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擅自改变分局所定的东进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等等。信的措辞相当严厉：“接此命令后火速撤出战斗，不能有片刻停留。”
    此时的红四军正在洗马畈与敌徐源泉第四十一师激战，其中许继慎指挥的红十二师业已围歼了敌丁治磐2个团，正在小青山对残敌作最后攻击；红四军的其他2个师也在达成庙、叶家花屋猛攻守敌，已将敌人围住。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刻，曾中生、徐向前不得不忍痛执行了中央分局和军委的命令，严令部队退出战场，使敌1个整团和3个团的残部轻易逃脱。参战的红军官兵，眼看着就要被全歼的敌人从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脱，没有一个人不愤怒而惊诧的。
    鉴于事态严重，许继慎和曾中生、徐向前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申明南下和东进的是非曲直。
    北返途中，许继慎等人认为，我们服从中央分局的命令，但不能接受分局的无端指责，积极提议召开干部大会充分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以辨明是非，确定红四军的行动方向。曾中生、徐向前也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下。
    9月4日，部队行至英山县鸡鸣河镇驻扎下来，红四军前委在镇西一个缙绅的大院子里召开了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行动和讨论张国焘的来信。
    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主持了这次会议，他首先念了张国焘的两封来信，然后对红四军南下以来的行动和战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张国焘的无理指责表示激愤。接着，是大家发言。许继慎首先站了起来：“我们这次南下行动，我认为是十分正确的。当初我力主南下，现在我更认为应该南下，事实是明摆着的。对张国焘同志的指责，我表示坚决反对！”许继慎的发言结束后，余笃山、周维炯、姜镜堂等军、师级领导干部一个个争相发言，慷慨激昂地驳斥张国焘的错误指责。
    最后，与会干部一致要求给中央分局和张国焘写一份反驳的申明书，并呈报中央军委。由曾中生起草的《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据实说明了部队东进的不利和南下作战的正确性，指出张国焘强令撤军的严重错误，陈述了红四军连以上干部的共同意见。许继慎带头在《申明书》上签名。

                       借助敌人离间计  加罪杀害许继慎

    就在红军南下的这段时期，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利用他和许继慎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的关系，写了一封精心编撰的劝降信，派遣其手下特务钟梅桥、任廉洁潜入鄂豫皖苏区，四处追寻许继慎的踪迹。8月上旬，红四军收复英山后，这两个特务听说许继慎部队驻在英山县城，便径直去师部，并特意对站岗的卫兵说，他们是许师长的故交，从汉口专门来转交曾扩情将军写给许师长的亲笔信。
    两个特务被带到许继慎的面前，双手呈上信件。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无极！比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即蒋介石—笔者注），奉批照办。匍訇来归之子，父母惟有涕泪加怜，或竟自伤其顾之不周耳，宁忍加责难于其子哉！苍苍者天，于孝行役。分无再见，乃复来归。虽犹千里，心实欢喜。只所须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照给。校座返京百务待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耳，顾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宠命。并颂戎安！
    弟曾扩情再拜
    ×月××日
    许继慎看完信后，勃然大怒道：“混蛋，策反竟策到老子头上了！”他猛地拍着桌子，大吼一声，“来人！将他们绑起来，连同这封信一起送交军部！”
    两名特务和曾扩情的策反信被押送到军部后，曾中生、徐向前一看便明白这是敌人阴谋破坏、瓦解我军的一个险恶手段，但是仍很慎重很严肃地亲自主持审讯这两个特务。两个特务供认不讳，是蒋介石口谕曾扩情使的离间计。曾中生、徐向前便派警卫排将钟梅桥、任廉洁连同曾扩情的信，一并解送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并附信说明他们的意见和态度：“继慎决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是曾扩情玩弄的毒辣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
    张国焘正患加害许继慎而无把柄，现在天赐良机，有了这份足够置许继慎于死地的文字材料，岂能不高兴？经过一番周密筹划，他亲自主持对钟梅桥、任廉洁的审讯。在张国焘威严的目光下，两个特务承认是“曾主任派我们前来，只是送这封信，试探一下许的意向，没有别的任务”。
    张国焘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个恐慌不安的特务，突然喝道：“不说实情，给我用刑！”
