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隐蔽行动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并服务于美国特定的政策目的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冷战结束后，隐蔽行动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是美国应对竞争对手挑战、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随着美国相关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美国学术界对隐蔽行动的诸多案例展开了研究，进一步梳理了隐蔽行动的内涵及其实施方式，总结并提出了隐蔽行动理论，从而为研究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隐蔽行动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
一、隐蔽行动的含义和类型
就隐蔽行动的定义而言，美国学者作出了各具特色的解释。罗伊•戈德森认为，所谓隐蔽行动，就是指一国政府或集团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事态发展的努力与尝试。洛赫•约翰逊和詹姆斯•沃茨则强调，隐蔽行动是指一国政府或其他组织所施加的秘密影响和操纵国外事态的所有行动;隐蔽行动的要旨就是间接性、非归属性和秘密性，政府或其他组织在隐蔽行动中的角色既非显而易见，亦未得到公开承认。正因如此，隐蔽行动又被称为“寂静的行动”，或者是外交与战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戈德森进而指出，隐蔽行动的目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影响目标国内部或跨国集团的权力平衡，例如影响政府的组成及其决策过程;二是影响目标国的舆论环境，通过舆论压力迫使目标国政府按照隐蔽行动实施国所预期的方向作出决策;三是引导目标国政府或其他组织采取特定行动。约翰逊更是坦言，美国隐蔽行动的目的就是秘密影响海外事态，以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
总之，美国学术界首先系统论述了隐蔽行动的含义和政策目标，其中有关隐蔽行动间接性和非归属性的观点更是中肯地揭示了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特征，从而为隐蔽行动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有益的分析起点和学理基础。
鉴于隐蔽行动涉及的政策范围和政策手段相当庞杂，为进一步梳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隐蔽行动，美国学术界还对隐蔽行动进行了归类，将隐蔽行动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隐蔽经济行动和准军事行动。美国学术界同时认为，隐蔽行动的各种类型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构成统一的隐蔽行动体系。美国学术界对隐蔽行动的类型划分总体上界定了隐蔽行动的基本研究范畴，有助于针对不同的隐蔽行动政策和手段及其相互策应关系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因而进一步深化了美国的隐蔽行动理论。
第一，隐蔽宣传行动。隐蔽宣传行动(亦称心理战)是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洛赫•约翰逊强调指出，隐蔽宣传行动是隐蔽行动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其总体目标就是通过秘密渠道帮助实现美国的政策观念。詹姆斯•奥尔森亦明确指出，心理战和宣传战的目的就是利用精心挑选的真实信息或肆意捏造的虚假信息，以影响对手的判断、行为和精神面貌，乃至改变对手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
戈德森则致力于隐蔽宣传行动的类型研究，并将其分为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两种类型。灰色宣传是指没有隐藏全部信息来源和渠道的隐蔽宣传行动，其素材可以是真实的或捏造的，或两者兼而有之;同时，为使捏造的宣传素材(谎言)更加可信和有效，灰色宣传可以夹带一定数量的真实信息。所谓黑色宣传，是指信息来源和渠道完全隐藏、宣传素材完全虚假或捏造的隐蔽宣传行动。戈德森尤其强调，隐蔽宣传行动既可用于特定的、策略性的对外政策目的，也可服务于更广泛和更长远的对外战略目标。
