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当前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
——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影响和后果之解析
傅秀玲 杨思基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和矛盾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本文认为这些问题和矛盾并非是我们国家在社会发展前进中的“社会转型”所必然产生的，而是在于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严重干扰误导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适应一些人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思想主流”，诱导误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掉进了私有化、市场化、一切生产要素资本化、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和绝对自由化的陷阱，实际出现了走资本主义歪路、邪路的误区和偏差，于是才出现了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条件存在的那些问题和矛盾。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公平公正环境，对于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问题和矛盾
简介：傅秀玲，苏州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杨思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中国式发展或“中国模式”，就是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性生成的进步过程、积累的成果以及呈现出的样态，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过程的历史展开形式或样态，它具有自身特殊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发展，“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结果”，“是人类在创造、实现自身价值的实践中所引起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进步过程。”[1]245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广义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并最终体现为人的发展，其各个方面在内涵上既互有区别、又紧密相连，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兼顾的综合社会发展。根据唯物史观和我们的改革初衷，我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应该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解放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需要实现不断的合理化变革，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有机体各个层面的相互协调，使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进步。我们所说的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当然也只能是上述这样一种条件下的改革发展和“社会转型”，而不应是产生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条件产生的“两极分化”、社会分裂分化和对立等问题和矛盾。然而，从我们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所实现的发展或经济增长模式，却既使我们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也使我们国家产生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条件存在与发展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究竟根源于什么?本文认为，尽管其根源或原因可能是多元的，但其根本原因决非是一些人所讲——是由于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全面转轨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所谓的“矛盾凸显期”，而我们为实现国家社会现代化也必然要制造或产生这些问题和矛盾，并要为此而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是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实际上受新自由主义严重干扰误导，从而使改革开放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路线方向性偏差，照抄照搬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产生发展过程曾经长期坚持的一些思想和做法，于是才造成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诸如“两极分化”、社会分裂分化、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经济结构及利益关系结构失衡等问题和矛盾。改革开放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兜售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和经济政策，我国的改革也逐渐走向以市场经济模式为目标、为基础和核心的渐进式改革，并且伴随着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便乘虚而入，自上世纪80年代后在我国得到迅速传播且很快成为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主流思想”，一大批新自由主义信奉者在我国迅速崛起，为市场化改革出谋划策，指手画脚，俨然成为在理论和实践上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流思想精英，严重干扰误导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于是全盘西化生搬硬套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便日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主流。而伴随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引进和片面复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因此而应运而生，并导致矛盾不断发展激化。因此，澄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在我国的影响，对于客观如实地正确认识当今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至关重要，是我们认识破解现实社会问题与矛盾并找到其正确解决办法的关键，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前进都有着重大意义。
一、我国当前发展中所呈现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中国目前已成为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同时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日渐凸显，这是必须看到的事实。人类历史发展至今，从广义层面的社会发展及矛盾的普遍性来看，任何一个时代都必然存在着社会矛盾和问题。当然，因所处人类历史时期、发展阶段和社会条件不同，人们所面临的具体矛盾和问题也会呈现出鲜明时代特征与民族地域的特征。随着中国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①]社会问题和矛盾在我国呈现出风险加重及高发增长态势，已使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严峻挑战。那么，中国现阶段凸显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有哪些呢?透过变幻复杂的社会现象层面，我们发现中国当今社会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
其一是贪污腐败、官僚特权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突出。以传统的官僚特权和市场的资本特权为基础的官商相互勾结造成了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而官商勾结及贪污腐败问题无疑加剧了官民之间的社会矛盾，当前以群体性事件为主的社会问题主要来源于官民矛盾并时有矛盾激化事件的发生。
二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巨大，使不同社会阶层在资源占有、权利享有和个人收入分配上存在与个人劳动贡献严重不相匹配的巨大差距，由此导致人们利益关系失衡、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重重。社会不公明显且最突出地表现在贫富差距悬殊方面。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然而现实情况是，优质资源及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支配权为极少数人所垄断，相当数量的民众基础资源匮乏、生活贫困、基本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甚至挣扎在难以容忍的生存底线以下。而由社会不公、社会不满情绪引发的突发社会事件已经暴露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极容易诱发普通劳动民众的“仇官”“仇富”情绪，而且会随着社会阶层贫富分化乃至固化，必然要产生和激化代表少数人的社会资本权贵阶层与广大普通社会劳动者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
