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之超：纪念邓力群同志

 为表达对邓力群同志的无限缅怀，弘扬邓力群同志的崇高精神，特别是颂扬邓力群同志晚年在国史研究、传播毛泽东思想方面的卓越贡献，继承邓力群同志的遗志，为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继续奋斗，网站于2015年3月27日在北京组织了邓力群同志追思会。以下是卢之超同志的发言：

　　纪念邓力群同志

　　邓力群同志享年一百岁，整整一个世纪。一生经历丰富多彩，劳苦功高，革命过程中，建设过程中，事业、思想、理论，多方面建树，已有定评，不须我来多说。他的建树和影响，远远超过他所担任过的中宣部长、书记处书记等职务。而且已经和必将载入历史，载入当代中国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史册。这是比他担任差不多职务甚至更高职务的人所不具备的。

　　长期以来，许多人以为邓力群“左”，甚至说他是“左王”。这种攻击，恰恰说明他的正确和坚定。因为在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作为文革极“左”思潮的反弹和由于经济私有化的泛滥，很长时期内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的右倾思潮猖獗。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邓力群来说，被攻击和被诬蔑，一点也不奇怪。当然，邓也有他的缺点，就是比较僵硬而缺乏灵活性。后来我在李先念身边工作的时候，他知道我长期在邓领导下，就对我说，“邓力群全是骨头，没有肉”。比较形象和恰当地说出了他的性格。

　　有人说，邓力群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这正说明他是历史人物，因为只有历史人物才会长久广泛地引起争议。秦始皇、王安石至今还有争议。有人虽然一时十分风光，官位不低名气也不小，时间一过就会被人们忘记得干干净净，还有什么争议。

　　长寿也有它的缺点：同时代的朋友、同志，大都年老了甚至不在了，中年以下的许多人们都不知道他了，以至像是生活在古代，认识他像是读历史。因而纪念文章只能由像我这样八十多的人来写。

　　以下说些具体的。

　　邓力群是我的老领导。1961年夏秋之交，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调到红旗杂志学术组，(后来改为哲学组)，那时红旗的总编辑是陈伯达，副总编辑是胡绳和邓力群;邓兼管理机关行政，好像是秘书长。所以像我们这些新来的干部就由他负责谈话和安排工作、生活等。

　　一个小编辑和他这样的大领导，距离当然很远，谈不到具体接触。只能从具体事务中逐步了解他的思想和作风。

　　首先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和严谨的学风。

　　当然不是到基层和社会上去调查研究，一开始不可能这样做，而是说编辑工作中处处都要调查研究，无论写文章还是改稿子，每个字每句话都要言之有据，引用的都要查到出处。那时候每期杂志出版以后，有个编后会，一般半天时间，由编辑这一期的当班编委和负责每篇文章的编辑人员汇报文章编辑过程，检讨编辑的得失和经验教训等，非常认真，包括校对中间的错误，错一个字都要认真检讨，找出责任人并检讨原因。这种做法已经形成一种制度。它使我得益匪浅。一直到今天，只要写文章以至日常写些东西，都习惯地检查其中根据，防止差错。

　　那是大跃进以后的困难和调整整顿时期，邓力群经常参加中央或有关部门的文件起草工作，如粮食、商业、金融等方面的文件，回来后就向机关干部传达这些方面的调查研究和讨论的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发生过的争论。这是从实际中教育我们如何学习调查研究和培养严谨的学风。

　　开始我只是做些日常琐事，渐渐地让我参加老编辑们的改稿，先是作为见习生，然后帮助老编辑做些具体修改校对等工作。当时编辑部一项重要编辑任务就是帮助修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让我参加“见习”，偶尔也提些修改意见。这样作为杂志编辑，渐渐成熟起来。

　　随着形势逐步好转，开始搞“四清”，这是转移视线，整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当时红旗杂志一多半干部到北京郊区通县翟里大队去参加四清，邓力群带队。这里不谈当时大家都有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认识。只谈一个关于他的超常记忆力的印象。大队有六个小队，我们这些工作队由一位编委或组长(局级干部)领导，每天晚上大家汇报一天的工作。邓轮流参加各个小队的汇报会。他今天参加这个小队的汇报会，能把他昨天在另一个小队听到的情况和讨论、争论的情况，如数家珍地复述出来，包括数字、姓名等等，而且不带笔记本甚至不带一张纸。令我这个记忆不好的人感到十分惊异和钦佩。这是一种天赋，也是他成功的条件之一。

