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
第一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分析
第二节 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若干基本态势
二、“大博弈”：全球地缘政治的两种基本趋势
一部西方历史就是“文明冲突”亦即宗教冲突、种族冲突和阶级冲突的历史。近代以来欧洲人杀出欧洲大陆，发动全球殖民战争，从非洲杀到美洲，再从美洲杀到东亚(多为海路，沙皇俄国则是通过陆路，越过乌拉尔山直接进入东北亚)，有色人种惨遭屠戮，美洲印第安人几遭灭绝。欧洲人登陆美洲，累计屠杀印第安人约7000万至9000万人，其次为非洲黑人，连杀带卖(贩卖黑奴，死亡无数，与北美屠杀印第安人，均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在几千万之多;再次大约就是黄种人，其中大量是华人。近代以来西方正是靠发动殖民战争，夺取非洲和美洲的大量金银，改变了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对亚洲的依附地位，同时靠不断扩大殖民统治，包括不断扩大在亚洲的殖民战争，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并建立全球霸权。西方引领工业革命的两百年来，总体上提升和改善了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福利，但主要是极大地改善了西方少数人的生活和福利，却造成了南北分裂的巨大鸿沟;与此同时，地球上的资源遭到历史上空前速度和规模的掠夺性开采，地球生态环境遭到难以恢复的空前严重的破坏。从地缘政治和“文明冲突”角度看，从15世纪末期的西方大航海运动以来，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五百年中，以盎格鲁-撒克逊为首的西方白人一方，明显地表现出灭绝有色人种，独霸全球资源的企图和倾向;以有色人种(战后叫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为争取民族生存、独立和发展权利;双方的展开的全球地缘政治殊死斗争贯穿了世界近现代史的全过程，这是五百年来全球地缘政治斗争的两种基本趋势。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表现为15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共济会运动之间的殊死斗争，也表现为“主义冲突”或意识形态冲突，但是在其背后掩盖着的乃是“文明冲突”亦即种族冲突。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在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东西方的政治军事均势的建立、冷战的发生和西方发达国家自我涂抹的某些社会主义色彩所掩盖，并迷惑了苏联东欧等许多国家，也包括20世纪80-90年代以后迷惑了许多中国人。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上一直非常清醒，前述1974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基辛格主持下制定了名为《国家安全备忘录第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NSSM-200))秘密报告的实施，紧接着保守主义在英美登台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都是这一全球地缘政治斗争的继续和升级。而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冷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秘密推进的进程已经不再那么需要遮掩，于是亨廷顿完成了美国国防部委托的研究项目，公开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著作的名字将其目的写得一目了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布热津斯基则将“文明冲突”称之为一场全球地缘政治的大博弈，实为一场人类文明(种族的别名)的世纪性对决。2008年美国引爆金融海啸之后，布氏与另一位重量级冷战斗士斯考克罗夫特以对话形式出版了《大博弈 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一书，书中布氏掩饰不住对美国权势阶层的利令智昏、一意孤行和傲慢的不满以及对全球政治觉醒的忧虑(恐惧)，他们慨叹“全球的基本面已经改变”，“近几年美国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文化”，其内心非常清楚美国正在将世界带入一场全面深刻的地缘政治灾难，他们对美国的前途并无把握，绝无胜算。
中国长期和平发展，社会高唱“赶上盛世享太平”，对美国的“文明冲突”理论和实践相当麻木，几乎没有反应。倒是海外华人学者比较敏感。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生前警示说，在后现代世界，雅利安种族主义已经医治了历史上导致其失败的致命伤——反犹，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主义已经与犹太人合流，“‘归化犹裔(Assimilated Jews)’将是它组合的核心之中，极重要的成员。这个不声不响的，新的民族组合，目前正在迅速成长之中。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会排山倒海而来的。因此，在后现代的世界，称王称霸的，可能还是他们，除非其他所谓‘有色人种’(Coloured Races)能迅速地急起直追，团结自救，否则今日世界上的‘低头之犬’(under dogs)，到那时还是无抬头之日也。”(73)((美)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1卷，(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页)唐德刚的观察敏锐，他看出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主义已经与犹太人合流这个当代美国共济会的秘密，但他显然不可能了解共济会体系的计划和秘密推进的进程，所以他以为排山倒海而来的西方种族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还要在21世纪中叶以后，殊不知正因为其“不声不响”(战略欺骗)地秘密推进，所以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期而至!至于他说“除非其他所谓‘有色人种’能迅速地急起直追，团结自救，否则今日世界上的‘低头之犬’，到那时还是无抬头之日也”，这话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能“迅速地急起直追，团结自救”，届时想做“低头之犬”，岂可得乎?无论如何，唐德刚一介穷儒，垂暮之年，流落海外，能在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派歌舞升平和醉生梦死之际，做如此杜鹃吐血般的呼吁，其一腔爱国的赤诚和深邃的眼光，足以感动海内外华人社会。想到这里，笔者对唐德刚先生的某些由于复杂经历导致的偏颇观点，如讽刺毛泽东“山洞外交”之类，也就涣然冰释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凶险的世界政治进程，使的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球人开始正视这场持续至今的全球地缘政治斗争的种族主义实质。俄罗斯民族由于先于其他国家遭受那场地缘政治灾难的冲击，所以觉醒较早，这也是近年来俄罗斯政治变局的背景。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进一步唤醒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至于发达国家，他们早就对此有深刻理解，如挪威已经在北极圈为人类社会度过核冬天之后准备了种子库，也是一桩善举，只是不知道将来何“种”地球人能用得上?
三、世界格局遽变与合纵抗“秦”
对于近代以来全球存在的这两种地缘政治冲突和趋势，或称“文明冲突”，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有色人种即发展中国家这一方，在殖民统治时代，能够自觉斗争;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他们往往容易麻痹，不大能自觉斗争，或者被分而治之。但是作为另一方，国际共济会的垄断资本联盟的一方却始终清醒，且目标如一。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著名智库罗马俱乐部惊呼“增长的极限”时，白宫已经制定了“减少”世界人口计划，难怪自那时起“美国政策官员开始自豪得意地称自己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74)((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旷野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控制世界经济”的名义背后，实为“控制”世界人口。据联合国有关报告称，2011年世界人口总数将突破70亿，到21世纪末地球资源将消耗殆尽。人口爆炸主要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事情，20世纪初世界人口为10亿，到1987年达到50亿，换言之，世界人口发展到十几亿人费时几百万年，从十几亿增长到50亿费时80年，但从50亿到70亿人类深陷全球危机，仅仅用了24年!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世界人口非控制不可。问题在于，共济会们自我授权，自定未来世界户口指标(5亿)，自封精英人口，将95%的世界人口和全部有色人种打入另册——“垃圾人口”，俨然自己已经是“世界政府”，其合法性何在?莫非他们真是“上帝的选民”?或者是“超人”?几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西方文明和美帝国主义就堕落到反人类的地步，真应了那句古话：“其亡也忽焉!”