实际上，作为美国隐蔽行动体系中使用最为广泛、最具渗透力的行动类型，隐蔽宣传行动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虚假或者真假难辨的信息传播达到特定或长远的政治和战略目的。具体地讲，隐蔽宣传行动主要具有两大政治功能：一是通过长期的隐蔽宣传以影响目标国的舆论环境，控制对手的判断能力，甚至改变其政治信念。这是隐蔽宣传行动的一般功能，服务于长远的战略目标。二是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目标国展开直接的舆论攻击，在目标国制造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这是隐蔽宣传行动的特定功能，主要服务于特定的政策目的。基于其独特的政治影响力，隐蔽宣传行动始终是美国隐蔽行动政策与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第二，隐蔽政治行动。格雷戈里•特雷弗顿认为，隐蔽政治行动是指改变目标国政治力量平衡的努力，其通常的实施方式就是向特定的集团或个人提供秘密的资金支持。戈德森则着重分析了隐蔽政治行动的实施手段。他认为，通过秘密方式资助和扶持政治代理人并借此影响目标国政府及其决策是隐蔽政治行动的常用手段，此即所谓的“播种”——选择和控制有现实或潜在影响力的政治代理人，支持其政治活动，进而影响目标国的政治进程，因此“播种”是一项长期细致的隐蔽政治工程。此外，发展政治代理人还可以起多种作用，包括情报搜集、暗中破坏、颠覆、制造动乱以及从事暗杀等。戈德森同时强调，支持非政府组织(如工会组织、商业团体和宗教组织等)以影响目标国的政治进程亦是隐蔽政治行动的重要手段，即通过秘密支持特定的组织或运动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
凯文•奥布赖恩着重从掩护性组织的角度探讨了隐蔽政治行动的实施方式，并认为设立掩护性组织是展开隐蔽政治行动的普遍方式。奥布赖恩指出，根据隐蔽政治行动的需要，掩护性组织可以采用不同的伪装，总体上讲，掩护性组织的设立或利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由情报机构暗中出资开设的旨在掩护其活动的隶属公司;二是利用新闻媒介作为掩护隐蔽政治行动的工具;三是利用宗教组织、商业团体等社会组织作为展开隐蔽政治行动的平台。
由此可见，美国学者着重从政策目的、实施手段等方面对隐蔽政治行动进行了分析，同时强调隐蔽政治行动的本质就是秘密影响目标国的政治进程。鉴于隐蔽政治行动具有直接影响目标国政治进程的功能，并可服务于多种政治目的，因此它在美国的隐蔽行动政策和实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贿赂、色诱既是美国隐蔽政治行动的传统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其目的就是将目标国的相关对象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并充分加以利用——包括情报搜集和秘密策反等。同时应当看到，美国学术界侧重于研究隐蔽政治行动的实施层面，但没有涉及如何防范隐蔽政治行动的问题。隐蔽政治行动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因而更加难以察觉，也更加难以确定预先的具体防范措施，这从一个侧面凸显了隐蔽行动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三，隐蔽经济行动。作为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隐蔽经济行动旨在秘密扰乱目标国的经济，进而支持整个隐蔽行动的展开。马克•洛温塔尔强调，由于经济混乱往往会导致政治动荡，因此扰乱目标国经济就成为有效展开隐蔽行动的重要手段。隐蔽经济行动的主要方式包括：通过隐蔽宣传以制造虚假的商品短缺信息并引发恐慌，进而推动隐蔽经济行动的进一步展开;毁坏主要农作物以达到直接引发经济混乱的效果;大量伪造目标国货币以摧毁其货币金融的信用体系等。
约翰逊认为，隐蔽经济行动是隐蔽行动的重要内容，其实施手段主要包括：破坏目标国的石油输送管线和石油储备设施以威胁其能源安全;破坏目标国的电力设施以扰乱其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等。约翰逊和沃茨进而指出，面对全球计算机网络的发展，隐蔽经济行动的主要目标已经发展成为扰乱目标国的计算机系统。秘密干扰或破坏目标国的计算机网络，可以导致目标国的金融系统陷入混乱、通讯系统全面瘫痪，甚至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失灵。因此，计算机网络攻击所造成的混乱决不亚于军事攻击。
美国学术界对隐蔽经济行动的研究集中于探讨隐蔽经济行动的实施手段，对于隐蔽经济行动展开的背景和条件，美国学术界则着墨不多。应当看到，由于经济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均具有重大的影响力，隐蔽经济行动从一开始就是美国隐蔽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鉴于隐蔽经济行动具有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和暴力性色彩，因此美国的隐蔽经济行动往往与特定的隐蔽行动相联系，服务于特定的隐蔽行动目标。进而言之，尽管隐蔽经济行动具有战略性目的，但相对于隐蔽宣传行动和隐蔽政治行动鲜明的战略性特点，其战术性特点更明鲜。正因为隐蔽经济行动具有更加直接的破坏性，有关国家更会在涉及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如能源、电信等)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设置符合国家安全需要的准入门槛，防止上述领域成为隐蔽经济行动的渗透与破坏对象。
第四，准军事行动。所谓准军事行动，就是指未公开承认的武力使用，或向破坏势力和抵抗势力提供武力援助的政策行为。美国学术界认为，暗杀既是准军事行动最原始的方式之一，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
