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背后的权力结构，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有助于重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力量，或者为资产阶级形成创造条件。皮克提在《21世纪的资本》中所揭示的全球经济不平等不断加深的事实，似乎已经证明了哈维的这一结论的正确。作为破土的“新自由主义”专题中的一篇，本文以轻松诙谐的语言概述了哈维该书的主要内容。一言以蔽之，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是假，“闷声发大财”是真。
破土网推出了“你说自由主义就是主张自由，我说你该洗洗睡了!”，可是我要说，这种人生观图样图森破，sometimes naive!你误以为自由主义就是主张自由的主义，这种时候难道不是应该好好听听长者的教诲，这么懒惰只知道睡觉真的好吗?于是，虚心好学的我决定彻夜不眠，提高自身姿势水平，向身经百战的80岁长者大卫·哈维老师请教“自由”的真相。
当新自由主义谈论自由时，到底在谈什么？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在一个以“稳固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为特点的制度框架内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就能够最大程度促进人的幸福。在此逻辑之下，国家的角色便是创造并维持适合该实践的制度框架。这套思想体系实际上延续了亚当·斯密的思路，亦即主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它可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调动哪怕最卑下的人性本能——诸如贪吃、贪婪、对财富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欲望。这么看来，新自由主义似乎是一种经济制度，然而，并不尽然如此。新自由主义还是一套思想体系，无疑，这套思想体系还取得了成功。当我们承认“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关重要时，我们已经走近了新自由主义。这一政治哲学太吸引人，甚至让人觉得无懈可击，于是乎，它使我们未经反省自然而然地全盘接受，使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使我们认为，干预便是以“集体判断”取代“个人自由选择”，“市场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那么此刻，不管我们是否确切地认识“新自由主义”，我们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
是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市场自由”，以市场和贸易的自由保障个人自由。请注意，其核心是“市场自由”，而非“个人自由”!可是，如果“市场自由”与“个人自由”本就不冲突，我们又何必计较其核心价值究竟是“市场自由”还是“个人自由”呢?可问题是，两者并非不冲突!
波兰尼区分了好的自由和坏的自由。坏的自由包括：剥削他们的自由，获得超额利润却不回馈社会的自由，阻止新技术用于公益事业的自由，发国难财的自由等等。而好的自由则是我们日常理解的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个人工作选择自由等等。波兰尼认为，坏的自由同样可能产生出好的自由，而我们则很可能因为珍惜这些好的自由，而没有意识到这些自由可能是“坏的自由”的副产品，并因此推动了坏的自由。他同时也指出，当自由的理念堕落为对“自由企业”的鼓吹时，这意味着只有那极少部分收入、闲暇和安全都足够的人能够拥有完全的自由，而普通的人民大众则只能拥有微薄的自由。生活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自由”的阶级依附性不亚于任何其他权利。
既然谈到了阶级，谈到了贫富差距，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新自由主义究竟是否如普遍人所理解，具有解决经济危机、促进社会发展的药效。没错，新自由主义是作为一个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危机、治疗资本主义疾病的药方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从智利的高速发展，到撒切尔夫人的铁娘子手腕，再到里根经济学，我们被告知，这些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励志案例。然而，我们看到的经济奇迹不过是罕见的个例，事实上，1960年代，全球经济总增长率为3.4%，艰难的1970年代还保有2.4%，然而1980年代和1990年代增长率却分别为1.4%和1.1%。可见，新自由主义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而言，是失败的。与此同时，得益于新自由主义而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却呈现出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以美国为例，1970年代后期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开始迅速上升，到二十世纪末达到15%;美国收入最高的0.1%人口的收入，从1978年占国民总收入的2%，到1999年超过6%。这并非美国独有，英国、俄罗斯、墨西哥、中国等国家无不如此。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上层阶级占据的总财富比例越来越高，这一小撮人将拥有影响政治进程的巨大经济力量。这让哈维不得不感慨：新自由主义化唯一能宣称的全面成功在于缓和与控制了通货膨胀。
哈维悲伤地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是一项旨在重建资本积累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权力的阶级重建计划!至此，我们大概需要悲伤地仰望星空感叹：当新自由主义谈论自由时，原来是在谈论一种与我们大多数人无关的自由。
不骗你，真的是阶级重建！
阶级重建?中国的年轻人大概要开始觉得大卫·哈维这老头子在忽悠了。在中国谈什么阶级重建，固化阶级力量，简直胡扯。要不是新自由主义，我现在说不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呢，哪里能享受这现代化的便利。我猜这个疑问大概不仅仅中国年轻人有，地球的大部分年轻人估计都爱新自由主义，不自由简直太可怕了!以至于此刻，我真不忍心揭穿新自由主义这个惊人骗局。
如果新自由主义真的像哈维描述的这么糟糕，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新自由主义是唯一出路呢？哈维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不均衡地理发展的动荡加剧，使得某些地区起码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惊人地发展，而代价则由其他地区承担；第二，新自由主义对于上层阶级而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上层阶级掌握了媒体等意识形态工具，并进一步宣传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巩固自身的利益。
