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不死 老百姓苦难未已
——从前国企工人的悲惨命运看新自由主义
库爽生
始于世纪之交的公有企业私有化改制已经基本收宫，经过“大员上阵、大刀阔斧、不断突破、全力攻坚”的运动式“果断措施”，取得了“辉煌战果”：几代人艰苦创业建设的十多万家大中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已经“壮烈牺牲、改姓易名”，成了私人的囊中物了。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队”，国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经历了由1980年代末“搞活”（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到世纪之交的“搞死”（国有企业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国退民进、卖光送光）的过程，也便经历了从辉煌到衰落（地方国企无论大中小型、无论经营多么良好，除了上市公司，改革方式全部是一个字：卖；是人为的“衰落”）的过程。与国企命运相伴随，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力军的工人阶级，也经历了由领导阶级沦落为弱势群体、由企业主人嬗变为备受欺凌的贫困失业人员的过程。
公有企业和工人阶级经历的如此巨大的历史性、悲剧性变迁，追根溯源，是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惹的祸，是新自由主义主张并推波助澜的私有化浪潮惹的祸。
新自由主义是何方神圣？
一个幽灵，一个吃人的幽灵，像诡谲的乌云，在中国上空阴沉沉地徘徊，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晴朗的天空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个幽灵，就是在公有企业私有化改制过程中肆虐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垃圾，是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从西方移植到中国大地上的“恶之花”。
横看竖看，远看近看，看过来看过去，这个“新自由主义”每个毛孔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翻看中国史书的感受一样。
新自由主义究竟是何方神圣？对在我国改革中贩卖的新自由主义而言，简要地说，其实质和核心就是主张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其特点是：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贱卖或白送给私人；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私有制的剥削性质，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反对国家干预政策；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也完全或主要从外国引进。
新自由主义学者标榜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其实他们归根到底是“为自己说话，为穷人坏事”。
他们坐在富人怀里，坐在利益集团一边，为富人说话，公然提出“财富向精英倾斜”，是要从富人哪里领取“赏金”，归根结底是为自己说话，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快速致富。他们“为富人说话”的时候，到处觥筹交错、前呼后拥，好不风光，且能获得高额讲课费、咨询费、论证费、出场费、顾问费等名目繁多的不菲收入。
在他们看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天底下最大的谎言，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则是真理，他们怎么能不为富人说话？而对于被他们蔑称为“穷人”的劳动人民，他们是从来不放在眼里的，他们的一切“理论”都是不顾工农大众死活的“理论”。特别是工作在公有企业的工人阶级，饱受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研究成果”之苦，生活水平无可争辩地倒退了数十年，由“领导阶级”之一员，沦落到了社会最底层，即被私有化浪潮打入了人间的十八层地狱。
新自由主义是推动国企私有化改制的元凶
新自由主义学者在鼓噪国企私有化改制过程中，“创造性”地作出了许多看上去颇新颖的“理论贡献”，诸如“代价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冰棍论”，种种奇谈怪论掌控、推动、左右了国企私有化改制舆论和运动，一时间，各地方政府像赶时髦、也像争功一样，争相“国进民退”，大有不把国企卖光送光决不罢休的锋头。
国企改制，据称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私有化，远超俄罗斯的私有化。到2008年7月初，中央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只留下149家（据说以后还会进一步减少到30—50家），地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也不过1000家略多点。大规模私有化使我国的经济成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6年公私经济GDP的比重就已经为37%、63%”，私营经济无可置疑地占据了主体地位。就是在公有企业基本全面退却的形势下，那些新自由主义者还立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还在反复叫嚣要消灭屈指可数、硕果仅存的特大型国企。
在新自由主义学者倡导的国企私有化改制中，流失了多少国有资产？尚未看到统计数字，大概也无法统计。因为整个国企制过程是“砸锅卖铁”，是“黄金当作废铁卖”，不管是“靓女先嫁”那些产品热销、利润丰厚的优质国企，还是白送那些财报亏损数字而并未亏损真金白银的“困难国企”也好，都有一个世人皆知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严重问题，都有一个毁掉几代人艰苦创业形成的宝贵的建设成果的严重问题。
