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是领导一切的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之三
于泮泉
内容提要：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能否通过多种途径抓好党的建设，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则是保证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党的领导，实质上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搞好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巩固所谓党的执政地位，而是为了实现、巩固和不断强化人民至上地位，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要从发扬党内民主开始，精心设计党对整个国家机构和各国家机关的领导体制；实现党对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必须坚决地废止一长制，实行党委领导下职工群众直接参与的厂长、经理、校院长分工负责制；实现党对整个社会的领导，要为社会各界的工作制定基本指导方针，提出明确的奋斗方向；实现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要从领导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下功夫。
胡锦涛同志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自然，要搞好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关键也在党。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实现的。毛主席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如果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要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核心问题是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那么，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既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促使这一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我们党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我们党能够领导一切、并且必须领导一切的内在根据。但是，目前，我们党内已经混入了太多的蛀虫；党的领导体制上又存在着诸多问题，不相应地改革这一领导体制，我们党就难以担负起领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的伟大历史使命。
党能够领导一切，党也必须领导一切，都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毛主席有过著名的五十个大字的论述：“党组织应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至今仍然是对我们党性质的一段最经典的表述。我认为，它至少告诉了我们两点：
第一，它明确告诉我们，党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不能允许任何其他人混进党的队伍。一旦混进来了，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清理出去。那种资本家也可以入党的说法，绝不是什么理论创新，而完全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耻背叛。保证党的队伍纯洁性，是党的建设中的第一等要务。而所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能任由人随意曲解，而是必须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
第一个条件：在经济地位与生活基础上必须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一分子，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任何人如果脱离了工人阶级经济地位，他就不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也就失去了成为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条件。主要靠工资或其他劳动收入生活，不能有剩余价值或其他剥削收入来源，不能有贪污、受贿等任何不法活动，这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底线。当然，这不等于说党组织不能接受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入党，也不是说共产党员就不能犯错误。其他阶级出身的人也可以入党，但前提必须是能够清楚地证明他已经抛弃了其原有的生活条件和阶级立场、并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条件之后才行。所谓抛弃了其原有的生活条件与阶级立场，就是指，这些人必须同原有的家庭划清界限，彻底抛弃原有的剥削阶级生活基础，完全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经济基础上生活。即只能靠工资和其他劳动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开支，不能依靠任何剥削收入和违法收入。而且其工资和其他劳动收入的总和不能超过全体人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八倍。而犯了错误则必须承认错误，并积极、认真地改正错误，勇于“向真理投降”，不能坚持不改或文过饰非。这些必须成为一位共产党员的刚性或硬性条件：不具备这一条件的人绝对不能入党；已经入党了，不能果断地同原有的剥削阶级经济地位决裂，犯了错误不愿意承认和改正错误，也必须退党，否则就要清理出党的队伍。
第二个条件：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行都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自觉地同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们党不能实行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每一位共产党员也不能实行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不能在声称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去相信上帝、相信普世价值、相信孔老二、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清楚。做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始终坚定地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谋求个人私利，更不能以权谋私。要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不相信马列毛主义，不愿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就主动退党好了。想当年，在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门前挂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进此门”，每一位要求入党的人员，都要将这幅对联刻在心底才行。入党，只意味着奉献、意味着牺牲（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只意味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不能借此为个人、为家庭捞取任何好处。
第三个条件：与此同时，共产党员必须坚信“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⑴36，自觉自愿地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奋斗终身。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只能是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添砖加瓦，而不能偏离共产主义方向。当然，前进道路是曲折的，而不是笔直的。我们不能跨越必要的革命发展阶段，不能设想共产主义在一个早晨就取得胜利，而必须做好长期奋斗的打算，必须把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自觉地结合起来。共产党员要为最近的革命目标奋斗，但在这种奋斗中，又必须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心目中时刻不能忘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幸子凌之流一方面肆无忌惮地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要死皮赖脸地留在共产党内，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茅于轼之流诬蔑“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这更是不能容忍的。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不仅做党的总书记，当一名最普通的共产党员也不够格。
第四个条件：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按期缴纳党费。所谓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不仅指要参加党的一个委员会，而且首先必须参加党的一个支部、一个党小组，在党支部、党小组内积极工作，并自觉接受党支部、党小组的培养、教育和监督。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任何人都不能游离于一定的党支部、党小组和整个党组织的培养、教育、监督之外。人人都在组织之中，人人都时刻处于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监督之中，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最重要标志之一。那种“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做法自然荒谬至极；那种支持一个党的候选人就可以视为那个党的党员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做法更不能为我们所效法。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不仅首先因为它的党员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而且还在于其有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这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光荣传统。可改开以来，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了。在全党8000万党员中，至少有一次连续六个月不过党的组织生活、连续六个月没缴纳党费的人有多少？我想，如果较其真来，绝对不会少于2000万，或者7000万、7900万都有可能。至少多年以来，我没有看到过中央领导同志参加支部生活会或小组生活会的任何报道，更没有看到任何同志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敢于公开地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做自我批评（而改开以来出现的问题不知比毛泽东时代严重多少倍）。李昌平到印度，可以遇到许多共产党的同志，可以邀请他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在中国，许多人叫他先生，称他老师，就是难以遇到喊他同志的，更没有邀他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的。这种情况，绝不是个案，而几乎成为普遍现象。一个共产党员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找到当地党组织，想在新的地方过党的组织生活，简直比旧社会还难，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同时，为了充分发挥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对共产党员的培养、教育、监督作用，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我设想，一个共产党员，可以过双重甚至多重组织生活。一个党员主要是参加其工作的机关、单位的党组织，在本机关、单位过组织生活，同时还应该在他所居住的社区过组织生活，流动党员还应该到流入地过组织生活。在居住地、流入地过组织生活的情况，居住地、流入地的党组织要通过各种途径定期向党员工作的机关、单位党组织通报；党员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缴纳党费的收据，可以复印一份在居住地、流入地党组织处备案。
