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
第一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分析
第二节 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若干基本态势
2008年美国搞出金融海啸，又适逢总统大选，朝野上下一片迷茫，不知未来向何处去?为了指点迷津，美国一些智库人物的思想很活跃，也能够反思。布热津斯基说：“21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不会是反恐战争，而是一些更加抽象的东西。”这些“更加抽象的东西”是什么，他含糊其辞，却说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展的三个基本事实：一是“全球政治觉醒”，二是“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美欧国家失去了统治权;三是“全球共同问题的出现”。(52)((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著，姚芸竹译：《大博弈 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其实，“更加抽象的东西”就隐藏在这三个问题背后，就是正义、公平、道德等等这些人类最古老的价值。贯穿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东西方对抗，表现为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决斗，是两极地缘政治的决斗，表面上争夺的是霸权(也不排除争霸，但不是全部，争霸只是后来，将20世纪东西方政治对抗完全归结为争夺霸权，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是一个将水搅浑而有利于西方摸鱼的意识形态陷阱)，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背后，本质上是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斗争，是大多数人民为争取生存和发展等正当权益与垄断资本集团和反动政府的斗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翻身解放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斗争，是有色人种为争取生存发展权与假借白人名义实为共济会体系实现其全球野心而展开的一场地缘政治博弈;一句话，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历史性对抗，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地缘政治对抗为主导，由于是历史性决战，利害太大，所以极为激烈，也极为诡谲、曲折和错综复杂。战后美国作为西方领袖，政治目标明确，政治意志、政治谋略、政治手段和经济实力都超过苏联，战略上不惜重金以马歇尔计划等重整西方旗鼓，不仅摆出世纪决战的架势，而且事实证明，冷战真正是一场精心策划、精心组织和不乏高明的地缘政治战争。而苏联一方，斯大林以后内部纷争、政治蜕化、阵营分裂，苏共领导人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对战后国际形势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战争与和平包括核战争等问题的认识片面，加以政治意志衰退，赫鲁晓夫表面上高唱“埋葬帝国主义”，内心对核战争怕得要死，其大言欺世、色厉内荏被美国人窥破，以后又不惜与中国决裂，以出卖原则和朋友换取美苏缓和(“G 2”)，损害了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中苏分裂，根本原因在此，其次才是其它原因。20世纪的美苏对抗，最终以苏联解体，美国衰竭告终，表面上一胜一负，实际上没有赢家：苏联解体之后并非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是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和美国衰竭，更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1991年苏联解体引起西方“历史终结”的喧嚣，被证明只是一种政治幻觉，转眼间美国就从霸权的巅峰跌落，可谓祸不旋踵。在短短的20年里，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一个解体，一个衰竭，接着是全球政治觉醒将导致世界变局，再次证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基于人类价值观的人心向背，人心向背决定地缘政治，是一个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这个地缘政治规律逼得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到20世纪，亦即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地缘政治现实以后，也不得不打意识形态这张牌，这是冷战的深层原因。21世纪的政治挑战仍然是，哪一种地缘文明及其国际政治主体有智慧、有能力占领人类道德高地，伸张正义，除暴安良，整合乱局，收拾人心，实现公正、公平、民主，谁就是世界领袖、人类摩西，人类社会也有望走出危机。否则，人类社会就只有继续沉沦，而对于地缘政治的弱势群体，可能就只有沉没。正因为正义如此重要，所以2011年美国策动中东乱局和北约轰炸利比亚，也要打出正义的幌子以掩盖其祸心。
一、20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变局
为了展开对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的分析，有必要对20世纪东西方地缘政治变局，做一点回顾和反思。
(一) 苏联的历史地位和在20世纪重大的地缘政治作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1991年苏联解体是20世纪首末两次导致全球地缘政治大变局的基本动因，苏联也是战后两极世界格局形成的最重要地缘政治因素，惠及全球。苏联崛起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也是促进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从而形成东西方地缘政治均势的最重要地缘政治因素，苏联解体则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祸及全球。总之，苏联拥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论有人如何仇视和诋毁苏联，苏联都是影响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变局的难以替代和无法抹去的一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尽管如此，1917-1991年的74年，占据了二十世纪四分之三历史，苏俄的巨大存在，其难以估量的国际政治意义是无可否认的。很难设想，二十世纪如果没有苏联，竟是什么世界?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例，如果没有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或者1941年冬天苏联兵败莫斯科城下，世界格局将会是何种情况?那时“北约”还未生出娘胎，欧洲岂不都成了希特勒的囊中物?哪里还有什么后来的北约、欧盟及其东扩?至于之后美国与德国是否会发生火并，其结果如何，世界历史将如何演进，都难以设想。