非常奇怪的是，对于明显是谬误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所贩卖的理论垃圾，各地方政府竟然言听计从，锲而不舍地“深化改革”——强力向深层次推进，强力向产权改革突破，强力将下辖的国企资产“冰棍”尽快卖光送光，尽快让极少数人用买废铁的价格买到国有企业优良资产，尽快让这些“能人”们富起来、豪起来，尽快让工人阶级成建制的下岗失业、卷铺盖走人。各地方政府是如何“强力”推进国企改制的呢？一般都是定时定人定任务，大员上阵，大刀阔斧，排除阻力，“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
如此荒唐的闹剧，竟然在社会主义中国多年上演，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声势浩大，闯关夺隘，攻坚克难，直至卖光送光。这种分明是毁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径，这种分明是毁掉共产党立党基础的行径，这种分明是毁掉工人阶级的行径，竟然不被阻止，反而一片喝彩。这是多么令人困惑、令人愤怒的一幕！
新自由主义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奶酪”
为什么很多正直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愤慨地斥责国企私有化改制是祸国殃民？且不说私有化改变了社会经济基础、为共同致富设置了不可跨越的障碍的问题，仅直观地看，国有资产流失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摧毁国企的同时，也摧毁了数千万工人的生活，摧毁了涉及上亿人口的数千万工人家庭的生活！而新自由主义学者却在主流媒体上不断地公开表示，公有企业改制就是要“牺牲三千万老工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知道，摧毁工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不仅仅是摧毁了他们的生活，而且还摧毁了他们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从物质到精神，给予他们这些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以致命的一击。
有多少国企工人为他们倡导的国企改制付出了“代价”呢？“国企包括集体企业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岗、减员增加形成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从1996年至2002年，国有、集体单位在岗人员累计减少了5500万人”（胡鞍钢）。这5500万工人，间接波及的家庭人口至少有一亿多人吧？
众所周知，下岗失业之后的前国企工人，包括4050人员在内的绝大部分人，在当下劳动力市场竞争极其残酷的形势下，是很难很难实现“再就业之梦”的，极少数人可能和农民工竞争私企的招聘，成为打工一族。这些“幸运者”其实也并不那么幸运，与先前在国企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劳动强度大多了，劳动时间长多了，而工资收入一般还少多了，且动辄人格受辱。
媒体经常把在私企的打工一族笼统地称之为农民工，实际上其中还有不少是城市青年以及原国企年纪不太大、健康状况尚好的原国企下岗失业工人。这些人劳动时间一般每天达12小时左右，很少有节假日，大部分人没有劳保、医疗等福利待遇，工作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仍。“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2008-06-26《环球视野》）
由于原国企下岗工人与农民工相比较而言，总体上知识水平要高，更懂法律，更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私企招聘工人更青睐农民工。这就是下岗失业工人比农民工更难就业的关键因素。而与农民工相比，来自城市的工人面临的挑战更严峻。农民工尚有退路，打工可以算他们的第二职业，即便失业还可以回家种地。
还有极少量的下岗失业职工高高兴兴地走上了“公益性岗位”。这种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再就业机会，只能说是地方政府帮助下岗失业人员的一种可爱的姿态，因为这些下岗职工眼中的“香饽饽”数量极为有限，杯水车薪。且不说这些岗位尽是一些诸如扫大街、交通协警之类脏而且累的活儿。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因公有企业改制导致的下岗失业工人群体，是生活最贫穷、精神最痛苦的一个巨大群体。当主流媒体反复渲染、讴歌盛世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水平却急剧下滑，命运出现了他们心理上无法接受的急转弯，在社会最底层悲惨地苦熬。无法再就业、又基本没有积蓄、在国企上班的唯一经济来源被切断：他们中很多人不可阻遏地几乎贫穷得揭不开锅，至于究竟如何精心“理财”来应付孩子上学、家人生病等额外开支，真的是难以想象。
现实就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不是闭着眼睛，只要舍得放下身段到原国企生活区（现为工人的贫民窟、难民营）走一走，是人都能领教到他们的触目惊心的赤贫状态。
