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打工者主动选择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不意味着是资本家的恩赐。”《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吕途认为，“资本文化的狡黠之处在于，让个人奋斗概念深入人心。新生代打工者的确主动选择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资本家的恩赐”。
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2015年1月出版
苏浩民，1984年出生在湖南新化县荣华乡曹家村，年少时母亲自杀，成年不久后父亲也去世了。18岁开始四处打工，在舅舅开的模具厂打工四年多。曾尝试骑行环游祖国，也曾被自己的亲弟弟骗去参加传销。多年以后，他仍然在另一家模具厂做着刚出来打工时的工作。
苏浩民的故事是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这本书中的案例之一。这些在陌生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身上交织着彷徨与迷惘、不安与失落、勇气与希望。5月初，吕途先后在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新工人文化与中国未来”交流演讲，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新工人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新工人”这一概念不是吕途第一个提出的，不过她的两本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让这个名词开始为人所接受。比起“新工人”，大众更为熟悉的是“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但在吕途看来，这些词本身就带着一种歧视和身份的随意性。“工人是工人，农民是农民，凑在一起的‘农民工’显得不伦不类，而且没有身份确定感，我接触的一些工友也不认同这个词。”
吕途在高校与学生交流时都会反复提出一个问题：“大家觉得新工人和大学生、在座的每一位有什么关系吗?”面对这个问题，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反应颇具玩味。有些在大城市土生土长的学生无动于衷，也有学生闻之动容，在讲座结束后围绕在吕途身边希望留一个联系方式继续交流。
“中国现在在外打工的新工人人数接近3亿，再加上新工人群体的孩子、留守家乡的父母，整个人数可以到达5亿。这5亿人口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安定、你我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中国新工人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很多人不去思考这些问题，或许是觉得自己可以逃离或者不受农业危机、环境危机的波及?”
深入“工友之家”进行体验和调查
吕途曾在欧洲深造读博，也在大学担任过副教授，后又在国外跨国公司就业。这些经历与“打工”、“苦日子”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2003年，吕途接触到了关注工人权益的民间机构“北京工友之家”(下简称“工友之家”)。工友之家的所有人住在北京郊区的皮村，皮村的工作生活条件并不如意，这让吕途开始对各地工人们的生活居住状况进行调查。
此后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新工人的生活，吕途两次应聘进工厂打工，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结束后一次的打工体验，是因为流水线上操作的化学制品让吕途的身上严重过敏，这些经历让吕途对生活陷入了更深的反思。
深圳龙华新区的富士康工厂内，楼体加上了安全网。 CFP 资料
“那是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在工厂人彷佛就成了工具，机械地完成好手下的单一工作，不需要有思想，没有多余感情。”吕途向记者展示了几张工厂宿舍楼道的照片，楼道的转角处都结上了厚厚的网格，“这是用来防止工人跳楼自杀的。”
深圳富士康，工人正在流水线上工作。 东方IC 资料
这些打工的经历以及与工友们的大量访谈被吕途写在了书中，“这一个个工友的故事，承载了历史的一部分和社会现实，在资本文化的控制和压迫下，工人无法实现物质需求，精神世界痛苦、麻痹自我。”吕途说。
吕途强调：“新生代打工者的确主动选择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资本家的恩赐。”
吕途曾在重庆富士康采访过多位工友，其中一位工友的话让她印象深刻——“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工作时间长、压力大精神高度紧张、繁重的重复劳动，是这些工友工作的普遍情况。
记者拿起iPhone问吕途如何对待这些资本下的产物?吕途表示，自己并不反对iPhone，反对的是iPhone的利润分配体系，以及iPhone为了赢利而不断制造消费欲望，反对iPhone不顾工厂工人的健康而追求利润的工厂制度和经济制度。