支持破坏势力或抵抗运动是准军事行动的重要方式，其目标就是削弱和消灭对手，促成目标国的国内革命，进而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戈德森认为，准军事行动框架内的隐蔽支持和援助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政治和道义支持、物质支持等。在他看来，为实现准军事行动范畴内的政治目标，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第三国或国际机构向破坏势力和抵抗势力提供政治支持，并借此影响目标国的政治决策。戈德森指出，准军事行动框架内的隐蔽支持经常采用向破坏势力和抵抗势力提供直接帮助的方式，如提供培训、政治和技术咨询、协调军事行动等。此外，准军事行动框架内的物质支持还包括秘密提供武器装备、通讯设备等;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促使第三方向破坏势力或抵抗势力提供避难所亦是准军事行动的重要途径。戈德森强调指出，政变是准军事行动的突出标志，同时也是隐蔽行动的最高级别的组成部分。尽管制造政变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有效的政变均应具备相应的条件，如深思熟虑的政策策略、时机的把握、准确的情报支持等。
由此可见，美国学术界对准军事行动的方式进行了归纳，认为准军事行动主要包括三种形式：暗杀、支持抵抗运动及策动政变，从而为准军事行动的研究圈定了基本范畴。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美国学术界的总结不难看出，美国准军事行动的本质特征就是通过隐蔽军事行动的方式影响目标国事态的发展，促进美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目标的实现。毫无疑问，暗杀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美国的政策实践中，支持抵抗运动以及策动政变则是其对外准军事行动中使用最为频繁的行动方式。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不仅包括对抵抗运动的支持，而且包括对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的支持，其目的就是通过支持上述组织的破坏与恐怖活动削弱和打击竞争对手，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正因为准军事行动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和危险性，同时因为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出现了新的变化，学术界更应加强政策和理论研究，为判断美国的对外准军事行动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
二、隐蔽行动的升级模式
作为研究隐蔽行动的著名学者，洛赫•约翰逊根据风险水平和暴力程度，提出了隐蔽行动的升级模式，从而为分析美国的对外隐蔽行动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平台。
隐蔽行动的第一阶段：常规情报活动。约翰逊认为，常规情报活动是隐蔽行动的低级阶段，其主要方式就是一国通过驻外使领馆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情报搜集工作，包括情报官员通过正常渠道获取的情报，以及友好国家情报部门之间低水平的情报交换。
应当看到，隐蔽行动是一国政府或集团秘密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事态发展的政策与行为，因而具有不同程度的攻击性;而常规情报活动是日常性的情报搜集和交换行为，尽管经常采取秘密方式，但常规情报活动一般不具有直接影响目标国事态发展的特性，更不具有目标攻击性的特点。因此，将常规情报活动纳入隐蔽行动的观点值得商榷。进而言之，常规情报活动同隐蔽行动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常规情报活动不应属于隐蔽行动的范畴。
隐蔽行动的第二阶段：适度隐蔽介入。约翰逊认为，适度隐蔽介入首先包括隐蔽宣传行动的启动，且此阶段的隐蔽宣传行动应以不具争议性的议题作为素材(如捍卫民主自由等)，其目的就是增强公开的政策宣示份量。约翰逊强调指出，隐蔽行动第二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战略情报活动的展开，其政治手段包括：收买并策反能够接触目标国机密的情报官员;对目标国的远距离技术情报监视(如高空侦察机和侦察卫星的使用等)。约翰逊还强调，适度隐蔽介入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向有关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由此不难看出，适度隐蔽介入实际上是隐蔽行动的起点，主要包括隐蔽宣传行动和隐蔽政治行动这两种行动类型。在此阶段，隐蔽宣传行动的主要功能就是秘密策应和支持公开的政策宣示，并以不引发广泛的政治争议作为前提;隐蔽政治行动的重要内容就是更具目标性的情报渗透，政治策反则是此阶段隐蔽政治行动的核心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尽管针对目标国的远距离技术情报监视在适度隐蔽介入阶段已经启用，但此时的远距离技术情报监视更具战略性，因而属于适度隐蔽介入的范畴。总之，在适度隐蔽介入阶段，隐蔽宣传行动和隐蔽政治行动的风险水平尚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并服务于美国长远的战略目标。
