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据说这铿锵有力的话语出自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之口。如此震撼人心的语句，自然唤起了我对伏尔泰的故乡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无比向往之情。我天真地以为伏尔泰一人之语乃是西方社会全体公民真心信仰与努力实践的集体共识。于是，少不更事的我毅然辞去奋斗多年得之不易的工作，在亲朋好友的一片羡慕与祝福声中义无反顾地投奔西方自由世界而去。我因此而有幸领略了被某些人们所大肆宣扬的理想的西方与现实中真实的西方之间的巨大反差。
西方国家经常恬不知耻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具有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的国家。严重缺乏自省能力的西方人不懂正人先正己的道理，反而一百步笑五十步。事实上西方国家自身非但没有最基本的言论自由，而且其言论自由度要远远低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纵观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当今西方社会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遗憾的是，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对西方言论自由的认识至今还停留在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这样一种幼稚无知的阶段。我也是在西方生活了多年之后才渐渐悟出个中蹊跷。其实，西方对言论自由的定义要比中国人的理解狭隘得多，其所谓言论自由仅仅局限于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以美国为例，言论自由的主要法律依据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即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仅此而已。在惯于玩弄法律条文的西方社会，这条法律在实践中所起到的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实际效用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国会以外的任何机构与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合法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少中国人还误以为在西方可以随意批评甚至谩骂政府、政党及国家领导。
在中国人看来，连国家领导都可以骂，还有何人不可以骂呢？其实，这是中国人对西方所谓言论自由的又一严重误解。如果说以前的西方在公共领域还确实存在一些范围极为有限的言论自由的话，近年来这种自由已经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阿桑奇曾抨击奥巴马扼杀言论自由的力度远胜过美国历届总统。尽管在理论上公民可以批评政府或国家领导，实际上在今日西方社会因言获罪早已成了家常便饭，不管这些言论是多么地轻微与无害。
2014年11月28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芬奇的公关主任劳坦在脸书上发帖称奥巴马的女儿在感恩节火鸡特赦大会上穿着不得体，“你们是第一家庭的一分子，应该穿得有点格调”，“你们不是上酒吧”。劳坦言论自由的结果就是公开道歉与被迫辞职。曾在关塔纳摩工作的美国空军退役上校Morris Davis由于在《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批评奥巴马当局，结果也惨遭被新雇主解雇的命运。他惊叹“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局限”，“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权利如花岗岩一般坚固，事实上却象沙土一样松软”。当然，按照西方人的逻辑，这两个人的言论自由并非由国会立法剥夺，因此就是完全合法的。又因为他们也没有因此而被关进大牢或拉出去枪毙，美国仍不愧为言论自由的国度。基于这种强词夺理的诡辩，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
近年来西方各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人们所能享受的言论自由度也越来越少。当权者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力图实现对信息的垄断与封锁。任何对西方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轻易发现，其实西方言论自由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符合他们心意的言论，尽可以自由发表，即便是污蔑陷害也可以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他们毫不留情地将一切肮脏的不实之词尽情倾倒到不合他们心思意念者的头上。对那些客观反映现实世界、揭露西方滔天谎言的真实言论，则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残酷打击。由资产阶级操控的西方媒体也是按照这样的规则运行着。近年来，中国逐渐取代苏联成为西方恶意攻击与中伤的主要目标之一。相对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崛起，愈益衰落的西方则日现大厦将倾之势。面对此情此景，西方人非但不图反思与进取，反而变得更加狭隘与偏执。在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阴暗心理驱动下，西方各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华、辱华运动。于是，通过封杀不同声音与制造虚假新闻等卑鄙手段，妖魔化中国的歪曲报道不断见诸于西方媒体。在一片棒杀声中，那些客观报道中国发展、进步与成就的记者与编辑就成了西方主流社会中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2008年德国之声电台记者张丹红因“没有维护德国之声所一贯坚持的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被免职，只因张丹红在接受采访时为中国说了几句公道话。她说中国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四亿人脱贫”，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事发后，尽管德国一批知名专家与学者纷纷发表公开信力挺张丹红，认为她的观点是“基于事实得出的结论”，德国《焦点》杂志仍罔顾事实，谎称张丹红“向中国共产党献媚”，并将其描述为“中国政府操纵德国之声”过程中的执行者。2008年11月5日，德国议会文化与媒体委员会专门就此举行了听证会。期间，官方把德国之声上万份中文报道译成德文审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所谓“红色渗透”的内容。