三是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强弱对比悬殊，利益分配完全掌握在资本家之手，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与劳动者社会福利保障往往受到不法侵害，这必然会产生和加剧劳资矛盾(这实际是新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为积累资本残酷竞争，企业主为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往往普遍地无视社会责任和劳动者安全健康，使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环境和劳动者工作生活条件严重恶化，人类生产生活资源被掠夺式利用;而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政绩，也往往注重为投资者提供各种政策优惠，却忽视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保护和环境保护，政府官员支持资本家重资轻劳甚至在劳资冲突中为资本家站台的现象普遍存在。近年来受雇者与雇主或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冲突、劳动关系矛盾案件不断增多，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转型、招商引资、土地征用、农村城市化城镇化和发展地方经济的过程也往往忽视普通民众利益的保护，甚至经常损害群众利益，导致官民对立、劳资对立的矛盾及恶性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已成为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许多不利因素。
四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雇佣劳动生产关系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社会阶层、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还有自主发展经济与利用外资的矛盾，外资和内资、跨国公司国际垄断资本操控主要产业部门和市场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与维护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和严重社会问题的存在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但在其具体执行过程已经出现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为发展经济不惜一切——造成了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极不协调的片面性弊端，严重威胁危害到整个社会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及整体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实现和提高。另外，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粗放式发展的发展方式[②]，而这种资源能源高耗费、高投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利益关系失衡、资源遭到掠夺式利用的粗放式发展，极易诱发经济社会矛盾急剧发展集中与爆发，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经济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严重发展局势和态势。事实已经证明，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显然我们已很难保持经济的健康持续高速度地发展态势，而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则势必要使我们过去片面追求高速发展而致关系失衡的经济尽快转变为关系协调均衡健康适度发展的经济，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的“新常态”。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虽然我国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科学技术薄弱也是不争的事实。目前，我们在世界上仍处在以科技水平为标志的较低生产力状态，我国企业多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并相对产能过剩，而高精尖端、高科技产业的创新力量却相对不足。中国制造业要提高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能仅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所具有的成本优势，因为这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经济发展目标，而且对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掠夺式利用显然不利于劳动者和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发展，而要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使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将基点建立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不断进步以减少劳动耗费、资源耗费的低成本高产出基础之上，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的新技术产品开发制造，改造提升我们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以创新、低耗、质优、高端高品位取胜，那才是发展经济的长久之计。
五是民族国家发展与世界全球化进程之间的矛盾。全球化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既带来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革，也引发了一系列具有全球性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自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或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到全球化进程的滚滚洪流，中国自改革开放后自然也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谋求生存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强势国家主导着全球游戏规则，甚至有时以“武力禁止其他国家的独立发展”，[2]21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所谓全球自由竞争的发展模式中往往处于边缘和劣势，民族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难免受到威胁。全球化不仅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和利益矛盾，同时还带来诸如全球气候环境问题、恐怖主义、两极分化和全球经济政治不稳定等问题。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通过向发展中落后国家输出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暂时地缓解和转移他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矛盾，但由此绝挽救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矛盾。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必然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在接受资本输出的发展中落后国家汇聚和聚集，并在这里进一步发展与激化，使这些矛盾真正具有了全球范围的性质而在全球范围积累和加剧，这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遭到越来越觉醒并在全世界范围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持续反抗，导致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失去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而为国际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埋葬。此外，除了以上所列举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其他一些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如现代社会风险、“三农”问题、城市化城镇化过程的农民失业问题、房地产市场扭曲、食品与药品安全危害、教育缺陷与就业不足、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资源遭到掠夺式利用已现枯竭征兆等问题，而且还存在互联网安全隐患、道德与诚信危机、人才和财富外流、疾病及毒品、社会保障和婚姻家庭等问题。这些既严重危害广大劳动人民的正常生活，也对今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健康运行非常不利。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中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已呈现出规模性、多样复杂性、相互交织关联性、危害严重紧迫性等特征，而且有些问题和矛盾已明显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特征。一般情况下出现社会矛盾是正常的，然而当社会矛盾和问题大量积聚凸显并且呈现出空前严重的多发态势，这就不正常并且要特别重视了。总的来看，现阶段社会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地相互关联抑或交织渗透在一起，而当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具有一定规模和关联效应时，这些矛盾和问题就可能会加速发展与激化，而且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如导致社会规则体系失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则有可能会导致大面积的社会不满情绪急剧发酵以及社会突发性事件连续爆发，由此带来严重的社会风险危机甚至社会动荡。从当前实际情况看，这首先需要我们认识破解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深刻根源，因为这是问题和矛盾得以根本解决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是揭露社会矛盾并寻求矛盾解决办法的学说，同时也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 247这两种表述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离不开人的活动及人的发展历史，或者说根植于“现实的人”之实际活动的历史以及人自身发展的历史，其中充满了矛盾以及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是社会基本矛盾与其他各种矛盾作为历史发展动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现实的人”之生产生活及其生存发展，就是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在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历史性生成与创造性建构的过程及其样态结果。