无须讳言，进入20世纪70年代，全球剩余资源占有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这个至关重大的全球矛盾突显。对这个极其重大的全球政治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其敏感，反应最快，战略调整最为及时。这是促使白宫决心将冷战推向新阶段和与苏联阵营展开决战的一个深刻的政治背景，也是尼克松访华的一个深刻的政治背景，其有求于中国的空前谦卑态度的背后，乃包藏着如此惊人的祸心!过去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真是一点不错，可惜许多人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一些人又返贫了)，就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了。在这个危机深重的世界，小富即安和好了伤疤忘了疼这个文化-心理上的弱点，在政治上往往露出软肋，最易招祸。两极格局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大体上的世界和平，而两级格局倾覆以后近二十年中，美国和北约就连打了四场战争，世界格局的演变如此之快，如此凶险，转眼之间，核大战和生物武器大战已经近在咫尺，生物武器战争其实已经暗中开打，而且规模很大，如粮食战争。
再弱小的国家和民族，也不想坐以待毙，特别是有色人种。美元霸权和美国霸权横行有年，“天下苦‘秦’久矣”，谁都懂得合纵抗“秦”、建立世界和平统一战线才能赢得生存的道理。但是，又不免投鼠忌器，跨洲际的包括针对美元霸权的合纵暗流汹涌，按地缘文明集结的合纵一直在进行。唐德刚先生说，战后正在形成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包围圈。旅加印籍华人学者谭中说，其实是“圈中有圈”(wheels within wheels)：“这世界‘圈子里还有圈子’，形势复杂，象鸭子浮水，水面上悠哉游哉，水底下运动激烈。有伊斯兰教‘圣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盟友联合暗地打恐，有反共势力暗中对共产党及其它左派政权颠覆、捣乱(包括搞藏独)，还有经济杀手。白种人的包袱(指有色人种——引者)一代一代传递。有两条线：一条是为‘西方的俘虏’服务，用意识形态去同化非白人、非基督教社会;另一条是‘为和平而进行野蛮战争’，就象当今的伊拉克战争一样。”(75)((印度)谭中：《西方舆论对华“怒废礼”的来龙去脉》，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2008年4月24日)这里说的“圈中有圈”，大圈是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包围圈，小圈其实就是非西方文明体按地缘文明集结的圈，这其中由于各种地缘政治势力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以美国中央情报局无孔不入，形势极为复杂诡谲。例如对“恐怖主义”，各有各的定义，小布什总统的定义就是他自己说的：“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面对美国衰落条件下这种“圈中有圈”的当代各种文明搏弈的大形势，世界上许多中小国家也在积极活动，表现出过去难以想象的地缘政治能量。2008年沃勒斯坦说：“我们已确确实实步入了一个多极世界，实力稍逊的国家正突然变得强大起来。今年的中东就是个例子：土耳其促成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停滞已久的谈判;在卡塔尔的斡旋下，黎巴嫩国内严重对立的各派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巴基斯坦政府事实上开始在与阿富汗交界地区实施与塔利班的停火。上述举动的重大意义在于，美国对所有这些谈判都持反对态度，而且美国被完全无视了，但没有对行动各方造成严重影响。”(7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迈向何方：多极世界应当为美国的相对衰落和由此带来的动荡局面作好准备》，《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2008年7月10日)
所谓白人对有色人种搞包围圈，其实力不从心。小布什政府将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折腾了八年，美国反倒从霸权巅峰跌落下来，证明美国没有能力“赢家通吃”。现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遭遇全球性破产，美国霸权地位加速衰落，西方已经失去对全球的控制，随着世界体系的中心加速向东方和南方转移，西方“影子政府”内心极为恐惧，他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于是将全球地缘政治对决提上日程。“文明冲突”论的真实含义在暗示种族对决：盎格鲁-撒克逊人生存，其它七八个文明死亡?这场人类命运攸关的历史大决战，已经开始，如今美英底牌尽露，图穷匕见，一切都已经昭然天下。世界各国即使想要回避，也已经不可能，畏葸只能招祸。全球政治觉醒必将促进不愿坐以待毙的绝大多数国家、民族、人民行动起来，汇合成无比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也是世界维和救亡统一战线，来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这是一场真正的世界人民的义战。无论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还是用中国传统的“政者，正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天下畔之”以及“义战”的地缘政治理论分析，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研读亨廷顿临终前的著作和文章，不难看出这位冷战斗士内心空前地沮丧和悲凉，对诸如“垃圾人口”理论和“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之类毫无信心，因为他看到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西化运动完全失败，美国的冷战胜利也只是虚幻，所以对西方最后发起的这场“文明冲突”的世纪决斗，不过视为一场毫无胜算的政治赌博。1996年亨廷顿承认：“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此外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着社会解体、吸毒、犯罪等问题。经济权力正在迅速转移到东亚，军事权力和政治影响开始向东亚转移。印度处在经济起飞的边缘，伊斯兰世界日益敌视西方。其它社会很快不情愿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说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随之消失。”(77)((美)Aaron L.Friedberg：《美国实力展望》，《政治科学季刊》第109期，1994年春季号，第20-21页)对此，布热津斯基也持怀疑态度，按照他的解释，“世界政治新时代”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全球政治觉醒，世界的基本面正在改变，在互联网时代的任何国家，任何涉及大众利益的政治已难有秘密可言，谁都有权并能够参与政治，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福利，过人应该过的日子。第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心和力量转移到东亚，西方的霸权已经终结。第三，生存还是灭亡这些全球共同问题，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78)(参见(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著，姚芸竹译：《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在西方，政治家往往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而思想家则根据分工有所不同，直接参与决策顾问的，有时则必须讲真话稍多一些，尽管有时需要用学术语言来加以修饰;而那些主要活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例如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则要服务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则可以谎话连篇。如萨缪尔森坦言自己的经济学“抽去了阶级斗争”，“抽去了阶级斗争”，也就抽去了人类正义、价值判断和正确的思想，再注入大量数学公式(注水)加以“科学化”的包装，这样的经济学也就“残废”了，而沦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洗脑运动的地缘政治工具，美国人戏称这种理论是植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大脑中的“新自由主义芯片”。著名美国金融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披露，美国以芝加哥货币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将国家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缩计划的失败、各国经济美元化的危险和关键货币本位制的不劳而获特征统统避而不谈，为了掩盖真相，他们一直大幅度地削减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以至于将一切实质性重要内容都排除在其推行的理论之外。之后，在苏联衰落和中国经济改革中意识形态薄弱之际，他们通过媒体舆论造势和给大学和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提供经济资助、颁奖等刺激措施，将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传播，大张旗鼓地变成一个国际洗脑运动，将发展中国家大学经济系变成了留美预科、培养共产主义掘墓人的基地，变成了殖民地文化充斥的所谓管理学院或公共关系学院。(79)(参见(美)迈克尔·赫德森著，嵇飞、林小芳等译：《金融帝国 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在发达国家，主要是西欧和北欧，那里的精英们对于两级世界格局倾覆和美国鼓吹“文明冲突”严峻的地缘政治和种族主义含义，有着相对清醒和深刻的理解。最近，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领导人宣布，在他们的国家“多元化已经结束”，甚至说“多元化已经死亡”。德国政府要求加入本国的移民要讲德语，融入德国的主流文化，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提出了差不多的要求。这是老欧洲国家面对21世纪严峻的全球地缘政治趋势生死存亡的挑战所做出的地缘文化和意识形态反应。对此，美国和欧盟，谁也不说破，谁都心里明镜一般。而在东欧，俄罗斯人经历了苏联解体的这一场空前未必绝后的地缘政治灾难，惊魂初定之后，对当代西方发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文明冲突”的种族灭绝实质，也心里雪亮。在亚洲各国，也并非都蒙在鼓里，伊朗的强硬反映出其政治头脑比较清醒;一些国家摄于美国强权的压力，不免在中美之间莫衷一是，首鼠两端;有些国家是在做地缘政治投机，实为玩火;还有的是政治上被绑架，手脚被捆住，动弹不得，如日本。日本人早就懂得，再跟着美国走下去是为其殉葬，脱美归亚是地缘政治自救的唯一出路，但硬是做不到。总之，西方和美国的世界霸权已经是昨日黄花，“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世界多极化正在加速发展，各国政要和外交官们穿梭般往来，各种地缘政治暗潮汹涌，近年来在人类这个大地球村里政治气氛格外波谲云诡，正在酝酿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灭亡?”这个哈姆雷特抉择已经成为此刻地球大村中每村每户乃至每个村民都必答的选择题，问题仅仅在于：谁生存，谁灭亡?当此重大时刻，对于稍有政治头脑的国家来说，赚钱早已经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各村都在寻找各村自强图存、联合(合纵)共存的高招。
