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在今年8月15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心中的“遗憾”又多了一分。去年8月15日，沉寂5年再度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安倍曾参拜靖国神社，并多次表示“为先前担任首相时没能参拜感到痛憾至极”。事实上，真正值得安倍遗憾的是没能像2006年首次出任首相时那样打开对华外交的局面。因为与那时一样，对华外交依然是安倍上任后面临的最大外交挑战。所不同的是，向来对华强硬的安倍当年能主动“破冰”，缓和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冷淡的中日关系，如今他却没能找到化解中日僵局的突破口。钓鱼岛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当然是主要障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安倍的“国家正常化”战略中对中国的定位。
安倍有着强烈的“复兴日本”的使命感，而且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国家正常化”，也已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但安倍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以“国家正常化”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对华外交。“国家正常化”涉及突破和平宪法、打造强大军力、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及重建日本的国家身份。从安倍两度出任日本首相期间对华外交实践来看，中国因素都被当作推进这一战略的重要外部动力。无论是主动调整政策改善中日关系，还是以对华强硬压缩两国关系缓和空间，这种明显存在悖论的外交姿态是符合“安倍逻辑”的。因为中日关系的冷淡还是缓和，在日本方面，除了国内政治因素，更取决于中国因素能在安倍的“国家正常化”战略中扮演何种角色。
“前恭后倨”的背后
2006年安倍首次出任日本首相时，中日政治关系已经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降至历史最低点。自从安倍1993年首次当选议员踏入政坛以来，支持参拜靖国神社、对华政策上态度强硬几乎是其鲜明的“政治标签”，安倍仕途上的平步青云也得益于小泉的大力提挈。安倍上任后收敛对华“鹰派”锋芒打破中日政治僵局，直接动因是国内因素。小泉执政后期，日本经济界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日本经团联、日本企业家协会等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频频组团访华，给日本政界施加压力。反对党日本民主党把对华政策作为攻击自民党的政治牌，时任党首小泽一郎访华并与中国高层会晤，在改善对华关系上显现出积极主动的高姿态。
从自民党内部的情况看，不同派系也把对华外交作为总裁竞选的政治筹码。安倍在党内主要竞争对手福田康夫，力推通过另建国家设施纪念战死者来解决靖国神社问题，另一竞争对手麻生太郎也表态，应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情感。某种程度上说，能否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展现灵活性，以终结中日“政冷”局面已经成为日本政治人物的“政治资产”。当时政治根基尚不牢固的安倍无法逆大势而动，调整姿态不仅能化解政治对手的攻势，还可以获取对其至关重要的政治资产。在自民党总裁角逐中，田中角荣就曾用力主中日关系正常化击败了政治对手福田赳夫。与福田赳夫的儿子福田康夫竞争，安倍更不会忽略这段历史插曲。正因为此，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安倍就开始逐步降低对华强硬姿态。
不过，与其他主张对华接触的日本首相不同，2006年安倍主动改善中日关系还带有助推日本“国家正常化”的考虑。2006年安倍访华以及2007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中日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分别写有“中方积极评价日本战后60多年一直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中方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等内容。这是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日官方正式文件中首次明确积极评价战后日本的国际贡献、提及日本的国际定位问题。这一微妙变化曾在日本政界引起一定的反响。对于日本来说，战后“和平国家”形象是推进“国家正常化”的重要资本，能否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则是“国家正常化”的关键指标。安倍能在这些问题上争取中国的认可，甚至与中国实现某种协调，其意义不言而喻。
2012年安倍再次竞选自民党总裁前，中日政治关系再次跌入低谷，所不同的是，关系冷淡的原因从靖国神社这样带有象征意义的问题，变成了更为棘手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野田佳彦执政一年时期内，日本民主党内部主张对华接触的势力逐渐被边缘化。2012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包括安倍在内的各竞选对手争相展现对华强硬立场。在这样的国内政治氛围下，安倍的对华强硬姿态不仅可以为其赢得政治支持，还可以借中日钓鱼岛对峙，为“国家正常化”当中的军力建设提供合理的外部动力。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看来，安倍正是把目前中日矛盾视为一个机会，以此来推动修宪、修订历史、重构日本的国家身份。在领土争议问题上妥协，哪怕只是承认存在争议，都会破坏这些目标的实现。
“价值观外交”玄机
从安倍两任首相任期的外交来看，虽然对华姿态大相径庭，但其对“价值观外交”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这一外交理念的主要针对对象就是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本政治问题学者杰拉尔德·柯蒂斯(Gerald L.Curtis)对《南风窗》表示，安倍对“价值观外交”倾注大量精力，目的是突出中国不拥有其所认同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从而强调日本在东亚地区道义上的领导资格。如果把这一逻辑放在安倍“国家正常化”战略的大背景下看，安倍“价值观外交”的用意就更为明显了，即通过在国际上塑造中国的“另类”特征，来为重构日本的“国家身份”服务。从这一点看，安倍推行“价值观外交”的目的，与其希望中国承认日本战后“和平国家”形象是一致的。
