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目前在被主流接受的女性主义中有一种深入人心的说法：自由市场给女性带来了解放。我们相信一个个上的了厅堂、下的了厨房、写的了代码、进的了工厂的妇女们是这个男权社会的人生赢家，拥有着前所未有的自由。Facebook CEO畅销全球的《向前一步》向我们道出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妇女解放的路线图，只要企业中的女领导越多，妇女的地位就会越高。然而事实真的如此么?南希·弗雷泽 ( Nancy Fraser) 作为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新书 《女性主义之幸: 从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 对主流女性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大量妇女成为雇佣劳动的同时伴随着市场监管的放松、企业薪资水平和福利的下降、工作岗位的非正式化。这种看似解放妇女的进程实际上和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劳工的严酷剥削是合谋的。面临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将政治经济纳入女性主义话语,从社会主义与再分配的视角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转型,正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不能回避且必须正视的方向与使命。
工作对妇女来说是解放还是压迫？
工作,特别是白人职业女性的工作,是当代女性主义话语的中心。报纸上经常讨论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和女老总的内心生活,建议在忙于办公室工作与升职的同时,不要忽略家人。如果太长时间忽略家人,可能会让你的孩子变成 “智能手机孤儿”。过去一年的文章样本可能会就今天的妇女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即如何成为更好的职业工给出结论。
所有针对这些女性主义的方法,都基于一个假设,即给从事白领工作的男性和女性支付同样的薪资,将解决世界上其他的不平等。Facebook 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 ( Sheryl Sandberg) 在她新近的工作宣言《向前一步: 女性、工作及领导意愿》 ( “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 中写道: “更多女性领导的出现,将使得妇女得到更公平的待遇。”权力,如同减税,一点的在实现。 如果女性在市场上获得强大的立足点,她们将赢得几代女性主义者所争取的妇女解放。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虽然第二次浪潮时,女性主义者已经倡导工作薪水将使女性从男性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观点,但她们忽略了一个现实,即大多数妇女的工作是不稳定、收入微薄且压迫性的。女性在商业市场中获得认可更难,在家庭之外,女性被鼓励扮演与其在传统家庭中不同的角色, 这往往要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时间和情感。在《向前一步: 女性、工作及领导意愿》中,桑德伯格提醒职业女性应该对过度劳累和疲惫有所准备, “一天的时间总是不够用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当今的工作制度看上去与其说是一种“解放”倒不如说是和最初刺激女性主义者行动的压迫形式如出一辙。
第三波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结盟
女性主义与不断变化的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南希·弗雷泽的新书 《女性主义之幸: 从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所谈论的中心内容。她追踪了 20 世纪后 50 年女权运动发展的足迹,断定在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有一种 “危险的联系”。这种关系应该被理解，以便女权运动可以重拾解放的承诺。
弗雷泽致力于批判理论的传统,她的作品希望引起社会运动界对政治经济学的大规模的激进思考。她希望为目前专注于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的左翼重新引入社会主义和再分配正义的理想。 她在 1995 年的论文 《从“再分配”到“承认”政治? 后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正义困局》 中呼吁社会理论家们重新整合左翼早期有关经济结构调整和平等的理论。对于女性主义来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身份政治转向政治经济学问题。
在 《女性主义之幸》中,弗雷泽标注了 20 世纪女权运动的轨迹。她认为,女性主义已经展开了 “三次行动”。从新左翼 ( 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想象并质疑福利国家的政治) 转向寻求政治承认。在这里,女性主义者们倡导接受文化差异,但是抛弃了她们之前优先考虑男女之间和男女内部物质上平等的观点。这种承认政治的后果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行动与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的诡异联盟。弗雷泽写道: “新自由主义的兴趣从政治经济斗争转移到文化主义的渠道。” 女性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助长了对工作和经济市场管制的放松。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目标上也彼此契合。女性主义者谴责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与新自由主义拒绝国家调控是一致的; 国际上促进性别平等的努力被用来转移对贫穷和全球化议题的关注。弗雷泽问道: 陷入这种联盟中的女性主义者如何才能重拾运动的革命性承诺?
灵活就业是解放妇女么？
弗雷泽叙述的核心是一个有关家庭工资(family wage)的中世纪辩论：一个男人作为唯一的养家糊口者可以养得起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始于20世纪工人的理想工资水平。
女性主义者批评“家庭工资”的观念,因为它假定劳动力是按性别划分的: 男人赚钱,妇女就接手家务,没有选择或补偿。这种安排旨在保护和稳定异性恋双亲核心家庭,但它削弱了女性的自由,加强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尽管许多妇女参加了工作,以弥补其丈夫赚钱不足的问题,但她们的地位往往不被重视,工资很低或者不能从事高工资的工作。妇女的工作同时被家庭和市场剥削。为进一步打破女性在家庭生活和工作平等中的局限性,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积极推动劳动力市场障碍的消除,并拥抱这种“雇佣劳动”的理念。妇女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从 1950 年的 33. 9% 跃升至 2010 年的 58. 6% 。
这种劳动力的女性化对于女性寻求与男性的平等具有积极意义,而对很多人来说, 工作意味着提供自主和自由。然而,弗雷泽也注意到,这种驱动力很容易使工作场所更加不安全,并致使工资降低。近年来，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是国际市场放松管制和降低劳动保护的时候。妇女的劳动被用来抵抗工人阶级工资的不断上升。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扩大低工资工作的关键,为增长最快的底薪就业领域提供了大量工人。
许多女性主义者明确提倡工作场所的灵活性。灵活的兼职工作或者合同工，将是那些希望保持传统家庭角色的女性的完美解决方案。霍赫希尔德 (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 在 1989 年出版的 《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 这一关注职业女性新责任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中,把具有灵活性的工作作为女性主义理想的核心。“一个人道的社会将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大多数妇女在家庭外工作,劳动力市场要允许家长兼职工作、弹性工作,让他们可以生育, 让生病的孩子能得到很好的照顾。”被主流接受的女性主义认为，工作场所的改变使职业女性获得巨大收益,使她们可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虽然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以前,工薪阶层的妇女已经开始在家庭外工作,并且组织起来与她们的男性同行一道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但是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还是会庆祝 “职业女性”这一道德外衣赋予女性的价值,而不去管它的缺陷。弗雷泽写道:“由于赋予了女性主义的日常斗争更多道德的意义,因而其浪漫吸引着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两种社会角色中不断变换。” 当代流行的女性主义鼓励妇女在会议室或者在低级别的工作中不知疲倦地勤奋努力,以显示其独立性。但这种 “向前一步” 真的只是劳动力的解放吗?
