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表达对邓力群同志的无限缅怀，弘扬邓力群同志的崇高精神，特别是颂扬邓力群同志晚年在国史研究、传播毛泽东思想方面的卓越贡献，继承邓力群同志的遗志，为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继续奋斗，网站于2015年3月27日在北京组织了邓力群同志追思会。以下是刘日新同志发言。
沉痛悼念邓老力群同志
刘日新
从电视上看到邓力群同志于2015年2月10日逝世的消息，感到很悲痛。早就想写一篇悼念的文章，因病痛睡眠不好，22日才开始动笔。
回想多年来，他双目失明，两耳失聪，去看望他，只有他家人或秘书在耳边喊话才行。但记忆力清楚，知道我的姓名后，还记得是国家计委的。现在年逾百岁，干革命一辈子，已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驾鹤仙去，就人生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脱。
邓老去世，现在各方面对他的评价不一，有人说他是左的，有人说他是右的。
习近平总书记率领中央最高领导层降格向邓力群遗体致意，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美国一个继费正清之后的“中国通”名叫傅高义的说：邓力群是邓小平时代十五个关键人物之一，他并非中共最高一级官员，但他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过的他的职位。这样，邓力群现在似乎已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个人认为，对一个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作评价，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当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4页)这就是说，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评价一个人，不能采取历史唯心主义，主观、片面、表面，形而上学地来观察，而要客观、全面、深入地来研究。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评论他的是非功过，不能只看他问题的一方面，而要全面地看他的主要业绩、主要贡献。
而现在要这样做，当前感到有些困难。邓力群同志是上层的领导干部，我们是下层的一般干部，许多情况并不了解。这次官方没有按照惯例，发布邓力群同志的革命生平，只新华社发布一个字数不多的简历。如开头说他：“1915年出生于湖南桂东县。”开始我感到有些疑惑。记得1995年8月在陈云的纪念会上，他亲口对我说：“我是湖南郴州人”。当年我因完成了中央分配给国家计委的任务，写了《论陈云的计划思想》，在全国500篇论文中，我以第1号入选，邓力群同志特为接见我以示鼓励。我说感到很高兴，见到了我们湖南的革命老前辈。后来我查地图一想，这里出生地的矛盾可能有个市管县的问题。
下面好凭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具体讲一下邓力群同志的功绩。
一、我认为，邓老革命的一生，贡献最大的当首推他前后费时三十多载(这占了百岁老人三分之一的岁月。如按能工作的岁月六十岁来算，占了他的大半生)，整理出版了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国史学会1998年编印了邓力群整理的毛主席这本读书史册，作为“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上、下两册”，红皮本。这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这部文集反映了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门学问的发展，当然主要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如果如毛主席所说：“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那么通过这部文集，“毛泽东就是第二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这里需要阐明的一个不算太大的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原来只有亚当斯密、李嘉图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到了马克思时代，写了《资本论》，主要是研究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规律，其中有的地方，对比资本主义，顺便指出将来社会主义该怎么做。这样，就出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另两个组成部分即继承和发展德国的哲学、和法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为首的联共(布)党领导人民边打(反抗十四国武装干涉)边建社会主义七年，就逝世了。斯大林继续领导苏联人民，又边建设边打(反对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卫国战争)，搞了社会主义三十年，在1953年逝世。1951年苏联科学院编写出《政治经济学教课书》，上册为“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1952年2月至9月斯大林参加了这本书的讨论会，苏联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于1952年把斯大林在会上的讲话和给与会的几个同志写的信，结册出版，书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主席把他1959-1960年所读的斯大林的书，评价为“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史学会把邓力群对毛主席读这两本书的谈话和批注，通称之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这在理论上实际上是一个创举，以前世界上是没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在我在此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恐怕年青同志一般不知道，年龄大一点的同志也可能容易忽视。
国史学会在这本书的上册《说明》里指出，邓力群同志是这篇文献的原始记录者，并先后六次对它做了系统整理，1995年定稿。至此，邓力群同志说：“我可以向历史作交代了。我的任务是把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原原本本地、完整地记录、整理出来，让它流传下去，至于对它的评价、理解、使用，我相信同时代的其他同志和我们的后代比我聪明，无须我多言。”
邓力群同志在这本文集的《后记》末了又说：“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结合苏联四十二年的历史与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与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汇集在本书中的毛主席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在考虑怎样整理、编辑、出版《批注和谈话》，供今人和后人阅读、研究、分析、评说，魂牵梦绕，三十多年来没有放下。现在，这部较全的书稿总算付印了。此时心情，深感欣慰。”
在邓力群同志的授意和指导下，杨德明同志于2000年编写并由国史学会印发《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这个简本的目次，是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下面列出十二个条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批注，下面列出十八个条目。
这样，非常方便你要查找的问题。
我要感谢邓力群同志、国史学会和杨德明同志，把这两种书都赠送给我了。还赠送给我一本国史学会编辑的《毛泽东论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一书，实际上是一个大语录本，分为六篇。我在学习和工作上遇到问题，经常翻阅这些书，向毛主席请教。这对提高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特别是充实我的经济学知识，解决工作上的难题，帮助很大。我想读过这些书的同志，会都同我一样，感到受益匪浅。