我记得，中国社科院于2005年曾经进行过一个调查，结论：最贫穷的群体在城市；在中国社会的10个阶层中，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属于第8、9、10的最底层。这个社会阶层排列还是客观的。然而，在党和国家近几年高度重视民生的背景下，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下岗失业工人竟然完全被遗忘，完全不被提及。大学毕业生、农民工这些生存和就业状况略好于下岗失业工人的弱势群体，还常被主流媒体提及，被政府相关部门“关照”，并出台了相关政策（扶持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就业是大好事，深得人心，非常应该）。何以独独落下下岗失业工人这个最底层的群体？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若要勉强解释，只能认为是下岗失业工人的悲惨处境是国企改制政策造成的，其生活水平下滑之严重是惊人的；而农民工等群体则生活水平有一定的提升，便于宣传。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说：下岗失业职工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所谓解决了，指的是2005年各地将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并轨管理，不再提“下岗”这个词语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不提了就等于解决了？而据我所知，把下岗工人和社会失业人员并轨管理，是一种给下岗工人生活困境雪上加霜的做法：并轨前，下岗工人有政府劳动部门的“再就业中心”管理，在管理期间，每月发给约两三百元的生活费，且代为交纳社保金；而并轨之后，就完全把下岗工人推向社会，政府完全撒手不管了。涉及数千万工人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此随手一推就草率地“解决”了？
在地方政府宣布已经解决了下岗工人问题的同时，原国企下岗失业工人的“奶酪”已经彻底消失了，无可争议地沦落到了社会底层中的底层。
近几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生。民生者，人民之生计也，而就业乃民生之本，重视民生当然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可是，新自由主义无良学者们反其道而行之，其国企私有化改制主张却是促进失业，先后促进了五六千万工人失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清清楚楚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很清楚，至今工人阶级还是我国的领导阶级。而眼下正在全国普遍开展学习活动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究竟应该以什么人为根本？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宗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所当然首先应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劳动人民为根本。可是，工人阶级竟然被改制强行打入社会最底层，这是多么叫人看不懂的社会现实啊！
新自由主义的重大“成果”：贫富两极分化
在少数人率先暴富起来的同时，下岗失业工人却“逆历史潮流而动”，率先贫穷下去。他们以其赤贫得揭不开锅的“地狱”惨景，衬托了富人们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别墅靓车、妻妾成群的“天堂”生活。
举世公认，中国富起来了。资料表明，我国已经成了“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第三大航天大国、第四大旅游首选国、主要工农业产品均居全球第一或第二。”按照这几个“第一、第二、第三”描述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定位，国家是富起来了。
然而，作为数量上绝对是最广大人民的工农大众，作为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农大众，他们总体上生活水平并没有伴随国富而相应提高。
客观地讲，农村居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大多数也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而地域广阔的内地城市普通居民（可能东南沿海以及经济发达地区情况有异）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无可争议地倒退了数十年。
且不说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失业工人生活陷入绝境，温饱重新成为摆在面前的严峻问题，即便是那些可以找到工作的普通市民，众多在民营企业打工的年轻人，在付出艰苦劳动之后，在付出备受欺凌的人格受损之后，月薪也就是六七百元，月薪少于千元的内地打工者比比皆是。
能有这样的劳动报酬的城市居民还算幸运的，起码能解决肚子问题。而很多人还根本就找不到打工机会，也就是根本没有经济收入，属于“零收入”阶层。这样的数量不小的“零收入”群体，有的可以吃上低保，有的连吃低保也无缘。因为享受低保的规定也是严格的，只要你家里由一个孩子工作，收入达六百元以上，即全家平均达到200元以上，就与低保无缘。我的天，孩子几百元收入就要养父母，今后用什么成家呢？
那么，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财富到哪儿去了呢？原来，随着私有化的进程，贫富两极日益严重的分化出现了。
在短短数年、十几年内，一些人白手起家，“空手套白狼”，成为拥有上亿、几十亿甚至数百亿财富的富豪。早在2004年，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前者是后者的32倍。
大量富可敌国的富豪涌现出来：“中国拥有100万美元可支配资产的富豪多达41.5万人。中国的百万富豪人数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英国《金融时报》2008-07-08）。
全国不足0.2%的特权阶层，占有中国财产8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据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到2008年末，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内地高净值人群达到了约30万人；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亿元”。区区32万人，只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二（0.2‰），却持有“可投资资产9万亿”，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的近一半。