　　接着他也被派到广西参加四清去了，不知是出于正常自愿还是被排挤。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是被作为批斗对象被揪回来的。这里须要先谈谈陈伯达这位大人物。

　　陈伯达是有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毛主席点名当红旗总编辑的。他思想敏锐，能够及时地察觉到国内国际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科学技术将要发生的变化，只是有一个“缺点”，缺乏原则性，善于见风使舵，生活也不检点，就是说比较“缺德”。这方面与邓力群形成鲜明的对比。文革前夕，山雨欲来，他很快嗅到气候，一跃成为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这时这位总编辑开始不断讲话放出空气，说以前红旗许多错误都是邓力群“背着”他(瞒着他或者违背他的指示)搞的，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比如《论共产党员修养》当时被批为“黑修养”，他说他没管这件事，是邓力群搞的。邓力群承认修改并且说出事实经过，这就得罪了陈。他们这些矛盾，我们一般干部不知道。当然相信陈的说法。所以邓力群被揪回来以后，就受到我们的猛批猛斗，声色俱厉，挂牌弯腰，只是没动手打人。他的态度是该承认的承认，让说明就说明，剩下就不作声，绝不说假话也不与群众对抗。与陈伯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不上推下卸，把错误推给别人，不管是当时的“好人”还是“坏人”。

　　文革开始批斗一阵以后，大部分干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地址在河北省石家庄滹沱河边上。邓在延安时就参加劳动，还会做木匠活，所以干活得心应手，皮肤晒得黝黑，以前大腹便便的肚子也瘪下去了。在那里还特别注意读书，有的年轻干部觉得到农村劳动，没有前途，很悲观，他就劝他们抽空读书研究问题。我和其他一些人因为不满意陈伯达的许多做法而被打成“反革命”(陈进入中央领导，已经是“四号人物”)，他心中有数，非常同情我们这些人，虽然不说话，劳动中渐渐成为朋友。因为在干校大家地位都平等了，他和许多普通干部特别是受陈伯达打击的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干校回来以后还长久地保持这种友谊。

　　邓力群非常重视人才，注意培养和使用干部。在《红旗》杂志工作中，在干校，他都注意掌握和团结一批中青年干部。文革结束以后的许多年里，他陆续把这批干部推荐给有关部门，并帮助他们选择适合的工作。

　　文革后期，他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接着从干校回北京，奉调到刚刚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作为负责人之一。于是就把原来红旗的几位同志调进来，我当时还因为反对陈伯达的问题还没“解放”，没有调去。他们在研究室编“毛选”五卷、帮许多知识分子送材料给邓小平，等等，但不久就在“四人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停止工作。

　　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调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当副组长，在里面成立了一个理论组，就把我和几位原《红旗》的干部调到那里。在他领导下，重视恢复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宣传。一是起草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文件，同时给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人起草有关才贸工作的讲话，一是组织我们与他一起编写有关商品生产的材料和写文章。曾经写了《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宣传，在中国由完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是开风气之先的。有些后来争夺市场经济的发明权，说他保守的人，当时还反对这样做呢。

　　由于掌握我们这些一直跟着他工作的比较熟悉的干部，一方面他能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

　　后来他被调到社会科学院当副院长，1979年又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主任。这时又是他让我去参加当时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接着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参加叶剑英代表中央所作的《庆祝建国30周年的讲话》和其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的具体工作，也是他把我从财贸小组调过去的。两个文件都是胡乔木主持，但组织协调等工作都靠邓力群。前一个文件起草班子的经常工作由他直接主持，后一个文件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也由他负责。总之他非常注意对我的使用和安排。当然还包括对原来跟着他的其他干部的使用和安排，而且都会根据这些人的不同特点，量才使用。

