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14年，于中国而言是个平淡的年份。刚镇压完二次革命的袁世凯正兴致勃勃地为日后的称帝铺平道路。他先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而后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到年底，又规定总统任期改为10年并可连任，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距离称帝只有一步之遥。这期间一战爆发，我国保持中立，日本则武力接收了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
这年还发生了些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和工人罢工。7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希望再造共和，但在当年没有举行什么大动作。
总之，这一年的中国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她就像个躺在病床上的患者，煎熬地等待着体内免疫系统和病魔之间的斗争结果，既期望着康复，又畏惧着死亡。
但这一年，对一位27岁的热血青年来说，却是他人生至关重要的一年。
大概是这年的夏天，他踏上东渡日本的轮船，开启了他的留学生涯。他的命运在这一刻改写，从此奔向那扑朔迷离、险象环生的革命前途。他要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母亲寻求救治的良方，在他心中的彼岸，是一个独立、和平、光明的中国。
他的名字叫，王右木。
第一章 坎坷童年，立志救国
1887年11月12日，王右木出生在四川江油县的一个平民家庭。
王家祖上曾有几十亩田地，可惜家道中落，到父亲王奎生这代只能做点临街小生意维持生计，有时还要依靠外婆家的接济度日。
王右木的两个哥哥王初龄、王荣昌，分别是私塾先生和银匠，同样收入低微，难以帮助家里改善生活。
王右木出生时，家里生意亏了本，债主频繁上门催讨，王奎生无奈外出避债。一日王奎生回家，见到妻儿饥饿的窘状，心酸自责，悲上心头，便决定将王右木过继给右木舅舅做养子。
右木大哥王初龄得知消息，回家极力劝阻，最终将右木接走，亲自抚养。
王初龄是传统儒家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深知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所以在王右木四岁时便带他读书识字，六岁就严格要求王右木背诵古诗。王右木也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因此王初龄对幼小的弟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像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那样，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光耀门庭。
但王右木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读中学时，由于家庭经济日益窘困，王右木不得不两次休学。为了让王右木能完成学业，家里央求本家亲戚凑钱供右木读书。但即便如此也只能筹集一年中一个学期的学费，另一学期的费用要靠右木在寒假时摆摊卖春联筹集。
贫寒的家境引起本地土豪劣绅和流氓地痞的鄙视，他们时常对王家冷嘲热讽。这段屈辱的经历给王右木种下了嫉恶如仇的种子，也塑造了他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高尚品格。
家道不昌，国运亦艰。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严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王初龄目睹社会种种乱象，为家国命运忧心忡忡，因此时常跟王右木讲述历史上异族入侵、生灵涂炭，还有历代民族英雄抗辱救国的故事，培养了王右木朴素的爱国情感。
在王右木的青少年时期，四川地区相继爆发了余栋臣率领的农民起义、义和团运动和同盟会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些正义斗争既令王右木兴奋不已，但他们的失败又令王右木为国家命运的前途感到迷茫。年轻的他为此时常思索救亡图存的良方。
受王初龄的影响，王右木起初信奉的是康梁式的改良思想，即在不推翻腐朽旧体制的基础上进行变法补救。所以青年的右木很容易就接受了当时盛行的“教育、实业救国”思潮。190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数理科，方便日后为国家培养实业的栋梁之材。
这时已经是辛亥革命前夕，很多留日归国的人士在成都任教，向学生宣传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怎样飞速的变化，革命党人也有很多在成都活动，因此革命思潮早就在成都流行，像《新民丛报》《革命军》《天演论》等宣扬变法改革或革命的进步刊物在学生中广泛传阅。
受革命思潮影响的王右木心潮澎湃，除了学好本专业知识外，他还热情地关注世界形势和国家政治，经常与同学探讨振兴国家的方法。这期间他结识了日本人小川，小川向他介绍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现富国强兵的历史，引起王右木极大兴趣，于是他产生了留学日本的愿望。可出身寒门的他哪有条件出国呢？他连四川通省师范学堂的学业，都是分三次才完成的。
第一次是1907年至1909年，毕业后的王右木回家乡龙郡中学任校长，但目睹清末民众日益深重的苦难，右木觉得单单办好一所中学于国事无补，所以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重新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学理化科，专研物理与化学。但辞职后失去经济来源，又赶上妻子临产，因此入学不到一年，王右木便因为各种原因被迫休学，回到龙郡中学任教务长挣钱养家。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的枷锁被破除，革命重新燃起了王右木完成学业，报效祖国的心愿。于是在1912年，王右木再次辞去工作，回到母校复学。1913年，王右木完成学业，当他毕业后第三次回到家乡的龙郡中学时，就只是一名普通的物理教师了。