    惯会察言观色的特务钟梅桥明白了，审讯者已听不进他们的实话，还不如顺着他们的话意编造一些谎言，或许还能多活几天。于是，他就按照审讯人的引供，编造了一通瞎话：“许继慎本来就是改组派，曾主任派我们来联络，要他们把部队带到长江边后立即举行暴动，打起青天白日旗，回归国军。”
    张国焘如获至宝，继续追问：“除了许继慎，还有些什么人？”
    钟梅桥不得不把谎言编下去：“第十一师的周维炯师长，还有第十二师肖方副师长。”
    “这些改组派到底谁是领袖？”
    “许继慎是第一首领，周维炯师长是第二，肖副师长是第三。”
    “你们准备如何策应？”
    “事先国军有艘兵舰停在长江口等候。”
    张国焘想了想又问：“蒋介石给许继慎许了什么愿？”
    任廉洁抢着回答：“蒋主席说了，事成之后，将反正的部队编为第十四军，委任许继慎为军长，周维炯为副军长，肖方为师长，并奖赏大洋30万。”
    这一席谎言让张国焘如获至宝，此时，红四军在鸡鸣河召开会议的消息也传到了新集。张国焘在看了飞马送来的《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后十分恼恨，大发雷霆，宣布鸡鸣河会议是红四军中改组派的反党会议，认定“许继慎、曾中生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
    张国焘当即召集中央分局和军委举行紧急联席会议，他首先讲话：“同志们，目前我们的局势非常危急……昨天夜里保卫总局审讯了两个特务，他们供出曾扩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写信给许继慎，要他们在9月15日在武穴叛乱。这些以许继慎为首的改组派反动分子，叛变企图蓄谋已久，难怪他们在鸡鸣河会议上恶毒咒骂和攻击分局和军委阻止他们带兵南下。确凿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许继慎、周维炯、肖方等人早就是隐藏在党内军内的改组派、第三党，早就暗中投靠了蒋介石，他们的目的是里应外合颠覆苏区和红军。肃清改组派、第三党在党和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已成为鄂豫皖苏区的当务之急。解决许继慎的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最后，张国焘以无可置辩的口气说：“许继慎、周维炯妄图在武穴暴乱，可是曾中生、徐向前他们还蒙在鼓里，没有丝毫的觉察，真是太糟糕了！鉴于曾中生的种种问题，他已不能再做红四军政治委员了。因此，必须派一个十分可靠的同志接替他的职务，迅速破坏改组派、第三党的军事叛乱。”
    会议决定，立即在红四军开展肃反工作，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数日后，许继慎等人被抓捕。
    许继慎被捕后，张国焘亲自出马，在白雀园镇的火神庙，主持召开“公审”大会。
    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许继慎，被两名战士用担架抬进会场的审讯室，抬头见到正襟危坐的张国焘，他不禁义愤填膺地责问：“张主席，曾扩情派特务送来的那封信，这明显是敌人使出的离间计，难道你真的是罗贯中笔下的那个曹孟德吗？怎么会连这点奸计都看不出来？”张国焘神情冷漠地说：“你不要再执迷不悟抗拒到底了，告诉你，曾扩情不是周瑜，我不是曹操，你也不是曹操的水军头目蔡瑁和张允。敌人怎么不离间别人，偏偏要离间你？应该是事出有因吧！”
    许继慎万分愤慨地反问张国焘：“这要请你张主席当面去问问蒋介石、曾扩情，为什么要卑鄙地拆这种烂污？我许继慎对党绝对忠诚，行事光明磊落，在英山城见到钟梅桥、任廉洁两个特务，当即就主动地连人带信交给军部处理，军部也认为这是敌人的离间阴谋。而你张主席居然对敌人的阴谋诡计深信不疑，实在令人遗憾！我还是要求中央分局认真地负责任地甄清是非，还我一个清白！”
    “哼！”张国焘冷笑一声，起身而去。公审大会开始后，张国焘代表中央分局和军委宣布许继慎、周维炯两人的罪状：不服从命令，对抗中央分局领导，组织“第三党”、“改组派”和反革命军事委员会，企图于9月15日叛乱投敌。然后喝令许继慎交代反党罪行！
    许继慎忍着剧痛，艰难地从担架上坐起来，痛斥张国焘：“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许继慎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在艰苦环境中，我用鲜血和全部精力投入红一军的建设中，经历几十次大小战斗，大都取得胜利，统一和巩固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苏区军民有目共睹。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对我作出公正结论的，你张国焘是代表不了党的！”面对许继慎的凛然正气，张国焘担心再审问下去，不但问不出个名堂，还能招致人们同情许继慎，怀疑他的所谓“证据”，便敷衍几句，将“公审”大会草草收场。
    张国焘慑于许继慎在红四军和鄂豫皖苏区的崇高威望，不敢公开将他处死。“公审”后仍将许继慎押回新集，最后将他秘密杀害，许继慎时年30岁。
    1945年，中共七大清算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谴责了叛徒张国焘的罪恶，蒙受不白之冤的许继慎得到了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位英勇善战、文武双全的红军早期将领的功绩，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环球视野》第359期，摘自2011年第2期《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