四、2050：全球若干主要地缘政治态势和基本思路分析
稍有观察力的人都能感觉到当前世界格局的急遽变化，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变化的本质、内容和趋势，以便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离开必要的地缘政治分析，满足于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判断，或者停留于笼统地说未来的国际环境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样讲并不错，但是远远不够，而且搞得不好还可能发生对形势的误判。
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和地球危机的深化，世界体系重心即财富和权力的中心持续东移，全球地缘政治大博弈的两种基本趋势愈演愈烈，国际形势的发展表现出更加诡谲和凶险的特征。西方“影子政府”有关地缘政治计划的加紧实施和与此相联系的当前世界格局演进的若干基本态势，表明21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生死存亡的决定性阶段。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部署，到建国一百周年即2049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基本实现中华复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全球地缘政治后果意味着西方霸权的彻底终结，用奥巴马的话说将是“人类的灾难”，其实是美国霸权的灾难。美国必然要全力阻止这个地缘政治进程，于是中国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所以当前和未来战略部署的调整，需要将这个重大地缘政治因素考虑进去。
(一)美国
美国是当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决定了美国理当作世界的摩西，带领人类走出危机。但是美国放着摩西不做，偏要做当代罗马帝国;放着好人不做，偏要做恶人，一做到底。易经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一“崩”不要紧，1991年以来美国急剧衰落，而且愈是折腾，愈是衰落，不知伊于胡底?其中有深刻的地缘文化根源。
北美的殖民史为美国地缘文化打下了野蛮、残忍、贪婪的胎记，或称种下了基因，美国的文化霸权又为其地缘文化穿上了华丽虚伪的外衣。美国人有时又坦率得惊人，最近美国地缘政治学家乔治·弗里德曼说，美国政治文化还停留在16世纪(16世纪正是西欧大举向美洲殖民的血腥世纪)，道出了当代美国文化的地缘政治实质，很深刻，很坦率，也很可爱。
早期北美的盎格鲁-新教移民是一伙有组织有“理想”的人，这个组织的核心是共济会，这个理想表现为“美国信念”(上帝选民)，演变为后来的“世界新秩序”，具体说就是建立“世界政府”。这个过程一直由共济会幕后势力作为“影子政府”暗中推动，历届美国政府都是台前人物，总统如不听命于“影子”，则往往遭到暗杀。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在20世纪遭到重大失败。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极大地破坏和削弱，但是仍然顽强地存在和发展，且表现出复兴的趋势，而民族主义在全球广泛兴起，成为一种强大的地缘政治趋势。亨廷顿临终之前在其主要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坦率地承认西方的战略已经失败，但是他提示美国坚持“文明冲突”，不惜孤注一掷，在21世纪上半叶与以中华文明为首的诸种非西方文明体做一场全球地缘政治决战(这是这本重要著作的一个基本思想)。1991年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目标就是加速推动这个过程，“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小布什语)，最近更推出了“铲除中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2011年美国高调而诡谲地宣称击毙本·拉登，实际上在发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信号，美国将联合欧盟以最主要精力来打掉中华复兴。80年前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也是要打掉中国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和实现相对统一后的现代化进程。
这是因为美国视中国为其建立世界政府(霸权)的最大障碍。美国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是推进建立“世界政府”进程。近年来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多次提出“整合世界”的概念，说：“一体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它涉及到把世界从部分结合成或者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世界秩序不会自动产生，美国的角色至关重要，只有美国的领导力才有足够的力量去说服其他大国与美国一起去建立一个更为整合的世界。”(80)(何新：《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如何“整合世界”，关键是要以全球化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名义来消解民族国家主权。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安妮·玛丽·斯劳特在其代表作《世界新秩序》中披露了该计划行动的路线图，这就是：第一步，建立一个“由分解的国家机构创建和组成的世界秩序，即政府网络”，鼓吹各国央行独立并实际上使其隶属于美联储领导应该是“(世界)政府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步，这种全球治理模式没有世界政府的名义和形式，但是却行使世界政府的许多功能，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第三步，肢解国家主权，建立世界政府。(81)(同上)三十年来美国一直用全球化这套新自由主义理论来削弱其他国家的主权，另一方面却始终利用联合国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来加强本国的国家机器，美国其所以强大，也是由于美国政府成为一个“超国家机器”，却极力削弱别国的国家机器职能。许多迹象表明，美国正加紧利用联合国来推进世界政府计划，2011年美国和北约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也属于此类。
美国能够在明知自己衰落的历史进程中击败同样盛极而衰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进而将世界各国绑架在自己的美元霸权上，成功地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全球资源掠夺，也就是说美国竟然能通过削弱别人，靠吸吮别人的精血来维持其霸权，延缓其衰落，并将其作用最大化、全球化，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全球地缘政治谋略，尽管现在这种把戏已经愈来愈玩不下去，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美国历史太短，尤其缺乏牢固的地缘文明纽带，一旦不能维持霸权和美国人的富裕生活，美国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引发政治崩溃。现在美国愈是自身衰竭，愈是债台高筑，危如累卵，内外交困，愈是面临合众国解体的威胁。美国正陷于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地缘政治危机。“影子政府”坐在火山口上，对此极为忧虑，也正因为如此，才要孤注一掷。由此，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美国与苏联的冷战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谁衰落得慢，谁后死，谁就能像老鹰吃对手的死尸那样得以延续生命，甚至得以起死回生(美国以鹰为“图腾”，果然有道理)。美国暗中将冷战演变成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对苏地缘政治战争，终于摧毁了政治上自大、迟钝、颟顸的对手，收获了无比巨大丰厚的地缘政治利益，真是盗亦有道。美国在全球也是这样搞的，把别人搞乱，愈乱愈好，正好就中取事，从中渔利。美国对苏联的这套伎俩，在全球各地曾经屡试不爽，对新中国也曾长期使用，只不过前三十年中国能刀枪不入，软硬不吃。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对华使用两面派手法，糖弹打得比过去厉害得多，冷战以和平友好的面目出现，不仅采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方位攻势，而且大力培养“第五纵队”，甚至将其变成某种人质，关键时刻可逼其“跳墙”，效果不俗。近年来，随着美国内外形势迅速恶化，这场对中国的冷战和地缘政治战争已经掀起高潮，美国无比急切地需要在中国复制前苏联的故事。
第二，美国是靠战争赚钱的一台地缘政治机器，美国一直在打一场全球地缘政治战争，将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批准成为国家政策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即“‘控制’世界人口”计划与1995年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1996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2010年被披露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以及与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发展联系起来看，显而易见是前后一贯和连为一体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彼得罗夫认为，20世纪90年代在“文明冲突”口号下，“第四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愈来愈多的地球人认为，这是一场以争夺地球剩余资源和生存空间、以消灭地球所谓“80%垃圾人口”为目的的，以热战包括核战、生物武器战和经济战以及冷战等等为形式的空前绝后的全球立体战争。
第三，美国愈来愈公开将中国作为这场全球地缘政治战争的首要目标。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2049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美国的近期目标是在中国引发大规模地缘政治动乱，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中期目标是在20世纪上半叶将中国从地图上抹去，消灭这个地缘政治-文化体的存在。中国不愿做美国的附庸，更不甘灭亡，所以美国就将经济战、金融战、信息战、心理战等这些冷战形式，乃至热战、生物战甚至核战等地缘政治灾难陆续强加到中国头上。
