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大国博弈，最后的解决也必然要依靠大国的妥协。乌克兰问题上的大国博弈，不但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而且对整个世界格局都会产生深远影响。美国试图利用乌克兰危机削弱俄罗斯和欧洲，以便全力对付迅速崛起的中国;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得手，得益于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加剧，助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万里之遥的乌克兰正在牵动着中国的重大战略利益，中国已难以超然于局外。《经济导刊》编辑部特邀请五位专家，对乌克兰危机背后的大国博弈进行分析，探寻各国棋路，预见局势发展，为我国妥善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并进而赢得战略主动出谋划策。
大国对“中间地带”的争夺加剧
田文林[1]
乌克兰危机实际是新形势下大国矛盾激化的体现和缩影。近些年，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复兴步伐加快，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则日渐走下坡路，国际权力转移“南升北降”加快，2012年新兴经济体GDP总量超过西方，极具标志意义。西方国家与中俄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般来说，国际权力的转型期往往也是大国矛盾的激化期。在“核恐怖平衡”和经济相互依赖背景下，两大阵营间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其他领域的围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反遏制斗争不可避免且日趋激烈。这尤其体现为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的，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并认为“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规则”。在核心国家内部，美国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因为相互确保摧毁和“威慑战略”在“核心国家”有效。“先发制人的战争不是用来重新安排核心国家安全结构的一个工具，它是‘核心国家’集体寻求将其安全规则推广到那些基本上无法无天的‘断层国家’的工具。“我们永远不离开‘断层国家’，……没有所谓撤出‘断层国家’，只有缩小‘断层国家’。”正是沿袭这一战略思想，美国和西方为争夺“中间地带”无所不用其极，从利益拉拢到外交孤立，从网络攻击到经济制裁，从颜色革命到分裂国家，直至发动战争。
西方如此看重“中间地带”争夺，主要是因为大国强盛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掌控的中间地带范围大小。从安全上看，外围地带越大，威胁源越远，本国就越安全;从经济上看，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原料产地越大，大国经济规模就越大。因此，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安全边界”同步扩大，从本土扩大到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相反，大国衰落大都是从丢失势力范围开始。当年英帝国维系有赖于海军(前提)、殖民地(来源)、自由贸易(方式)，当英国丧失了军事优势，继而丧失了殖民地之后，自然就走向衰落。前苏联的崩溃同样是从丢掉东欧这一“外围地带”开始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就是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这段话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中间地带国家的诸多国内问题，如政治制度转型、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很容易被外部势力利用，借以实现有利于己的战略目的。当这些国家出现问题后，西方大国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聚拢过来，不断推波助澜。苏丹、叙利亚、伊朗、缅甸等国政局动荡，均能发现西方势力插手的身影。而且，越是处在大国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国家和地区，越容易成为争夺对象。目前，两大集群间的权力分界线，在欧洲是乌克兰，在中东是叙利亚与伊朗，在亚洲则是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中日纷争，这看似是争夺某一“据点”，实则关系到战线向哪边推进的战略态势问题。
乌克兰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心脏地带”，也是美欧东扩的“下一个目标”。美欧在乌苦心经营，两次发动“颜色革命”，为的就是将其拉入西方阵营。然而，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将失去抵御北约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军区将成为边疆军区。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反击，针锋相对，由此使乌克兰危机不断升温。
中国同样面临类似俄罗斯的处境。近些年，随着中国崛起步伐加快，美国等西方国家战略焦虑感加剧，在“中间地带”对我围堵力度加大。近些年，西方在苏丹、利比亚、缅甸、泰国等国的幕后插手，使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战略空间不断遭受压缩。对西方这种“地缘蚕食”对抗方式，我们既缺乏足够的地缘政治观念，也受束缚于“不干涉内政”的传统原则，结果屡屡吃亏。俄罗斯这次应对乌克兰“颜色革命”的独特做法，为中国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要和平崛起，但并不等于一味回避矛盾，息事宁人。世界的本质是矛盾的，正视矛盾、克服矛盾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因此，面对西方势力频频的小动作，中国不妨学会“合理冲撞”，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唯有如此，中国外部环境才能更加优化，中国和平崛起才真正有可能。
冷战后欧亚大陆首次出现地缘战略逆袭