而这时的王右木发现，整个国家在辛亥革命后依旧是一盘散沙，甚至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百姓生活日苦一日，完全看不到民族振兴的希望。为国家民族前途彷徨之际，王右木赴日留学的念头更加强烈，他想从这个崛起的强邻中找到拯救祖国的答案。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年江油、彰明两县从省上分得一个官费赴日留学的名额，王右木踊跃报考，并如愿获得了留学资格。次年，在亲友的资助下，王右木开启了自己的留日之旅。
第二章 留学日本 接触进步思想
1914年的日本风头正盛，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这个一度因国民身材矮小被邻居戏称为倭国的国家，突然把中俄这两个老大帝国按在地上胖揍，攫取了巨额战争利益，版图扩张数倍，从岛国跃升为大陆国家，并迅速实现工业化，跻身世界列强。这年又幸运地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趁着德国无暇东顾，日本以微小的代价接收了德国在亚太地区的全部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并凭着大量欧洲订单发了笔横财。
日本当时在位的嘉仁天皇虽然平庸多病，但是没有影响他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判断，他在位期间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一改他父亲明治天皇热衷武力扩张的风格，开始韬光养晦。就像一只冰原里的恶狼，紧盯着世界局势的发展。
所以此时的日本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经济增长一日千里，在文化教育上，小学教育普及，中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大众文化方兴未艾，言论宽松自由，甚至在政治生活上都开始出现政党政治。在大学里，不仅能听到对天皇制度的讴歌与赞美，还能听到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甚至社会主义思想的探讨。
日本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兴趣。中国当了东亚上千年的老大哥，如今被一直鄙视的小弟打趴下，再要面子，也知道该向日本学习了。因此甲午战争后，清末民初的中国掀起到日本留学的热潮，许多后来我们所熟知的革命风云人物，如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国民党高层的蒋介石、廖仲恺、阎锡山等等，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王右木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来到日本的。
抵日后，王右木入应庆大学学习理化。然而，作为曾经日本战败国的留学生，中国学子在日本是受歧视的，中国留学生被日本人称为“支那人”“东亚病夫”，甚至“pig-tail”（猪尾巴），这令得初来乍到的王右木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有一次，他参观了日本的军事展览馆，看着日本从我国掳掠来的文物珍宝，王右木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强烈刺激，下决心发奋图强，为振兴民族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次年5月，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被袁世凯接受，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人民反对，一意孤行要圆自己的皇帝梦，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拜，称帝改制，并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年号洪宪。
此等倒行逆施引起广大人民的猛烈反弹。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一向支持袁世凯的日本见局面不可收拾，便很快放弃袁世凯，转而扶持其他亲日军阀进行“倒袁”活动。
东京的留学生也举行了反袁爱国运动，为云南护国军筹款。王右木在这期间积极参加集会，并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当得知一位老朋友加入了袁世凯的筹安会后，王右木面责其过，并严厉地说“如不退出，便与汝绝交！”也是在这时，王右木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神州学会，与李大钊相识。
经过一系列爱国运动的洗礼和锻炼，在李大钊等进步青年的影响下，王右木彻底抛弃了以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幻想，认识到只有改造社会，结束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国家才有希望。于是王右木放弃理化科，转而考入明治大学的经济系，学习社会科学。
在明治大学就读期间，除认真学习本专业外，王右木还广泛阅读其他社会科学著作，其中就包括社会主义学说。有史料记载，克鲁泡特金、普鲁东、傅立叶、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考茨基、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王右木都仔细阅读研究过。