　　“决议”起草过程中间，1982年，他接任中宣部部长;起草工作结束后，1983年，我又被他调到中宣部理论局任局长，直接在他领导之下。

　　在中宣部大体两个阶段。开始一段，大家很欢迎，上下一致。这时邓力群主要根据十二大精神，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认为我们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且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而且作为运动，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过程;作为指导思想，我们党更是一直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总之是要把现在的建设同共产主义挂上钩。更是要求大家有共产主义精神。根据这个思想，编了一个《关于共产主义的教育提纲》的文件，并且以这个题目组织写文章，出了一本书。这些道理都很对，但是对于群众和一般干部来说，不太实际。因此渐渐遭到一些人反对。说现在应该主要宣传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等。上面有些分歧，可能主要是邓力群和胡耀邦认识上的分歧;理论局这个地方的干部，政治上都很敏感，有些在文革中是造反派，他们上面够不着邓力群，于是纷纷起来反对我，包括两位副局长也转而反对我。因此后一段我在理论局日子不大好过。

　　当时理论局还有指导讲师团组织各部门和各地方的理论学习，对局处级以上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教育的工作。当时，胡乔木和他开始组织各部门各地方编写《当代中国》。要理论局做些开会、联系等具体工作。

　　不过我在理论局内部的工作并没做多少，很多时间是在外面做专项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对精神污染”。事情从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请周扬做报告开始，他讲了一通人道主义和异化，引起很大争论，主要是胡乔木和周扬之间在争论，后来弄到邓小平那里，发展成为“反对精神污染”。这一年9月六日他通知并带着我和龚育之、郑惠一起到邓小平家，邓小平讲了一大通话，从批评周扬的“异化”观点到批评思想领域的各种消极现象，说要在即将召开的二中全会上讲这个问题。于是由胡乔木主持起草，邓力群主要做找人编材料、写文章等组织领导工作。这件事花了很多时间，邓小平讲话以后引起很大震动和争论。同时社会上也发生了一些过左的影响群众生活习惯的做法。

　　这个过程中，胡乔木、邓力群和胡耀邦发生很大矛盾和争论，持续时间也很久。看来，胡耀邦是不大同意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就把意见发泄到胡乔木和邓力群身上。以后这种矛盾越来越多，直到胡耀邦下台。

　　事情发展到1986年，当时中央做了一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没有关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邓力群不同意，要求加上，没有被采纳，邓力群坚持，于是和邓小平有一番争论。邓力群毫不退让。接着就是1987年十三大落选中央委员和后来的中顾委常委。其中赵紫阳在下面做了手脚。坚持原则的政治家和资产阶级政客，在短期较量中常常会失败的。但历史终究会说明问题，时间不长，现在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了。经过1989年的风波，赵的面目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对于邓小平来说，较长时间左右平衡的两手政策似乎不需要了，可以打下左派，大干资本主义了。邓力群退出政治舞台，是不是标志着在一段时间里左右斗争的结束呢。不过历史上结束不了的。现在不是又开始反复了吗?

　　邓力群下台以后，并没有停止工作。一方面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一方面着手做自己以前没能做的事情，比如以前就开始编辑《当代中国》丛书，现在进一步继续编辑，为此成立并主持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在里面除了指导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还主持编写和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写过程中开了很多次会，找“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人员和所外一些人参加，我也去过几次，他就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个时期一个时期、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开讲，主要他讲，也请大家提意见。后来汇编成多卷本的《国史讲谈录》。这些讲话和研究，最后形成三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正式出版。

　　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开创者之作。他曾经想成立一个国史馆，因为没有纳入编制，没有搞成。现在编入社科院成为一个研究所。以前都有“交付国史馆立传”的说法，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晚会建立国史馆这样的机构。

　　他的工作和兴趣是多方面的，退出领导职务以后，还做了多方面的工作。这里不去多说。他给人们的印象是，得意的时候和失意的时候，交给的任务很多、很忙的时候，没有任务、清闲的时候，都能找到自己的事情，都能积极高兴地去做。他生活得非常充实。

　　业余生活也很充实。他爱好治印，闲暇时刻了不少印章。还收集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画册，收入许多世界名画。他不是画家，但是鉴赏家和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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