彭光谦[2]
当前的乌克兰危机，至少有三重含义：
一是东西方博弈的继续。苏联解体，美国并没有因为“历史的终结”而善罢甘休，而是变本加厉，对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穷追猛打，进一步榨取冷战红利。2003年11月以来，美欧在独联体国家加紧政治渗透，培育政治精英，扶持“反对派”，以“街头政治”的形式，推行“民主化”战略，不断策动“颜色革命”，在后苏联空间建立亲西方联盟，最近又在乌克兰再次发动以制俄、反俄为目的的政变，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弹。
二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较量的继续。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中的“世界岛”。乌克兰地处欧洲大陆地缘争夺的战略要点和风暴眼，也是俄罗斯的“命门”。基辅罗斯一直被奉为俄罗斯历史的发端,基辅城被称为“俄罗斯诸城之母”。克里米亚则是俄罗斯面向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克里米亚南端的深水不冻港塞瓦斯托波尔，东邻亚速海，扼制刻赤海峡，是俄罗斯的软腹部和南大门。一旦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美国地中海舰队就会长驱直入，黑海就成了北约的内湖，俄罗斯的“软腹部”就暴露在北约之下，对俄罗斯西南部安全形成巨大威胁。被逼到墙角的柔道高手普京反手一击，闪电般地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俄罗斯拿下这一战略要点，其重要战略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特别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冷战后，历来都是西方由西向东挤压，这次风向变了。欧亚大陆第一次出现由东向西的战略逆向运动。克里米亚易帜，飘下了美国霸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第一片秋叶。
三是石油美元与石油卢布博弈的继续。美国霸权有三大支柱：一是无人匹敌的美军，二是横行霸道的美元，三是“常有理”的话语权。核心是美元霸权。维持美元的霸主地位，盘剥全世界，保障美国金融大亨大发横财，这是美国霸权的极终目的。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俄罗斯的最大优势是能源，在巨额的油气交易过程中，俄力求用卢布而不是美元结算。这无疑触动了美元霸权敏感的神经。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了解除日元对美元的威胁，就曾痛下杀手，迫使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今天，美俄在乌克兰的较量，实质上也是石油美元与石油卢布的博弈。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乌克兰危机将是持久的、深刻的。对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一个重大牵制。这是中国难得的战略机遇，应当牢牢把握。天予不取，必受其咎。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重新将其全球战略重心撤回欧洲。这是因为，世界政治经济重心正无可挽回地由西向东转移，在美国看来，俄罗斯代表着过去，而中国则代表着未来，是美国需要认真对付的最大对手。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或“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成为美两党基本共识和美国国策，无论美国政府如何更迭，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随着情况的变化，在执行力度、执行节奏以及具体内容上会有所变化，但总的方向不会根本改变。
从历史上来看，大国相争，矛盾的解决几乎没有逃过战争的宿命。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老大和平禅让的先例还没有出现过。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必然激化地区矛盾与冲突。但由于中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中国战略反击能力对美形成的不对称性战略平衡与等效威慑，中美摊牌的可能性较小。而中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或摩擦则难以完全排除。特别是美对中国经济渗透与政治颠覆的软战争以及唆使与中国有历史争端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代理人战争，将会呈升温之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壮大国力与军力，坚持自主、自强、自卫，始终把中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自己手里。
美国巧设地缘政治陷阱
卢麒元[3]
对美国而言，结束冷战，短期利好，长期利空。结束冷战，解放了两个巨人，中国和德国。美国老战略对手苏联解体了，美国新战略对手在静悄悄地成长。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德意志第四帝国”(欧元区)正在完成欧洲板块整合。围堵中国，分化欧洲，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围堵中国，纲在日本。分化欧洲，缝隙在乌克兰。日本问题，当然不是历史问题。冷战结束了，雅尔塔协议在东方没有成为历史。请注意基辛格博士关于钓鱼岛的描述，美国仅仅是将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而非主权)。很精彩，一桃杀二士。欧洲的雅尔塔协议结束了，但历史的伤疤很难愈合，前苏联的旧疾再次复发。当然，此绝非偶然，美国人挑开了伤口，并且撒了一把盐。乌克兰是欧洲大陆的缝隙，也是欧亚大陆板块的缝隙。裂缝可以无限扩大，大到成为地缘政治陷阱。欧盟和俄国，就站在陷阱的两边。
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对欧盟，乌克兰危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普京如果懂得适可而止，吞掉克里米亚立刻收手，几乎就是一次完美的战略偷袭。默克尔如果懂得色厉内荏，在乌克兰玩弄绥靖政策，则欧盟可以成功躲过一劫。美国的女发言人有些沉不住气，一句针对欧盟的国骂泄露了天机。美国人太渴望新冷战了，问题是陷阱两边的人不笨，他们连摆出冷战的姿势都不愿意。俄罗斯人无心西向，欧盟也无力东扩。非但如此，俄罗斯和欧盟在经济上千丝万缕，已经形成互利共赢的格局，新冷战思维基本没戏。可怜了乌克兰，作为新的历史悲剧，向世人诉说着国际政治的无耻。