起先王右木是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了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令其颇感兴趣。于是后来王右木又去聆听进步学者山川均夫妇和上杉荣讲的经济学，还常到京都大学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河上肇讲授《政治经济学史》。旅日的俄国革命诗人爱罗先珂也在这时与王右木结识。这些进步人士都是王右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
不过，这时的王右木，主要还是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距离其完全转向马克思主义还尚有时日。
1918年秋，王右木从明治大学毕业，取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而后便带着他的革命理想返回祖国了。他人生中最悲壮、最可歌可泣的岁月即将开始。
第三章 违背兄命 投身革命
王右木归国的首站是上海，在这里他停留了段时间，计划去北方工作。不过期间他收到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考虑到自己对成都熟悉，且川地向来有浓厚的斗争传统，适宜做革命工作，王右木便在1919年的春天返还四川。
到成都之前，王右木先去了家乡江油探亲。
对弟弟的归来，大哥王初龄是十分喜悦的。
在那个读过小学都能算知识分子的年代，留学生的身份颇为崇高。据统计，近代中国的留学生数量直到1949年也不到60万人。所以即便在海外学无所成，只要运作得当，也能在民国混得风生水起。不少达官显贵的二代们在国内读不进书，就去国外玩几年，混个野鸡大学的文凭，镀完金后就可以回来继承父辈的荣耀与地位。
王右木去日本不是瞎玩的，明治大学也不是野鸡大学，所以王初龄认为自己弟弟没理由会比那些二代们混得差。
更重要的是，王初龄这会儿也算是社会名流了，有能力为王右木的美好前程铺路。
而王初龄是如何发达的，要从辛亥革命说起。
1911年，身为秀才的王初龄在州府的推荐下去北京参加“拔贡”考试。所谓“拔贡”，是科举考试中传统乡会试以外，选拔国子监生员的考试，具有辅助性质。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后，拔贡作为善后措施保留下来，以给科举士子留下晋升之途。王初龄考取了名次，但还没等到发榜，辛亥革命便爆发了。
回到四川后，王初龄顺应时代潮流，率先支持共和。革命胜利后，四川组建省议会，其他绅士担心革命政权只是昙花一现，所以保持观望态度，王初龄便因首倡共和被推选为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后来还担任过县视学。
如今爱弟学成归来，王初龄热心地为其规划前程，希望王右木能趁议员改选，接替他省议员的位置，从此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为此王初龄四处活动，打点关系，终于顺利地为王右木留住了省议员的名额。当真是扶弟上马还要送上一程，王初龄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长兄如父”“兄爱如山”。
可惜令王初龄大跌眼镜的是，弟弟不想上他为其精心准备的马。
王右木是这么说的：“我绝不能只求自身荣达，去走升官发财的路。我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现在我从日本回来，当然是准备去革命的，准备和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一道，共同努力，毁摧这个吃人的黑暗社会。我怎么能去当什么省议员呢？”
由于王右木留学期间就常在家书中表露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所以王初龄能理解王右木的革命志向，于是循循善诱说:“你要救国救民，改造社会，这当然是好的。但你当官掌权后，在政治上进行改良，做人民的父母官，不也一样吗？”
然而王右木说:“大哥，你怎么不仔细地想一想呢？从康、梁的“戊戌变法’到而今的反袁胜利，中国从本质上来说，究竟有哪些变化呢？这个黑暗的社会，不是一点一滴的改良能解决问题的，非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不可!”
王初龄生气了。
虽然他在当地首倡共和，但也是认定清朝已经彻底完蛋，方才安心支持革命。而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历次革命斗争，哪次革命者有好下场，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所以他不敢让弟弟蹚这波浑水。他痛心劝道：“什么？革命？弄不好是要杀头的！我从小把你养大，又送你去留洋，你不但辜负了我的心意，难道还要牵累我去坐牢么？”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家人的安危和祖国的未来历来是革命者最痛苦的抉择。反动派奈何革命者不得，就往往对其家人下手，以强迫革命者屈服。所以这份抉择又无情地成为考验革命者斗争意志的试金石。
已经笃定为革命奉献余生的王右木没有因慈兄的劝阻而动摇，坚决拒绝成为省议员，去做军阀的工具。
王初龄为弟弟的执拗怒不可遏，最后竟动起手来，边打边骂王右木是“败家子”“没良心”。
然而王右木终归没有为亲情而妥协，后来这情比金坚的兄弟俩为此事分家了。
分家那天，王家堂屋里坐满了本家亲戚。王初龄抱出一堆银元，带着怨气说：“我辛辛苦苦抚育了你三十多年，费尽了心血，一心望你成龙上天，你却这样不顺我的心，我们只有各走各的路。这三百元是你当龙郡中学校长时买的那股田卖的钱，你可以拿走——但还不能全拿走，我还要留下五十元，将来好为你收尸！”
王右木默然接受大哥的责骂，虑及将来革命需要经费，便将银元收下，第二天带着家人去往成都，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为了不连累家人，他还给自己改了名字，曰王燧或王燧人。
燧乃古代取火器材，因此从这个名字也可看出王右木革命意志的坚决。他用自己的一生，照亮了中国未来前进的道路，直到生命被燃尽，又随风而散......