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里就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美苏对抗，东西方政治平衡，半个世纪没有世界大战。苏联刚刚解体，美国就已经有人叫嚣世界大战了。相信苏联如果仍然存在，也没有什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1995年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也不会举行，2005年“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不会出笼，奥巴马也不会有2010年4月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那种傲慢无礼的讲话，等等。所以，苏联的存在对20世纪的人类曾经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苏联解体造成的巨大而深远的地缘政治震荡，其余波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鉴于现今年轻的读者几乎已经不了解苏联巨大的历史作用，这里有必要略加盘点：首先，俄国十月革命率先打破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启了20世纪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全球地缘政治重心东移的历史进程，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走向公平美好的未来社会创造了政治前提，也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加速走向胜利的强大动力。其次，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引领下中国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和东西方地缘政治格局，使得社会主义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人类社会强大的进步力量，促进了二十世纪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使得这个世界变得相对进步、平等了很多。正是在东西方地缘政治均势条件下，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必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和福利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劳动者和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在享受着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余荫。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全面恶化，而在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的状况更加糟糕。再次，正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政治制度的对抗和竞争决定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面貌，造成了东亚复兴的地缘政治机遇，也为中国实现初级国家工业化和重新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要角以及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华复兴起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赢得了时间，推动了全球地缘政治重心东移。
这里还没有谈到二战中苏联的巨大贡献和苏联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对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即便如此，从以上大而化之的几点概括中，已经足以证明苏联对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谓大矣。近20年来，在西方国家的大量论著中，20世纪似乎苏联没有存在过，20世纪被称为美国的世纪，甚至连苏联在二次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贡献都被抹杀。中国学者有责任为这段历史讨回公道，也因为苏联的历史与中国关系非细，抹黑苏联历史，有损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和理论，也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翻身解放、富民强国的地缘政治学。列宁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诉诸实践和将其变成苏维埃政权的现实，从而打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翻转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启动20世纪世界体系重心东移的地缘政治大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领导苏联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雅尔塔体系和两极世界格局，也是20世纪了不起的一位东方地缘政治大师，正因为如此，西方政治家如丘吉尔内心特佩服斯大林。这也是西方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为苏联解体欣喜若狂的根本原因所在，赫鲁晓夫的愚蠢也在于在斯大林问题上制造自杀性政治地震，实为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和衰落的起点，成为引发苏东剧变这场地缘政治灾难的历史根源。苏联在74年中是一个曾经令它的西方对手闻风丧胆的巨大地缘政治存在，是一个由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创造的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留下巨大足迹的伟大国家。近年来人们多骂戈叶是列宁的不肖子孙，骂得有理，但根子在赫鲁晓夫，赫氏不仅在政治上外交上将苏联引向错误的方向，生生断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不过是为这个走过伟大而悲壮历程的历史巨人所举行的一个并不体面的西式葬礼。保加利亚经济学家K·彼得洛夫说：“赫鲁晓夫草率的、毫无根据的和无知的反对斯大林的(政治)冒险和改革，使得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共产主义和国家运动进入了不可想象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危机。可以说赫鲁晓夫主义不仅改变了苏联时代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历史的面貌。而这个现象出现的时间，恰恰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传播的鼎盛时期。”