这里要特别提出来一下，我得到这些书，满足了我多年仰慕的宿愿。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最早读的是1952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李立三、毛岸英译的中文第一版。同时还读1952年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边作为学俄文的范本来读，边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当时年轻，读起来主要是死记硬背书中的观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听说省部级干部按照毛主席关于读书的建议，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毛主席读这本书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课书》下册的谈话，我作为计划经济专业毕业的副博士研究生，在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的干部，对这种学习是多么羡慕!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抄家，上述书籍翻印流散到社会上，我见到过，也翻阅过，但不敢全信以为真。现在邓老赠予我可信的正式版本，对我学习和工作帮助极大，感到是多么的幸福。
必须指出，我们对毛主席这部大书研究、发掘、应用还很不够。如邓力群同志所说：“他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
如目前我国的房地产热，老百姓说个人购房是压在群众身上新的三座大山之一。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课书》下册批注：“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我们农村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们居民的房屋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当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第475页)毛主席这个批注，是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之一，符合当今世界的大趋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建房的公私比例大体是，美国是四六开，法国是六四开，德国是对半开。而中国目前个人购房的比例占到90%以上。西方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四五万美元，而我们只有六千多美元。买房钱不够，把自己多年的存款都拿出来，父母一辈子的积蓄也拿来，还不够，再向银行贷款。结果房子是买了，但成了房奴，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开发商在房地产泡沫爆发后，现在也一筹莫展。国家经济正在下行，不增加投资(包括商品房供大于求，大量空房积压，仍要增加房地产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否则难以维持“新常态”的门面。实际上目前处于国家、开发商、购房者三难的状态。
如果说当年我们读了毛主席的书，吸取外国的经验，制定正确的政策，来指导我国的住房建设，不致于造成今天这样的困难。
二、邓力群同志是反修的顽强战士。
三、身处逆境，革命意志不衰。不像有的官比他要小的大秘书一样，同原来的走资派首长划不清界限，眷恋旧情，并尽可能的包庇其罪过，自己不揭发批判，还不让别人揭批。自己否定前三十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的错误，也不检讨。迄今为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没有翻然悔悟的表现。对毛主席喊出高唱入云的颂歌，以蒙蔽群众。而邓力群同志却不是这样，而是即使受打击，身处逆境，依然光明正大，大义凛然，翻然悔悟，反戈一击，继续反修，并且取得一个个胜利，受到广大群众的称佩。
有人因不太了解历史情况，说1987年十三大以后，邓力群同志专心致力于国史研究。实际上，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是那么平静，主客观条件也不容许他安下心来完全这样做。当时党内、社会上的非毛化现象泛滥成灾，邓力群同志对此很反感，很气愤。
他在那时显然也不只是受冷落，而是被修正主义看成眼中钉，是被重点打击的对象。政治局、中顾委两次落选，并且被撤职下放，撤掉他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职，是把他打入冷宫，让他去搞国史研究的。
邓力群同志作为一个忠实于革命的马列主义者，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一段时间心情是有些不愉快，但意志并未消沉下去，并不从此就掩旗息鼓，钻到故纸堆里讨生活去。邓力群利用自己参加过中央上层的活动，在国史研究这个阵地上继续反修，弥补过去一度失足的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使广大群众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真面目。据国史学会反映，他们编印了邓力群《国史讲谈录》七本，这也是工作量很大的成果。我亲自参加过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次会议，听邓力群讲反右派斗争的故事。毛主席在一次省部长会上，讲右派攻击我们是“党天下”，是独裁，要“轮流坐桩”，我们下台，他们上台，行吗?回答：不行。该不该打?该打。打多少，打四千，够不够?不够。打八千?还不够，那你们打去吧。当打到十万人时，毛主席提出要控制了，但是不听。某人在全国打了55万右派。当时的政策是，你这个支部没有右派，给你一个指标，也得打出一个。但以后非毛化恶浪兴起，把打右派扩大化，却算作毛泽东的罪状之一。听了邓力群这次讲演，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修正主义分子惯于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邓力群在当代所工作时，也不是单枪匹马或独立支队往前闯，而是会同、支持、团结广大左派群众一起战斗。如支持梅行同志及其所办《真理的追求》刊物(梅行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因反对赵ziyang搞资本主义一套，机构被撤销，人员被遣散，下来后创办了这个刊物)，林默涵、魏巍同志创办的《中流》杂志，以及以孙永仁同志为代表的《毛泽东旗帜网》(许久老同志在后面支持)等左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的热潮。
在这段时间，又大力组织编印宣传毛泽东的丛书，如《伟人的一生》、《哲学大师》、《政治战略家》、《军事战略家》、《外交战略家》及《中外伟人评毛泽东》等，共计十六本，这表明邓力群同志无疑是一个忠于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家。
下面我要讲一下自己同邓力群同志直接接触，受他的影响和指导而作的几件事。
1、我写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曾在网上一讲一讲地陆续发表过，受到读者的好评。后来按大家的要求，结集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这是我读了邓力群同志整理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以后，看到我国经济学界没有人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号召，由中国人自己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课书，而且对写书的方法也作了指示。我也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个人能力有限，难以完成任务。趁《红色历程研究会》要我讲课的机会，我就构思缩小著作内容，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吧。开始勾画一个轮廓，以后非常紧张地一周赶写出一讲，打印发给学员。这本讲义共五讲(后面附五篇文章，是补充前面前的观点和数据)，概括了革命导师斯大林、毛泽东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新情况;正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观点，反面批判近几十年中国和苏联的修正主义散布的一系列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