第四章 创办报刊 为民呐喊
王右木到成都的时间是1919年6月3日，不久即接受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聘请，担任学监，讲授经济学和日文。
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6月初，全国多地，尤其是上海的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支援学生们的斗争，运动达到最高潮。
深居内陆的成都也参与了五四运动。5月22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全体学生致电北洋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爱国学生。5月25日，由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发起“学界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大会得到教育界积极响应，六十余所公私学校，学生六千余人，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可以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是当时五四运动在四川的中心。
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四川思想界非常活跃，各类宣传新思想的刊物粉墨登场，如《星期日》《威克烈》《学生潮》《半月》《平民之声》等。在众多刊物中，《国民公报》值得一提，它是四川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纸，1919年5月13日至16日，《国民公报》就连续转载了《布尔什维克之解释》一文，对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法国、美国的大同主义进行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在舆论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不过，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社会主义是个笼统的概念，并不特指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假社会主义之名在社会上流行，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混乱，其中就包括王右木。
那时他主要研读日本森户辰南著的《克鲁泡特金研究》，1920年底，他与学生袁诗荛申办的《新四川旬刊》，也是以宣传与研究无政府主义为旨趣。其思想的最终转变，要得益于一份著名杂志，即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
《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起先以“民主”“科学”为旗号，大力宣扬反对封建思想的新文化，五四运动后则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跟李达、李汉俊等人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筹划组建中国共产党。
而王右木这时刚好来上海考察群众运动的经验。与陈独秀等同志会见后，王右木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和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并得知《新青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回川后，王右木仔细研读《新青年》杂志和日本学者高畠素之著的《社会问题总览》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终于厘清了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1922年2月7日创办的《人声报》中，王右木旗帜鲜明地表示该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王右木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他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很多工作。
首先是在学校创办马克思读书会，这是四川地区第一个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性组织，成员有大、中学师生以及社会人士。经过后续发展成为了四川党团的外围组织，发挥着吸收和训练新同志的作用。
其次是创办《人声》报。这是四川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报纸，在创刊宣言中，王右木表示要“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的揭露和批评”，“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由于参与办报的人力少，王右木身兼社长、编辑、主笔以及其他杂务，工作非常繁重。而且由于报纸大部分是免费赠阅，所以回报极低，从办报之日起就是赔本的。面对资金短缺，王右木无奈之下给大哥王初龄去信请求帮助。尽管此前因分家闹得不愉快，好心的王初龄还是为弟弟慷慨解囊。
可是殊不知，厄运很快就降临到王家兄弟身上。
4月，因《人声》报揭露江油军阀刘膏腴巧立名目、贪污牟利的行为，恼羞成怒的刘膏腴便将王右木大哥王初龄、二哥王荣昌抓起来用刑。王荣昌当场被折磨致死，王初龄也遍体鳞伤，最后是卖了田产，经多方活动才被释放。
王右木得知消息，悲愤交加，但军阀的暴行没有让他屈服。他对同志们说:“军阀恨我等十分，就是我等的工作做到了十分。彼辈不恨我等，就是我等没有做工作。”为此他更加努力地对恶势力做斗争。
为了办报，王右木倾尽家财。对此，史书中有这样一段令人震撼悲伤的描写：
“他每月工资收入近两百元，却把全家的生活费拼命地压到二十元左右，其余的全用作办报的经费。一家数口常以泡菜下稀饭或粗菜叶煮面疙瘩充饥。就连他留学日本时留下来的宝贵纪念品如牙骨手杖、自鸣钟等，也忍痛变卖，用以支撑办报的经费。不仅如此，还动员妻子回江油将其陪嫁的街房、首饰等变卖，以补贴办报的费用。妻子曾患重病，拿不出钱去医院治疗，往往用民间的小单方解决。如遇经费周转实在困难，王右木只得把正用的衣服及杯盘碗盏拿去当卖，妻子因舍不得这些东西而不愿让他拿走时，他便耐心地说服妻子道:“我拿这些东西去换钱是为了革命事业，今后革命成功了，劳苦大众的生活都幸福了，我们的生活当然也就幸福了。”