有人会说，这样的话，共产党员的条件也太苛刻吧？谁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呢？我们说，共产党员的条件是苛刻，而且也必须苛刻。不然我们为什么会说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呢！正是依靠这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们才能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极端艰难困苦、错综复杂条件下，从当初只有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几十个党员，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就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者。现在，在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我们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诸多考验，强化党员条件就更加紧迫、更加必要了。伟大的列宁一再强调，我们不追求党员数量，而只注重党员质量；名不副实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这必须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苏共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胜利结束二次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这么惨痛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毛主席告诉我们，“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在我们党内已经混进了大量蛀虫的情况下，搞好党的吐故纳新工作，就显得更为必要、也更为重要了。吐故纳新，今天的当务之急是吐故。我们不能犹豫、不能手软。让李锐、幸子凌、吴敬琏、张维迎、袁腾飞这些害群之马继续留在党内，我们党就迟早要断送在他们手里。将一切反党分子、一切不符合党员条件，也不愿意以党员条件严格要求自己的人清退出党，表面上看会削弱党的力量，但在党的队伍更纯洁、更精干的情况下，我们党将进一步赢得民心，迅速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从而党的力量只会增强百倍！“一大”的时候，我们党只有五十几名党员，但也能以星星之火造就燎原之势；长征到达陕北时，党员数量由几十万一下子锐减至三、四万，不是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了吗？解放战争开始时，我们党只有120万党员，也照样打败了气势汹汹国民党反动派；建国之初，只有400万党员，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今天，通过严格坚守党员条件的吐故纳新，即使我们的党员数量由8000万减到4000万，甚至800万，因为必会马上振奋出亿万人民的革命激情，神州大地的面貌肯定将焕然一新的。
第二，党组织必须是能够领导人民开展积极的阶级斗争的先进部队。在革命战争时期是这样，在取得了政权之后尤其是这样。政党本来就是搞政治的集团或党派，脱离政治的政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⑵823一切政党都是搞阶级斗争的，概莫能外。资产阶级政党不愿意承认而且极力掩盖这一点，因为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要动员无产阶级来反对自己，精明的资产阶级当然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共产党则必须公开地宣布这一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才能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从而形成一个强大的阶级力量和强大的统治力量。这样公开地宣布，不怕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感吗？当然不怕！这不仅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不仅因为我们代表的是人类的绝大多数，而且因为我们要推翻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要消灭的是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要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而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哪一位资产阶级分子（对任何资产阶级分子个人，我们都应该贯彻给出路的政策，都只是要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让他们和工农大众一样平等地享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不要再去过那种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而不是要同其中的任何人过不去——除非他们非要同人民过不去）。无产阶级是要解放全人类的，这既包括要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从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深渊中解放出来，也包括要把一切剥削阶级分子从剥削阶级的邪恶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但即使这样，仍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他们中的许多人拼命也要维护和恢复其失去的天堂。而这个“天堂”放任他们做“人上人”，就是允许他们“自由地”剥削和压迫人民，“自由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的天堂，显然，他们的天堂就是人民的地狱。怎么办呢？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能束手待毙，不能允许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永远存在下去；共产党必须肩负起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使命。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斗，而是因为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且斗争的形式更隐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更难以识别，因而也更危险。“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公开地开展积极的阶级斗争，人民的政权就会得而复失。苏东剧变就是从赫鲁晓夫否定阶级斗争存在，鼓吹“三和两全”（所谓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搞“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在国内搞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开始的；我国今天,对外，实质上放弃了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的国策；对内，则默认阶级斗争熄灭论。更有人把“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诅咒成“比空想社会主义更落后、更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竟然可以公开鼓吹要“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什么？这是阶级敌人明目张胆地在同无产阶级较劲、宣战！不能够、不敢于同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做坚决斗争的人，就没有资格成为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将这样的分子清除党的队伍。
不知自何时起，我们提出了一个要加强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这让我听起来很不舒服。从建国时算起，我们党也已经“执政”六十年了，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一问题；现在提出来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执政”出现什么问题啦？想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的时候，竟然也提出什么要为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而奋斗，不久就搞得亡党亡国了。我们总不至于会重蹈苏共灭亡的覆辙吧？我们党是执政党，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们党首先是革命党，其次才是执政党。我们党可以不执政，但绝不能不革命。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政客们“执政”（即争权夺利）的需要，执政就是一切，执政即取得政权就意味着“革命”到头了，政客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以后的任务就是如何保住或重新夺回这个“执政”地位就是了。这清楚地说明了一切资产阶级政客的极端自私自利性质。共产党的一切奋斗，则不是为了取得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而是为了实现和巩固“人民至上”地位，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即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执政”了以后，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要加强什么执政能力的建设。因为“执政”绝不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除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本身没有、也绝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一党之私利。共产党人所思所想的只应该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执政地位去发动人民、组织人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断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领导人民群众向更高的革命目标前进，用当今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只要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有了保障，这个“执政地位”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反之，如果党群关系倒退到船与水的关系，甚至倒退到水火关系，那才是共产党人时刻要警醒的问题；坚持党的宗旨、防止党群关系倒退也是共产党人要不断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资产阶级总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或执政）污蔑为“一党专政”，普世的先生们也极力鼓吹两党制或多党制，岂不知，两党制和多党制在资产阶级手里是凝聚资产阶级力量的工具，而在无产阶级手里，则必然成为分散无产阶级力量的魔鬼。资产阶级分子都是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者，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实行一党制，执政者所代表的就只能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势必会损害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即损害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只有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让它们之间相互争斗，并在争斗中取得力量的平衡，才能使其决策始终代表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即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分子们在彼此的争斗中总是表现为它们之间只能是虚伪的兄弟，但在对付无产阶级时，却会立即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与此相反，“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向来都是完全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只能实行一党制（无产阶级先锋队只能有一个），而不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只不过，这种一致性不容易被人们所认识罢了。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少数人（剥削者）欺负多数人（被剥削者）？少数人为什么总是能够欺负多数人？多数人为什么会总是受欺负、受剥削、受压迫？根本原因在于多数人没有认识到本阶级根本利益的这种一致性，没有拧成一股绳。从而在资产阶级共济会团体（国家）的攻击下被各个击破。一旦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万众一心，拧成一股绳（而这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那就会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这不但为苏联十月革命及其以后长时间的历史所证明，也为中国革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历史所一再地证明。可想而知，如果我们搞什么两党制或多党制，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分散开来，我们还有一丝一毫胜利的可能性吗？