“人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精神存在物的统一。”[1]260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正是在实践活动中呈现出人与自然、[③]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或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进一步说，这还涉及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问题，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人的现代化程度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同步性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134实践不仅是人的生存方式，而且是人类社会通过改变现存世界来获得发展的现实途径。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史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展开过程及其呈现出的样态结果，是不断解决矛盾而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的历史过程。上世纪8、9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社会转型理论”，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者为掩盖其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动荡、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尤其是为掩盖他们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而造成的拉美危机而开脱和辩护的思想理论，是无力解释“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所发生的那些矛盾和危机的。而我们要想正视和深入探究中国当今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深刻根源，那就不得不揭开新自由主义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误导的神秘面纱。
二、我国当前发展中问题和矛盾的根源探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并凸显出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经过具体剖析我们发现，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主要是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具体工作实践中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造成的失误。那么，改革和发展何以会产生这些问题和矛盾呢?这我们就不得不从新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说起。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误导性的影响，正是我们探究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不应该、也不能够绕过去的一个重要视角。[④]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理论来评析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来审视新自由主义是如何误导了改革开放并由此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这是我们真正找到问题和矛盾产生根源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根本出路。
1.何为新自由主义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问题的泛滥纷纷遇到各种挫折，各社会主义国家为解决发展动力问题纷纷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放开搞活经济改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的经济恢复和生产关系调整，纷纷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在吸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验，加强国家干预，增加税收，充分发挥政府和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分配中的宏观调节作用，不断改善劳资关系，同时利用货币增发与金融杠杆的刺激与撬动作用，并在科技革命的强力推动下，利用他们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技术领先地位和金融垄断地位，通过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分工体系，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出现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罕见的长达20多年的经济稳定增长，至上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经济滞胀、经济泡沫开始破裂的迹象。而为了解除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威胁，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再次出现巨大社会动荡，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酝酿滋生的矛盾成功地转移到落后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缓解西方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打击和冲击，英美资产阶级开始推崇新自由主义导向的美国“芝加哥学派”(亦被称为货币学派或供给学派)，使其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推出了以私有化、市场化、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市场、充分竞争、自由贸易、放松利率、汇率管制、实行市场自由定价、以价格引导市场、以市场引导企业等为实质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并以所谓“华盛顿共识”[⑤]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和进行市场经济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广。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早期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仅仅把自由视为个人意志自由、自我意识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及自由选择和认识的天赋自然权力不同，现当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更多地是把自由与财产私有制关系联系起来，用以来论证个人自由作为“天赋人权”有着私有制这一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合理性，他们认为正是私有制财产关系使个人对其财产拥有绝对支配权，才使人类社会在经济社会制度上保障了人的自由。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为解决和转嫁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向全世界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潮。但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一直占主流地位的一种思想，而是与主张国家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作为不同的经济调控手段或经济政策根据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被交替使用，是直到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面临资本主义经济滞涨束手无策开始失灵后才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上升到西方国家主流思想地位的。
伴随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成功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作出巨大贡献，成功推动上个世纪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和生产自动化，促进了资本主义一般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及资本主义诸多矛盾与危机的输出和转移，同时也给实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国家造成了诸多现实问题和矛盾，使这些国家发生利益分化、两极分化、经济社会矛盾发展激化、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在思想价值观上物欲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迅速发展蔓延，并且使这些国家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资源遭到掠夺式的利用面临枯竭。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一度甚至成为意识形态主流严重误导了中国的改革。我国改革中发生的一系列错误如私有化、片面市场化和一切资源与生产要素资本化改革方案，其实就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理论资源和舆论支撑的。
