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不动笔墨不看书——批注里的思想
毛主席读书有个习惯：不动笔墨不看书。
这是他青年时代从老师徐特立那里学来的。徐特立强调过“好脑筋不如乱笔头”。几十年间，这个习惯一直保持着。
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他都要在重要的地方用笔画上竖线、横线、曲线、斜线、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许多书，反复读了很多遍，勾画了很多很多。这些笔记、批注、批画，是他读书时头脑活动的真实记录，也是他和思想认识、观点的互动与交流。
他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的批语有1.2万字左右。1963年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时，对该书关于华严宗思想的分析写了近百字批注。该书认为，华严宗承认个别与一般的内在联系，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华严宗又唯心地夸大、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这种联系绝对化，甚至抹煞个别的存在。毛主席在这段话旁边写了四个字：“何其正确。”他还写了批注：“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岂非自相矛盾。”
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他写了近300字的批语，表达了他对唯物辩证法体系的看法。
例如：“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等等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陈晋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读《二十四史》，他更是下了大功夫。这部书有3200多卷，4000多万字，800多册，他几乎全部通读过，有些章节反复多次读过。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标注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卷册，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有的地方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读《旧唐书·黄巢传》后，他根据传中的记述，专门画了一张黄巢起义军的行军路线图。据统计，他在《二十四史》上共做了198条、3583个批注，批注的文字，一条最少的是2个字，最多的一条写了914个字。
从毛主席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勾画中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学习这部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来读。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这套史书毛泽东看得比较多的有《旧唐书》、《新唐书》、《汉书》、《后汉书》、《晋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等十六种。特别是《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遍数更多。《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从中还可看出，有些章节，毛泽东至少看过五次以上。在他看得较多的这些书籍中，也不是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反复读，而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读。特别是“纪”、“传”部分。
据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达十七年之久的逄先知回忆，毛主席读“二十四史”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周、邓、彭、彭德怀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阅读”。读书有乐趣分享，有史识共长。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陈晋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他读书的时候，身边、手边不能没有笔。年轻时、延安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用毛笔，后来逐渐改用铅笔，包括黑铅笔、红铅笔、蓝铅笔、粗黑铅笔、粗红铅笔等等。最后几年大部分用的都是粗的黑铅笔或者红铅笔。卧室床头桌上、办公桌上、卧室外间会客室的茶几上，到处总是习惯放着由服务工作人员削好的铅笔，各种各样颜色的铅笔。
笔者认为：“不动笔墨不看书”是毛泽东读书方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为什么?因为动笔墨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就是把书本知识“消化吸收”的过程。光看不写，容易“眼高手低”，觉得懂了，实际没懂。边看边写，强迫自己思考，强迫自己判断，强迫自己联系实际。今天很多人读书，干干净净一本书，从头翻到尾，读完就忘。学学毛主席，动起笔来，书就“活”了。
第五部分：历史的眼光——读史使人明智
毛泽东酷爱读历史书，而且是出了名的多、深、活。
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毛主席怎么读历史?一是对照着读。读《史记·高祖本纪》，他不仅看刘邦，还联系项羽的描写来比较，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二是借古论今。读《汉书·赵充国传》，他关注赵充国建议屯田的奏折，因为分析得当才具有“说服力强之效”。三是探究规律。读《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他关注张宾如何分析各方形势，从而得出“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结论。
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学习历史的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534页 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在私塾读书时，他就特别喜爱看一些老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书。尽管老师严加防范不让他看，他还是偷着读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和故事书。他回忆说，那时读过的许多故事书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还与同学反复讨论过许多次。他自认为，这些书大概对他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08—109页
《资治通鉴》是他十分喜爱并多次向人们推荐的一部史著。1954年冬，他和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红楼梦》他至少读了5遍。1954年在杭州的一次闲谈中，他对人说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陈晋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笔者认为：毛主席读历史，不是为了当“历史学家”，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他把历史看作一面镜子，从中照见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更可贵的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审视历史，发现历史中的阶级、历史中的矛盾、历史中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样读历史，历史就活了，就变成指导现实的思想资源。我们今天读历史，如果只记住年代、人名、事件，却读不出规律、读不出启示，那就是白读了。
第六部分：经世致用——读书的目的在于应用
毛泽东读书，不是为了当“书橱”，是为了用。
他在《实践论》中说得明白：“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292页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他进一步澄清了什么是理论家：“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814—815页
这段话是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所作的深刻批评。当时一些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同志(如王明等人)虽然能够背诵马列著作，却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无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他用“箭和靶”的关系比喻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有些同志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毛主席还有一个重要观点：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模范。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过程中，他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军队建设理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统一战线理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正是有赖于这些正确的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由于篇幅所限，今天就先说这么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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