当然，以后的苏联解体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如今也大多都沦为弱势群体了，那是因为，我们虽然没搞两党制或多党制，但自从改革开放有人鼓吹普世价值和指导思想多元化以来，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被严重地边缘化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在我国大行其道，我们党已经不是用一个声音说话了，客观上我国已经变成不是两党制或多党制的两党制与多党制了。所以，所谓党的领导，实质上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时时处处都贯彻“人民至上”原则的领导，就是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的领导，而不是什么少数政客的领导。共产党的执政与领导，也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不是为了领导而领导。所谓“党是领导一切的”，决不是什么“一党专政”，而是人民民主或人民民主专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共产党都不能有“船到码头车到站”而“歇一歇”的思想，而是必须以此为起点，不断地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继续革命，包括革存在于自己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包括革混进自己队伍中的各种败类分子的命，即必须不断地同自己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败类分子进行战斗。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中，领导人民群众不断地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直至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群众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不担当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民的革命领袖。”⑶24
当然，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不是只有阶级斗争一项，而是同时要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忘记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不行的。但是，阶级斗争是纲，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目，这是决不能颠倒的。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和时候，我们不会、也不应该人为地去刻意挑起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客观上存在的地方和时候，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而不能刻意地去回避它。伟大的列宁有一句名言：“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一旦消灭阶级的任务完成了，社会主义才算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人类就会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要这一使命没有完成，共产党人就时刻不能忘记它。而要消灭阶级，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当然不可缺，主动地开展积极的阶级斗争，更是我们必须时刻挂在心中的一件大事。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的确处于消亡之中，但是，原有的剥削阶级分子人还在、心不死，许多人还会时刻梦想回到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存在一天，就不会忘记对我们进行颠覆与和平演变的企图；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它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时刻都会面临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的腐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以及国内外资产阶级分子的拉拢、腐蚀、围攻；特别是共产党成为所谓执政党以后，一些人当上了大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这样稍有不慎，就会在党内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进而发展成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采取的形式上国有制的形式，一般要由“国家”官员（而不是由人民群众直接）去管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远远没有形成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在肆意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把企业党组织的权利几乎完全架空的情况下，相当大的一批党政领导干部和所谓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利用和运用他们自身的地位和权利，把他们管辖范围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任意支配，长期据为己有，私有化了。这就为党内资产阶级的生成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基础。这些都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谁胜谁负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随时存在着，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因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一件必须的事情了。
可万分遗憾的是，改开以来，由于我们“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党和全体人民的阶级斗争观念都逐渐淡化了；更有甚者是，当权者在发生了美帝炸我使馆、撞为飞机，以及西藏事件、新疆事件和奥巴马公开接见达赖这样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事件时也刻意不提阶级斗争，却不厌其烦地宣扬什么“稳定压倒一切”，从而颠倒黑白地把本来的不稳定因素——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猖狂进攻莫名其妙地转嫁到人民大众的身上（把人民大众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反抗与斗争当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生生地解除了党和人民的思想武装。然后又不断地高喊着“改革开放”的口号，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义，人为地重新制造出一个新生的“民营企业家”即民族资产阶级；又伴随着外资进入而生出来了一个买办资产阶级；而资改派自身则也以腐败、“不争论”等形式迅速集结成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在我国重新生成并且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大半壁的江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岌岌可危、工农大众沦落为“弱势群体”等等均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麻木不仁，不把阶级斗争从而把党组织建设成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毛主席曾反复告诫我们的全国人民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千百万人头落地，亡党亡国甚至亡族（亡我中华民族）的危险必将迫在眉睫了。
当然“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之间的真刀真枪，更多的时候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其最经常、最重要的形式是斗私批修（“私”与“修”本质上都是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都应该、而且必须把斗私批修当作自己最经常的工作（或战斗）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调动起来、组织成为强大的统治阶级，形成强大的统治和震慑力量，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才能在人民的强大震慑下逐步走向灭亡；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与引导下逐步完成“消灭阶级”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使命；共产党自己也才会永葆其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而长盛不衰、直至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
“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能否真正开展起来，最艰巨、最重要、也最关键的问题是将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的战斗真正开展起来。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如今竟也能死灰复燃，并不断壮大；已经获得解放了的工农大众重新被打成弱势群体，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一手催生出来的。而党内资产阶级能够形成，党内资产阶级的阴谋能够得逞，完全是因为我们党的运行体制与领导体制尚不够健全、不够完善，从而使党内外群众没有在思想深处意识到党内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极端危险性，对党内资产阶级战斗的力度不够，从而才在资改派“解放思想”、“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真理标准大讨论”等一阵忽悠下，把以往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移植到对党内资产阶级分子的信任上。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起来革命，不仅需要正面教员，尤其少不了反面教员。正面教员的话，人们不易理解，反面教员三十年来持续不断地给我们上课，才使我们的人民已经觉醒或正在觉醒之中。我相信，只要我们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此时能够审时度势，改弦易辙，拿出当年无数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气魄，拿出今天薄熙来同志在重庆干事业的勇气，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并不怕向自己开刀，不怕把自己拼得粉身碎骨，完全能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对党内资产阶级战斗的最后胜利，从而开创出不逊于老一代革命家的千秋伟业来。
当前，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战斗，搞好党的建设，不是要搞第二次文革，完全可以从加强学习、强化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和搞好整党整风等方面入手。能否通过多种途径抓好党的建设，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是保证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把共产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政党，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但学习主要学什么，可就大有讲究了。我们党当然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学习必要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但是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忘记了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必须学习和掌握好马列毛主义这一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既然我们仍然声称还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指导思想，首先就必须下决心“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年，我们之所以会上了林彪一类骗子的当，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失败，都同我们忽视了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有关。我国的今天，虽然表面上还很光鲜，但任何人心里都清楚，其实面临的矛盾重重，积重难返。我想，其中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改开三十多年从不提学习马列，西方污七八糟的东西乘虚而入，马列主义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如果再不把学习马列重新郑重提出，让我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可就遥遥无期了。为了对得起已经牺牲了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大业不在我们的手里被葬送掉，党中央必须向全党、向每一个党组织、向每一位共产党员下达学习马列毛的任务。