中俄共同体：起点与未来
王湘穗[4]
以2014年4月的亚信会议为标志，中俄已经形成了对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利益共同体。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两国领导人、官员和企业家们签署了几十项合同，以此奠定了未来中俄战略合作的新基础。
通过一系列合同协议的签署，中俄利益共同体已悄然成形。天然气“世纪大单”的签署，意味在全球能源市场中最大需求方与最大供应者之间缔结了“相互保证”的关系，中俄事实上的能源同盟必然会改变世界能源和地缘政治格局;而中俄联合生产宽体客机和重载直升机的合同，把原本主要以能源合作为纽带的中俄合作提升到高科技研发和生产领域，将会推动两国产业链的深度整合，这如同当年欧洲从煤钢联盟向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的发展过渡，可以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另一件意义重大的合同发生在金融与货币领域，俄罗斯第二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银行(VTB)与中国银行签署了一组包括以各国本币向对方付款的清算协议在内的协议。VTB在官方声明中说，“根据这一协议，双方银行计划在多个领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了卢布和人民币清算，投资银行业务，银行间贷款，贸易金融和资本市场交易上的合作。”这一组包括能源、制造和货币在内的合作协议，全方位的涵盖了对中俄共同发展最重要的领域，对两国、对东亚乃至世界力量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俄两国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时代背景，是两国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尽管这些年俄罗斯已经成为G8的正式成员，中国领导人也曾应邀作为观察员国参加过峰会。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中，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没有真正的地位。乌克兰事件后，西方国家立即清理门户，把俄罗斯请出了“富国俱乐部”。在当今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在西方世界的眼里“我们”和“你们”之间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无论中、俄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获得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平等地位。
中俄共同体之所以会在今年的成形，这与乌克兰事件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直接相关。普京总统在克里米亚的讲话中指出，乌克兰局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近几十年来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倾向于推行强权主义。俄罗斯真心希望能与西方的盟友展开对话，希望保持平等、开放且诚实的关系。但俄罗斯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凡事都有个极限，在乌克兰事件上西方玩过火了。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理解和尊重。所以，俄罗斯要明确的对西方说不。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因此，中美两国可以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事实是，太平洋的99%被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剩下的1%，包括国际法中规定应该属于中国的部分，如台湾、中国的东海、南海，美国也要染指，今年以来更明确鼓动日、菲、越等国挑战中国的领土、领海主权。美国为扩张霸权、打压中俄的举动，理所当然的引起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对，这导致了两国的战略接近。
美国所采取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战略，肯定是错误的战略。何况，所驱之者是鲲鹏。在今天的世界上，以其博大、以志高远，中国和俄罗斯都当得起鲲鹏之喻。而如今，他们都被美国视为需要遏制的对象。中俄的国家生存与发展都受到美国霸权的侵害，这促使中俄两国成为了利益共同体。鲲鹏击浪从兹始，沧海横流何足虑?毫无疑问，中俄共同体将是全球霸权主义难以摆脱的梦魇。
作为相邻的两个国家，中俄两国有友好合作的历史，也有相互对立敌视的年代。然而，与沙俄与满清的殖民地时期不同，与苏联与新中国早期的冷战背景也不同，今天的中俄是在新时代、新基础之上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移势易，如今两国地位平等，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高度互补，并愿意分享利益，在国际政治中两国都反对霸权，以推进世界多极化为目标，领导人之间高度信任，因此能够让两国共同体走的更远。
目前，全球危机远未过去，美式全球化体系走向式微，曾经狂飙突进的全球化开始退潮。在危机的冬天，各国开始抱团取暖，组成共同体有可能成为取代全球化和平面地理性区域化的新趋势，中俄共同体的成形不仅符合时代变化，而且正在引领新的历史潮流。
面对残存的全球霸权，中俄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在国家利益博弈中占据主动。更重要的是，面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俄等边缘国家要真正改变中心-边缘的传统结构，就需要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可以预期，在中俄之间共同利益的长期互动中，将塑造出“亲、诚、惠、容”的命运共同体，而这将是中俄共同体的美好未来。平等相处、合作发展、分享利益、休戚与共的中俄命运共同体，一定会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
乌克兰的两难抉择与“民主”悲剧
江涌[5]
选举不一定能提高福利，民主不必然就是好东西，民主选择往往以治始而以乱终，西式民主不是“善治”之端，而是“恶治”之源!