王右木为革命工作而展现出的高风亮节为他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很快，一场震撼四川的群众运动在他的领导下爆发了。
第五章 勇斗军阀 为民请命
1922年夏，四川教育界爆发了一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全省师生以及社会广大群众参与其中，重庆教育界也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予以支持。
这场运动起源于四川各路军阀对教育经费的侵占。
北洋军阀上台以后，四川实行防区制，大小军阀在自己防区内俨然土皇帝，对百姓横征暴敛，侵占公款以供他们战争和享乐，其中教育经费就在侵占之列。
由于军阀混战的加剧，当时四川教职员的薪水越来越少，每月只能领得其中二三成，有时一两月分文不发。许多学生也因补贴经费无着，常常忍饥挨饿。全川教育事业到了破产的境地。
四川教职工面对这般窘境，早在1920年就开始进行斗争。到1922年4月，四川省长刘湘在广大师生的游行示威下，被迫同意拨全川肉税作教育经费，并电达全国：“决于本年4月1日始，以全省解省肉税划作省教育经费，独立专支，由各县教育机关直接征收，不假官吏之手。”但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军阀们根本不把省长的话放眼里，一些军阀甚至联名通电，公开表示反对。
反动势力的置若罔闻终于点燃了师生们的怒火。
6月，成都举行了教职员和学生代表会议，王右木被推选为运动总指挥。联合会先是致函省署，要求三日内实现教育经费独立并十足开支，否则立即罢课。省政府不置可否，于是从6月8日开始，成都各校纷纷罢课，逐渐变成一场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省议会副议长熊晓岩迫于压力，表示将在12日开大会议决，学生可来旁听。
然而12日当天，熊晓岩无故缺席，导致大会过了正午也无法召开。学生们便选出8名代表去熊宅要求熊晓岩出席会议，结果反被熊晓岩以扰乱治安的名义强行拘留。王右木闻讯，当即带领数百名学生和一些教职工前往熊宅质问。熊晓岩见势逃走，还命手下打坏家中东西，后来诬陷是学生所为。
次日，王右木率领一千多名学生到省议会请愿，熊晓岩仍未到场，与会的三十多名议员多数同情来请愿的师生，便决定在熊晓岩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特别会议。然而会议开始不久，一大伙暴徒突然闯进请愿队伍，手持凶器逢人便打。王右木和广大师生被迫还击，局面乱作一团。事后，大约有三四十名师生和四位议员受伤，有三名学生当场被打死。受伤的学生里，最小的才13岁。《民视日报》6月16日曾作如下报道:“学生受伤，有打中眼眶骨血流满面者；有脑后击破血流不止者；有横腰被扁担打伤其重者。”
此次暴力事件，幕后主使正是熊晓岩以及军阀刘成勋。然而他们却恶人先告状，登报污蔑师生“捣毁熊宅”在先，并指责王右木以马克思主义“麻痹”青年，专和政府“捣乱”企图实现个人的“阴谋”，要求政府逮捕。
面对反动势力的暴行，王右木坚持斗争，团结师生反抗到底，发表公示澄清事实，一些正直的议员也站出来予以证明，揭露了熊晓岩的无耻面目。
反动派残酷镇压学生的行为，引起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愤怒。6月13日，成都主要街道纷纷罢市，6月20日到21日，重庆教育界举行大规模游行和罢课活动，声援四川师生的正义斗争。川南各校也响应省会，纷纷声明配合全省学生一致行动。同时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时报》及北京《晨报》等知名报纸，均以显著的版面报道了斗争的实况，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最终，四川当局迫于形势批准了“拨肉税为教育经费独立专支”的提案，释放被捕学生，各地军阀也被迫表态赞成教育经费独立。到秋季开学时，在广大师生的持续斗争下，教育经费独立的目标基本实现。
然而，反动派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奈何不了广大群众，就对王右木下手，责令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无理由解聘王右木。但在9月，知名民主人士吴玉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高师校长后，继续聘用了王右木。
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积极影响不仅在于保证了四川师生的正当利益，还在于催生了一个进步的组织——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六章 创立党团组织
1922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在《先驱》杂志上刊发，马克思读书会的学生们备受鼓舞。当时，四川教育界为争取经费独立的斗争正愈演愈烈，读书会的学生们便深感需要个真正干革命的团体来领导群众运动。因此在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受第三国际的领导后，便热情地自发组织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久后，在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走向高潮的过程中，马克思读书会和青年团成员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6月10日，在王右木指挥下，青年团发表宣言，号召平民阶级与那军阀阶级实行阶级斗争。
由于读书会和青年团深入参与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马克思主义学说因此深入人心。在10月11日王右木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信中，王右木高兴地说：“四川经过前次学潮后，一般学生脑中，颇将马克思三字印入，成都旧日安派空气，已不为青年所重。”
因成都青年团是自发成立的，未得到团中央的认可，所以在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结束后，王右木于7月赴上海向团中央汇报情况，同时也可避免军阀的迫害。到重庆时，刚好《人声》报的通信员林如稷要去上海，王右木便委托其到上海后预备个小房间。正是由于这件事，让我们得以通过林如稷的记录直观了解到这位革命者的朴素生活。
不久后，在上海的林如稷等到了王右木。当时王右木“提着一个只装着一些旧报纸杂志，和十几册日本河上肇的书本的小竹扁箱,另外还有一个内裹着一两套白布汗衣裤的薄被卷。”因贫困，王右木长期穿着件夏布长衫，长衫的白色已被汗渍污垢污染得发黄发黑，还散发着汗腥臭气。林如稷建议他第二天去街上买几件现成衣服，以便会客。
王右木以“不急忙”为由搪塞了，但当天晚上王右木便悄悄在亭子里洗衣服。林如稷听到动静没太注意，直到第二天吃早饭，见到王右木那还未干的长衫才恍悟。
当时王右木说：“干了哩，这一晚上!”