富士康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代工厂，几次跳楼事件将其推上舆论风口。近几年富士康也在不断改善工人待遇，为员工提供图书室、心理咨询室等设施，工资相对其他地方更高一些。但吕途认为，这样的“好”是虚伪的：“富士康的高工资是以高强度劳动、大量加班来达到的，从工友的工资单上可以明确看到。公司的确有阅览室、有电视，但劳累了十多个小时的工人根本不会再有精力去光顾。”
“资本文化的狡黠之处在于，让个人奋斗概念深入人心”
工厂/资本家是否为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工厂生产出的商品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水平?吕途说，这是个让人迷糊的逻辑：如果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了，如果我们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我们就要感谢改革开放，就要感谢外商投资，就要感谢资本家。事实上，在资本文化的雇佣之下，人人都被剥削与控制。
吕途认为，资本文化的狡黠之处在于，让个人奋斗概念深入人心，让每个人都相信可能性。“这种逻辑表面上很人性，其实很残忍。它调动的是急功近利、个人主义、言行不一。资本的逻辑就是动用所有的手段让人们忘记人的尊严，让人们忘记人与人之间是可以达到共赢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的逻辑到现在为止总是节节胜利的。”
城市呆不下去，老家还回得去吗?吕途否定了这个答案。在对工友做调研时，大部分工友对未来的打算是继续留在城市。“衰败的农村让新工人‘无家可回’。农业收入微薄、农业生态系统在瓦解、土地制度的困境、农村基层组织的混乱…这些现实问题都制约着他们回去的步伐。”
城市和乡村，一个留不下，一个回不去。这些问题令吕途“不做些什么事情就难受”。加入“工友之家”后，她还在工友之家创办的“工人大学”中担任教师。工人大学不用交学费，采用以劳动换学习的方式，开设的课程包括平面设计、电脑维修、生态农业等。工人大学的学员来自天南海北，不少新工人来是为了学习专业技能，往届的一些学员几乎都投身社会企业了。而由工友之家运作的农庄和一些二手商店则为整个皮村提供了经济基础，自力更生不受资本控制，没有老板与雇员之分。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友之家的免费图书室里坐满了人。 CFP 资料
“政府也挺支持我们，给予了一些政策上照顾。很高兴看到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像‘工友之家’这样的‘团结经济’模式，提高了农业生产者的利润空间，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生活条件得到一定保障。”吕途说，在皮村的工友之家，生存资料归集体所有，不存在被雇佣的工作关系，彼此的工资差别也微乎其微。
这是个乌托邦式的社区吗?吕途说：“乌托邦是想象中的，但是‘工友之家’是现实的，并且在大家的努力下存在了十多年，这是在资本的肚子里探索出的新方式。”吕途认为，现在大家处于资本文化之下，人为了资本而服务，工人价值被贬低、丧失自由，城市白领们被竞争和物质刺激操纵着。
“我们正处在一个资本全面胜利和资本霸权的时代，而不被雇佣、不做劳动力商品是人类最终获得解放的目标。”吕途说，“以房子为例，工友不去质疑房价的合理性，而是花去所有或预支毕生的血汗在老家建一个回不去的房子。大学生也一样，多数买不起房子，少数幸运者成了房奴。”
“用工荒”其实是对资本的一种反抗
出路在哪里?吕途说，很多人都在探寻不同模式的出路，但首先要明白什么不是出路。“工人认为当老板才有出路、抱着‘过客心态’、认为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些都不是出路。”
“目前我们可以尽力去做的是，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权益;在企业外部可以发展生活生计、儿童家庭、文化教育、团结经济，这其中又可细分‘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
吕途认为，新工人群体的意识在崛起，经常出现的“用工荒”就是对资本的一种反抗。“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劳资关系’?还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下，劳动关系中的重大区别与问题。今天似乎只剩下劳资关系，所有人都是打工的。改革开放30后的今天，真该总结一下了。”
北京皮村街景的大多数街巷都显得破败简陋，近两万外地打工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原本只有一千多人的自然村如今成为一个典型的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倒挂村”。 CFP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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