挑战“家庭工资”只是赢得了一种妥协了的解放。在男性主导的家庭中,两人工作赚取家庭收入的理想所带来的现实却是 “令人沮丧的工资水平,不断降低的工作安全保障,不断下降的生活水准,迅速上升的工作时间,日益加重的双重打击”。由第二次浪潮开启的文化变迁,反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的合法化。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女性主义所设想的公正社会的反面。
尽管弗雷泽的阐述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点小小的怀旧色彩，但当被问及 2010 年的女权运动时,她说: “大概现在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社会运动到底应该做什么? 我是其中的一部分吗?”
自由市场和保护主义之外的另一条出路？
为了团结女性主义者,恢复女性运动的激进承诺,弗雷泽发展了对目前经济危机理解的一个新框架。她参照了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 ( Karl Polany) 的工作,后 者 1944 年的 《大转型》 一书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经济和社会的崩溃。弗雷泽认为,“波兰尼的分析对我们是有用的”,因为它 “超越狭窄局限的经济思维”,同时考察了经济运动和社会结构的解体。她指出:“他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正和女性主义的初步社会愿景。”
波兰尼分析的中心是区分嵌入式与非嵌入式市场。前者是一个历史规范,通过惯例来控制和调节市场。与此相反,非嵌入式市场是一个虚构的理想,不可能实现。这种非嵌入式市场理想的发明在 19 世纪掀起了两股力量的运动。一个是 “市场化”,推动更大的市场自由; 另一个是 “社会保障”,试图维护社会的肌理。当市场化的力量超过了社会保障，它不仅造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且造成了社会危机。随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变得商品化,市场化的力量会危及人类维系社会纽带的能力。
弗雷泽指出,波兰尼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并不是绝对的好。相反,社会保障也可以保留不平等和加深等级结构。当把女性作为弱势性别对待的时候,社会习俗和法律会庇护妇女。但礼仪规范和财务独立也遏制了她们的流动性。正是认识到这种矛盾,弗雷泽在波兰尼的 “双重运动”上增加了第三种运动: 解放,一种非支配性的力量。她用这第三种运动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入微的社会分析,即将解放作为纠正市场和社会保障的方式。
弗雷泽的分析有助于解释当前女性主义的束缚。弗雷泽认为,女性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拒绝社会保护可能会使她们自己与市场化结盟。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 “往往会直观地把握这三重运动的逻辑”,并且推动(而非解构)保护主义势力的转型。针对这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做法,她相信如使照料工作稳定化、尝试改革福利等行动。
弗雷泽将她的价值关怀倾注到一项继承了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解决方案中,即普遍照料模式。在弗雷泽的理想中,工作将迁就关怀。每个人都有更短的工作周和服务支持,例如,托儿服务将负担育儿职责,家务劳动不会覆盖妇女的日常生活。这种模式会通过解决负担生计与照料家庭之间的对立来促进性别平等。根据弗雷泽的计划,男女双方都要尽这两项义务。此外,通过减少花在这些活动中的时间,弗雷泽的模式也将增加非工作时间。在她的理想体系 中,“公民的生活将包括工作挣钱、照顾家庭、参加社区活动、参与政治和参加民间社会团体的活动,同时也会留下一些时间娱乐”。
这种模式在许多方面为那种应“全面拥有生活” 的劝诫提供了最清晰的答案。弗雷泽的建议提供了一种简单直接的协调工作和家人关系的方式,即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减少劳动力的使用,人们可以放慢脚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工作中也可减少性别歧视。弗雷泽的模式是为了让人们对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和自主权,妇女有权不去工作,也需要拥有时间。时间是一个女性主义者需要关注的问题。
弗雷泽清楚地表明,她的目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当代的女性主义者提供路线图。相反,她提供了一个指南,指出了女性主义会有一个从身份政治走向政治经济的清算过程。出于这个原因,公道地说,她的许多建议不是指令性模式,但却对女性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弗雷泽在书中提问道: 我们该如何不再使工作优先于社会生活的充实,不再使个人成功超过集体正义,不再使男性地位超过女性?
弗雷泽的观点具有重要价值。她呼吁将政治经济重新纳入当代女性主义话语,政策的变化也将赋予女性对自己时间的更多掌控权。为了实现思想解放和社会保障,我们需要超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工作理想化,进入一个关乎性别正义的解放事业的更全面视野。弗雷泽指出: “我认为,到了女性主义者应该从大处着眼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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