“唔,哪有那样快,还是等我就去石路给你买一件吧?”林如稷说。
“你总那样公爷!”王右木笑着说完，便披上那件还潮湿的长衫，飞奔下楼，到渔阳里跟革命同志会面了。
在与王右木相处那段时间，林如稷发现王右木患有脚气病，已经严重到脚部溃烂、流黄水。这是饮食起居长期艰苦导致的。来上海后，王右木吃的是小饭馆的包饭，菜品也不好，而且早上的清粥很不利于脚气病的痊愈。所以林如稷每天会给王右木买面包，偶尔还有牛肉汁，给王右木补充营养。在得知清炖鳖鱼汤有利于治脚气后，林如稷也为王右木买了几次。王右木问多少钱，林如稷只说不贵。
但有一天，王右木在一家餐馆就餐时，发现菜单上的清炖鳖鱼汤要卖两元钱，便再也不准林如稷为他买了。
王右木说：“如稷，这钱要安排在正大的用途上，并且，这两块的数目，你当惯了少爷的满不在乎，却够别的人吃半月一月啊。”
初次阅读到史料的这个片段时，我不禁感慨，这就是伟大的革命者，伟大的共产党人，他们可以为着世间受苦受难的民众而奉献出自己的全部，连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不顾惜。为了拯救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他们硬生生将自己置于更深的苦难之中。
王右木在上海约待了月余，而后便带着中共二大宣言等文件回成都。由于王右木停留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刚好跟中共二大召开的时间重合，王右木又正是来上海与中共中央的同志会面的，同时，中共二大的12名代表，刚好有一位党员姓名不详。所以有史家认为王右木就是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
若上述推论属实，该姓名不详的党员就是王右木的话，王的名字未留存可能是我党要为王右木的行程保密，因为他当时正因领导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而受到反动势力的关注。
到成都后，王右木于10月15日正式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引导团员们积极声援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有的团员认为青年团本身的工作都做不完，为何还要声援外地的工人运动。王友木举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耐心说服道: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一致的，不能有外地和本地之分，只有通过我们所有的革命者共同携手才能冲垮反动势力的堡垒，社会主义才有实现的希望。
后来，青年团在中央的指示下，投身工人运动。他们与工人交朋友，在工人中发展团员，办工人夜校，帮助工人组建工会。1923年，二七惨案的消息传来，王右木带领成都有组织的工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5月1日，成都劳工联合会成立，并隆重举行成立大会，散发传单。当时的《川报》对联合会给予高度评价，称劳工联合会“的成立为成都破天荒之工人盛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真正工人的工会”。
成都的工人运动由于王右木领导的青年团的参与，从此面貌焕然一新。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王右木展现了高超的团结和斗争艺术。
第七章 深入工人 同吃共住
王右木很早就开始注意工人运动问题。他1921年到成都任教后，既开展学生运动，也重视对成都工人情况的考察和分析。
在工人群体里，最有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的一般是产业工人。当时的成都是以手工业为主的消费型城市，因此近代化大工厂不多，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四川兵工厂和造币厂。为了了解两厂的工人情况，王右木伪装成工人模样，深入厂子里做工作。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王右木发现这些工人的革命觉悟并不比外面零散的工人高，原因是他们待遇较高，而且有些是凭关系进来的兵痞流氓，厂里的军警与工头看管得也很严格，想在这里发动工运几乎不可能。
于是王右木将目光转向手工业里的长机帮工人。长机帮人数多，工作苦，待遇低，早前已经进行过零星斗争，因此在这里做革命宣传工作是比较容易的。
在王右木来到长机帮之前，工人们已经接受了“中华工党四川支部”的领导。然而工党领导人马云衢不过是想借工人运动向反动派讨好处的投机分子。在1922年秋的一次要求涨薪的工人运动中，马云衢收了资本家们的钱，便在运动高潮时进行破坏，导致数十名工人被毒打关押，罢工因此失败。
王右木知情后，对工人们说：工人阶级要求自己生活的改善和要求自己阶级的解放，只有自己努力奋斗，组织自己的工会，团结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要依靠他人，不要幻想现实的政府能帮助你们，因为现实政府都是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
听了王右木的话，一些工人备受鼓舞，之后王右木就带着这些工人在明远学校办起夜校，领导团员一起教工人知识，从工人们的切身利益出发宣传革命道理。为了拉近与工人的感情，王右木还按江湖规矩与二十多名工人喝了血酒，结为兄弟。
在于工人相处的过程中，王右木很注意发掘其中的积极分子。工人孟本斋为人耿直，擅长言谈，受压迫深，斗争性强，既有一定的文化，又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威信和较强的活动能力，王右木便对其重点培养，多次与他谈话，经过长久考验后吸收为团员。对于一些不受待见的工人，王右木也有办法团结他们。如徐云程本是“烂人”，原是抬官场轿子的，地位低下，生活无着落，但又确有才干，王右木与他推诚相交，每月从恽代英处借六元生活费给他，此人后来成了王右木接洽工界的助手。
因着王右木和团员们能深入工人生活，为工人利益着想，青年团很快得到工人们的信赖。1922年冬，以长机帮为起点，青年团相继在二十多个行业的工人中建立了工会组织。为次年5月1日成立劳工联合会奠定了基础。
1923年5月1日，劳工联合会发表《人日宣言》，庄严宣称：“我们工人产生一切物品，我们工人亦将产生庄严光明的世界，我们是世界上的真正主人!”