发展经济的目的不只是空中楼阁似的GDP数字游戏，不只是止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成果，不只是国家外汇的大量增加，也不是仅仅体现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跳跃式发展，更重要的是让人民特别是最广大人民即工农大众的日子越过越好，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让他们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在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幅度很小或没有提高甚至大倒退的形势下，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成果的情况下，任何有关什么GDP高速增长、经济快速发展的意义，都要大打折扣，甚至要打一个大问号：这是怎么回事？
美国石油大鳄约翰·D·洛克菲勒在1905年说过一句“名言”，露骨地宣扬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哲学：“只有牺牲早生的蓓蕾，美丽的美国才能显示它的雍容华贵。”换句话说就是：牺牲一大批，发达一小撮。毋庸讳言，我国当今，也明显存在类似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现实。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也包括“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十分严肃地提出的这两个“如果”，是值得我们对照现实深思的，是应该警钟长鸣的。
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果真不问“姓资姓社”吗？
新自由主义学者长期以来要求人们不问“姓资姓社”，并拉大旗作虎皮，说这是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可在“邓选”三卷中，明确谈“姓资姓社”，只能找到“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这一句。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这样讲过：“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特区姓‘社’不姓‘资’。”“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这些话清楚地表明，邓小平并不是“不问姓资姓社”，正像他自己讲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强调要“姓社”，不能“姓资”；“特区姓‘社’不姓‘资’”的判断，也正说明他讲“姓资姓社”。
新自由主义学者要人们不问“姓资姓社”，他们自己真的“不问姓资姓社”？否！我反复研读他们的各种言论和主张，其实他们是最讲“姓资姓社”的。我建议，关于他们“不问姓资姓社”的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只不过，他们热心于问“姓资姓社”，是他们不可泄露的天机，并掩耳盗铃、“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以“不问姓资姓社”来掩护。君不见，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于支撑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企业，对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极端仇视，极尽妖魔化之能事；而对于私有经济则宠爱有加，极尽美化之能事，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高层决策，使私有经济逐渐跃上国民经济大舞台，由配角变成了主角。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总是赞美“姓资”，丑化“姓社”；美化“姓资”，丑化“姓社”。如此看来，这些新自由主义学者，根本就不是不讲“姓资姓社”，而是特别讲“姓资姓社”，一句话，他们实质上是倡导“姓资”，反对“姓社”；支持“姓资”，打压“姓社”。
有他们的“经典言论”为证：“我们提出了一个体制改革的理论，并以此分析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张维迎）“我们不得不补资本主义的课”，“由于历史条件，我们实行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徐景安）。现在要“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全民，光明正大地发展资本主义。欲人不疑必先自信，老这么挂羊头卖狗肉，普通党员和普通老百姓看不起你，怎么会对改革开放有坚定的信念呢？！”（辛子陵）看看，他们不是坦率得很吗？谁说他们不问姓资姓社？
说句实在话，我以为，多数老百姓才是真正不问“姓资姓社”的。他们要求不高，只要能过好小日子，最好还能比较有尊严地过好小日子，并不怎么关心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姓什么的问题。但是，事实使他们领教了：如果说私有化是“姓资”的话，“姓资”是不能使他们过好小日子的，只有“姓社”的公有制才能使他们获得尊严与幸福。这样，他们拥护“姓社”，反感“姓资”，就是顺理成章了。
