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亚太地缘环境日趋尖锐复杂，这里既有类似中美这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矛盾，也有中日这种围绕钓鱼岛争端展开的地区秩序主导权争夺，还有充满变数的半岛局势，尤其最近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复活，使整个地区成为巨大火药桶。西方媒体认为，当前的亚太犹如1914年一战前的欧洲，随时可能因小事件“擦枪走火”，乃至爆发全面战争。表面看，当前亚太确与昔日欧洲颇为相似。当年德法互为宿敌，现在中日矛盾尖锐;当年欧洲大陆之外有英国，现在太平洋彼岸有美国。
亚洲是否会重蹈当年欧洲覆辙，关键是看中美如何处置“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这一矛盾。一般来说，守成大国不太容易接受新兴大国崛起，因此权力转移交替期，往往也是战争高发期。
但历史又不能简单类比。欧洲地缘版图是“对称性破碎”，欧洲大陆小国林立，而亚洲大陆则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不对称性破碎”，因此中日对峙不可能是当年德法矛盾的翻版，美国也不可能像当年英国那样，在亚洲自如发挥“离岸平衡手”作用。另外，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国，又都是具有相互摧毁能力的核大国，因此用战争手段解决“崛起与守成”矛盾，既缺乏足够利益驱动，也难以承受巨大的战争成本。
对新兴大国来说，要想在实现崛起的同时，又避免世界大战，不妨从德国兴衰中汲取某些教训。德国最初能实现地区崛起，关键是俾斯麦采取“铁血政策”，用武力实现了国家统一，为德国奠定了欧洲强国基础。威廉二世上台后，很快解散了三皇同盟(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使俄国因恐惧而与法国走近，由此使死敌法国的外交空间增加;同时，德国在全球范围内高调扩张，最终触动世界强国英国的利益底线，促其转而与法俄结盟，使德国在战争爆发前就已陷入孤立处境。德国失败的最大教训就是“成于地区性进取，败于全球性扩张”。
因此，对中国来说，对外战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明确自己的底线与极限。作为东亚大陆主体国家，中国有理由也有能力在东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力，钓鱼岛问题更是涉及中国利益底线，因此中国理应当仁不让，寸步不让。而这一区域并非美国核心利益所在，也是美国力量投送极限，当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教训已经表明，即便在当时中美军力悬殊情况下，美国仍很难打赢，况且中国军力早已今非昔比。因此，中美在东亚地区合作面大于冲突面。考虑到中美都是二战胜利国，都是远东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因而中美在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翻盘”方面肩负共同责任。日本媒体今年在美国实施的一项民调显示，将中国列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伙伴”的民众比例最高。这表明，双方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完全是有可能的。如果中国连本属自己的领土都保不住，连家门口都出不去(突破第一岛链)，那么中国根本不配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也不可能真正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又应该始终谦虚低调，永不称霸。中国是陆海复合国家，由此决定了中国能海陆兼顾，左右逢源，但又不可能在欧亚大陆腹地全面“西进”，以及充当世界性海洋国家。
大国生存之道，关键是把握平衡感与分寸感。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相信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有足够的智慧与勇气，确保中国和平崛起之路始终向前。
(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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