例如，第一讲《关于过渡时期》，提出从哪里过渡到哪里的问题。讲义坚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也是毛主席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肯定过的这个观点。批判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和我国一些学者说的，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有中宣部1953年十二月制发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里，借翻译《哥达纲领批判》〉的话，把马克思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时期”(我查过英文版和俄文版均如此)，篡改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我在2004年9月22日曾给邓老力群同志写信，指出存在的这个问题(我至今仍保存用铅笔起草的信的底稿。)2009年我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又指出了这个问题。
也点了胡乔木的文章：《中国从1952年才进入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违反了毛主席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
第二讲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重申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共产主义分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著名观点，批判了“初级阶段”及“共同富裕”的修正主义观点(马克思在此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必然有穷有富)。
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看法，主要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批判了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因此，过渡时期要重视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高举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大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讲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赫鲁晓夫上台后，出版过几本苏共党史，篡改苏联的历史。我坚持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观点，认为苏联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变成了社会主义强国，吸引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目光。二战期间苏联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德国。以后苏联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又有很大发展，苏联人的平均文化程度达到准大学生的水平，科学技术更是突飞猛进，不久在宇航技术方面领先世界。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比当年苏联更大的成就，前三十年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数十年来梦昧以求的高度的工业化(现在有的左派名人不承认这一伟大成就，再三要我去掉这个“高”字)，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自力更生，解决了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现已近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1980年生产钢3712万吨，相当苏联卫国战争前1940年钢产量1832万吨的两倍，我们还发射了“两弹一星”，在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方面的这些伟大成就，是值得引以自豪的。
第四讲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改革的方向完全是按照美国人的指挥棒转。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智囊布热津斯基说，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即要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要是非公有制经济(即要实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更具体提出私有化、市场化、外向化、小政府化。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党和国家的领导……
第五讲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展望。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2008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至今尚未复苏，美国人民在觉醒，他们上街游行示威，高喊资本主义是罪恶制度，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资本主义已复辟数十年，但在上百年或几百年长的过渡时期内，毕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因此，社会主义是大有前途的。
2、在邓力群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2006年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著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
此书是我在国家计委积宏观经济管理五十年之经验，经过在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给研究生讲课，撰写长达十年，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观点正确，资料完备，数据准确，是实际部门头一份写出这样的经济史书，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出书后，曾送宋平同志两本，他看后很高兴，派他的专车接送我到他家里汇报了两小时，对我慰勉有嘉。
在上世纪末，写完此书后，本想报请国家计委领导审批以后，小打小闹，在国家计委所属的计划出版社出版了事。委领导要我所在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审查，不意他们竟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横加刁难。如说什么没有报出版总署备案。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出来说，早就报国家计委备案了。又说此书“抱着一百多年前的话不放”(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书中不应该引用了马克思的话)，“要以邓小平理论来梳理建国五六十年的经验。”(实际情况是，邓小平建国初期是中央西南局书记，还在那里剿匪，尚没有参与全国经济建设的领导。‘邓小平理论’是八十年代的产物，怎能指导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这些无理要求，实际上是要枪毙此书。于是，我被迫将此书送中央文献研究室。经他们审查通过，在邓力群同志的影响下，终于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后来才知道，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来在邓力群同志指导下，杨德明同志搞了一本新中国大事记，此时不出他们的大事记，而支持出我的《简史》，可见邓力群同志是多么大公无私!