(53)((保)Koycho Petrov：《2008年金融危机与中国时代将带来的好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2010年5月29-30日，中国苏州，论文集)“改变了历史的面貌”，造成了国际共运的灾难性后果包括中苏分裂，也导致两级地缘政治结构扭曲变形和美中苏“大三角”形成，客观上加速了苏联衰落。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启发了撒切尔和里根在20世纪70年代摧毁了(国内的)社会主义因素和组织，并倒退回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的道路，而这又成为西方国家后来的经济危机的基础。”(54)(同上)这也是美英新自由主义出台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背景和直接原因，其所以如此，也是由于西方政治家看准了苏联的政治软肋，见缝下蛆，最突出的是从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入手，为苏联党和国家的精英洗脑，逐步将其推向经济崩溃、颜色革命和国家解体。迈克尔·赫德森揭露说：“1990年12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经合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发布了一份题为《苏联经济》的计划。这是一项根据休斯顿峰会的要求而做的研究。其摘要和建议显示，俄罗斯经济的瓦解并不是因拙劣管理所导致的意外结果，它从开始到发生都是完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的。瓦解中央计划经济是为了支持货币主义者的谋划。”(55)((美)迈克尔·赫德森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帝国 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赫德森认为，美国错误的金融理论之所以得逞，是因为美国人认识到，俄罗斯不仅经济上脆弱，而且心理上也意志消沉，鄙视自己的一切，盲目崇拜美国，美国战略家乘机利用了俄罗斯人普遍的这种心理和认识混乱。他说：“俄罗斯政客和知识分子正经历着一种认同危机，一种自我鄙视的精神创伤与羡慕西方的心理结合在一起。美国及其控制的全球性机构潜入了这个精神真空。一组黑白分明的假设开始两面夹击俄罗斯。任何非共产主义事物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而且就是资本主义的。货币主义的咒语是这样说的：私有产权天然地合理，政府计划荒谬无比。俄罗斯人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出他们的自我怀疑已经使其多么筋疲力尽。很多人把美国想象成一个高效的资本主义典范，一个乐意帮助俄罗斯发展和仿效其成功的经济体制的国家，因为和平取代了冷战。基于这种希望，以下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如果他们真的变得和美国一样富有，就应该听从美国外交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建议。”(56)(同上)这是苏共长期政治衰退的社会心理后果。
应当说，美英在政治上对苏联衰败看得很准，心机深，反应快，出手重，软硬兼施，步步为营，相当厉害。苏共二十大以后，他们在赫鲁晓夫身上没少下功夫，包括离间中苏关系和鼓吹美苏合作(共治)。而最后上任的戈尔巴乔夫作为“二十大的儿子”更被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洗脑，政治上拉拢，所以能顺利地接受西方的错误建议，发动以自由主义政治为基础的自杀型改革，最终导致了那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二)中苏分裂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苏是东西方地缘政治博弈的两大主要玩家。中国虽然穷点，在东方阵营中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作用却仅次于苏联，而中苏两国地理上连成一片，横跨欧亚大陆，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联盟，成掎角之势，加以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如日中天，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看，其势实不可当，历史机遇极其难得。如果苏联领导人坚持马列，既有远见，兼有雅量，老大哥为首，老二哥为辅，共同领导，求同存异，则不仅国际共运不会衰落，两极格局绝不至于倾覆。没想到祸起萧墙，中苏分裂，西方特别是美国坐收渔利，不过二三十年，历史转瞬之间，天翻地覆，恍如隔世。
苏联解体，殃及别国，而美国也盛极而衰，东欧国家“被东扩”，受益者主要是欧盟，中国属于被这次地缘政治变局殃及的国家。当然，最为创巨痛深的还是俄罗斯，这其中的地缘政治教训可以追溯到中苏分裂，对两国都极为深刻。对于中苏之间存在的异乎寻常的巨大地缘政治利益，斯大林晚年曾有深刻的阐述。他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这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从西方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他接着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57)(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闻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2页)斯大林是第一流地缘政治高手，这段话是用共产党的世界革命语言对中苏关系所具有的全球地缘政治利益的表述，而且将其提升到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表现出斯大林卓越的的战略远见。联系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变局，国际形势，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现状和处境，沧海桑田，这其中有道不尽的难言之隐。尽管斯大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潜能估计不足，支持也不够得力，但毕竟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大批经济援助拍板，表明他对于中苏联盟的思想和实践所达到的高度是苏联其他领导人望尘莫及的。前述斯大林这段话是1949年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讲的，当时赫鲁晓夫在场，估计他没有听懂。赫氏其人，既不大懂马列(毛泽东语)，更不懂地缘政治，而且恶毒地反斯大林，早就把这段话扔到爪哇国去了，加以其亲美疏中，嫌贫爱富，以至于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如撕毁协议，撤退专家等)，毁掉中苏联盟，实为地缘政治自杀。资料显示，在中苏关系上赫鲁晓夫实际上中了美国的糖弹和离间计。1955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说，中苏之间将发生冲突，我们在这场冲突中将站在苏联领导人一边。后来，他果然主动邀请赫鲁晓夫访美，并于1959年9月26-27日举行了著名的美苏首脑戴维营会谈。