首先，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学好与精通《共产党宣言》，学好与精通《老三篇》、《反对自由主义》等马列毛原著。也要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这些原著。这样，全党和全国人民就有了共同语言，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理论武器。
其次，在此基础上，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还要学习好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马列毛主义理论武装，我们党各级组织的带头人才会有比较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我们的事业才会大有希望。
最后，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只要有条件，就还要学习好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读《毛选》五卷和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以上学习过程中，每个人都要紧密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实际和当前的社会实际，写出若干篇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的学习体会和理论论文，积极参与党内民主进程，参与到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来。这项任务完成了，我们党的建设就会上一个新台阶，把我们党建设成学习型政党才会有一个坚实的理论根基。
关于强化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我认为主要是要抓好两点，即党委会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党支部、党小组的组织生活制度。在党委会和党支部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上，又主要是两大内容，一是集体学习马列毛，以学习我们提出的上述原著为主，要让每一个与会人员紧密联系实际，畅谈学习体会，交流学习经验；二是参与党组织的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党内民主进程。三是每一位与会人员都要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向党交心，并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无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敷衍塞责，必须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正如毛主席所说，房子是要经常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灰尘；脸是要经常洗的，不洗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党的肌体，也要经常打扫和洗涤，这就要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党今天之所以会混进大量蛀虫，那么多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不信马列；越反越腐、前腐后继、愈演愈烈，除了因为不学马列以外，就是因为改开三十年以来我们几乎丢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列主义武器。三十多年不学马列、也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党怎么能不“积满灰尘”和“灰尘满面”！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比较清廉，除了党的纪律相当严厉以外，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每一位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不敢犯错误，也难以犯错误。党内许多人沦为党内资产阶级分子，除了在于其个人因素外，更同国内外、党内外不正常的大气候不无关系。这些人如能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交待清楚了自己的问题（且公之于众），下决心改正，并被实践证明其愿意且能够同党内资产阶级决裂、同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划清界限、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人民群众应该允许他们洗澡下楼，轻装上阵。现在要做的是，党中央可以通过正式文件的形式，要求一切党员限期“归队”，自动缴纳党费，过好党的组织生活。逾期不缴纳党费，也不过组织生活的，就要将他们毫不犹豫地从党的队伍中清理出去。同时，三十年来，凡是公开发表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言论，又不能主动坦白交代、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的人，一经查实，都要立即启动党的纪检程序，毫不犹豫地将其开除出党。对那些主动做了坦白交代和自我批评的人，可以将他们坦白交代或自我批评的材料在相关媒体（一般在他们散布反动言论的媒体）公开，并在党的纪检机关备案后，可暂时将他们留在党内，以观后效。
整党整风，是我们党目前必须下大气力抓好的必不可少、也绝对绕不过去的重要环节。改开以来，我们先后搞了“三讲”、“保先”等大规模活动，都具有整党的性质。但因为指导思想不正确，目标不明确，又几乎没有事实上的组织处理环节，它们统统都走了过场，收效甚微。再开展整党整风，如果仍然这样走过场，那种折腾我们可是承受不起了。我党最成功的整党活动无疑是延安整风，应该成为我们这次整党活动的最好借鉴。但那次整党时，我们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作风还有不正的地方；而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恰恰出在路线问题上（作风问题倒只能排在其次。这不是说我们党不存在作风问题，党内的腐败作风问题几乎已经深入到党的骨髓中来了——但那完全是党的路线错误派生下来的怪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离开了阶级斗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出问题才怪；“两个基本点”，被称之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可实践起来，却是只讲改革开放，何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过？从来没有。即使出了八九年那样的大乱子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一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却生怕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到同样的高度会干扰了改革开放的“大局”。这也难怪，失去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只能是一句可有可无的空话；没有了阶级斗争这个灵魂的“四项基本原则”无论提得多高也是一件任人摆布的木偶。车之两轮只剩一轮，坚持走下去，怎能不翻到阳沟里去！鸟之两翼只剩一翼，不从空中跌落地上摔死才怪！！而且，讲改革开放，并没有错，但三十年来，谁人反对过对外开放的提法？我想，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做。把改革开放提到那样吓人的高度天天讲，好像真有人反对它，这完全是无的放矢嘛。可是，改革，向哪个方向改，向社会主义还是向资本主义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可资改派对这一关键问题向来是违莫如深，从来只字不提（只是在改革初期有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正确的提法，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结果，社会主义没有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反而是距离社会主义愈来愈远了）；开放，是谁主导的开放？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什么关系？资改派也从来不说（我们的开放，只能是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主导下、以我为主的开放，只能是牢固地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开放。开放的目的也是要不断地增强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不能是那种竭力宣扬“同国际接轨”、任人摆布、“我家大门常打开”的开放）。那么，顺风顺水，这个“开放”就只能是一百多年前美国人的“门户开放”，只能是“同国际（即同资本主义世界或同美国）接轨”的“开放”、只能是将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引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的“开放”。
所以，我们这次整党，首要应解决的问题必须是路线问题。“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若不能把解决路线问题的任务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不从根本上解决路线问题，本次整党将只能成为又一次的“瞎折腾”。
为了从路线问题上根本解决问题，首先要把我们前面提到的学习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搞起来。然后，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门整党，动员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整党中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参与，关起门来“整党”，指望那些资改派分子自己整自己，还能整出什么名堂来，无异于痴人说梦。天安门前的孔子像是人民群众起来把它扫除的；黑龙江省方正县的“靖国神社”是人民群众起来将它搞颠的；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药家鑫的死刑判决是人民群众起来后，“人民”法院才做出来的；旨在灭绝中华民族的转基因主粮问题，是人民群众起来了才弄得农业部官员们进退两难的……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我们党一定会大有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定大有希望！！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定大有希望！！！
当然，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后，国内外反动派们也不会闲着，也会起来闹事，可是我们不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切内外反动派难受之时”。历经了建国后前后两个不同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历练的亿万人民群众，一旦基本上形成共识，“其势将如疾风暴雨，迅猛异常”，只要引导得法、得力，必将荡涤党内外一切污泥浊水，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必将更深地根植于神州大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以后干什么？首先不是要过多地去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要真正地解放思想，深入地开展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大讨论，特别要把前三十年历史（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史）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然后再把后三十年我们是怎样由公有制的一统天下一步步搞成现在这样国有经济三分天下仅剩其一，以及工农大众怎样由国家主人跌落成弱势群体、被人像防贼一样对待、正常的上访也被围追堵截、甚至被投进黑监狱的历史搞清楚）。为此，党中央要下决心把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社教四清、乃至文革及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的相关文件彻底揭秘，将此期间毛、刘、周、朱、陈、邓、林等人的主要言行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不能像现在这样，在《刘选》、《周选》、《邓选》中留下1959~1961年这极其关键时期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一至三年的空白），将它们统统放到马克思主义的照妖镜下，放手让人民群众自己去评判历史上的是是非非（不是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吗？那就必须放手让人民群众去评判历史）。而绝不要像三十多年前那样，单单将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一方集中起来（同时把另一方即文革势力一方统统以“三种人”的名义赶尽杀绝），召开一个“四千人大会”，去“顺理成章”地彻底否定文革，那样怎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呢？可笑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党至今还把自己、也把全国人民紧紧地束缚在那个“决议”之中而不能自拔、不想自拔，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才是必须真正解放思想，大批新的“两个凡是”，还历史以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坚决地贯彻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坚决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放手让人民群众充分地利用一切工具和机会（包括一切主流媒体，包括互联网，都应该充分地向人民群众开放），让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只是必须强调，任何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反共、反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则必须毫不犹豫地坚决予以打击，而绝不姑息迁就即可。不允许有人再一次利用我们整党的机会向党进攻，历史也不允许我们党因不得不再搞一次反右斗争使我们这一次大好的整党机会再一次地陷入夭折。