工人们在有了统一的坚强组织后，很快就掀起了对反动派的反抗。
当时在长机帮中，有个叫“三皇会”的行会神学组织，本由工人创建，但后来被资本家收买，成为资本家用来剥削工人的御用组织。另外，资本家为了进一步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发明了比市场通用尺子长三分的“朱尺”。为维护工人利益，孟本斋向劳工联合会申请发动罢工，逼迫资本家取消“三皇会”和“朱尺”，并致信王右木，请求王右木领导这场运动。王右木在得到团中央的批示后，领导联合会批准了孟本斋的提案。很快，自1923年秋到1924年春，一场持续半年之久的“反三皇会”“反朱尺”的工人运动爆发了。运动期间，工人们采取了集会、游行、请愿、怠工等多种形式与反动派斗争，仅长机帮加入运动的工人就达到2000多人。
资本家们当然不愿让步，起初他们勾结军警，逮捕了工人团员卢德云。为营救卢德云，劳工联合会发动全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同时宣布废除“朱尺”，游行队伍达到华阳县衙后，当局只得释放卢德云。但很快反动派进行反扑，他们以 “聚众滋事、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了孟本斋，又以“不合法”为理由强行查封了长机帮工会和所有行业工会。
这时成都党组织已经成立，王右木任书记。在中共成都党、团组织的组织领导下，成都劳工联合会组织发动了全市规模的总罢工，并先后八次包围了关押孟本斋的华阳县公署，迫使反动当局释放了孟本斋。
成都劳工联合会领导的这场罢工运动社会影响很大，展现了工人阶级的磅礴力量。
不过，王右木根据从事革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逐渐意识到单运用游行示威、罢工办报等合法斗争是没法真正战胜反动势力的。革命事业想成功，最根本的还是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武装工农的思想就应运而生了。
第八章 调研蜀地 探索道路
平民出身的王右木对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很早就意识到受压迫最深、人数最多的工农群众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在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同时，他还自觉地对农村情况展开调查。
成都地方团成立后的寒假，他和学生康明惠分别在老家江油和温江做过调研。
当时的四川除了军阀问题突出外，地方匪患问题也很严重。地方豪绅为了抵挡土匪的骚扰，以清匪为由头组建了民团武装，但这些团练成员多是游手好闲之徒。团练局长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往往选择讨好当地县官和军官，与他们勾结起来鱼肉百姓。更有甚者直接与土匪串通，黑白通吃。在军阀、土匪、民团的压迫下，农民苦不堪言。
基于此，王右木认为在四川农村有着孕育革命运动的巨大生机，一旦将之武装起来，革命前途不可限量。对武装工农的具体步骤，王右木做了如下设计：首先，在地方兴办法政学校或团务人员讲习班，面向中学或中学毕业程度的学生招生，聘任有进步思想，有胆量的知识分子担任教员。把学校办成实质上培养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武装干部的养成所。这类学校的毕业生与法政生地位相同，而后由学校跟政府协调，将毕业生分配到地方团练担任长官。原长官不肯交实权的，政府以来省培训的名义将其支离，超过30岁的则安排退休。
其次，招募可靠的工人到农村去，伪装成农民加入地方团练，与上述经过学校培训后就任的进步团长相配合，从而实现武装工农的目的，掌握地方实权。
简言之，王右木的设想是以温水煮蛙的方式对基层团练实现从上到下的大换血，使工农阶级转化为有枪阶级。他超前地指出：“劳工专政，必自握军权始。”这与四年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可谓异曲同工。王右木的这一论断，是“至今为止共产党和青年团内最早提出改造民团、掌握革命武装的文献。”他可谓我党提出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先行者。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这位杰出的革命者实现宏伟蓝图的时间。大概在一年后的秋天，王右木牺牲了。
第九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 人间处处是青山
1924年2月，四川的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军阀杨森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攻占成都，进城后，杨森放纵部下淫掠，无恶不作，大发横财。