我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摸着石头过河”探索过程中，无疑需要引进和批判性地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和有益经验，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自由主义逐步传入中国。此外，我国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也成为新自由主义推行的主要对象(张五常就是西方国家派出的以传播西方经济学为名实则来中国传播布道新自由主义的传教士，曾经所谓的“张五常热”，不过是其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即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滥觞的典型代表)。那么，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主要有：其一，“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5]4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其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2]3它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经济秩序和主张贸易经济自由化、价格市场化、一切财富和生产要素私有化观点的思想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的完成形态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可见，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极为庞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勃兴适应了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过渡和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新自由主义是当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华盛顿共识”的出笼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开始由学术理论层面转向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并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化的重要理论体系。由此，西方强国在全世界范围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目的也在于通过新自由主义来颠覆和改变其他国家的国家社会制度及思想意识形态。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作为学术理论层面的新自由主义与作为国际垄断资本思想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特别是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不能完全等同。前者作为经济学理论有科学成分可供借鉴，如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提高政府效率、加强法制以及尊重人权等主张。但是，对于后者即作为国际垄断资本思想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特别是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我们必须加以批判性地剖析鉴别甚至坚决抵制。本文关于当今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分析，主要是针对后者。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我们对新自由主义还没能够进行深入研究而未做出恰当的批判地借鉴和抵制，致使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拥有大量追随者并逐渐成为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主流，由此才使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在其误导下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路线和方向。
2.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前提诱导——自私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在继承斯密自私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正是根据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了名噪一时的“理性预期假说”。该学派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人是理性的，他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6]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就在于认为人的本质或人性是自私的，由此个人利己主义也就被新自由主义披上了合理化、合法化的外衣。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每个人最为看重和追求的事情就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这样一种人性模型的前提假设是有其自身缺陷并且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现实中的个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的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152显然，新自由主义是从其理论前提即自私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来推论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来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与发展动力，实质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剥削制度和资本价值的增值服务，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社会存在的反映和意识。而如果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新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和条件，是不可随意移植到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指导思想的。不仅如此，如果人们都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达到极端，势必带来私人、私人利益与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并引发大量社会矛盾，从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反观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人们恰恰是受新自由主义的上述思想诱惑而在经济活动中普遍地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致使个人利己主义与自由主义盛行乃至泛滥，从普通大众到政府官员，大都最看重自己的个人私利，而且不少人为了这个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择手段，造成了贪污腐败严重、市场经济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矛盾丛生等尖锐的冲突和矛盾，使改革和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3.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干扰和误导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如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实际上是任由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来操控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虽然这种发展方式在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和人民普遍贫穷的情况下，能够从特定的层面在一定时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尤其是能最充分地调动资本家为追逐利润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在一定时期实现较高速度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终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使用且已成为难以为继的发展模式。它在一定阶段上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经济结构与利益关系的失衡、生产和消费的严重脱节、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被严重污染和破坏以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资源枯竭等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使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协同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使发展呈现为一种畸形病态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周期性地发生经济社会危机，这充分表明跟随西方国家照搬他们搞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我们现在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伴随“作为国际垄断资本思想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特别是“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新自由主义已从学术理论层面转向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的意识形态。