美国赢得冷战，不是美国政治上如何正确，如何有优势。乔治·弗里德曼说：“在冷战期间，美国人(上至政治领导人，下至工程师和军事情报人员)一直都没有什么信心，这也是美国取得冷战胜利之后美国人感到意外的主要原因之一”。(82)((美)乔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宁娜译：《《未来100年大预言：21世纪各国大派位》，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他还说：“现在的美国依然处于野蛮时期，一如16世纪的欧洲。它的文化还尚未完全成型”，(83)(同上，第52页)这是实话实说。美国的软实力本质上是盗亦有道，从根本上说没有优势。正因为如此，2008年8月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某负责人在回答中国社科院李慎明副院长等关于“如何用一句话表述‘什么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提问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十分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的、全面的和激烈的冲突。”(84)(李慎明：《提高我国软实力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1年2月28日)所以，与中国比正义、比道德，一句话，比文化软实力，美国根本没有优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也只是限于概念，未见形成理论。2010年笔者出版专著《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又将其中第九章《读懂西方，看透美国》和《我看美国软实力》等章节在网发表，与约瑟夫·奈教授商榷，流传很广，未见回应，相信其很难回应。美国靠的是军事基础上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本身也是一个地缘政治产物，这个优势一旦失去，美国就连根拔起，化为乌有。后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实为强弩之末，亨廷顿说，苏联解体，美国衰竭，这也是实话实说。也正因为强弩之末，内外交困，没有出路，更要孤注一掷。
如同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政治上实为一党一样，美国历来对华政策的两种基本思路，政治目的都是一个。即使是2011年，美国仍有一种类似鸽派的主张，例如基辛格建议说，美国与其试图“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引领亚洲，或者为了意识形态的圣战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集团”，不如同中国合作，建设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85)((美)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的处方》，《新闻周刊》2011年5月15日一期)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是不应忘记，无论美国政府采用何种对华政策，都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都是长期以来西方“影子政府”世界战略的一部分。
(二)欧盟
西方文明也叫西方基督教文明，由于基督教源于亚洲，所以西方基督教文明，无论顾名思义，还是从其历史考察，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晚近兴起的一种主要地缘文明，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的文明，不是一种原创的文明，且历史相对较短。所谓西方文明晚近兴起，具体是指在汉击匈奴推动西方民族大迁徙过程中，当日耳曼人西侵引起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之后和在帝国的遗产基督教(国教)基础上，在公元八九世纪开始出现西方文明。由于后发劣势，它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人类文明的边缘，远远落后于世界财富和权力的中心亚洲，落后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和阿拉伯文明。这也是中世纪西方八次十字军东征的经济根源。十字军东征曾经打通西欧与东方的贸易通道，但是主要由于文明落后，西欧人长期生活在东方文明和阿拉伯人的阴影中。但是西欧民族在近代几百年中将后发劣势转变成地缘政治优势，在19世纪建立了西方霸权，实不简单。近代西方靠掠夺暴富以后，特别重视发展文化、教育、科技事业，善于学习，鼓励创新，并精于地缘政治谋略，善于建立体系和规则，以锁定利益和格局并削弱对手，长期维持霸权，这一套东西很值得学习研究。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一套虚伪的意识形态体系，奉行双重价值标准，表面上冠冕堂皇，本质上极端自私和贪婪，表现在外交政策更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图，没有道德底线(其口号是“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方面对于特别重视道德准则和与人为善的中华文明表现出特别巨大的杀伤力。
欧洲文化是美国文化的母体，后者属于在前者边缘生长出来的一种变异体。一般人以为两者之间无大差别，其实这只是20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和大西洋联盟的一种表象。西方基督教文化与美国基督教-新教文化虽属同根，但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体系由欧洲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也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朝气蓬勃的阶级，也曾经高扬人文主义旗帜，经历过文艺复兴运动，并创造了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为代表的优秀的资产阶级文化，这些都与美国不同。正如乔治·弗里德曼所说：“欧洲在18-19世纪进入文明社会，而后在20世纪陷入颓废时期”，而“现在的美国依然处于野蛮时期，一如16世纪的欧洲。它的文化还尚未完全成型”，(86)((美)乔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宁娜译：《《未来100年大预言：21世纪各国大派位》，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2页)然而这样一个美国却成为欧洲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霸权的一碗续命汤。如果没有美国作为西方的“第二梯队”后来居上，二次大战后就没有雅尔塔体系，也没有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则后来世界格局的演变就不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是社会主义全球化了。事实是，欧洲衰落，美国继起，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世界由美国担纲领导，两者共同延续和维护西方文明的霸权。这是西欧国家与美国最大的共同地缘政治利益所在，至今仍是跨大西洋战略的基础。另一方面，欧美之间又有不小的差别和矛盾，而且在两极格局倾覆以后，欧洲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日益分裂，两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也表现出既有联合，又有分道扬镳的趋势。
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差别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价值观大体相同，却也有不可忽视的区别。虽然欧洲文明属于晚近兴起，但是最早暴富起来的威尼斯商人(87)(以美第奇金融家族为代表，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教父”，是欧洲古典共济会的组织者。1737年在与教廷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纷争中失利而神秘地消失，继起的是“红盾家族”即大名鼎鼎的罗斯切尔德家族，拉丁语“罗斯切尔德”意为“红盾”。据认为，前者的消失和后者的兴起，“是古典共济会和近代共济会的分水岭，但是共济会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宗旨始终如一，就是(世界货币、世界央行、世界政府。参见何新：《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却能以重金资助发起文艺复兴运动，表明其有远见，实不简单。近代以来欧洲人逐渐变得有文化，有理想，勇于探索，善于思考，鼓励创新，既善于形象思维，尤其擅于抽象思维，前者表现为高度的文学艺术成就，后者表现为发达的哲学、科学技术以及人文如音乐等成就，这些西方文明成就，除科学技术以外，都在19世纪达到顶峰，进入20世纪就全面衰落了，根本是由于政治衰落。又由于宗教等地缘政治原因，漫长的欧洲历史上战争不断，特别是近代以来无休止的争霸，使得西方国家精于霸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最早的中译本就叫《霸术》)，故西方地缘政治学其历史渊源虽不如中国悠久，但是近五百年来特别是近两百年来全球争霸的底子很厚，真正老奸巨猾，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理想不尽相同，欧洲人的理想主要表现为两路，一路是资本的理想，也是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的理想，实为共济会为核心的“影子政府”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共同理想，这就是那个其梦寐以求的“世界新秩序”，现代欧盟的主流文化和美国新教文化主要是继承了这个理想。但是在欧洲，近代以来的理想主义还表现为另一路，即主张和追求正义，代表人类真正的理性和伟大的理想，欧洲成为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空想社会主义政治思潮、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成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抗衡共济会运动的发源地，绝非偶然。欧洲的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与中华文明有暗合之处。这些在战后欧洲虽属于非主流，但是在东西方政治对抗和处于美苏战略导弹对抗的地缘政治条件下，这种思潮的影响相当大，只是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表现为向往和平，反对战争的“欧洲梦”。但是美国则不同。欧美虽是同一个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不同分支，后者其实是欧洲文化的“搭车族”，却更加野蛮、残忍、贪婪，骨子里蔑视一切文化的精神价值，至今只崇尚和迷信武力和财富，不承认其他价值，内心深处甚至鄙视欧洲，而以法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国家尤其视美国为“野蛮人”。美国经过“影子政府”的百多年操弄，早已经成为一架靠战争生存和赚钱的机器，美国人从儿童期就被灌输“超人”的战争思想。美国社会也不是没有主张正义的一路，只是一直被恶势力打压，过于边缘化，以至于总统被暗杀成为政治常态，遑论其它?