尽管如此，不仅张丹红没有逃脱被免职的命运，王凤波、朱虹、李琦和王雪丁四名资深华人编辑随后亦被德国之声停职。四人事后公开揭露德国之声暗箱操作，践踏新闻自由的丑恶嘴脸。此前，德国体育信息通讯社记者迪特黑希尼亦因客观报道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而被公司解雇。老板克莱默称他的报道“与通讯社的宗旨无法协调”，《法兰西汇报》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错就错在“太早承认中国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新闻工，黑希尼客观地报道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真实的中国，而不是昧着良心用谎言去编织一个德国大众所热切期待的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专制独裁的中国。
西方不仅极力打压在国际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对那些在国内事务中有不同看法的人也以各种借口进行肆无忌惮的迫害，以至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近年来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妇女、种族、宗教、同性恋等都成为不可逾越的雷区。在这几个话题上，只要一言不慎，反对者就可能被扣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性取向歧视和欺压弱者等大帽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乎，当言论自由遇到政治正确，就如秀才遇见兵般退避三舍。一位英国妇女由于举着一个写有反对同性恋的牌子而被罚款，加拿大法院则终身禁止一个发表反同言论的神职人员布道。在西方如果你说这汽车是小日本造的，那肯定会大祸临头。有的大学甚至明确规定，不允许问亚裔或拉丁裔学生“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因为这暗示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构成了种族歧视。这样的荒唐闹剧却在西方各国一再重演，吓得人们在任何场合都不得不三缄其口。当荒诞假借高尚之名在西方大行其道，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噤若寒蝉。
西方一方面极力丑化中国、俄罗斯、伊朗、古巴、朝鲜、委内瑞拉等不赞同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国家，另一方面又以种种龌龊手段大力压制本国公民批判、揭露西方社会黑暗面的合法权利。为此，他们极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之能事，不允许任何人发出任何不同的声音，对一切不符合统治阶级标准的言论一律无情打压以达到使异见者在高压下自动禁声的政治目的。侮辱、谩骂、人身攻击等下三烂手段纷纷亮相登场。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非营利机构举办的题为“从绝望到希望”的移民问题讲座。在自由发言阶段我痛斥加拿大政府不合理的移民政策给千百万各国移民所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没想到，我只讲了两三分钟就被主持人多次无理打断，最后干脆气急败坏地直接命令我住口。当我批评加拿大的言论自由被剥夺后，一位对加拿大大唱赞歌的发言人却得以长篇大论地行使她的言论自由长达十多分钟之久。如此厚此薄彼到也罢了，他们还以其对待批评者的惯用伎俩当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侮辱我是个高分低能、没有工作与生活技能的失败者，以证明我在加拿大的悲惨遭遇纯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加拿大能收留我这么一个愚蠢的可怜虫是多么仁慈的善举。若不是有幸来到加拿大，我早就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失业饿死了。而我这个卑鄙小人非但不知感恩戴德，反而以怨报德。
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巧舌如簧，也都无法让在场的新移民们相信我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无能至此，毕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与我类似的经历，并且很多人比我更惨。一些中国移民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要求允许我继续发言，有的人甚至主动将他们的发言时间让给了我。会后一个来自欧洲的移民称赞我的观点切中时弊，那些支持我的中国移民更是私下表示此事使他们看穿了西方“民主”“自由”的真实面目。正是这样一些匪夷所思的不愉快经历才使为数众多的移民们在加拿大这个西方人眼中“全世界最好的国家”里感到痛彻心扉的绝望。而主流社会之所以不惜余力地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就是为了阻止人们对不公平社会现状的否定与批判，将人们的思想与言论限定在既得利益集团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为了达到扼杀言论自由的罪恶目的，西方当局不惜动用一切手段、采取一切借口，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打击恐怖主义竟也成了压制言论自由的绝妙帮凶。9·11事件后西方错误地总结经验教训，他们非但不停止对别国事务的插手与干涉以从根本上杜绝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一切与西方背道而驰者。于是，西方的高调反恐造成了恐怖分子的气焰日盛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人的恐惧感日增。在这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中，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成了西方社会维稳的的既定方针。为了将恐怖分子扼杀在摇篮里，稍有风吹草动人们便大动干戈。在谈恐色变的风气下，更有一些别有用心者趁机兴风作浪，借此冤枉好人、打击异己。他们将人们情绪激动时的口不择言视作呈堂罪证，将个人之间正常的矛盾冲突无限上纲上线。言行稍有过失便被扣上恐怖分子的标签，民事纠纷瞬间变成刑事大案、守法公民转瞬便成国家要犯。