3、邓力群同志在1999年5月4日亲笔签名给我写信：“感谢你为我的文章核对数字。
各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变化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希望你继续加以关注。”
在邓力群同志的指导下，我重点研究了工业部门各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变化情况，发现官方的改革，是不断缩小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减少其个数，降低其在各种所有制总数中的比重。我多年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关于实行公有制，办好国有企业这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提出的改革搞私有化，指出那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于是在2007年把文章结集出版了《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及其比重问题研究》(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我利用自己在国家计委工作的优势，我是计委综合局的副总经济师，职称是高级经济师、研究员，对计划统计制度方法均比较了解。当年国家统计局发表统计公报，事先要送国家计委审阅，委领导授权我们看了提意见;统计局分管工业的专家，也将他们的研究报告送我，“请刘老师指正”。我凭这点老本钱，在2005年发表文章《国有企业比重下降过多，须引起高度重视》，指出改革二十年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97年国有工业的比重已减少至25.5%，还少于1949年的26.2%。2001年比重进一步下降至18.1%，2002年下降至15.6%。用数据驳斥了统计局机关报《中国信息报》文章：“国有工业比重下降无需忧虑”，指出统计局发表的数据，把控股企业的产值也全部算作国有企业的，是弄虚作假。
为了维护国有企业这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支柱，反对私有化，文章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抓紧对联国企改革立法;上书国家计委要把国企的发展和改革，纳入计划;提出国家统计局要如实统计并发布工业部门的国有、集体、私营、外资等各种经济成份的数目字，便于全民进行监督。
还应时写了《关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若干问题》。不是我一稿多投，而是因文章言之有物，回答了理论界关心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种种问题，不同报刊先后发表了八次。最先登在国家计委研究中心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1995年1月4日)，《光明日报》把文章变成答记者问，还发表了访谈照片(1995年1月5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学习.研究.参考》(1995年2月)，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动态》(1995年5月)，《新华文摘》(1995年7月)，均转载了此文。还写了《论工人阶级与生产资料公有制》文章，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工人阶级的命根子。全国闻名的工业大企业上海第一钢铁厂工会，把此文刊载在他们的刊物《上钢文化》上，作为对全厂职工进行教育的材料。他们还寄来感谢信和稿酬。我的文章得到了工人阶级的认可，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还发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教委《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5期)，《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真理的追求》，1996年第6期)。建国五十周年，写了《国有企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引起广泛关注，马宾老要了两份，一份自己要，一份迳送江泽民总书记。2000年11月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为组长的课题组，提出国有经济要从146个行业退出，他们的机关报也配合发文《国有经济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我写了《国有经济不能全面撤退》，指出他们在理论上是违反《共产党宣言》的，在政策上是违反《宪法》和党的政策的。有位全国政协委员提议应成立宪法法庭，审判这个课题组组长。我们掀起的这场保卫国有工业的理论斗争，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邓力群同志的错误问题。……回顾大背景，可以得出结论：在文革后期路线斗争中，邓力群同志犯了一次严重的路线错误。他起草了《论总纲》这个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文件，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修正主义路线一边。我想他生前肯定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承担了责任。后来转变立场，做了许多好事，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今天在悼念他的时候，没有必要回避这一点。
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邓力群一生是一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为革命做出了数量极多、贡献巨大的工作，但晚年一度犯过路线错误。总的是一个好同志。这就是我的评价和结论。
(2015年3月22日初稿，28日完稿。)
（本网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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