东汉应劭著《风俗通义》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人家有一女，年大当嫁，有两家差人前来说亲。东临的男子长相丑陋但家境富裕，西邻的男子仪表堂堂却家境贫寒。父母犹豫不决，就询问女儿，想嫁哪户人家，“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就露出胳膊示意，愿去东家，就露出左臂，愿往西家，就露出右臂。”女儿听罢，竟然袖出两只胳膊。父母惊讶地问她原因，女儿说：东家食，西家宿。即在东家吃饭，到西家睡觉。
“齐女两袒”的故事，在文学中，笑话一则;然而，在现实中，则是悲剧一幕。这个悲剧的主人翁就是乌克兰。多年来，在自由化与民主化等内部持续松散化的张力下，在俄罗斯与欧盟两大外在分离力量的强大牵引下，原本于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别的乌克兰的东西部正渐行渐远，共同基础越来越薄弱，共同利益越来越稀少，国家战略共识也就越来越难以达成，诸多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取向，越来越多地嬗变为非黑即白的“两难选择”。
齐女在东西邻之间可自己选择，自己做主，但是她的“东食西宿”选择是无效的，甚或是荒唐的。乌克兰何尝不是如此?乌克兰处在地缘政治与战略狭缝间，不能道路自信以独立自主，也无法搞机会主义而左右逢源，不得不在大国操纵、进而又在本国寡头的操纵下，作出“选边站”的抉择。然而，绑定俄罗斯，亲欧派不答应;投靠欧盟，亲俄派不同意。乌克兰的寡头们不是发挥政治智慧以消除分歧解决争议，而是借助街头运动与外部力量，努力去实现做附庸、当棋子的国家目标。大国强权用利益操纵乌克兰寡头，寡头用民粹主义操纵乌克兰民众，民众则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沦为玩偶。你唱罢来我登场，乌克兰之水显然被西式民主搅浑了。
其实，民主的理论与概念很简单。封建主义制度，是君主，国王一人说了算;资本主义制度，是钱主，少数巨富寡头说了算;今天，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保留的君主立宪政体，本质乃是君主与钱主的分赃制度。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作为社会进而作为国家的主人，自己做主，才有真正的民主。今天，民主问题越来越复杂，多半是给西方民主骗子、本国民主贩子给搞乱了。骗子们输出经过包装的民主以欺世盗名，贩子们贩售骗子批发的民主好从中渔利。然而，那些不明就里欣然接受“民主=现代化”的国家，无不以治始而以乱终，人民水深火热，骗子与贩子则赚得盆满钵满。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刚果等非洲国家，一个个在海妖的民主歌声引诱下，前赴后继驾船撞上礁石。乌克兰不甘落后，上演了以西式民主而祸国殃民的新悲剧。
民主实质是人民的统治，其形式则是尊重并服从多数人的选择。就今天的西式民主而言，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最忠实的拥趸，是最有力的社会支撑。“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早已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然而，任由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既广且深的发展，令中产阶级地位每况愈下，如此西方世界多年来引以为傲的“橄榄型”或“纺锤状”的社会结构，因中产阶级坍塌，而沦落为“M型”，形成了1%与99%的对立。民主的坚强与厚重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人民对民主的热情与日俱下，西方各国大选投票率不断创下历史新低，越来越多的选民选择了不合作，选择了沉默。5月25日，乌克兰民主游戏又热闹开演，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选举投票率为40%，其中基辅地区以22.5%的投票率领先，而顿涅茨克地区仅有5.5%。如此低的投票率，选出来的政要能代表谁?这样的民主实际上又有什么意义?而意义早就蜕变到“为民主而民主”。昔日，自由派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今天，民主派的箴言：不民主，毋宁乱。
民主是一种治理方式，也是一门行为艺术。民主需要和气，和谐，乌克兰对立双方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咬牙切齿欲置对手于死地，如何民主?民主需要包容，实现相对的利益共享，但是乌克兰在朝的或在野的寡头都想自己通吃独占，把国家人民的油水吃尽榨干。乌克兰式的“民主”给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政局的混乱、社会的撕裂和经济的衰败。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民主不再无条件地“是一个好东西”，它越来越多地被政客玩弄，被经济寡头操纵，成为国家对抗、利益集团博弈、政党恶斗的工具。西式民主原本被用以实现“善治”，而今在各类被输出“民主化”的国家，经济动荡常态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政治僵化极化，西式民主俨然成为“恶治”之源!
中国破解围堵的出路在西面。中国经济的生命线不能全部依赖海上通道。中国当然要确保海上通道，但也必须打通陆路通道，做到两翼齐飞。当然，中国不能只讲地缘政治，也应该讲币缘政治。上合组织经济带相对封闭，可以形成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有贸易，就有结算，就有人民币的流通空间。同时，西亚和中近东的广阔区域，可能迎来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此区域也将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国有条件整合此区域的经济布局，形成除东亚和南亚以外的泛亚洲经济合作区。如此，中国在进一步发展之后，为重新整合东亚和南亚就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和德国东西对进，欧亚大陆板块的整合就开始了。欧亚大陆一体化，谁会被边缘化呢?那样，海权将被重新定义，金融霸权将逐渐转移。
自古以来，王中国者，向西北取势，向东南牟利。向西去，应成为既定国策。西北得势，东南唾手可得矣。
[1]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2] 彭光谦，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少将。
[3] 卢麒元，香港沃德国际资产管理顾问公司董事局主席。
[4]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5] 江涌，北京理工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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