中国留学生翟田田的所谓“恐怖威胁”案就是发生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的一出冤案。年少气盛、不谙世事的翟田田，在与教授发生言语冲突时冲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大不了就拼了”竟然成为莫大的罪状。就因为这样一句无害的冲动之语，翟田田不仅身陷监牢达数月之久，而且最终在手铐脚镣加身的情况下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他的律师海明坦言“这个案子的出现，跟他说话不谨慎有关。” 更有甚者，在号称言论自由的西方，一句戏言也可导致牢狱之灾。2013年，年仅18岁的美国青年Justin Carter 在网上与人发生争执，冲动之下他在脸书上写道“我要去幼儿园开枪射击”。随后尽管他一再表示这只是一个玩笑，却仍被投入监牢，就连他的律师都对官方如此无事生非之举感到不可思议。可见，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为了不惹祸上身，人们说话得多么地小心谨慎。如此高压政策在普通百姓中所造成的恐惧感比恐怖分子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打击异见的另外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护民众的精神健康。在此旗帜下，西方人不断通过法律与行政手段来保护自己不受不喜欢言论的“骚扰” 、“折磨”与“虐待”，已经达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今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九个院系举办了新学年教师领导培训班，以教这些老师如何避免冒犯学生和同事。该课程建议教师不要使用一些可能构成“微冒犯”(microagression)的话语。而所谓“微冒犯”并没有很明显的攻击意味，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语或行为，很可能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对别人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以前工作的单位也有类似的培训，建议员工不要使用一些词汇与用语。“但是”一词竟不幸入选，例如，不能说“你是个好人，但是”，因为“但是”否定了前半句的“你是个好人”。又如，当有同事要你帮忙时你绝对不能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因为这种说法会让对方感到他对你来讲不重要从而感到很受伤害，等等等等。如果仅仅是普通民众如此无聊到也罢了，美国名牌大学的精英分子竟也不能免俗。
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给教授写信要求不要讲强奸法、不能用violate一词，例如that violates the law。他们说这个词可能导致学生精神紧张，因为它还有性侵的意思。很多海外华人都曾因为不了解西方这种变态文化而吃过大亏。我认识的一位中国教练因为要求运动员少吃垃圾食品而被投诉，罪名是人格侮辱，搞得这个教练一时摸不着头脑。他左思右想实在想不通自己究竟罪在何处，于是暗自得出了这个队员系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种族歧视的武断结论。直到亲眼目睹该队员声泪俱下几至崩溃，才算明白自己闯下了何等大祸。老板更是对他严厉批评，要求他从速提高语言交流技巧。他从最初的大惑不解：他的工作职责究竟是帮队员争金牌夺冠军，还是与队员进行语言交流?发展到最后的大彻大悟：原来这个国家的人民竟然敏感脆弱到如此病态的程度。他从此变得谨言慎行，生怕得罪了哪方神圣。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做梦也想不到，自恃甚高的西方人竟然不知闻过则喜为何物。他们将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词看成赞美鼓励，将善意的批评甚至好心的提醒视作侮辱贬低。心直口快、快言快语反倒成了粗鲁无礼。只要你有一张刀子嘴，便无人在意你的豆腐心。在西方实事求是绝对没有任何市场，由于害怕祸从口出，无人胆敢发出逆耳忠言，不但老师要对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赞美有加以免伤其自尊，就连亲人之间都无法对彼此的缺点直言相告，于是人人都带着面具生活在一个又一个有意无意编织的谎言里。
谎言充斥着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使西方人彻底丧失了对自我、他人与客观世界的真实认识。更可怕的是，在保护精神健康的荒唐逻辑指导下，情绪与感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个人感受，而是成了可以致人于死地的如山铁证。一句“你的话让我感觉不舒服”或“你的话让我感到受伤害” 已经足以证明说话者的罪不可赦，必须对其绳之以法。结果，由于病态之人臆想之中的伤害，却给无辜百姓造成许多无谓的实质上的伤害。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不无担忧地指出，如果个人情绪可以成为控告的有力证据，将会无可避免地导致数不清的矛盾纷争，对人际关系与职业发展都将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它还会使人彻底丧失辩证思维及与异议交锋的能力，因此这种做法所要保护的不是精神健康而是病态思维，从长期看，对精神健康反而是有害的。今年《大西洋月刊》发表《被骄纵的美国心灵》(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文就美国社会与大学校园中此类诉讼案的频发忧心忡忡，“大学所要学习的批判思考、沟通协商的能力，绝不是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粗略二分。今天的校园生活是否教导学生辩证思维，或是误导学生扭曲思维?”