隐蔽行动的第三阶段：高风险隐蔽行动。约翰逊指出，隐蔽行动第三阶段标志着一系列危险的隐蔽行动的展开与升级，包括针对目标国敏感目标的近距离的、直接的行动，以及可能导致暴力的方法和手段的采用。
约翰逊强调，在隐蔽行动的第三阶段，隐蔽宣传行动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欺骗、捏造事实和散布虚假信息成为这一时期隐蔽宣传行动的主要手段。第三阶段的隐蔽政治行动包括：针对目标国更高级别官员的策反与渗透;对政治领导人的进攻性监视活动;针对目标国高级别决策机构而采用的谍报技术等。隐蔽行动进入第三阶段后，隐蔽经济行动随之展开，以期扰乱目标国的国民经济。其主要方式包括：破坏目标国的电力设施和石油储备系统;在目标国内煽动罢工以及其他有限度的经济骚扰行动等。约翰逊同时强调，准军事行动的展开是隐蔽行动第三阶段的基本特点之一，其主要方式包括：向友好国家秘密提供进攻性武器;向目标国的反政府势力秘密提供武器装备，以及秘密的军事培训;为反政府势力提供相应的救援和避难场所。
总之，在高风险隐蔽行动阶段，隐蔽行动的宣传、政治、经济和准军事手段全面启动，其风险水平和暴力程度明显提高。就隐蔽宣传行动而言，此阶段的隐蔽宣传更加具有蛊惑性和欺骗性，并以制造舆论混乱和心理恐慌作为目标。在隐蔽政治行动方面，此阶段政治策反的力度进一步增强，情报渗透的进攻性特点更加彰显。隐蔽经济行动和准军事行动的启动是高风险隐蔽行动阶段的突出标志，同时也是此阶段隐蔽行动具有暴力色彩的集中体现。随着隐蔽行动进入高风险阶段，隐蔽行动更具针对性地指向特定的目标国。因此，高风险隐蔽行动具有目标针对性和手段暴力性的基本特点，并服务于美国特定的政策和战略目的。
隐蔽行动的第四阶段：极端隐蔽行动。约翰逊指出，隐蔽行动第四阶段是特别危险的时期。除继续实施高强度的隐蔽宣传行动和隐蔽政治行动之外，第四阶段伴随着隐蔽经济行动的升级，隐蔽经济行动更具暴力色彩，其方式主要包括：改变目标国的经济环境(如焚烧森林、污染河流湖泊等);在目标国内制造经济混乱(如大量伪造目标国货币以引发通货膨胀，制造能源恐慌，破坏工业设备，通过在田间投放寄生生物摧毁农作物，通过传播病毒大范围毒杀家禽等)。而且，准军事行动也进一步升级，其主要手段是：向目标国国内的反对势力和抵抗势力秘密提供更具杀伤力的武器甚至尖端武器以增强其攻击能力，针对特定领导人实施有计划的暴力行动(如恐吓)，等等。约翰逊认为，通过情报部门的秘密支持在目标国制造政变是隐蔽行动第四阶段的突出特点，此外，针对目标国领导人的暗杀行动亦是隐蔽行动第四阶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极端隐蔽行动是前期隐蔽行动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结果，并以策动政变、颠覆政权为其最高表现形式，高强度的隐蔽经济行动和准军事行动均服务于这一政策目标。正因为隐蔽行动、尤其是极端隐蔽行动制造的政权颠覆具有不暴露“美国之手”的特点，它便成为美国打击敌对势力和竞争对手、拓展战略空间、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鉴于常规情报活动属于情报活动而不是隐蔽行动的范畴，因此美国的隐蔽行动升级模式应归纳为渐次递进的三个阶段，即适度隐蔽介入阶段、高风险隐蔽行动阶段和极端隐蔽行动阶段。约翰逊的隐蔽行动升级模式初步阐明了美国隐蔽行动的发展阶梯和递进过程，剖析了美国隐蔽行动诸类型和手段在隐蔽行动不同阶段的运用方式，从而深化了美国学术界对隐蔽行动的研究，并为了解和把握美国隐蔽行动的演进脉络和发展趋向提供了层次分明的解析路径。
三、关于隐蔽行动的争论
在探讨隐蔽行动的含义、类型和升级模式的同时，美国学术界亦围绕隐蔽行动的政策基础及其合理性问题展开了争论，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美国有关隐蔽行动的理论研究。
詹姆斯•巴里试图以正义战争理论为美国的隐蔽行动政策进行辩护，认为正义战争理论为美国的隐蔽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巴里坚信，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隐蔽行动就是正义的和可接受的，这些条件包括：隐蔽行动的意图和目的是合理和正义的;获致正义目的的其他方法是无效的;隐蔽行动具有合理的成功可能性;隐蔽行动的手段与其目标是相匹配的;隐蔽行动应将对无辜者的伤害控制在最低限度内。总之，在巴里看来，正义战争理论不仅有助于论证美国隐蔽行动的合理性，还为隐蔽行动的政策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毋庸置疑，巴里以正义战争理论为美国的隐蔽行动进行辩护是毫无根据的，而且这种辩护本身就漏洞百出。例如：判断隐蔽行动正义性的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从何而来?隐蔽行动的手段是正义的吗?如何确保隐蔽行动对无辜者的伤害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实际上，美国隐蔽行动的政策本质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因此以正义战争理论为美国的隐蔽行动进行辩护无异于掩耳盗铃。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视角对美国的隐蔽行动政策进行解读。洛丽•达姆罗施考察了美国隐蔽行动政策的发展历程，强调美国的隐蔽行动均以国家安全作为政策出发点。戴维•福赛思则明确指出，美国的隐蔽行动尽管时常打着捍卫民主和人权的旗号，但其实质却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是美国隐蔽行动最显著的特点。