哈维提醒我们，“新自由主义过程带来的阶级力量重建，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力量恢复到同一批人那里。”所以便有了少数平民透过勤勤恳恳努力终于“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励志故事。以撒切尔夫人为例，她打击了过去占主导的贵族传统，而与企业家和新兴富人站在同一阵营，支持新生的企业家阶级。而在美国，同样是金融家和大企业行政总裁这样的新生力量和一些新兴的行业迸发出巨大活力，进而改变了上层阶级经济力量的核心。然而不管哪些人成为上层阶级，上层阶级的规模依然是有限的，而底层依然是底层，如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进程的推进似乎是一场与大多数人民大众无关的上层阶级的博弈。不，这场博弈实际上恰恰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正如上文的数据显示，这一过程中，底层与上层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了，底层遭到了进一步的剥夺。
那么，阶级重建又是如何掩盖在“自由”的面具之下呢?哈维借用了葛兰西的“常识”概念来解释这个问题。“常识”是由长期以来的文化社会化实践建构的，真实问题可能因为常识所存在的问题偏见而被歪曲、模糊和掩盖。而“自由”作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政治口号和常识，在各种修辞技巧的包装下，有计划地鼓吹个人自由更容易获得人心，并掩盖“自由”背后阶级重建的真实目的。当然这一切还需要借助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帮助，透过将这种理念渗入企业、媒体和构成市民社会的机构——大学、中小学、教堂和员工组织等等——才能将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大范围建立起来。
哈维直接指出：“仁慈的面具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才智的一部分，它花言巧语地鼓吹自由、解放、选择、权利，为的是掩饰严峻的现实——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或重构，这样的现实发生在地方和跨国的层面，但尤其是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金融中心。”
地球太危险，可我躲不到开普勒452b去
大家看到这里大概有些手脚发冷了，地球太危险了，我们竟然长期活在欺骗当中，此时我们不得不感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替我们发现了地球2.0——开普勒452b，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逃避的好去处。然而在技术尚未完善之前，我们还不能躲到开普勒452b去，于是我们还是只能先探索地球的未来。
从新自由主义国家说起，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可能是一个不稳定且矛盾的政治形式，毕竟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现实中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有很多的偏差。在现实操作中，市场竞争会导致垄断，强势企业会挤掉弱势企业;再则市场也可能失灵，造成推卸责任，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污染问题。理论假定市场中所有行为者都掌握相同的信息渠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市场竞争中必然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拥有更多信息和力量的一方可以轻易借此良机获得更多信息和相对更大的权力。现实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所假定的这个完美的信息和平等的竞争平台只是乌托邦设想，实际操作中绝不可能，总会采取与其理念相悖的政策进行调整。聪明的经济学家和智囊团们又岂会不懂这个道理，不过是故意混淆视听，最终为的是聚集财富并重建阶级力量而已。
回到新自由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哈维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商品化，当一切都被商品化的时候，人性被异化，人成为无主体的人，成为消费社会的附属品;第二，环境问题，新自由主义的逐利原则多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再加上市场的过分自由，缺乏国家干预，环境污染的责任成了无头公案;第三，新自由主义存在的问题也引发了内部的对抗文化。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中，技术变革必然会依赖于竞争的强迫性力量，进而可能演变成一种拜物教信仰，而这也很可能使得技术可能变成不稳定因素。再者，新自由主义还存在着一个未处理的根本性政治问题：异化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和渴望有意义的集体生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面对种种问题，新自由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来转移注意力，于是乎，国际竞争和全球化被作为秘密武器用以规训各个国家内部反对新自由主义安排的运动。这一武器当然并非万无一失，如果失败，新自由主义国家则会求助于劝说、宣传，必要时也求助于赤裸裸的强力和政策力量来镇压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而这正是波兰尼所担心的，新自由主义最终不得不依靠权威主义来维持，为了实现小部分人的自由，终于还是限制了大多数人的自由。
对于虚伪的“自由”面具下的新自由主义，哈维认为，必须真正挑战新自由主义建立于其上并持续推动的这股力量，才可能真正挑战新自由主义，这要求恢复国家的社会供给，对抗金融资本的强大力量。而从意识形态上，也必须跳脱新自由主义所建构的理论与修辞，超越新自由主义阶级力量和市场伦理所规定的参照系，才能寻求替代性方案。在哈维看来，目前有两条可走之路：第一，参与众多实际存在的抗议运动，试图从中提取具有广泛基础的对抗性方案精髓;第二，诉诸理论与实践分析，探讨目前状况并设法依靠批判分析推导出替代性方案。他同时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开启两种方式之间的对话，并借此加深集体理解，制定更充分的行动方针。”
最后，哈维告诉我们，必须用唯物辩证的眼光看待当下的现状，“在每一种情况中，意义都需要被重新发明出来，以应对当今的种种条件和潜能。”是的，意义并不存在，意义正在生成。
参考文献：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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