很快，杨森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理。
东西是自己的才懂得心疼，杨森打算在成都长期待下去后，便一改往日的兵匪习气，扬言要建设新四川，推行新政。
然后杨森便任命秘书秦正树办报，为新政做宣传。秦正树早年留学日本，与王右木相交，归国后还加入了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秦正树第一时间将杨森想办报的事告知王右木。王右木召集党、团骨干商议如何对待此事。
有同志认为给军阀办报限制颇多，搞得不好还可能招来麻烦，没法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但王右木认为利用反革命的力量进行革命宣传未尝不可，正好我党目前还无力经营报刊，送上门的机会不要白不要。
大家经过讨论，认为给杨森办报利大于弊，于是同意了王右木的主张。
因当年是甲子年，所以报刊定名为《甲子日刊》，秦正树任社长，王右木为总编辑，刘愿庵、廖划平被邀为编辑，钟善辅、刘亚雄为助理编辑，其他报丁杂役均是党、团员同志。
杨森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是花钱给共产党做了嫁衣。
创刊后，王右木等人巧妙地利用杨森“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反对防区制，反对军阀混战，主张还政于民，并揭露帝国主义和现实社会的罪恶，颂扬十月革命，介绍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还常常将杨森所部送来的文件和消息里的不合理之处进行节录或修改，甚至不予刊出。
这样的《甲子日刊》杨森当然是越读越觉得不对劲，但考虑到王右木是成都相当有名望的人物，若能收买王右木，会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所以杨森决定先礼后兵，在3月下旬的一天，派四名副官带着一箱银元跟军部督办署高等顾问的委任状，到王右木家中邀请王右木合作。
王右木心知来者不善，若直接拒绝恐会滋生祸端，所以表示自己要考虑一下，留下了委任状，让副官把钱带回去。
副官走后，王右木对妻子说：“杨森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我，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和他们的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怎能去做他的官？”
为避免杨森后续找麻烦，王右木决定离开成都避避风头。刚好广州将有党的重要会议需要他参加，因此王右木就在暮春的一天提前出发了。殊不知，这一去竟是与妻儿的永别。
王右木去广州的路线是取道嘉定（今四川乐山）、泸州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广州。到嘉定时，王右木协助当地丝厂工人为争取加薪开展罢工斗争，被当地反动派抓捕，幸运的是只被押解出境。到泸州后，王右木会见了当地的同志蒋雪邨，赞扬了他们在川南的工作，而后在蒋雪邨和枉廷弼两位同志的目送下乘上去上海的轮船。到广州参加完会议后，为节省路费，顺便在沿途做下社会调查，王右木决定步行经广西、贵州回川。中秋前夕，王右木到达贵州土城，写了封家书介绍近况。但这之后王右木便再也没有消息。
党组织和同志们四处打探王右木下落，均无结果。这位伟大的革命者就这样离奇地失踪了。
王右木失踪后，因家中没有存款和值钱的东西，无处谋生的妻子王丹木只好带着儿女回江油依靠王初龄生活，路费是靠王右木在成都的朋友和亲戚凑的。
十年后的冬天，王初龄带王右木之子王浴生去汉口，路过重庆时，拜访了一位老友。友人曾是杨森的高参，因与杨森闹翻而避居重庆。在得知王浴生是王右木的儿子后，友人透露了些他了解的情况。
当年杨森恐惧京汉铁路大罢工类似的事情在成都重演，先用高官厚禄来收买王右木。被王右木拒绝后，杨森便决心杀害王右木。杨森得知王右木从广州回川，要路过贵州，便暗地收买了贵州某军阀，将王右木捉住后就地杀害，不要张扬，免得影响成都工人起来闹事。至于杨森用什么方法，收买了贵州的哪个军阀，将王右木在何时何地如何杀害的，友人也不知道。
总之，王右木留给世人的记忆停留在了1924年，时年仅37岁。
3年后，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25年后，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在这段峥嵘岁月里，王右木烈士以其舍己为公，忠贞不渝的革命生涯为革命史写下了壮丽的前页。
1952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为王右木烈士家属签发了“光荣纪念”证书，谨此纪念他短暂而伟大的革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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