而当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发展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加速蔓延，其暴露的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导致了1980年代后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7年爆发于美国而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并导致资本主义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受其影响深陷其中。这时，新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的思想已深深影响了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理论研究(尤其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并作为潜移默化的深层次思想严重影响到国家层面的国家意识形态，成为极为顽固屡反屡发、不断孳生蔓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干扰误导和破坏作用，而且已经造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时即便要想清除和纠正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及其恶劣影响也已经是阻力重重，颇为困难了。而自私自利自由化的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思想一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并且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许多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信仰，整个国家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奉行的自私自利、资本逐利、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市场规则和秩序来运转，这本身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性质已经发生严重蜕变，其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也就十分巨大了。
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理论体系，就其本质而言，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私有制，反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发展道路。新自由主义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之影响误导，从其本质内容上看主要体现在：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全球化和自由化，其极端表现形式就是全面私有化、彻底市场化、一切生产要素商品化和资本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化和绝对自由化。具体来说，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制是自由的经济基础和所有制基础，人性自私又是私有制的人性基础。因此，他们以“自私的理性经济人”为假设理论前提，竭力主张全面私有化、彻底市场化，并认为所有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都私有化为可自由交换的商品或资本商品进入市场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换和流通来进入生产和消费领域，才能使这些要素和资本发挥其最大经济效益和效率，即以最小的劳动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收获。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主要是指个人在人格自由平等、市场经济身份平等基础上所实现的金融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商品和服务等自由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政治交往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等等。“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4]416这实际上是在弱化弱势国家和人民的经济政治主权，使市场经济的运行只有金钱资本和权贵权力的主体，没有劳动者和人民的主体，只有私有者根据资本财富占有的多寡来占有和垄断市场并根据其市场影响控制力来自由地竞争，根据资本利润率的高低来进行资本和资源的配置与竞争，实质是按照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来竞争，来自由交易，而没有真正科学有效的社会监管、政府监管，不可能不造成严重的公平正义问题和经济安全问题。所以，新自由主义实质就是资本强势利益集团及强势国家为适应其全球化掠夺所制定的所谓“自由竞争游戏规则”。新自由主义打着金融和商品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人际交往自由化、思想自由化、政治与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幌子对发展中国家和劳动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其“政策主张的一个突出恶果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5]40然而，全面私有化不符合人之生存方式及当前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是他们在生产过程相互合作的结果，一定的生产方式就是他们共同活动的方式，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4]160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剩余劳动成果的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人人平等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7]同时，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提供更多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合作活动和公共物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市场化抑或彻底市场化的实质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全面市场化和反对政府干预，[⑥]并且它反对的往往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国家干预。实践证明，市场不会自然地实现各种关系的均衡，市场也会失灵而爆发经济危机，并且滋生资本特权、市场垄断和非公平竞争等社会问题。“市场几乎永远不会具有竞争性，因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庞大规模的经济集团，它们能够牢牢地控制住自己在市场中所占有的份额”。[2]序言6-7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对市场进行良序引导或宏观调控，离不开劳动人民的集体当家作主和社会监督。全球化抑或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统一全球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当今经济全球化即是资本的国际化。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并不满足于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和推行以资本主义超级强国为主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多元化和自由化，即实质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这实际上就是颠覆否定与资本主义列强所奉行的制度有所不同的国家社会制度，颠覆别人的政权和国家意识形态。正是由于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全球化时代，所以我们才要高度警惕全盘西化，避免落入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的陷阱。
所有制关系是决定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阶段性质的基础关系。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来影响误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颠覆否定我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将我们国家纳入由他们主导的世界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体系。而他们的这一企图之所以能够奏效并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得逞，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这些主张正适合了社会主义国家那些在引进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改革开放”过程新产生的权贵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的需要。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8]50新自由主义者一贯坚持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反对集体主义等观点，并借此为中国打造了国企全面私有化的方案，以此来冲击和削弱公有制企业在我国的主体地位和中坚作用，由此才导致国企改革一度误入化公为私、一卖了之的歧途。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无疑就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釜底抽薪。
