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全过程的关键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认识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富有成效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在改革开放之前,党一直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和回答。作为党的领袖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回答,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本文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为视角,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加以梳理。
1.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中处于基础地位,因为不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正确解决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曾受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长期的思考,毛泽东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第一,马克思主义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1](P.5)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2](P.395)
第二,马克思主义离不开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类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是不可分离的。马克思就曾经密切注意电学和数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恩格斯说过: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3](P.270)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4](P.182)在共产主义的社会,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第四,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毛泽东认为,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发生革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4](P.394)
第五,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得到广泛传播。毛泽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8年,但从1848年到1917年,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4](P.290),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使中国的革命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2.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性问题。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些党的领导人不能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毛泽东主张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第一,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1](P.264)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第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1937年毛泽东在《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一文中指出:“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5](P.506)。党之所以在过去犯了”左“和右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第三,要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东西。1948年吴玉章准备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上使用“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提出主要的是学习“毛泽东主义”。对此,毛泽东致信吴玉章明确表示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认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6](P.123)毛泽东还反对“毛泽东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的提法,认为这种提法有与马列主义划分“市场”的味道,似乎是说马克思主义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毛泽东思想管。毛泽东还反对将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起来,认为“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6](P.259)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只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为尊重马克思主义,建国初期毛泽东甚至提出不要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建议“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7](P.623)。
第四,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4](P.284)他建议中央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来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少而精,认为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1945年他建议党员干部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5本书,认为如果有五千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他还说: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党员干部阅读《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和《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12本著作。毛泽东要求把这些书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党员干部要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要求把这两本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并成立读书小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
第五,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P.742)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1941年他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上要做到“有的放矢”,认为“‘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9](P.742)。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
第六,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共产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0](P.274)。毛泽东认为,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和再不向前发展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毛泽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个别论断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观点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他们都很想革命快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11](P.281)
第七,要使马克思主义直面斗争。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11](P.230)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八,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人们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马克思就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12](P.9)。让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要做到循序渐进,先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初步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人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专家。
3.毛泽东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毛泽东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第一,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归结到一点,就是创造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对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奠基性作用。正是在积极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上,毛泽东初步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1956年他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他还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等重要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然,毛泽东晚年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也出现过严重失误,比如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建立的条件下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就告诉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回答的永恒课题,需要我们始终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与时俱进。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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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单位:邹谨,吉林医药学院人文社科部;唐棣宣,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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