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同志有回忆录。时间和精力允许，回顾从青少年时代走向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经历，总结一生，对后人有所启示，也是向党和人民的汇报，作为党史、军史、国史的一些补充，很有意义。
我和力群同志的经历有点接近。“七七”事变以前，我们都在北平上学。在我们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天天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爱国群众和进步青年的黑暗现实。那时候如饥似渴地读进步书籍，苦苦思索救国救民的道理，后来接触到共产党，就豁然开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投身到党的队伍。
我们党培养干部，有一条叫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我们这些人从延安整风的时候开始懂得，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知识分子一定要和工农相结合。抗战胜利以后，力群和几个同志徒步从延安到东北。路过晋西北，亲见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情形，深感正是这些贫苦百姓，在艰难中支持我们的党，舍生取义，拼死抵抗侵略者，继承和延续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那时候各地急需干部，到处都想“截流”他们，安排在县委、地委机关。他一个心思，就是要到基层。他在吉林榆树县的一个区里，贯彻中央的《五四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大刀阔斧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和浮财给贫苦农民。翻身农民的政治激情高涨起来，到处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干部带头上战场的“参军热”，迅速扭转敌强我弱的局面，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为了和平解放新疆，他作为中央的联络员，奉命带一部电台进去，在各民族上层人士中间开展工作，同时深入了解、向中央及时报告农牧民的生活状况和政治情绪，是得到毛主席的肯定的。后来在中央办公厅和《红旗》杂志社，调查研究，深入群众，也成为他的经常性工作。
“文化大革命”是对领导干部的冲击，也是一种党性的锤炼。后来知道，无论怎么斗、怎么压，力群都坚持说真话，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五七干校五年半，有空就接触当地群众，白天挨批斗、劳动，每天晚上三个小时读书。他的自述中有一个书单，从《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和一大批其他历史著作、中外文学作品。一部《资本论》，一字一句读了三遍。还完成了《学习〈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初步整理了《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他说，在干校的读书和写作，为1975年恢复工作，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帮助邓小平同志进行整顿，做了很重要的准备。
党的十三大以后，力群退出领导岗位，年纪大了，听力、目力衰退，仍然孜孜于读书和写作，特别是按照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承担起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编纂国史的任务。应该说，他是很合适的人选。不负中央的重托，2012年，他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和前四卷，经中央审定正式出版。这也是对他晚年为党和国家工作的认可了。
读力群的自述，想起两位老一代革命家对他的评价。王震同志在新疆和他一道工作，称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两人相约，谁死得早，活着的人就负责把死者的骨灰撒到天山。他完成了王老的嘱托。“文化大革命”以后，先念同志说：力群这个人，浑身骨头没有肉。
力群的骨头是硬的，有一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情、骨气和原则性。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只有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谈到牺牲的同志，谈到老百姓的生活艰难，他会禁不住掉泪。谈到相熟的同志，他总是说，这个同志有什么长处，做过什么好事。对他来说，误解、毁誉、个人的荣辱进退，一概置之度外，认准的真理，就坚持下去。对待自己的同志，有话说在当面。对一些同志的批评，不能保证每一句话都正确，但是总是善意的、坦诚的，从来不做对党不利的事情。和力群一起在《红旗》、在研究室工作的同志，尽管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对力群正派耿直、勇于承担责任和保护同志的品质，看法是一致的。
我亲听小平同志说，力群是我们党的理论家。这是很高的评价。共产党的理论家，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和中外文化的根基，并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和解决现实问题。他是称得上这样评价的。力群多年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面对歪曲党的理论和历史、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敏感，总是勇于挺身而出。到底是随风偏倒的小草，还是独立支持的大树，在社会的大变革中间，很容易区分出来。力群年届百岁，他的历史，已经给他写下了结论。
我想，读力群的自述，老一点的同志会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年轻同志会从他的一生中看到，一个从旧家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怎样成长为一个党和人民需要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邓力群自述：1915—1974》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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