历史问题基本搞清楚之后，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我们完全能够搞出一个新的《建国六十年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宗旨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而不是要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思想和其他一切问题都是一定要弄清楚的，这是前提。然后才谈得上“团结同志”。本次整党，在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历史与路线问题基本搞清楚后，还要专门拿出一定时间，在党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继续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自上而下地，对每一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逐个“过筛子”，在侧重弄清对政治上的思想认识问题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同“财产申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考虑到严酷的现实，对一切贪污、受贿等问题，只要自己在组织上尚不掌握的情况下主动交代，并公之于众了（这是决不能含糊的）、积极退赔了（这也不能含糊），就应该允许其过关。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得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问题，不得有隐瞒财产、隐瞒重大政治问题不报的问题；有了，就一票否决制，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这是十分艰难的一步，却是绕不过去的一步。“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一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共产党人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不讳疾忌医，犯了错误能够勇敢地承认错误，并能够认真改正错误的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兴旺起来。”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又拒不承认的人，则只能将其清除出党，犯了罪的还必须同时绳之以法。这一环节大体完成后，要向“过关”党员发放由中央组织部统一印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证”，并统一登记上网。薄熙来说：“人生真正的财富是什么？是钱财吗？它害了多少人！”“现在，一些人把金钱的多少看作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令人堪忧！” 他强调，廉洁是党员干部的底线。守不住底线，即使能力再强，也要“一票否决”。党员干部都要算好“人生大账”。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绝不要因财失足，更不能一失足再失足。
整党告一段落后，就应该将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无疑是党对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体制改革。党对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不应该是站在国家机构之外或凌驾于国家机构之上的领导，党组织必须同时作为一个特定的国家机关、在整个国家机构之中实施对一切国家机关的领导。我国宪法仅仅规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原则还是根本不够的，还必须将党如何实施对整个国家机关的领导规定清楚。在我看来，我们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事实上已经作为国家机关在起作用了，但在宪法中却没有规定，这是很不正常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它极易造成两种极端的现象：或者党组织成为一切国家机关的太上皇，为所欲为，想怎样领导就怎样领导（从而完全违背“人民至上”原则，必然会导致共产党自身名存实亡）；或者党组织被完全晒在一边，成了纯粹的摆设。有人可能会说，把一个执政党的组织设定为国家机关，这在世界上可是没有先例呀！岂不知这样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马列主义早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不能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右派们卖力地鼓吹“普世”改革，正是企图要把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已经打碎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重新恢复过来），而用新的机器去代替它。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倒是应该搞好理论创新，而绝不应该动不动就“同国际接轨”。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是我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我们的党中央则应该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参谋机关，是中央乃至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协调领导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位全国人民代表，大多应该来自基层、来自遍布全国各地的各个角落，且大多不脱离生产第一线，而不可能天天集中到首都开会，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高参。显然只有党中央才能起到这样的高参的作用。同时，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在其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摩擦，这也需要有一个国家机关出来起到协调领导作用，显然这也只有我们的党中央才能堪当此大任。所以，将中共中央确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参谋机关，和中央乃至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协调领导机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至于其作为这样的国家机关的职权，我认为，主要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一、将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各时期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包括各国家机关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内的全党去贯彻执行；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制定与修改宪法与重要法律的意见与建议，或直接提出宪法与重要法律草案供全国人大审议；对有关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向全国人大及其他国家机关提出决策意见与建议，等等。二、考察和任用干部。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提出各中央级国家机关主要负责人员候选人，提起对这些人的罢免案。三、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协调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工作。同时，党对一切国家机关的领导，最根本的是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事其行政、司法和其他一切履行其职责的行为，都必须贯彻而不得违背“人民至上”的原则。
为了使党的领导得以进一步加强，通过改革，我认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应该直接兼任各国家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从而实现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原则：“议政合一”。如果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组成，我设想，其具体兼职应该是：
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常委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常委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的常委兼任国务院总理；
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书记的常委，兼任全国政协主席（还可以同时兼任国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常委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这样做的突出好处是，它可以让人们认识到，不管你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你首先都是一名共产党员，首先是一位人民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因而必须把人民放到至上的位置上去，时刻不忘履行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具体说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常委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理由人们都能理解，这里无须多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常委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必须经常地深入到工矿企业中去，同各行业工人首先是产业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了解基层工人们生产、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这就会促使人大的各项决策更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用的发挥；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注①主席的常委兼任国务院总理，他就必须经常深入到广阔天地中，了解农民兄弟们的疾苦，理解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有利于在工作中时刻考虑三农问题，有利于通过政府的工作，逐步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之间三大差别，降低基尼系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书记的常委，兼任全国政协主席，更有利于强化我们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作用；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常委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更有利于他时刻想到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政府工作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政府各项工作的指导作用；