从私有制或所有制的起源看，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共同占有消费劳动成果经济关系的解体正是在当时生产力有了发展、出现了个体劳动以及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分工(包括家庭和家庭的分工)——并且在出现了剩余劳动产品之后才出现的。这时原来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劳动成果的分配便为以个体劳动和个体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劳动直接占有分配方式所取代，这样便先是出现了产品的私有，后是伴随产品的财产关系私有包括动产不动产在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得以产生和发展，而且由于财产支配关系的不同，劳动及其产品的数量或质量上的不平等分配也随之形成发展起来，并最终导致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垄断而支配无产者劳动力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成为其最为发达和典型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说，“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163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要废除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但资产阶级私有制就是最为典型、最为发达的最后一种私有制，所以“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4]414这样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因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9]84
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更大的个人利益。”这些政策的实施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事实：“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⑦]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催生的跨国集团控制着全球秩序和经济命脉，从而也影响控制着国际政治和文化舆论及话语权。如今，新自由主义及其发展模式的推行已经导致了东南亚、东欧以及拉美部分国家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在我国经济学界乃至思想理论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严重误导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如果不从新自由主义的根源去认识，是无法对其作出客观如实的科学解释的。我们对此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0]318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资产阶级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在其生命力还未达到完全衰竭前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新自由主义随着国际资本垄断扩张而在全球蔓延并获得极端地发展，那也是历史的必然。尽管伴随新自由主义的全世界推行致使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和危机在全世界不断发生和发展，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但要彻底肃清和铲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危害，显然也需要我们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三、摆脱当前困境的应对出路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困难、挑战或称中国问题，是指“困扰当今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11]它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是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有效解决。通常并不是矛盾本身，而是对社会矛盾及问题适时地合理性解决才能成功地推动社会发展。值得欣慰的是，党和政府对我国在改革和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开启了认识与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历史征程。通过以上对我国当前社会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根源的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重要启示：
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结合是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在改革开放整个过程，我们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在要求。新中国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最大限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无比优越性，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根据本国国情和实际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不能盲目地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不能放弃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和底线，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改革不合理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高速稳定发展。邓小平1979年提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的准确概括，也是我们在思想理论和政治上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立党之基，是新中国国家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内在统一的，它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方向、人民主体地位、党的领导核心以及思想理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党肩负着带领人民共同治理国家和改革发展的历史使命，只有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才能根治贪污腐败，改善党群、官民关系，从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也只有抓好党的建设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最终成功!抓好党的建设离不开党的思想建设，而党的最为根本的思想建设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全党，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认识改造世界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思想侵蚀，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社会主义中国意识形态的科学构建和理论创新。新自由主义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对立背道而驰的，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相结合，便是我们应对和战胜新自由主义这一当今垄断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法宝。
第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建设是应对矛盾的关键。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需要有效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设来解决社会良序运行的规则体系缺失，需要积极促进公平公正社会建设来切实改善民生。市场经济、政府有效治理和整个社会正常运行都离不开良好的民主法治环境，市场、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在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民主法治社会条件下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法律和制度的监督与约束，这样才能保证社会良性有序运行。同时，对金融和商品市场进行强有力的规范监督以及严惩经济犯罪、金融犯罪及各种形式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显然也需要健全与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使我们靠人民民主、靠制度、靠法律和健全的社会规则来约束管理人，约束管理社会，以堵塞规则、政策与制度方面的漏洞，这都需要我们努力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健全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使我们在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来进行上述诸方面的建设。因此，健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严格依法办事，依宪法和党章来执政，依法行政，是协调利益主体关系、合理调节利益分配、正确化解社会矛盾的必然途径。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与自由主义只注重“交换公正”而不关注分配公正或社会公正所不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不仅是过程形式上的程序平等，也应该体现在结果内容上的实质平等。“结果平等应是一个自由公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2]25当前我国的社会基础建设层面还相对薄弱，而社会基础建设、公共事业建设又是涉及老百姓衣食住行和社保医疗等民生问题的头等大事，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增加基础性社会建设投入并适当调动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协助改善民生，从而有效防止社会不公造成的矛盾激化。