另外，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西方，国家的实际权力中心不是政府及其领导人，而是通过控制经济活动而背后进行政治运作的大企业与大财团。资本家们不仅从宏观上掌控着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命脉，更是从微观上直接监管企业的日常运行，并因此而掌握着每一个平头百姓的生计与命运。所以，西方普通老百姓最想批评与咒骂的既不是遥不可及的政府也不是素昧平生的国家领导，而是朝夕相处的老板与经理。可是，西方人偏偏就没有批评老板与经理的自由。西方国家法律所明令禁止的只是立法机构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干涉，而不是作为私人的资本家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一篇题为《资本比自由硬，默克多胜利了》的评论说就连美国的新闻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悲凉的现实：他们只是圣徒，不是主。主的名字叫资本。” 我曾就此请教过很多西方人，他们说我们必须尊重老板和经理。对此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苟同：既然西方人认为对于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国家领导都可以大不敬，为什么对这些不经任何民主程序上台的资本家们就得毕恭毕敬呢？为什么西方国家不许批评经理是民主，东方国家不让反对政府就是专制呢？普通百姓与国家领导从未谋面，且由于文化水平、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所限，对政治决策知之甚少甚至兴味索然，给予他们对国家大事评头论足的自由又意义何在呢？相反，工人们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与事，却往往有着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允许工人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与民主评议，给予他们批评监督经理与老板的权利，岂不是一种更有实际意义的民主与自由吗？但是，这合情又合理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却绝对行不通，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根基——生产资料私有制。
由于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实现对整个社会与全体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西方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主要是由资本家及其所操纵的工作单位以剥夺工人工作权的方式来实现的，资本利益借此巧妙地凌驾于自由与公正之上。西方的法律给予资本家各种各样的自由包括在各种场合批评政府与他人的言论自由，但是对于普通工人来说，这种自由却是完全不存在的。Bruce Barry在《哑口无言：美国工作单位对言论自由的侵犯》(Speechless: The Erosion of Free Expression in the American Workplace)一书中说“雇主有极大的权利控制雇员的言论自由”，他们能够以任何理由甚至无缘无故地解雇任何一个雇员。在资本家所开设的一言堂里，工人不仅不能批评经理和老板，也不能发表不同的政治观点。剥夺持不同政见的雇员的工作权，已成西方社会的常态。2015年4月俄罗斯各大媒体分别报道了针对出生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钢琴家Valentina Lisitsa 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文字狱。Lisitsa因为在下班时间在自己的私人推特上发表亲俄言论而被加拿大多伦多交响乐团解雇。她的罪名是“发表挑衅性言论”，“在推特上引发仇恨”。实际上她不过是曝光了发生在乌克兰东南部的针对俄罗斯族少数民族的屠杀。多伦多交响乐团CEO Jeff Melanson 就此事发表谈话指出“作为加拿大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世界伟大音乐作品的舞台，而不是发表让有些人感觉受到冒犯的意见。”但是，Lisitsa 在“发表让有些人感觉受到冒犯的意见”时并没有占用工作时间，她所用的也不是多伦多交响乐团这一“世界伟大音乐作品的舞台”，而是她的私人推特。一个优秀的音乐家竟因在下班时间发表与工作完全无关的言论而被单位解雇。西方人绝对不会透露的Lisitsa被解职的真实原因是，当俄罗斯人民不再相信西方的骗人伎俩，并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最终走上与西方对抗的道路后，西方就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发表任何有利于俄罗斯的言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俄罗斯丑化成一个由“大独裁者”普京统治的“邪恶帝国”。