有人可能对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到这样高的位置不以为然，可能怀疑笔者是否为右右们的“法律至上”的叫嚣所忽悠。其实，“法律至上”当然是错误的，在我国，只有人民至上，而没有、也永远不能有什么“法律至上”。但是，依法治国，司法独立，司法不受行政干扰仍然都是必须坚持的。可依法治国与司法独立都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司法机关在依法司法的同时，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即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必须体现“人民至上”的原则。而且，这里必须明确，我们的设计，不是要让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进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是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要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员去兼任。这样做，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国务院总理“平起平坐”，加上我们此前所设想的把财政部从国务院剥离出来直属全国人大，才能让司法机关彻底摆脱行政机关的掌控，而只服从法律，只服从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监督。至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更容易地将党纪、政纪、法纪监督与法律监督整合到一起，使这种监督的力度更进一步地强化起来，以更有效地遏制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不仅可使我国整个人民法院的工作更好地服从人民的意志，而且可以使我国整个政法战线上的工作更好地贯彻依法治国的原则（避免行政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出身的人员作政法委书记，易犯以简单的行政命令指导司法工作的错误）。有人可能担心，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然不会。因为这是一人兼两职，而不是要将中纪委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两大机关合二而一。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常委兼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可以更有利于用马列毛主义去指导我国政法战线特别是人民法院的工作，让法律和司法工作更好地体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
党的地方各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兼职情况，可以比照中央政治局常务兼职情况确定（省委、市委、县委书记可直接兼任本级总工会主席和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其他略）。
为了使党的领导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打得更为牢固，更好地体现党内民主要走在整个人民民主的前面的原则，我认为，通过改革，党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主要领导同志的任职均应从党员直接选举中产生，从根子上取消委任制。
人民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基石，而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党内民主必须走在人民民主的前面。同时，如果说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那么，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同资产阶级执政党不同的地方在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实质上都是少数政客执政，同这个党的普通党员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则绝不是少数政客执政，而应该是全党执政，共产党人的一切执政行为，都必须体现全党的意志（实质上就是体现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意志）。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坚定地促使党内民主形成强有力的制度，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使命。而人民民主，包括党内民主，都应该由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所组成。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我们将在下面谈，这里先讲党内民主选举的改革设想。
民主选举，可划分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类，间接民主绝对没有直接民主优越。我们国家这么大，情况如此复杂，当然不可能一切都实行直接民主。那么，担任什么职务的人员应该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呢？我认为，越是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员越是应该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一方面因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员“权力”最大、责任也最大，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才会让人们在实践中更深切地体验到他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而不是“上峰”恩赐的，他只有权利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权利为个人谋取私利；另方面，如今通过互联网等媒体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各级各类机关主要负责人的了解肯定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而且越是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员，人们会了解得越仔细、越深入，所以，现在实行党内直接选举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下定决心，做好舆论等多方面准备，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员的直接选举工作完全能够推行开来。就是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乡镇与街道办事处党委委员，都应该、也完全可以通过党内直接选举的途径产生。
候选人如何确定，是关系到直接选举成败的关键。为保证候选人的确定真正体现人民和全党（选举人）的意志，在本次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中，必须赋予每一位共产党员和每一级党的组织，都有向党中央组织部有序推荐包括总书记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的权力，特别应能保证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有要求撤换包括总书记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的权力，保证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有要求罢免包括总书记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权力（至于保证每一位共产党员和每一级党组织行使对地方各级党委常委选举与罢免的权力，就更不在话下了）。而且，应该保证每一位共产党员在向党组织有序表达上述意见与要求的同时，也同时拥有充分地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一切媒体去表达上述意愿的权力。只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实行实名制，必须言而有据，严禁诬告陷害与无理取闹（惩办诬告陷害与无理取闹行为，也须全程向社会公开，接受全党、全民、全社会的监督）。这样做，无疑会遇到许多麻烦。可是，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这一点点麻烦吗？只要能保证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这一点点麻烦又算什么！何况这样做，将极大地提高全党同志的革命热忱，极大地增强我们党的崇高声望，有助于锤炼我们党的队伍，有助于尚未纳入组织部门视野的我党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有利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有助于少数害群之马和无能之辈被及时清退出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保证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在此基础上，党的相关组织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经过正确的集中，形成一定的候选人备选方案，进一步征求意见。凡是有众多党员与党组织反对、且反对意见言之成理的候选人，不管其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要毫不犹豫地从候选人的备选名单中拿下。而凡是以前有不为人知的贪腐、犯罪行为、本人又没有主动交代清楚的，一旦发现，则实行一票否决制。经过几上几下的民主集中，最终由党的相应委员会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每一位党委成员的具体意见要完整地记录在案，必要时应该将这一记录公之于众），并在正式选举前一定时间之内向社会公布。这整个过程，都必须公开、透明，不允许有任何猫腻存在。正式候选人名单公布后，选举人（党员群众）应该静下心来，思考自己如何正确行使庄严的选举权，应停止相互串联，除了确有某人不适合做候选人的真凭实据外，一般不得公开地（包括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对个别候选人提出不同意见。
对于正式候选人的数量，建议一律实行“倍额候选”的原则。即每一个待选委员岗位，都要提两个（双倍）正式候选人。从而①使每一个候选人理论上当选的概率都不大于50%，让落选成为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以有效地避免任何不必要尴尬局面的出现；并使每一位候选人有效地养成“一切服从党的安排”的信念；也会使少数不符合条件的人，即使“挤”进候选人的行列，仍然难以当选。②它可以切实体现“选举产生”的理念。选举没有结束，任何人都不能确知选举结果，这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现在事实上的“当选”都发生在选举之外，选举尚未开始，选举“结果”已经生成这极不正常现象的发生，避免“暗箱操作”的发生。③能使选举一次成功。
我们的各级党委，都应该实行集体领导，所有党委委员之权重应该一律平等。但是，党委第一把手的权责，在事实上还是最重要的。因而在直接选举时，还是应该单独提出来的。同时，为了使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能更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免受其他势力不必要的干扰，且更显得名正言顺，也应该单独提出来选举。由此，我设想，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由七人组成，总书记1人，可以提2位候选人；中纪委书记1人，也提2位候选人；而总书记与中纪委书记的候选人可以同时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这样，另提8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总共12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就可以了（不需要“双倍”的14位）。在全党的正式选举时，可以在同意的总书记候选人的“头上”划“O”,在同意的中纪委书记候选人的“头上”划“Δ”，在同意为其他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的“头上”划“Ｖ”。而划“O”和“Δ”符号的选票，即统计为总书记（或中纪委书记）的得票数，也统计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得票数（“落选”的总书记和中纪委书记的候选人同样可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就会使得我们整个选举的最终结果一票搞定。地方各级党委常委和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委的选举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