第三，欧洲一直存在着两种地缘政治趋势和两种地缘政治力量的大博弈。正因为欧洲有人文主义传统，近代以来产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影响深远，又能产生列宁主义和苏维埃价值，产生在20世纪雄极一时的苏联，战后西欧和北欧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一定程度上向社会主义举步的“和平演变”，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欧洲社会发展倒退和中产阶级大面积沦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复兴，欧洲的政治浪潮正在重新涌起，欧洲的有识之士和进步势力对一个时期美国大搞单边主义以来的国际紧张局势很不认同，对美元霸权和美国金融海啸吞噬欧洲利益忍无可忍，对美国大搞“文明冲突”实为“种族对决”的反人类战略、政策正在导致的人类灾难和人类前途忧心忡忡。
欧洲的左翼认为，由于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同时也是将毁灭的风险转化为共同发展的机遇，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就可能“终结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的霸权，并发起全球变革的浪潮。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可能会导致野蛮权势的资本主义，也可能最终使全世界走向统一。这两种趋势的斗争将最终决定21世纪人类将生活在何种文明当中。”(88)((德)克瑞斯塔·鲁夫特Christa Luft：《将金融市场从真正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剥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论文集)这种观察相当深刻，这种形势的发展正在不可避免地汇成一种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和拯救人类的强大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地缘政治力量和趋势。这里，克瑞斯塔·鲁夫特所说的“两种趋势的斗争”实际上揭示了欧洲正在发生的两种地缘政治趋势。与此相对立的另一种趋势则是一种是传统的白人种族主义，它得到美国的推动。用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项目负责人、新保守主义的著名人物罗伯特·卡根的话说，就是“将(欧洲一体化)奇迹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是欧洲新的文明使命。”(89)(相蓝欣：《2025中国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欧盟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说：“......天才在于，把至高的政治野心化解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技术性的决策。这种间接的方法使进一步行动成为可能。这样，渐渐我们就融洽和睦了。于是，我们从对抗走向经济合作，然后实现一体化。”(90)(同上)这是欧盟理想的另一种表述。一个时期以来，老欧洲的种族主义和极右思潮泛滥开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已经在欧洲解禁，毛泽东的形象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中国造到空前的诋毁、攻击、抹黑和恶搞)，它代表一种没落的地缘政治势力，不甘心二战后自己被排挤出世界强权，更不愿接受亚洲和中国复兴。近来日本内阁渐已无人参拜靖国神社，而2010年8月欧洲极右翼人士却不远万里专赴日本参拜，既反映出其没落势力内心的恐惧，也暴露出其内荏的虚弱本质。
随着20世纪世界格局的演变，老欧洲早就自知“西方的没落”，也看出美国是世界的乱源和政治上没有前途，自己也深受美国拖累，不愿意为美国殉葬。19世纪末以来欧美之间明争暗斗，战后美国通过雅尔塔协议与苏联联手分割了欧洲，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恢复和控制了西欧，进而将老欧洲变为自己的某种“附庸国”。近年来美国更是愈来愈不顾及老欧洲的利益，例如美元霸权和搞出金融海啸。故战后欧洲从戴高乐总统开始至今，欧盟一直想脱美归欧，搞“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战略’”，近年来又出现这一势头，这方面德国对美国说“不”的地缘政治动向颇值得关注，而这正是从麦金德到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们所极力要遏止的东西。近年来美国衰落，为了自救，不惜放出这只欧洲虎出山，不仅支持欧盟和北约东扩，2011年更开始南扩地中海和北非。美人迟暮的老欧洲似乎看到了历史机遇，恢复了自信，野心重新膨胀。美国正在拉欧盟共同实施“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和分享全球“低碳经济”蛋糕，欧盟利在其中，似乎也乐在其中。
第四，亚欧大陆存在地缘政治沟通与合作的基础。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与中华文明有大道相通，中国政治文化对于18世纪的欧洲曾经起过巨大的“启蒙”作用，这个事实和影响在二战之后的欧洲重新“发酵”，表现为汤因比、戴高乐、施密特、希拉克等欧洲思想家、政治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正面评价，乃至对中国在当代世界以及未来人类社会进步所起重大作用的一些积极思考，都是在美国难以见到的。施密特说，欧洲的思想界文化界久已兴起否定欧洲中心论和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贡献的思潮。这种欧洲新思潮基于对中华文明价值的认同，主张欧洲与中国合作，以制约美国的霸权野心，进而可以拯救人类，免于毁灭，这是当代欧洲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地缘政治思想之一。欧洲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上述苏联东欧国家的长期社会主义实践对西欧、北欧有不可忽视的深刻的地缘政治影响，表现为战后西欧、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实际上是在美苏核对抗的特殊地缘政治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也表现为上述当前欧洲左翼和进步势力所代表的地缘政治倾向。这是21世纪亚欧地缘政治战略协调的基础。“亚欧战略协调是制约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最有效的方法”。(91)(相蓝欣：《2025中国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这当然包括俄罗斯在内。从大西洋到西伯利亚和远东，都有人乐见中华复兴，认为符合双方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欧洲人认识到，当前欧洲“两种趋势的斗争将最终决定21世纪人类将生活在何种文明当中”，也决定欧洲的命运。2011年5月发生的卡恩事件表明，围绕国际金融展开的全球地缘政治争夺多么诡谲和凶险，已经空前白热化。美国正在将欧洲裹挟进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冲突之中，这对欧洲来说，并非福音。
(三)俄罗斯
俄罗斯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同一西方文化范畴，是它在欧洲东部的一个分支，但是又有不同。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统称东斯拉夫人，是东欧最大的部落群，公元9世纪建立基辅罗斯即古罗斯(公元9-12世纪)国家，公元10世纪末接受基督教。俄罗斯人是欧洲人中气质和性格相对特殊的一路，受东正教和拜占庭文化的地缘政治影响，俄罗斯文化气质有更注重道德、精神的一面，有理想，强悍，勇于牺牲奋斗，能产生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一大批遍及各个领域的群星璀璨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俄罗斯民族20世纪的世界历史，特别是对欧洲有特别重大的贡献，尤其是二战。如今俄罗斯是新败复起，底子厚，资源多，经折腾，至今仍然是世界大国中最具地缘政治潜力的国家。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各民族相比，俄罗斯表现出很鲜明的民族特色。俄罗斯的民族特色是在其长期生存繁衍的特殊地缘政治条件下形成的，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条件与西方相比，有自己特殊的地缘政治矛盾，由此决定了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性格、气质及其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为了说明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政治矛盾，这里需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东斯拉夫人处于欧洲大陆北部相对寒冷和封闭地带，缺少西欧接近东西方商路和接受先进的东方文明辐射的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经济条件，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欧洲人也开通了一条通向东方贸易的大陆通道，而基辅正处于这条商路上。(92)(最近有俄罗斯历史学家提出，从青铜时代开始，欧亚草原带的游牧民族成为连沟通和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桥梁。(俄)叶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切尔内赫Evgeniy Nikolaevich Chernykh著文，张良仁译：《欧亚草原带：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10日。此说应有考古学的依据。然而，毕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沟通相当微弱，与丝绸之路的作用无法比拟。)“由于十字军东征，西欧国家通过地中海同东方建立起直接联系，因而使通过基辅的‘从瓦蓝人到希腊人之路’失去了作用”，(93)((俄)B·T·琼图洛夫等著，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成为古罗斯国衰落和在12世纪解体的重要原因。罗斯失去了与东方的贸易联系以后，又开辟了诺夫哥罗德作为通向西欧的贸易通道，与此相联系，莫斯科作为连接罗斯各地水陆商路的枢纽开始兴起，逐步成为东北罗斯的工商业经济中心，而且成为早期领导罗斯统一、推翻蒙古人统治和近代崛起的政治中心，18世纪才向西迁都彼得堡。