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公平公正环境是改革开放谋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处理好民族国家发展的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并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构造公平公正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环境，这对于改革开放谋发展来说显然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各个方面的关系，需要我们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而且对此要有足够的定力和信心。“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发推进性”，这亟待全球规模上的秩序构建。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并且以“流动的自由”或资本的自由流动为中心而呈现出两极分化，其新一轮的资本流动和资本主义剥削正在从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剥削关系演变发展为对落后国家和人民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现代国家的民法和行政主权势必栖立于军事、政治和文化主权这‘三足鼎’上。换言之，栖立于国家对资源的支配上。”[12]59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今正面临极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紧张局势，我们不能由着西方强势发达国家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需求来构造中国在全球化发展时代的未来。首先，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发展就必须立足自己历史的现实国情，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科学的适合自己的思想教育体系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化特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通过改革来不断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这样才能使我们面对国内外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干扰与和平演变而岿然不动，胜利应对。“政府是建立在思想控制的基础之上，这一原则‘存在于最专制和最军事化的国家，同时也存在于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国家。’”[2]28当然，国家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繁荣及历史传承离不开政府给予充分开明的学术思想自由空间和社会相对宽松的言论表达环境，离不开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批判性反思与总结，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也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全面改造和批判性更新、创新它才能够得以传承而源远流长，并在此基础上使我们创新出优秀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作为中国人精神或心灵信仰的依托，以构造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优秀思想文化根基。其次，确保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永远保持一致，国内发展不能以牺牲群众的利益为代价，世界发展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我国人均资源的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只能走保护生存环境、节约能源资源与合理控制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推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分裂对立等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资本依赖全球金融、全球贸易和国际互联网信息产业市场而谋取不受政治束缚的经济活动自由、无限制资本流动、追逐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事实上这种“自由市场理论的制定和采用”只是为了实现资本主宰世界的最大权力，获得它的最大利润。不仅如此，“大型机构运用战略联盟的形式与自己的竞争对手联系在一起，在自己的王国内部专横独断，破坏民主决策，确保自己不受市场规律的约束。只有穷国和被迫开放国门的国家才被教导要求遵循这些严格的规则。”[2]24对此，如果我们不加防范，陷入新自由主义为我们设计的陷阱，那就很容易使我们陷入“拉美陷阱”，很容易诱发与导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与经济社会危机在我们国家汇聚和集中，从而使我们犯颠覆性的错误，自觉不自觉地走上资本主义的歪路和邪路。当前，为有效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近40年来的经验教训，对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其思想实质进行全面地反省和清算，这是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总而言之，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改革道路也是充满风险，需要我们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和认真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坚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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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 郭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①]参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②]传统的粗放发展方式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粗放发展不仅导致建设规模过大、投资需求膨胀和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也造成了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③]在实践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所进行的物质变换形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基础。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然而，人类的现实情况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在不断恶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④]新自由主义引入我国并严重误导了经济改革，造成了严重后果，导致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乃至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向着资本主义调整的重大演变，造成了近十多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均超过0.4国际警戒线的贫富差距，成为中国一切问题和矛盾的总根源。参见戚桂锋：《中国经济：三种主义、两种前景与正确选择》。
[⑤]按维基百科解释，“华盛顿共识”(英语：Washington Consensus)，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和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不少评论指此共识是美国作为支配欧洲和拉丁美洲经济的手段。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曾任世界银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十条政策措施，而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所以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具体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华盛顿共识”，其十条政策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强财政纪律;把政府支出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和拓宽税基。在货币政策方面，推动浮动利率，采用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在贸易和资金政策方面，推动贸易自由化;外资进入自由化。在宏观产业政策方面，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保护产权。在美国次贷危机、全球信贷危机愈演愈烈背景下的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称“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Prime Minister Gordon Brown: G20 Will Pump Trillion Dollars Into World Economy. Sky News. 2 April 2009.)。
[⑥]事实上政府干预是一个世界通行的惯例，并且在许多产品的研发和技术革新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世界上几乎所有跨国公司等最重要公司的经营策略及其竞争地位，都受到政府决策和贸易保护政策的支持。
[⑦]全球化伴随着经济掠夺和不平等，例如美等发达国家的人们享受着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商品、低息贷款，同时也享受着发达国家的高劳工标准和社会福利。我国部分外贸企业充当发达国家的低端加工厂，这不仅带来我们本土生存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还产生一种怪现象即国内商品与国外同等(Made in China.)商品的价格相比竟然高出很多或几倍。这些都是极不正常和不公正的，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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