与直接选举相配套，本着越是重要职务越要靠近直接选举产生的原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常委、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的选举，我认为，都应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进行，而且应该一律实行倍额候选的原则。为了降低选举成本，我认为落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仍可提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落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也可以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还可以设想，得票过半数、但在当选名额之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可以直接宣布为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得票过半数、但在当选名额之外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可以直接宣布为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可以不另行选举。同时，中央军委委员的选举也应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进行。考虑到中央军委机构的特殊性，中央军委委员的选举，可以由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名，实行等额选举（也可以先实行差额预选，然后等额选举；当然，如果条件具备，也直接实行倍额候选就更好了）。
与此同时，党中央领导机构，即中央书记处、中央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书记、主任等，则都可以由中央政治局提名，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选举产生。实行倍额候选、差额候选，还是等额选举均可（而须一律取消现在实行的事实上的委任制）。选举结果出来后，要立即向社会公开。
上述制度确立后，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的选举制度均可以参照建立健全起来了。
作为党的全国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组成人员的各级党代表的选举与罢免如何进行，相信在上述设想形成为制度后，自然就呼之欲出了：县级和县级以下党代表当然应该直接选举。以后要逐步扩大直选范围；县级以上党代表暂时还须沿用间接选举的方式进行。当然这些选举都应一律实行“倍额候选”的原则，且更须以广大共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提名为基础进行，其组成也以处于工农兵学商等基层一线的共产党员为主体。
我想，上述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如果得以建立健全起来，我们党的建设将会真正上一个新台阶；“党是领导一切的”，也会领导得更为坚强、有力；国内外资产阶级对我们党所谓不民主的诬蔑、攻击至少也该歇一歇了。
党对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体制，也应该是本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如果说在党对国家政府的领导上，至少从形式上说，尚未见削弱的迹象（但实质上，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用“不包括”的特色理论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所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名存实亡了），那么，在党对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体制方面，由于实行了“一长制”（即所谓厂长、校院长、经理负责制）和董事会制，企事业单位的一切大权实质上统统集中到董事长或厂长、校院长、经理、总裁或什么CEO们的手里，全凭这些人的“一张嘴”、“一支笔”说了算，他们对本企事业单位财产与人员的支配权同一个家长对自己的家庭财产和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支配权几无差别，且几乎不受任何监督，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其结果，党对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则既在事实上和又在形式上都被取消了，党组织在企事业单位中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与此同时，广大职工的主人地位自然也几乎荡然无存，他们同资本主义企事业单位的雇佣劳动者也变得几无差别了。这才使资改派们能以“改制”的名义，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迅速“改制”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为资本主义在我国的重新复辟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为此，我认为，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必须实行党组织领导下职工群众直接参与的厂长、经理分工负责制，坚决地摒弃董事会制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负责，职工群众直接参与，与党委（或支部、总支）领导三者缺一不可。这里，实行党委（或支部、总支）领导的根本目的是要保证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保证广大职工群众在企事业单位的主人地位，因而必须把企事业单位的生产经营决策、主要负责人员的任免、监督、分配等大权，统统夺回到工人群众手里。①厂长、经理的任免，可由企业党组织提名，也可以由国家主管部门与企业党组织协商提名，最后由职工大会或全体职工投票选举决定和罢免、弹劾；或者先由职工大会或全体职工选举决定后，交由国家主管部门任命与免职。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厂长、校院长、经理均可由单位的党组织成员兼任，但决不允许搞书记与厂长、校院长、经理“一肩挑”。②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分配方案、其他管理人员的任免等，均可由厂长、经理在广泛征求职工群众意见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方案，先同党组织协商，再交由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最后由厂长、经理负责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接受企业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监督。③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厂长、校院长、经理“一支笔”决定了的任何账目，单位的党组织都应该享有随时组织工会或职工代表查看、监督的权利。
党对在我国境内的一切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其他私营企业（所谓“民营企业”）等私有制企事业也必须一律有效地实施领导。这不等于说我们的党组织要直接参与他们的管理活动，也不等于说，它们的一切人员任免与生产经营活动都需要向我们的党组织汇报。而是说，这里的党组织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是本企事业职工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它是代表国家、代表并领导广大职工群众监督私有制企事业单位，使之必须依法从事生产经营和其他一切活动的。因此，企事业的一切重大决策和人员变动虽无须企事业党组织批准，但却必须向党组织通报，接受党组织和广大职工的监督；党组织享有要求其撤销或改变这些决策与变动的权利。党组织还享有协调劳资关系、代表工人同资方谈判、发动和组织工人成立工会（这是必须的）、举行罢工（万不得已时才会实施）的权利。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制企事业，必然有着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企事业的显著特点。这毫不奇怪，因为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普照之光”，即使是资本主义企事业，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些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因此，就像当初“支部建在连上”的要求一样，任何资本主义企事业单位都必须建立起党的组织来，最小的单位也要建立党小组。小得只有几个人，最低也要有党代表。如果人员不足，任何私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派遣的代表进去。当然，这些派遣的人员不一定要安排到管理岗位上去（最好安排到生产一线中去）。在这些企业，八小时以内，由生产经营者说了算；八小时以外，广大职工可以自愿地参加工会或党组织直接组织的一切活动，企业的管理者们无权干涉。
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员，原则上则一律应由本单位的共产党员按照倍额候选的原则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可由主管部门党组织在广泛征求本单位职工群众和选举人意见基础上提出），并经主管的党组织批准后生效。书记可兼任工会主席，不论其以前做什么工作，当选后都必须抽出相当时间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到生产一线中去参加生产劳动，做工人的知心人。组织委员与宣传委员可以兼任一定的管理工作任务，纪检委员则一般应直接从工人党员中选择，当选后也不要脱离生产一线。
党对社会各界的领导，要把马列毛主义普遍真理同社会各界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社会各界的工作提出明确的奋斗方向，制定出基本指导方针，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奋斗方向，坚决地贯彻这些基本指导方针。如教育战线就必须坚持和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科研战线要敢于并善于打破常规，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文化战线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工作要为工农兵服务，不能总让古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更不能允许任何封资修等乌七八糟的货色污染人们的心灵；卫生工作总的要求是“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不能把卫生部建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体育工作要贯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竞技体育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展农业，要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农业学大寨”，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牢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展工业，要贯彻“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人民军队的建设，必须把军民、军政团结教育放在首位，时刻不忘“提高警惕。准备打仗”，外交工作则必须以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做指导，坚持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一切正义斗争；……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时刻牢记，“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不是那种骑在人民的头上、居高临下式的统治与管理，而是站在人民群众之中，做群众的知心朋友、做群众中的一员，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与引导式的“领”与“导”。我认为，这种“领”与“导”，主要包括抓好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民主决策、领导人民群众搞好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三个方面。