从13世纪30-40年代开始了蒙古人对罗斯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残暴统治，而几乎是同一时期，西欧正遭遇长达两百年之久的黑死病、大饥荒和兵连祸结的社会经济危机。摆脱这场大危机是推动西欧国家从15世纪末开始通过发动殖民战争和大航海运动进行大规模海外扩张的地缘政治动因。而罗斯遭受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也经历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东西欧几乎同时经历一场地缘政治危机，又都是通过地缘政治扩张找到了摆脱危机的出口。西欧是海洋国家，一开始就能向非洲和美洲扩张，后转向东南亚，都得益于海路;俄罗斯是内陆国家，出海口成为地缘政治的生命线，沙皇俄国于是先后向西、东两个地缘方向扩张。向西是通过发动对波兰、瑞典、立陶宛和克里米亚的战争，打开波罗的海的门户，追赶西方文明，向东则越过乌拉尔山(1581年)，一直打到太平洋东岸和黑龙江，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意为“控制东方”)，这是从俄国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也称伊凡雷帝)就开始的事业。由于西欧领先于东欧崛起，沙皇俄国向西方的扩张受到限制，而且一直承受着西欧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带来的巨大地缘政治压力。而18世纪俄罗斯流行“西化”，大力引进西方文明，“上流社会、教育系统(甚至神学系统)都嘲笑自己本民族最健康的东西，贬低自己‘落后的’农奴制下的人民。拿破仑的入侵，实际上是他在1812年联合起来的整个欧洲的入侵，使俄罗斯‘文明’社会部分地清醒过来。”(94)((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在这种条件下，到19世纪俄国表现出对全盘西化的地缘政治觉醒，学者达尼列夫斯基(著有《俄罗斯与欧洲》)认识到由于俄罗斯规模巨大和强悍，西欧列强无法像对待非洲、印度和中国清政府那样攫取好处，故俄罗斯与西欧的地缘政治关系具有对抗性，因此俄国的文明发展(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性。这种观点经过20世纪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全球主要以东西方关系为主轴的地缘政治结构中俄罗斯存在着特殊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地位，这个矛盾客观上决定了它要么追随西方文化，最后融化在西方文化中，结果必然是俄罗斯作为地缘政治主体不复存在;要么俄罗斯必须确立自己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特殊的地缘政治定位。
长期追随西方的结果是直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仍然是英法帝国主义的附庸。直到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一场地缘政治革命，苏联乃得以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以惊人的速度、卓越的建设成就和荡平德国法西斯主力的军事成就迅速地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也成功地开辟了俄罗斯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其实早已超出了自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人就追求的梦想。从地缘文化看，东正教文化比较注重追求精神道德价值，在与西方基督教长达千年的冲突中一直以东方正教自居，精神上对于西方文化既有自卑感又有优越感，敝帚自珍，希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独立性。19世纪俄罗斯文化群星璀璨，20世纪更诞生了列宁主义，创造了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优秀的苏维埃价值和文化。20世纪打破西方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和平进步事业，开启和推动全球地缘政治重心东移，俄罗斯居功甚伟，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苏联实为世界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所以苏联人后来骄傲，确有资本。也正由于20世纪苏联成就巨大，故苏共主观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一直估计不足，先是过早地宣布“二十年建成社会主义”，后来又宣布“二十年进入共产主义”，到七十年代又降调为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结果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承诺老是难以兑现，人民一再失望，加以冷战等极其复杂的原因，终于酿成20世纪90年代那场空前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痛定思痛，反思19-20世纪以来俄罗斯走过的道路，终于发现自己实际上将从彼得大帝以来几个世纪中包括20世纪以来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丧失大半，根本是由于喝了西方文化的迷魂汤，造成在自身地缘政治-文化地位上迷失方向。于是，19世纪达尼列夫斯基关于俄罗斯文化发展(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性的卓越思想重新“出土“，被普遍认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95)(参见国玉奇、B·丘德诺夫著：《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随着东西方地缘政治矛盾激化，进入21世纪俄罗斯也仍然难免自身地缘政治矛盾所带来的困扰。俄罗斯有难以比拟的巨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但是也有难以克服的地缘政治矛盾，主要表现为无比巨大的领土幅员和丰富资源与相对不足甚至日益减少的人口之间的矛盾;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缘优势决定的俄罗斯复兴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政治抱负与放弃苏维埃价值以后支撑这一远大抱负的意识形态软实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两个地缘政治矛盾制约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定位和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
第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定位尚待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确定地缘政治方向。俄罗斯至今是世界第一幅员辽阔的国家，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人均资源储量世界第一，特别是当代人类最为奇缺的资源如能源、可耕地、森林和淡水资源等等，而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自然生态环境至今总体上保持良好，独一无二。这样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俄罗斯似乎只能做世界大国、强国，不能只做地区大国，否则难以自卫自存;做世界大国，就难以回避承担较大的人类责任。如果俄罗斯不将自身命运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相联系，而只做作自了汉，对东亚地缘政治矛盾激化作壁上观，或者再次试图与西方结盟，则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矛盾的对抗性无法消除，至多只能推迟，其结果或迟或早难以避免重蹈19世纪初和20世纪90年代的覆辙。换言之，这是地缘政治自杀，“在接受所有残暴的附带规则后加入欧盟，实质上就是变成一个大号的波兰。”(96)((俄)尼古拉·斯帕斯基：《俄罗斯岛——能否重新成为超级大国?是否有这个必要?》，《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11年第3期)这句话很深刻，很清醒。俄罗斯与西方人虽然同属基督教文化范畴，但不是一路，后者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内心深处历来鄙视斯拉夫人，撒切尔夫人曾经放言，俄罗斯人只留下1000万到1500万人从事采掘业就够了，布热津斯基(2008年)认为俄罗斯“远远不够做西方的战略伙伴”，(97)(蓝相欣：《2025：中国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话说得难听，但反映出的问题很深刻。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矛盾决定了它有其特定的欧亚地缘政治利益，必须明确自身特殊的欧亚地缘政治定位和特殊的欧亚地缘文化定位，俄罗斯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教授弗·伊·多博林科夫也说，俄罗斯应当“公开承认俄罗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并主张“俄罗斯应该坚决摒弃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思想，无论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俄式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建立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概念极其明确具体的政治行动纲要，才能改变自己的发展轨迹。”(98)((俄)弗·伊·多博林科夫：《苏联虽已解体，大战仍在继续》，《环球时报》2011年6月2日)但是这种观点未必是主流。俄罗斯现在仍然喜欢向西看，政治上对西方抱有幻想，是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某些性格使然，也是现代化的政治和技术需要;俄罗斯需要向东走，是20世纪十月革命以来成功的选择，也是后来长期迷失了的地缘政治方向，这也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那场地缘政治灾难的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原因，至今仍被人忽视。至今俄罗斯主流社会似乎仍然没有从这种迷失中摆脱出来，这是“梅普”组合政治上两难的根源所在，“梅”所代表的一些俄罗斯精英尤其满脑子西方观念，这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矛盾在现实政治中的反映。近来俄罗斯有专家指出，俄罗斯目前的战略应当是“依靠西方，稳定南方，走向东方。”