会谈结束后，30日赫鲁晓夫即抵达北京，出席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当晚，赫鲁晓夫即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谈时抨击中国的台湾政策，并提出“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遭到拒绝。(58)(参见吴冷西的回忆，转引自上书)实际上是在戴维营会谈时，艾森豪威尔给赫鲁晓夫吃了糖弹，而赫氏很可能已经向美国出卖了中国的台湾利益，然后赫氏直飞北京举行中苏两党首脑会谈。难怪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后邀功：“中苏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功劳。”(59)((美)Chang,Gordon H：“Friends and Enenies”.转引自马耀邦著，李冬梅译：《美国批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混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近年来，美国眼看中俄之间建立真正具有地缘政治实质意义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非常恐惧和恼火，又重施故技，极力挑拨离间中俄关系，妄图分别玩弄中俄于股掌之上。所以，当前中俄两国都有必要重温中苏分裂的前车之鉴。然而人们却看到，近来“俄罗斯与北约走向结盟——一个跨欧亚大陆的泛军事政治同盟已具雏形，目标显然是共同遏制东方的中国”。(60)(何新：《沦共济会》，引自何新编著《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笔者也看到最近俄罗斯与北约有接近的态势，但是对两者能否结盟，仍抱怀疑态度。但是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有疑虑，确有历史原因。
中苏分裂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分裂，走向地缘政治分裂，就此一点而言，中苏两国都不是赢家(后来中国被迫“深挖洞，广积粮”而“备战备荒为人民”，万不得已才打美国牌)，而且影响相当深远。经历了苏联解体、世界变局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倒退以后，现在回过头来重温这段历史，说明美国对这个问题不仅理解与斯大林同样深刻，很不简单，而且能见缝下蛆，及时出手，战略和政策手段都相当老辣。中苏分裂导致两极世界格局的博弈演变成美中苏“大三角”的一桌麻将，终于美国和(音胡)了，虽说中苏分裂，两败俱伤，但中国后来却得以通过中美关系缓和摆脱20世纪70年代的地缘政治危机而走向复兴，苏联则因此失去对西方的地缘政治均势，逐渐走了下坡路。待俄罗斯新败复起之时，中国又面临西方的新的战略攻势，处于类似当年苏联的地位。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使人联想到二战前即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美国一直在对中俄两国搞车轮战。对于这方面的教训，许多人似都讳莫如深。其中的经验教训在当前“文明冲突”背景下，仍有现实意义。
(三)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意义
瑞士学者哈里什·卡普尔在评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时说：“中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为那些能左右世界政治的国家所承认。事实上，中国在这30年中，——即使在最弱的时候——大部分外交活动是围绕着超级大国进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一中心战略平衡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影响。中国还成功地使自己成为超级大国进行外交估量和确定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譬如，在中国革命后的前20年中，美国企图遏制它。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美国政府为了建立对莫斯科的可靠抗衡力量，便谋求与中国友好。另一方面，苏联在与中国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之后，现在对中美和解却感到相当的害怕。”(61)((瑞士)哈里什·卡普尔著，彭致斌译：《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30页)这段话的观察有一定深度，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同时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势力敌对、封锁和压迫的困难条件下，以实力对比相当悬殊的弱国身份，竟然能够靠高超的外交战略和政策顺应和推动世界格局变动，不断提升自己的全球地缘政治地位，参与营造和建立起对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演变起了重大作用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并因势利导，通过实现中美合作从而为中国摆脱困境，一举打开外交局面，进而为中国进入开放改革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开辟道路。这场以一弱对两强的地缘政治博弈实不简单。
可是，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相当困难，国内刚刚度过经济困难时期，人民温饱不足，形式上的思想统一难掩政策上的分歧，“文革”风暴已在酝酿之中;国际上，中国被美苏孤立，毛泽东形容“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都在发展中世界，中国在欧洲只剩下一个小朋友。不是说弱国无外交吗?中国是怎么以弱国身份，毛泽东是怎么以英雄暮年，竟然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纵横捭阖，在困境中做到这一切的呢?要知道，2010年G20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向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鞠躬，尚且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40年前，不可一世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能够为了战略利益，要里子不要面子，放下身段，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菊香书屋，与毛泽东会晤，不是趋谒也是趋谒，那可是当时的爆炸性新闻呢。君不见，正是在那之后，一时间西方各国的“冠盖使，纷驰骛”，穿梭也似地访问北京，纷纷与中国建交，成为20世纪外交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国以一弱对两强，做到这一切，答案主要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6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在21世纪的今天，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理论和方法是否仍然有助于为我们开辟道路?值得研究。全面研究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实践，非本节所能容纳，这里结合当前需要，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做一点探索性的思考。
