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 安国强军——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特征分析
赵恒
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现的超级武器——核武器给予高度关注是非常正常的。他提出的许多具有前瞻性、时代性的核战略，不仅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的核战略指导思想，在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今日世界，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此问题，国内一些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他们分别就毛泽东核战略本身的发展、毛泽东的核武器观、发展核武器的原因、毛泽东的核伦理思想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但从整体而言，还少见对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也少见对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时代意义进行认真的评价。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此文中对此问题进行阐释，以求教于方家。
一、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坚定性
作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毛泽东深知核武器的极大威力，因而，他在多种场合表达了对核武器的重视。1955年4月29日，他在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的谈话中就指出:“美国手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它，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同年10月15日，他在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会谈时，又指出:“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那么一炸，炸一个大窟窿，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深知，中国必须拥有这种先进的武器，在有了这样的决心后，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早在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就表示我们(中国)正在开始研究原子弹，这可能是他最早向外国领导人表达中国要发展核武器的信息。到了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更加明确地表述了发展核武器的思想: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从此以后，我国就加快了核武器的发展步伐，毛泽东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注意力，对有关核武器发展的计划和报告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62年10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题为《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加强领导，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的密切配合，并在必须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原子弹)在研究、设计和生产中所遇到的问题。毛泽东在11月3日即给予了批复:“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批复的语气就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此事的关切、满意之情。1964年9月21日，毛泽东对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立即准备进行核试验的报告》用十分罕见的速度，在当天就给予了答复，且语气十分坚决:“已阅，拟即办。”可见，他对我国核武器发展的重视和急切程度。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很困难，国内有放慢或停止发展核武器的主张。但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主张坚决把核武器的发展搞下去。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1962年，他仍然坚持必须把核武器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上，并提出争取在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实现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我国分别在1964年和1967年分别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氢弹，成为第五个核大国。这一地位的获得，从政治上讲，首功非毛泽东莫属。
二、适度发展核武器的战略远见性
1955年1月15日，党中央正式下定决心，做出了研制中国原子弹、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策，启动了我国的核发展计划。1956年3月14日，中央军委做出了发展中国导弹试验的重大决策。然而，对于像我国这样的一穷二白的国家从事原子弹、导弹研究，到底该怎么搞?该如何处理好发展经济与研制、拥有以“两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之间的关系?谁也没有答案。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远见，在这种情况下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论十大关系》的第三对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他是这样阐述的:“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明确地表达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即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要加强国防，就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这种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真知灼见，到今天仍然是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思想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出现了“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对此，毛泽东是十分审慎的。他在听取了聂荣臻的坚决上马的决心和理由的报告后，当即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并说，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这对于困境中的核科学研究、研究工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种鼓舞，使得中国人民在三年后看到了冉冉升起的蘑菇云。在这一点上，看似与上面的论述有矛盾的地方，实质上是一致的。如果因为两年的暂时经济困难而放弃正常的科学研究，这种目光是短浅的，损失将是很难予以弥补的。而三年后的实践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困难很快克服了，原子弹也搞成了。
在其他场合，包括外交场合，毛泽东也多次表达了这种思想。1961年9月24日，他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谈话，在回答蒙哥马利的“我在想，在你们的各项事业的安排中，发展核武器恐怕要摆在很后的地位”这个问题时，他说:“就是，我们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工业才开始有一点。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我们像穷人、叫化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面跑一跑。”他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了深邃的思想。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由于中国具体的国情，在发展我国核武器的过程中，我国采取了十分克制的负责态度。只发展了数量极为有限的核武器，采取了最低限度的有限自卫反击核战略。英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其著名的著作《核战略的演变》中指出:中国发展核力量的目标始终是很有节制的。
据世界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报告，2010年美、俄、中三国核武器的数量分别为:约9600、约12000、240枚。相比美国核武器拥有量最多时的32000枚，美国核弹头的裁军幅度是很大的，苏联(俄罗斯)的情况与美国的情况差不多。而按照2011年2月5日正式生效的美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美、俄双方各自拥有的战略核弹头数量不能超过1550枚。美国、俄罗斯(苏联)几十年的核军备竞赛似乎走了一个大弯路，期间所花费的精力、金钱是无法统计的。而我国由于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影响，核战略既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尊严，又没有参与美国、苏联之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没有进行大规模核裁军的必要与损失，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核威慑的作用，确保了我国的安全，更没有因此伤及我国的经济，避免了苏联式的经济崩溃，维护了我国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远见性得到了时间的验证。
