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赵忆宁的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一般所谓“学术”著作和新闻报道中很少提及的东西。为准备这本书，忆宁采访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县、州、联邦三级的精英达五十人之多。不要说在中文世界，即使在英文世界，这种书也十分罕见。
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是两党制。有些人认为，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如果人民不满某党执政，他们可以把另一个党选上台。这样一来，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据说，这便是现代民主的精髓。读完忆宁这本书，仍持这种天真看法的人恐怕会大大减少。
赵忆宁：《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
美式“三无”政党
本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的不同。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 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但其它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 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研究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因为在他看来，大众党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大众党一般有指导自己前进方向的党纲(constitution)，有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有经常开展活动的各级党组织。而美式精英党却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人”(par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美国政治教科书对政党的定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的学者觉得十分怪异，因为它把政党说成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an organized effort)，而不是一种组织。忆宁访谈的那些美国政治精英对此都见惯不怪、安之若素，显然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比较视野。本书中接受访谈的肯•马丁对此欣然承认。
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
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它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它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机会。
而在绝大部分选区，“党人”的选择余地更小，因为两党通过调整各个选区的边界，划分出大量民主党人聚集区或共和党人聚集区(见对罗德里克•希尔斯、卡拉•希尔斯的访谈)。在“共和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民主党”是浪费;在“民主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共和党”是浪费。实际上，在绝大多数选区，选举结果早已在选区划分的博弈中就已经决定了。
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正如忆宁这本书所展示的，它们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它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
美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现实是，“独立人士”无法形成一个政党。
在访谈中，密西根州前州长恩格勒说，独立选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偏爱的候选人，受这些选民欢迎的候选人往往是选举的赢家。这种说法毫无依据，带有严重误导性。事实上，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不得已，独立选民只有面对两种选项：要么把选票投给自己并不中意的两大党中的某个党;要么把选票白白浪费掉。无论独立选民怎么做都意味着，美国近一半的民众无法用选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任何当选的政党或政客都不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一民众的真心支持。问题是，这样选出来的政府到底代表了谁、代表了多少人?
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分。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在这个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
不见其“民”的“民主”
1960年，当美国的政党政治如日中天时，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谢茨施耐德(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 1892-1971)便在《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中指出，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投票的选民。他认为，真正人民主权的实现有赖于改造当时的政治体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党政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谢氏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不仅美国如此，其它西方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Peter Mair)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连“半主权”也似乎遥不可及，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
西方政党政治正在衰落，西式民主的质量正在恶化。每当听到这种评论，就会有人像格雷戈里•史雷顿(本书访谈对象之一)一样，引用丘吉尔1947年说过的话为现状辩护：“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这句话听起来虽然俏皮，却毫无道理可言。假如一位英国佬说，“炸鱼薯条(fish and chips 所谓英国“国菜”)是天下最难吃的食物——除了其它所有被人试过的食物之外”，世上有多少人会把他的话当真?“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忆宁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
(文章发表有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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