2010年11月10日俄罗斯《消息报》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向西看，朝东走》，这种提法反映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矛盾，看似面面俱到(北面是北极)，但实际上反映出内心还是缺少“主心骨”即正确的地缘政治定位。列宁明确地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眼光投向东方，而当年西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就是要将俄国拉回西方，没有成功。列宁开辟的道路就是坚决地走向东方的道路，这条道路曾经成功地解决了俄罗斯这个地缘政治矛盾，既顺应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又解决了俄罗斯的富强之路，并开启了全球地缘政治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在历史上独树一帜，也创造了伟大的苏维埃文化，居功甚伟。“向西看，朝东走”战略看起来似乎可以东西兼顾，实际上既不是俄罗斯正确的地缘政治定位，又违背历史潮流和苏联的成功经验，历史上俄罗斯的西化改革多有教训。将俄罗斯地缘政治定位于欧亚，需要在地缘政治上向东走，政治上向左转，需要相应地在意识形态上重建苏维埃价值，则可以避免俄罗斯地缘文化撕裂(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一些人所不喜欢，但是在地缘政治上并没有错，而且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俄罗斯文明发展道路)，则既顺应全球趋势，绝无在文化上迷失之虞，更有利于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理论上如此，现实上又似乎不是如此，看不清楚。
第二，由于在地缘政治定位上模糊不清，所以“俄罗斯最近100年的历史证明，俄罗斯经常不正确地确定自己的‘地缘政治朋友’与‘敌人’，这种错误的代价是高昂的”。(99)((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21世纪俄罗斯仍然需要重新探索发展道路问题，而这个问题由于历史的曲折与现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相对稳定，变得相当棘手。地缘政治定位的迷失，对此一般人不易了解，表现在政治理论上，最大的迷失在于将所谓民主、人权等按照西方利益定义的“普世价值”置于俄罗斯民族利益之上，只是戈叶时期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危及国家民族安全，后来急流勇退，但现在仍未完全摆脱这个窠臼，而且由于现行社会结构制约，退不回来。有人说，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各种力量的博弈，这话等于没说，博弈要有正确的方向。这个问题不解决，仍是未来俄罗斯发展的隐患。
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成为历史，在中国也煮了夹生饭，但是至少现在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体上是成功的。最终是否成功，最终“特色”成什么样，主要由能否实现中华复兴来回答，就是要靠历史来回答。不独中国，对全世界而言，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仍在探索之中。而俄罗斯实际上正在重新探索21世纪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经过74年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早已解决人民基本生活问题，而且曾经长期是世界一流强国，原是正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名为“‘重建’社会主义”，实际上对社会主义无尺寸之功，对俄罗斯却有邱山之祸，无论从意识形态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后果看，实为走了邪路。其所以导致地缘政治灾难，根本原因在于“舍正用邪”，走了新自由主义道路主要是私有化的邪路。“舍正用邪”，彻底失败，现在俄罗斯主流社会已经彻底否定了“90年代”，否定了“邪路”，但却又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探索，不能说是走老路，此可谓“舍正用奇”，这条道路仍需要历史检验。(100)(这里是借用中国古语，奇，与“正”相对(“邪”于“正”相反)，泛指出人意外的谋略，如出奇兵、奇计。奇与正相对，舍正用奇，奇则奇矣，但是否可靠，能否取胜，则不一定。如中国明清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船山，1619-1692)批判王安石变法：“舍正用奇，而恃奇以为万全之策，此古今画地指天之妄人，误人国家者所以积也。”(王夫之：《宋论》)王夫之对王安石不仅评价很低，简直是否定：“故王安石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同上)王夫之继承儒家正统思想，从公、私的所谓心术着眼，从君子和小人的角度对政治家、改革家进行鉴别区分，此一点对现代人有启发。1994年5月29日已故前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似与王夫之的思想观点有儒学的大义相通。)
第三，未来俄罗斯的地缘文明将向何处发展?如果没有正确的地缘文化定位，难以成功地走出自己的道路。俄罗斯失去了苏联，近年来开始重新找回自己在国际上的位置，殊为不易。然而更困难的是，俄罗斯需要重新寻找自己在东西方文明谱系中的位置，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人的眼睛长在前面，“向西看”，如何能“朝东走”?令人困惑。俄罗斯“双头鹰”的图案来源于拜占庭，“双头”只能有一个心脏，就是俄罗斯文化。拜占庭帝国灭亡，是亡于文化衰落而“心力衰竭”。俄罗斯文明是“俄国心”，不是“西方心”，相反，西方历史上一直视俄罗斯人为异教徒，现实中是战略对手和瓜分目标。所以战略上“依靠西方”，根本靠不住，列宁的思路是“反帝”，地缘文化上是与西方“切割”而独创，才有苏联道路和苏维埃价值、苏联文化。俄国的东正教文明是基督教文明的分支，有其鲜明的地缘文化特色，例如东方正教更强调精神、道德的价值，故能孕育出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伟大的思想家和现实主义作家，这是俄罗斯地缘文明的优势。但即使像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作家，晚年也对对基督教文化丧失信心(参见列夫·托尔斯泰致辜鸿铭的信)。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俄罗斯传统文化基础上创造出优秀的苏维埃文化，形成了虽有缺陷但不失为相当强大的和对西方文化独立的先进意识形态，这对于苏联取得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在国际社会和对20世纪人类历史，都起到了无可估量的进步作用。苏维埃价值不仅是苏联的，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维埃价值被践踏和抛弃，本质上是一些俄罗斯精英为西方文化所征服，导致苏维埃文明撕裂和政治、社会分裂，为此俄罗斯民族遭受的损失难以估量，似不亚于其在物质财富方面遭受的损失。历史上苏维埃价值曾经具有无比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进入21世纪，新的俄罗斯精英已经非常清醒，要为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复兴而奋斗(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势力相当强大，这一点与东北亚有些国家相比是一个地缘政治优势，所以现在的俄罗斯精英在思想政治上对种族绝灭认识深刻，在战略和政策应对上已经被被动为主动，一举扭转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度出现的悲惨、无力的局面。但毕竟国家已经属于寡头资产阶级，人民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一切，已经不属于自己，加以失去苏维埃价值，民族软实力遭到重创，仅靠回到东正教文化、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否足以凝聚人心，持续支撑俄罗斯民族走向复兴，是一个攸关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正由于俄罗斯放弃了苏维埃价值，以致重创了俄罗斯的软实力、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软实力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地缘政治弱点，美国敢于继续欺负俄罗斯，包括布热津斯基等人藐视俄罗斯，敢于放言“俄罗斯根本不是战略对手”，似乎是看到了这个弱点。
世界体系的重心持续东移，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启动的全球地缘政治进程。21世纪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仍然需要大胆地向东走。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改变了俄罗斯的命运，而且翻转了世界格局，是20世纪第一位地缘政治大师。列宁主义是接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将其俄国化为一种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地缘政治学。列宁洞穿了西方衰落，东方兴起的全球地缘政治发展方向和趋势，其创立列宁主义的基本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是对西方道路反弹琵琶，秉持俄罗斯文化的独立精神，“向东看，向东走”，是将俄罗斯的命运与东方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晚年更寄希望于东方革命。二战以后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并一度形成“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政治形势，大大加强了苏联对西方的地缘政治地位，表明列宁的这个思想是正确的，实践上是成功的。在这方面，如果说列宁撬动了东西方地缘政治板块，启动了全球地缘政治重心东移，而斯大林则在此基础上，主要通过赢得二战，将全球地缘政治进一步演变为东西方两极地缘政治格局，当然其中也有中国等国家革命的巨大作用。如果斯大林以后的苏联，继续坚持“向东看，向东走”的地缘政治方向，绝无后来的悲剧，世界也绝非现在的格局。可惜赫鲁晓夫及其后继者，多是“向西看”的思路，也不“向东走”(实际是在地缘政治、地缘文化上迷失方向，说其背叛马列，搞修正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诠释，是对的;但笔者这样讲，是一种地缘政治学诠释，也是有道理的)，试图以退为进，结果是只退不进，竟至一溃千里，酿成灾难。这几十年里“向西看，向西走”所导致的地缘政治灾难，将俄罗斯几百年中积累的地缘政治利益几乎丧失殆尽，无形的损失(地缘文化、民族精神、苏维埃价值、人口和人均寿命，等等)难以数计。