三、高瞻远瞩的战略创新性
二战后初期，如何看待原子弹这种划时代的武器成为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各国人民面对的现实问题。有极力欢呼的，其结果是鼓动了很多国家加入拥有核武器的行列;有极为担忧的，这是国际反核运动的基础。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直到今天仍有意义的创新观点。
第一，“纸老虎”理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讲的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经典名句，成为核战略领域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
第二，“无核战争”理论。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的两次谈话中指出，“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
第三，核武器的“常规”理论。针对当时人们对核武器的迷信，毛泽东又以他的睿智，用简单、具体的比喻阐述了他对核武器作用的理解。他说:“(冷兵器和热兵器)基本的差别就是，冷兵器杀伤的人较少，热兵器杀伤的人多一些，原子弹杀伤的人更多。除了死伤的人数以外，没有什么差别。过去，冷兵器和热兵器双方都有，现在，苏联和美国也都有原子弹。因此随着武器的变化，无非是死伤的人数更多而已。”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核武器与常规的冷、热兵器一样可以在任何冲突中使用。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针对一些美国人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的担忧，明确地表示:“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第四，核武器的“埋葬”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曾先后四次对中国威胁使用核武器。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毛泽东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充分显示出来了。他多次强调指出，对于美国的威胁、赤裸裸的核讹诈，我们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反对美国的讹诈政策。同时，号召全国人民不怕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威胁，不怕美国对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核攻击，要坚信东风会压倒西风，坚信只要美国敢于反动核战争，结果只能是帝国主义被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因而，不要每天怕战争，把战争和和平两种可能都估计到，该从事建设时就一定要从事建设。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这种气概在鼓舞了全国人民斗志的同时，也给试图用核武器威胁中国的敌对国家以强烈的警告，从而保证了我国的国家安全。
第五，全面裁军理论。毛泽东虽然在战略上藐视核武器，也主张发展中国的核武器，但他对核裁军也有极深的认识，提出的一系列裁军理论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1950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指示》明确指出:“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武器，因此必须禁用。”在当时的世界政治家中，有这种认识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1960年5月，他在同非洲国家代表团会谈时，又指出:“现在世界人民要裁军，我们赞成，看你美国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证明你是欺骗。”后来，他在同斯诺谈话时，又谈到了裁军问题:“现在不是在说裁军吗?过去苏联讲，现在美国也讲，我们也赞成普遍裁军。事实上，现在是普遍、彻底扩军，嘴里说普遍裁军，实际上普遍扩军。”同时，他又指出:“(美国、苏联)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有那么多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稍微有一点也好，做些科学实验。”从内心讲，他是希望实现核裁军的。只是由于核大国的虚伪，才使得他的真正的核裁军思想无从实现。毛泽东不仅仅主张核裁军，还提出了更加大胆的建议:“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大家都不用?核武器也不用?”当然，从这句话里，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既然不想用，为什么还要制造呢?他老人家是这样回答的:“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现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对核武器的这种态度、提出的这些理论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全中国人民的士气，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消除了对核武器的恐惧，消除了对美国、苏联力量的迷信，对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巩固，对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都起到了其他言语和行动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
四、具持久生命力的战略延续性
最能完整体现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文献是1964年10月16日我国政府在核武器试制成功后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包含以下主要思想: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是美国对中国威胁的结果。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若与2005年我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白皮书中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内容做一比较，就可以感受到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延续性。白皮书主要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作为核武器国家，中国从不回避自己在核裁军方面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在核武器的规模和发展方面始终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中国是核武器国家中核试验次数最少的;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呼吁其他核武器国家，无条件向所有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并就此尽早谈判缔结国际法律文书;核武器国家应尊重无核武器区的地位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份文献的基本精神甚至部分表述都是一致的，时间已经对毛泽东的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评价。弗里德曼也指出:在核战略问题上，中国的观点是所有核国家中最始终如一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核政策与毛泽东领导的时代相比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是在核军备控制领域，具体表现为加入《不扩散核武器》(NPT)、《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CTBT)、加入防止核扩散机制、向特定国家和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等。但这并不是对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否定，相反，更说明他的正确:毕竟，在没有核武器的时候，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不允许放弃国家发展核武器权利的，只有完成了这一进程，才有可能加入防止扩散的进程中。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气魄与眼光，对新出现的核武器的军事作用及政治局限性都有清楚的认识，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以上极具特征的中国的核战略，不仅满足了当时国家的安全需要，对现今国家的核战略仍具指导与实践意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75期，摘自2012年第2期《毛泽东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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