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是党领导人民的首要表现形式。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事实上，不仅仅是教育农民的问题，教育工人、教育士兵、教育干部、教育知识分子、教育一切人，都是严重的问题。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但是，在未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之前，它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只能从事一些自发的、以要求增加工资为主的经济斗争，不会去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根毫毛；只有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以后，它才会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和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从只能同资本家阶级进行零星的经济斗争，转向到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它自己也才会由一个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农民阶级在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则只是撒开来的“一麻袋土豆”，眼界狭窄，目光短浅，难以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却极易为一些威胁利诱所左右、为一些小恩小惠所迷惑，而成为一盘散沙。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洗礼，才能凝聚成一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成为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在工人、农民和一切人头脑中自发地产生的，必须在长期实践中通过自觉地学习才能逐步获得；大量的人则需要从外面灌输才行。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真理实在是博大精深，不经过从实践到认识的多次反复，即使能够熟练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词句也是难以确切地把握它的。例如，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最最重视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问题，早在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时，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告诉我们，“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个革命我们本来正在进行之中，毛主席更是反复强调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可有人一阵鼓噪，竟能让我们这样诺大的中国“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这不正是由全国人民没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造成的吗（如果当时我们的工人、农民们奋起反抗，资改派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有一套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专门做人的工作。本来，抓好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特有的政治优势，这是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不竭力量之源。可惜的是，毛主席逝世后的改开十年间，我们就把这一优势逐步丢掉了，终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八九年的那一场大动乱。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我们党的所犯的一项最大失误。可更为可惜的是，如今，又一个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失误不仅没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现在，不仅党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群众的政治优势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了（连学习雷锋都被“自愿者”所代替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了，我们党本身也面临着被更名改姓的危险。当务之急，通过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将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重新建立、并不断地强化起来。毛主席还说，“对于农村的阵地，无产阶级如果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一定会去占领”。其实，何止农村的阵地？城市的阵地、工厂的阵地、学校的阵地、政府机关的阵地、甚至中央党校、中央政治局的阵地，无产阶级如果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也一定会去占领。这一点，如果说在以前，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导，今天则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如今，我们有多少思想文化阵地被资产阶级占领了，恐怕没人能够说得清——连中央电视台和中央党校这样本该是无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地方，资产阶级也已经可以进出自由了，而无产阶级要在这里发声反而已经变得难上加难了。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必须从最基层到最高层，将思想舆论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回到真正的共产党人手中，夺回到人民群众手中，把我们的党组织建设成能够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那就会使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无法藏身，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将很快被一扫而光，各种贪腐行为将受到有效遏制。什么×轮功，什么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其一萌芽，就会很快被搞掉，统统都不可能成气候的。至于社会治安稳定，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养活着今天这样庞大的警察队伍。“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抓人不是好办法”嘛！人民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能够难倒我们？！哪里需要经常大喊大叫什么“稳定压倒一切”？！
实现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实行民主决策。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决议的出台，国家一切法律、计划的制定，都要在充分调查研究、深入广泛地征求广大人民群众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形成；要教育每一位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应该以主人翁的责任感与积极性，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工具，就党和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积极地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直至党中央以及各级人大、政府等国家机关建言献策，反映自己的意见与要求；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及一切决策设想一旦决定要付诸实施，都必须立即将它们统统原原本本地直接交给群众，并在人民群众自觉地、有组织地参加和监督下贯彻执行。文革中，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现象当然不行，可那种将党中央的声音“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传达、贯彻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做法的确值得我们大力提倡，并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地发扬光大。有人不是对“透明”这个词情有独钟吗？不是对“暗箱操作”痛彻骨髓吗？除了确实涉及国家重大机密外，那就都应该这样做。不允许中间环节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计划、决策的任何“隐瞒”与“截留”，更不允许“肠梗阻”现象的出现。我们不是都会一再地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吗？那就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向人民群众隐瞒（只有成心与人民为敌的人才会对人民隐瞒什么；“隐瞒”、“截留”与“肠梗阻”都是不相信群众、甚至与人民为敌的表现）。
党领导人民的另一个重大表现，就是领导人民，实行民主监督。“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当年毛主席回答 黄炎培 先生关于共产党人如何应对“兴勃亡忽”周期律时开出的药方。毛主席在世时，也无时无刻不为“让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殚精竭虑。可毛主席逝世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监督政府”是越来越困难了（如人民监督政府官员的举报信竟然能够传递到被举报官员的手里）！更有多少人因举报腐败分子上访而被扣上了“破坏稳定”的大帽子，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野蛮报复，有的还被投进了黑监狱。至于“人人起来负责”，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凡是有利可图，削尖了脑袋也要去“负责”，甚至不惜践踏党纪国法；若无个人私利可图，则千方百计地予以推脱；实在推脱不了，才会去敷衍塞责一下——这种状况实在令人堪忧。本次领导体制改革，必须下大决心，把党领导人民实行民主监督的制度建立健全起来。首先，要让专门负责党内监督职责的各级纪检委只向全党和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不必向本级党委负责；案件的查处只向上级纪检委和本级党代会报告，不一定向本级党委通报（凡是认为一个案件同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有些许利害关联，就不能向本级党委通报）；对案件的查处情况党委成员包括党委书记都不能主动过问。纪检委查处案件要充分地发动、依靠党内外群众，凡是将案件查处情况泄露给不该知道的人员的，一经证实，要立即就地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国家公职人员。凡是对举报人员和纪检办案人员打击报复的，一经查实，也一律就地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国家公职人员。其次，党内监督，既应该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也应该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决议、指示当然必须执行，但同时也应当允许下级公开地提出不同意见；下级发现上级党委成员（包括党委书记）有错误，可直接向上级党委反映，也可以直接向上级纪检委反映；下级发现上级党委成员（包括党委书记）有违法、违纪行为，可直接向上级纪检委举报，也可以越级向更上一级党委或纪检委反映或举报。最后，要发动和鼓励全党全民监督。党内外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各种决议、决定、决策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既可以直接向做出决议、决定、决策的机关提出，也可以向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投稿。相应的机关应做出相应的答复；媒体则应该开辟专栏，对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并有一定质量的稿件均应向社会公布。每一位共产党员和国家公民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都有向有关机关举报的权利，接受举报的机关对举报人相关信息必须严格保密，并应尽快组织查处，查处结果要及时向举报人通告。当然，上述投稿与举报均应一律实行实名制，以利查处。同时，为了使党内外群众的这种监督行为更为有力度，党更要经常、反复地强调公民享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各项权利与自由。因为这是保障人民监督权最后一道防线了。不要再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忽悠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共产党人都不能把专政的枪口对准人民群众，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干出阻挠人民行使这些自由权利的蠢事来。
总之，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实质上就是马列毛主义的领导；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实现、巩固并不断强化人民至上地位。如此而已。
注释：
①我认为，实质上的分田单干以后，原来的社会主义集体农民已经重新沦落成个体农民，为了有效地维护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如果不能尽快地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党也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把农民统统组织到农会中去。在让被党内直选为地方各级党委书记的人员以本级总工会主席的身份兼任本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同时，如果能让被党内直选为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乡镇党委委员）、副书记的人员，以农会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务院总理、省长、县长、乡镇长，还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⑴《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1月版
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53年5月版
⑶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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