西方人对不同观点的容忍度之低是非西方人所难以想象的。我以前有一个印度同事，曾在印度最大的集团公司塔塔集团做分公司经理，据他自己说公司专门雇佣了六个人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因相貌英俊且有经济学硕士学位，他还曾在一家地方电视台担任新闻播音员。但是，和绝大多数曾经有着辉煌经历的移民一样，他来到加拿大后却一直求职不顺，且屡遭解雇。职场的失意非但没有换来情场的得意，反而使他的择偶之路变得更加艰难。这种意想不到的双重失意最终导致他对加拿大的不满日增、思乡之情日盛。不久就变得神经兮兮，与人聊天时他言必称印度，“印度粮食百分之百自己自足，不需要进口一粒粮食”、“印度自行研制的汽车打进了欧洲市场” 、“你知道吗，印度可以发射火箭和卫星”。同事们对他的反应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有些加拿大人更是背后对他表示强烈不满“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对加拿大不满吗?印度那么好，干脆滚回印度去，没有人留他。”熟料这非但没有能够阻止他继续谈论印度，反而真的将这个话题深入到文化比较的层面：“我在印度的同学、同事和朋友都比我混得好” 、 “印度越来越富，加拿大越来越穷”、“印度有很多有钱人，但我在加拿大就没有见过一个有钱人，一个也没有”、“这种荒谬的事情绝对不会在印度发生”、“我并不是说印度有多好。其实，印度非常非常不好。但就是这么不好，也比加拿大好很多”。至此，加拿大人对其言论自由的忍耐力已经达到极限。于是，公开投诉者有之、背后放暗箭者有之，印度人终于招架不住，黯然离去。几个月前，听说他又因同样的原因被另一家公司扫地出门。对于动摇了西方至上与白人至上信念的有色人种，出于维护其畸形自尊的心理需要，西方人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善罢甘休的。西方人以其实际行动使我真正明白了“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因为经历与观点与这位印度人有着惊人的类似，我也经常言必称中国，吓得我爱人天天提醒我“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加拿大人首先就听不得批评，更听不得你这个他们眼中的‘低等种族’的‘蠢货’的批评。为了糊口，你就少说几句吧。”我以前的一个经理来自某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善意地提醒我“为了保住饭碗，你以后要尽量少发表意见，更不要发表与加拿大人相左的意见。如果他们非让你表态，你就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或者将他们的观点复述一遍。” 另有朋友出谋划策“如果你非要比较中国和加拿大，就说加拿大比中国好。加拿大民主，中国独裁，你能来加拿大真是三生有幸啊”。但是，这样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假话我实在说不出口。就这样，在“言论自由”的西方生活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性情大变：原本性格豪爽的我变得沉默寡言，以前快言快语的我经常闭口不言，本性心直口快的我也不得不学习与人虚与委蛇。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西方人的口蜜腹剑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话语压迫与话语专制的高压环境下所自然形成的民族特性。在西方我的言论自由就这样被残酷地剥夺了，更没有人象伏尔泰所说的那样挺身誓死捍卫我的言论自由。鉴于我天性喜欢实话实说，不说出来心里憋得难受。怕我憋出病来，我爱人只好大力支持我利用业余时间在中国的网站上畅所欲言。于是，我在“民主”的西方被剥夺的言论自由，借助于高科技的网络功能在“独裁”的中国得以实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使我深切体会到如果不能将作为劳动者的人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奴役与剥削下解放出来，如果作为个体的人不能从谋生的焦虑与恐惧中解脱出来，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存在的根基——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说，如果不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言论自由根本无从谈起。
2015年1月，以伏尔泰的祖国法国为首的西方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恐怖分子针对《查理周刊》的暴力袭击。西方人纷纷举起“我是查理”的标语以示誓死捍卫西方肆意侮辱伊斯兰教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就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法国著名喜剧演员迪约多内却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法国政府逮捕，罪名是美化恐怖袭击，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在脸书上写道“我是库利巴利(恐怖袭击的凶手之一)”。此外，另有53人亦因同样罪名被捕，其中一人竟因在网上取笑一名遇难警察而被判刑一年。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西方国家却经常美化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并且将那些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威胁的恐怖分子称作反抗专制统治的英雄。西方只允许发表符合西方意愿与标准的言论，而不允许发表任何不同意见的司马昭之心至此已路人皆知。所以，关于西方言论自由的神话，按伏尔泰的话说就是“亲爱的读者，请您相信我这句话吧：万万不可以轻易相信”。其实，终其一生伏尔泰一直与压制言论自由的西方恶势力进行着最顽强的斗争。文章开头那句据说是出自伏尔泰之口的名言，与其说是对西方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真实描述，不如说是伏尔泰个人以及极少数西方有识之士的美好愿望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孔子的崇拜者，伏尔泰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宗教、文化深恶痛绝，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赞不绝口，称其为世界上最完美的政治体制。(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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