可惜一些俄罗斯人至今还在斯大林和苏联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首鼠两端，内心深处老想向西方作投机生意，是囿于西方思想理论，看不到战前苏联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也如同中国毛泽东时代付出的许多昂贵的代价，实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政治、军事和文化高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也是特殊地缘政治条件下，不仅要赢得民族生存，还要在短时期内靠自我积累走完西方在几百年中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所难以完全避免的代价。后人只有从几百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高度，正确地总结汲取前人的教训，而不是感情用事，或从抽象的理性出发，将其全盘否定，从而堵塞了前进的道路，即通往生存和发展而不是灭亡的道路。实际上，在俄罗斯也有一种相对清醒的地缘政治思路，如彼得罗夫看穿西方要灭绝俄罗斯民族的祸心，主张建立“俄印中伊(朗)”地缘政治联盟和地缘文明联盟，共同担当人类道德领袖的责任，极拯救自身也拯救人类。(101)((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177页)这就是当代全球地缘政治的“合纵”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与统一和复兴中的德国(反对美国全球化计划的德国)建立联盟以反对大西洋版本的世界主义，建立管理世界的欧亚大陆模式。他认为，“这是一个帝国(中欧帝国——引者)，在这个帝国中，道德和生态准则占主导地位。”(102)(同上，第53页)这种地缘政治思想在德国和俄罗斯都不乏共鸣，相信也反映了俄罗斯官方的一种思路，也是对美国最大的潜在威胁，值得关注。
(四)日本
现代日本文明是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和在中西文明的边缘上随着日本崛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地缘文明。日本处于东亚大陆边缘，却孤悬海外、资源贫乏，国土零碎，更兼地震频发，与地理条件相联系，日本民族有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日本文明缺乏原创，但是特别善于学习，在如此不利的地缘条件下，近代以来日本竟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实为一个地缘政治奇迹。近代西方入侵引起东亚深刻的地缘政治危机，日本善于审时度势，及时转舵，以明治维新不仅一举摆脱了那场危机，而且成为跻身于世界列强的唯一亚洲国家，也成为黄种人中的佼佼者。日本民族作为近代强国中唯一的黄种人，有志气(自诩为汉唐雄风的传人)，有能力，又有很大的政治抱负，近代以来成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等生，内心其实不服西方。也由于日本抱负太大，藐视近代衰落的先生也是其文化母体，老想以蛇吞象，特别是屡兴不义之师，违背了地缘政治学规律，所以二战失败得很惨，几近毁灭。战后日本经济复兴，得益于冷战的地缘政治条件，也是日本人特别努力，由此刺激了日本人恢复文化自信和政治抱负，推动了“东亚思潮”兴起，日本等国更提出亚洲价值具有普世价值，需要以亚洲价值观来推动全球化，“决定性地塑造新世界秩序”，此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潮中的一种特殊的东亚景观。与此相联系，随着西方衰落和中华复兴起步，日本百多年以来追随西方的地缘政治战略发生动摇，“脱欧归亚”的思潮兴起，本质上是全球地缘政治重心东移要求日本重新确立自身的地缘政治定位，但是却与美国霸权利益发生尖锐冲突，引起后者的强烈反应和打压。1985年的“广场协议”无异于美欧联手发动的一场对日的地缘经济-政治战争，此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实际上是陷入一场地缘政治危机。加以苏联衰落，于是日本的地缘政治地位陡降，兔未死而狗先烹。近年来日本几易首相，政局动荡，对这次特大地震引发核危机应对不力，本质上都是这场深刻的地缘政治危机深化的表现。从长期看，21世纪日本脱欧归亚是迟早的事，对此美国心里门儿清，因此其对日的地缘政治策略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大力削弱和榨取日本，政治和外交上继续牢牢地控制日本，在地缘政治上使其继续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鹰犬，并尽最大可能推迟日本脱离美国地缘政治控制的时间，并榨干日本亦即最大程度地利用日本来延缓美国在亚太地区霸权的衰落。多年来日本像一只入笼的鸟，在美国编织的笼子里东奔西突，折腾得很苦，日本右翼对美国无奈，便转向别国泄愤。
日本的地缘政治问题，根本在于重新定位即脱美归亚。2011年“3.11”特大地震引发核危机和地缘政治灾难，重创日本国运，使得这个问题空前尖锐和迫切起来。国际社会对此相当敏感，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明言“日本是一个危险的岛屿”，并建议政府与日本会谈，号召日本人移民俄罗斯，反映出俄罗斯的某种地缘政治判断和思想。(103)(《俄媒：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号召日本民众移居俄罗斯》，人民网2011年3月14日)日本的处境有多“危险”，其实日本人心里雪亮，这里不拟危言耸听，只从当前形势出发，作一点地缘政治学探讨。
首先，日本如果一味将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很可能成为其实行全球地缘政治战略和“盎格鲁-撒克逊计划”的工具和牺牲品，后果凶多吉少。历史上日本敢于对中国、美国、苏联发动战争，虽说是不智，也是日本人有志气有胆量，识不足而胆有余。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迫追随美国，受尽屈辱，实为不得已，美国则是将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缘政治工具，并非是其真正的盟友。包括在共济会体系和三边委员会中，日本只是为美国代管太平洋地区的秩序。须知在现今世界人口中，有色人种和白种人大约各占一半，按照“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标准，即绝大部分都属于“垃圾人口”范畴，在共济会的计划目标中，兔死狗烹，日本人在未来世界和“世界政府”中并无预留席位。
其次，日本应当从心理上文化上到政治上外交上全面确立自身的东亚地缘政治定位。最重要的是要从全球地缘政治战略着眼，才能有远谋。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有人说日本是一个缺乏战略思维的国家，其实不尽然。历史上日本学习追随隋唐中国，得以兴国，是顺势而为;19世纪日本面对西方入侵，表现出极强的应变能力，脱亚入欧，既是一种策略能力，也是战略能力。但是近二十多年以来，日本陷入这场地缘政治危机，眼看自身持续衰落，没有战略应对，用大前研一先生的话说，日本没有战略，目前是过一天算一天。面对进入21世纪的全球地缘政治危局，任何国家民族，过一天算一天，就是坐以待毙，都必须建立应对21世纪人类危机和全球地缘政治危机的总体战略，而不是老搞短期行为，或小打小闹，否则难以赢得未来。美国实施“‘控制’世界人口”战略，本质上是一场针对有色人种的全球地缘政治战争，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一张黄色的脸，能置身世外，独善其身?
早在百年前孙中山访问东京时，就曾告诫日本要有亚洲人的视野，不要被欧美的强权所诱惑，“宁为东方王道之干城，勿为西方霸道之鹰犬。”但是日本听不进去，结果有后来的惨祸。战后日本继续追随美国，亦步亦趋，甚至不惜以身饲虎。多年来，日本的经济盈余已经交给美国，以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形式保存，“而日本的储蓄在1998年推行金融大改革以后也移交给了美国经纪公司和基金经理”，(104)((美)迈克尔·赫德森著，嵇飞、林小芳等译：《金融帝国 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长此以往，日本的命运将如何?在当代西方发起“文明冲突”这场地缘政治战争中，日本不能自欺欺人地继续将自己划入想象中的西方文明范畴。日本文化上更不必说地理上从来都是东亚国家，在基督教文化看来，是异教徒。19世纪末日本脱亚入欧，在地缘政治上加入西方大国俱乐部，实现“搭车”崛起，也带来弊端，就是导致日本地缘文化撕裂，也是地缘政治分裂。这种分裂的政治后果，一再给中国等日本的邻国乃至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带来地缘政治灾难，而日本最后也成为自己制造的地缘政治灾难的牺牲品。“3.11”特大地震引发核危机和地缘政治灾难，国际舆论纷纷猜测与核武器有关，其中日本当局自作自受，实有难言之隐。“后冷战时代”美国在东方最大的地缘政治梦魇有两个：一是中俄联手，就是欧亚联盟;二是中日修好，东亚则坚不可摧，无论怎样搞“文明冲突”，盎格鲁-撒克逊人拿黄种人没办法。美国在东亚，终归是“客居”，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历史表明，东亚有其客观存在的地缘政治圈和利益，日本脱离东亚国家，或靠牺牲东亚国家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此路不通，日本必须回归东亚，立足东亚，夯实东亚基础，将自己的利益与东亚利益栓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的全球利益和政治抱负。
再次，与上述两点相联系，日本需要从自身地缘政治根本利益出发，从战略上重塑对华关系。在西方发起21世纪“文明冲突”也是种族冲突中，日本地缘政治的根本利益由种族和地缘文化决定，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日本文明列为西方文明将与之发生对决的七八种非西方文明中的一种，列于中华文明之后，其中乃有深意，日本读懂了吗?现在有人推动日本重新与中国较劲，是再次挑动东亚内斗和黄种人自相残杀，乃是将日本作为垫背和炮灰。世界大势已变，日本继续跟着美国，为虎作伥，是自毁前程。与中国修好，不是中国有求于日本，而是日本既可以由此逐步摆脱美国的地缘政治控制，又可以实现自身利益和抱负，这是由全球和东亚地缘政治趋势决定的，是日本的根本利益所在。进一步说，在21世纪日本继续与中国对抗，既削弱自己，又挡不住中华复兴，最后再被别人抛弃，殊为不智，也将难以在东亚自处。有法国评论家说：“掌握修正美国远东政策钥匙的是日本。日本要完成缓和国际形势的任务，应当迅速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拥有独立自主的政策。”(105)(转引自(日)池田大作：《我的中国观》，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日本是亚洲的人精，即亚洲最精明的民族。日本不是没有有识之士，也不完全是没有远见，只是由于政治体制其实相当封闭，又受制于人，不能独立自主。换言之，如果日本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政策”，长期不能重塑对华关系，则“修正美国远东政策的钥匙”可能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则未来日本在地缘政治上将筹码尽失。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