维护国家安全无疑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以国家安全作为实施对外隐蔽行动的依据就会出现诸多问题。例如：如何判断国外事态的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威胁?美国是否能以国家安全面临威胁为由，随心所欲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隐蔽行动?美国能否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而肆无忌惮地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从法理依据看，美国的隐蔽行动政策显然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从政策实践看，国家安全利益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借口，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实质归根到底是为了打击敌对势力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利益。
实际上，针对以正义战争理论和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解读美国隐蔽行动的观点，已经有美国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杰里尔•罗赛蒂就指出，隐蔽行动及其手段是基于反共哲学和权力政治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政策理念，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下，美国的隐蔽行动可以采取任何形式，道德因素和国际法原则均无法介入隐蔽行动领域;而且，隐蔽行动的诸多手段和方法与民主、人权和自由的原则大相径庭，因此隐蔽行动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幕后黑手”。隐蔽行动升级模式的创立者约翰逊则从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角度对隐蔽行动提出了批评。在约翰逊看来，隐蔽行动第一阶段的常规情报活动并没有对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构成严重影响，但随着隐蔽行动的逐步升级，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开始遭遇严重侵蚀，进而国际秩序也受到严重威胁。正因为隐蔽行动直接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哈里•兰塞姆坚信，诸如欺骗、暗中破坏、政治暗杀、准军事行动等隐蔽行动手段集中体现了世界事务的阴暗面。
综上所述，隐蔽行动首先是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美国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一项基本战略。冷战结束后，隐蔽行动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其总体目标就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实际上，冷战后美国实施隐蔽行动的频率不减反增。通过诸多隐蔽行动手段，美国成功促成了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颜色革命”，再次展示了隐蔽行动对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所起的独特作用。在朝鲜半岛危机、伊朗核危机，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等地区紧张局势中，美国的隐蔽行动若隐若现，并与其全球战略意图形成策应之势，导致上述地区局势扑朔迷离，严重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美国的对外隐蔽行动具有政策隐蔽性和手段多样性的特点，因而更加难以防范，同时也更具危险性，对此有关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妥善应对。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美国学术界力图运用正义战争理论和国家安全理论为美国的隐蔽行动政策辩护，但从内涵、实施手段以及美国的政策实践中不难看出，美国的隐蔽行动完全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严重损害了有关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造成了国际社会的混乱乃至危机，进而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鉴于此，对美国的隐蔽行动展开深入的政策和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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