第一次任首相期间，安倍的“价值观外交”主要体现为倡导“自由与繁荣之弧”。这一概念由时任外相麻生太郎提出，旨在加强从东南亚经中亚到中欧、东欧等与日本具有相同价值观国家之间的外交联系，构建围绕欧亚大陆的“自由与繁荣”弧形地带。2007年安倍曾向布什总统提议，建立“亚太民主联盟”，举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之间的战略对话。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对此反应冷淡，称最好不要无谓地挑衅中国，建议日本专注于改善中日双边关系。不过安倍并未放弃努力，在其任期内明显加大了对印度、澳大利亚的外交投入。2007年8月访问印度期间，安倍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强调两国共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称日印关系应该成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度出任首相后，安倍的“价值观外交”调门更高，力度也更大。2012年12月，安倍在美国媒体上撰文，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概念，针对中国的“海上威胁”，设想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夏威夷构成菱形防御，以捍卫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共同海洋利益。这一设想无疑是5年前“亚太民主同盟”的翻版。今年年初访问东南亚国家期间，安倍发表“东南亚外交五原则”，第一条内容为“日本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创造并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把价值观与“安全”联系起来，显然是安倍根据东亚领土争端与美国重返亚太的新局而做出的微调。安倍新的“价值观外交”，同样是想通过在价值观上“边缘化”中国来突出日本的道义领导角色，通过塑造中国地区“威胁”形象为日本在地区安全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寻找理由。
对于日本的外交，柯蒂斯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思考外交政策的方式就一直没变，“与美国等其他世界大国不同，东京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是通过界定国际议事日程、宣扬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推销自己的世界格局观来实现，而是基于既定的外部环境，做出在他们看来符合时代潮流的、务实的政策调整”。以这个逻辑来看，安倍在外交上对价值观的追求表现得比美国还积极，显然不是因为他对民主、自由的信仰更加虔诚。如何在中国崛起的大势下防止日本跌入“二流国家”行列，才是日本政治人物战略考虑的真实动因。无论是“自由与繁荣之弧”还是“民主安全菱形”，安倍的“价值观外交”本质上都是在利用“中国因素”为日本“国家正常化”创造国际空间。
对华外交的逻辑悖论
安倍前后两任首相任期内的中日关系，事实上都处于一种“扭曲”状态。一方面，安倍重视中日关系，视其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另一方面，安倍的对华外交又在不断侵蚀中日互信的基础。这种“扭曲”状态源于安倍对华外交的一系列逻辑悖论。安倍是以“政经分离”的手段来处理中日关系的，其倡导的中日“战略互惠”更像是“经济互惠”。在《致美丽国家》一书中，安倍以中日政治体制不同来证明“政冷经热”的合理性，并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影响力干涉靖国神社问题。中国是日本最大的经贸伙伴，安倍不会让日本自绝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有着缓和中日关系的诚意，至少是不希望政治关系影响日本的经济利益。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中日关系复杂、微妙的特点决定了“政经分离”的做法不可能成为常态。
今年年初访美前，安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正是在他第一次任首相期间中日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这一点也是他赢得总裁选举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虽然安倍对华强硬，但他也希望再次打破中日政治僵局。自任首相以来，安倍除了在多个场合呼吁举行中日首脑会晤外，还多次派遣重量级特使赴北京。在钓鱼岛问题上，安倍的策略是主权问题上展现强硬，在建立设施或派驻人员上保持克制，企图把升级紧张局势的责任推给中国。安倍的“克制”是想给中日缓和预留空间，但钓鱼岛对峙的程度已经被拉抬到双方都难有转圜的余地。更为关键的是，安倍把改善中日关系的路径建立在“强化与周边邻国合作、遏制中国抬头”的基础上。这种对华强硬姿态与对华缓和意愿之间的悖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安倍不肯正视历史问题，甚至认为中国在利用日本侵华历史助长国内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安倍又在借“中国威胁”激起日本的民族主义，利用塑造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异类”形象来重构日本的“国家身份”、为“国家正常化”寻找合法性。安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修正主义立场挑战的不仅仅是中国，但从中日关系角度看，安倍对华外交陷入了历史与现实交织的逻辑悖论中。中日政治和解有赖于双方在历史认识上达成默契或共识，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不可能建立在“异化”中国的基础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布拉德·格罗斯曼(Brad Glosserman)认为：“安倍必须明白，日本在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必须得到邻国的默许。如果邻国对日本的崛起持有敌意，那么日本不可能实现其目标。”
“我认为中日两国目前都在寻找打破钓鱼岛僵局的途径。”柯蒂斯对《南风窗》表示。他认为，中日双方有必要把钓鱼岛问题从潜在的危险对抗转化为长期的谈判模式。柯蒂斯认为，安倍不会一味地在外交上追求强硬，“求存”依然是目前日本外交的特征。“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确给日本和美国带来了挑战，但这些挑战可以不通过把亚洲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来应对。”对于安倍的外交，柯蒂斯在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那篇文章中写道，意识形态不可能压过务实主义，对于日本的未来，关键的问题不是安倍以及其他日本政治领导人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是他们认为日本在他们所认识的世界上生存下来必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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