《炎黄春秋》某主编说：“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这里且不驳斥他的“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经济搞上去”的谬论，问题还在于，私有化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即使国家的经济搞上去了，可广大人民的生活并未改善，老百姓不会满意。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自己享受不到，而是集中流向极少数人那里去了，满意而且万分满意的是那些率先暴富起来的极少数人。
新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瞒和骗
我一直很奇怪，国企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数千万曾经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工人失去职业、失去生路、失去希望，可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学者们看不到现实，还有主流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也看不到现实，尽在自个儿说一些与现实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国企改制战果辉煌的不着边际的谎话？
我翻开鲁迅著作，读到名文《论睁了眼看》。早在1925年，鲁迅先生就说：“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鲁迅先生的洞察力是非凡的，看来一些中国文人有着瞒和骗的“优良传统”，从来不敢或者不愿直面残酷的现实。以新自由主义学者为代表的一些公然宣称知识分子不是良知分子的文人们，就是在瞒和骗。而那些新闻从业人员，经常在媒体上鹦鹉学舌、煞有介事地宣传国企私有化改制的丰硕成果，要么是在瞒和骗，要么是被瞒和骗。包括一些有话语权的人们在内的文人，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们，大多是在迎合私有化改革的“大趋势”，有意无意地制造着国企大多深陷困境、改制焕发生机的神奇假象，瞒高层，骗高层。用这瞒和骗两个汉字自欺欺人，掩盖工人阶级的血泪，掩盖大量国企惨遭瓦解、出卖的惨痛事实。
就在最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是出现大倒退，就是仅仅略有改善的情势下，从主流媒体传来的“老百姓富起来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如此弥天大谎为什么经久不息？除了瞒和骗这两个汉字，我还想到了两个成语：盲人摸象和矮人看戏。“盲人摸象”家喻户晓；“矮人看戏”出自情人赵翼的一首绝句：“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对于政府公务员、新闻从业人员、大学教师、研究人员、歌星影星以及公司白领等有话语权的人或高薪一族，特别是收购国企或坑蒙拐骗一夜暴富的人，他们自己确实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也确实“不差钱”了，他们中很多人突然间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地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他们的家人、朋友和身边的人们可能也都很富有，恍惚之间以自己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来评判社会，以为所有人都富起来了：此之谓“盲人摸象”。还有一些人自己的生活水平并未提高多少，可媒体成天这样说，也就以为只有自己穷，自己没本事，像“矮人看戏”，跟着站在前面的高个儿一起随声附和地叫好。
现实是残酷的，底层百姓的现实尤其残酷。我想说，良知尚存的人们，请你们睁了眼看现实吧，请你们丢掉“瞒和骗”这两种制假售假手法吧！也请善良的人们不再“盲人摸象”，不再“矮人看戏”吧！
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个政协委员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发出呼吁：应该淘汰一批主流经济学家。这些号称主流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其垃圾理论早已经实践检验是祸国殃民的谬论，把他们淘汰出局乃理所当然。但仅此还远不够，还必须在经济学界进行“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大扫除”，在经济改革理论中彻底干净地清除新自由主义垃圾理论的流毒，还改革开放以四项基本原则之魂，还老百姓一个晴朗的天。
淘汰这些“一心只读西方书，两眼不看百姓苦”的新自由主义无良学者之后，从哪里寻找新的经济学智囊呢？毛主席在三年困难时期请陈云出山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在当下经济发展受到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形势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适合国情的经济思想，仍然是值得深入发掘的宝库。何况，我们还有一些被边缘化的爱国亲民、具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这些亲民经济学家在大量著作中展示的学术思想，是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是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国情的，让他们跃上经济学这个“显学”前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国家之福，百姓之福。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新自由主义不死，老百姓苦难未已；新自由主义不除，天理难容，国无宁日！
200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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