首先，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中华复兴的根本利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味追随超级大国，必须对世界格局的演变和中国在其中所处的环境、地位、作用、战略、策略等问题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提出自己的理论，才能正确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和把握自身命运，实现中华复兴伟业。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中一个最突出的政治特征，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新中国建国第一个三十年外交路线的基本特征。1945年雅尔塔协议确立两极世界格局，影响何其巨大，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表示出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提出在美苏之间存在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的思想，实际上表明对两极格局并不完全认同。(63)(有研究者认为这次谈话是“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理论的挑战，也是对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奉行妥协路线的挑战。”(朱听昌：《中国地缘战略的变迁》，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挑战”一词似乎言重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对两极格局提出挑战，但是不很认同倒是真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上的“一边倒”，既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国共内战的必然结果，也是美苏冷战争夺中国的必然结果，我们通常用马列主义来表述，内中其实也有地缘政治的逻辑。但是“一边倒”不是依附苏联，而是坚持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64)(近年来人们喜言中国文化贵“和”，由此又有人进一步发挥说中国文化“包容”，其实不甚准确。中国文化贵“和”不错，同时又贵“和而不同”，这是一个“和”文化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和而不同”，就是坚持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不是无原则地包容，更不是什么都包容，也反对拿原则做交易。千百年来宋明清儒都高唱“夷夏之防”，20世纪至今又反对“和平演变”和反对“西化”、“分化”图谋，一脉相承，都是明证。如果中国文化善恶不分，忠奸不辨，中国早就完蛋了。“和而不同”，就是坚持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表现在人格上，推崇“外圆内方”，“内方”就是坚持做人的原则，“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表现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的政治外交上，就是独立自主。中国文化反对乡愿，毛泽东最讨厌乡愿，他认为《西游记》里的唐僧就是善恶不分，忠奸不辨的乡愿。参见毛岸青、邵华：《会议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瞭望》1983年第12期)表现在政治-外交上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虽然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之大，今人难以想象，又别无选择，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强烈意识，绝不稍减。1949年毛泽东率团访苏，穷亲戚串门，带上几车皮山东大葱、大白菜、大罗卜做见面礼，既是为斯大林祝寿，也是向斯大林求帮告贷。但是毛泽东却不卑不亢，有智有勇，向斯大林提出想要一个“又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最后终于签订了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平等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65)(参见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闻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即使是抗美援朝，也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地缘政治利益高瞻远瞩和民族大义的独立决策，绝非别的什么。后来毛泽东发展了关于“中间地带”思想，形成了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而不是美苏之争。这个思想经过苏联解体以后的历史检验，证明仍然是正确的：美国幕后的共济会体系将世界80%人口视为“垃圾人口”，要将95%以上的人口加以消灭(只剩下5亿，见上文“盎格鲁-撒克逊计划”)，还不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现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实质，是否仍然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只不过苏联解体了，轮到中国首当其冲。建国以后，毛泽东不断丰富和发展其“中间地带”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将其发展为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指出，毛泽东的“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6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应当成为邓小平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似乎流行一种误解，好像一提邓小平外交理论就是“韬光养晦”，连“有所作为”都不大愿意提，更不必说独立自主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多么重要，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太大，中华复兴伟业不可能依附别国实现，还因为中华复兴不仅是自身地缘政治利益所在，还因为它负有人类使命。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中国有独特的文明体系、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独立的核武器体系，具有成为世界领袖的一切地缘政治潜力。无论中国自己如何说“绝不当头”，但是别人不都这样看。所以，中华复兴所需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地缘政治地位，苏联尚且不愿意给，美国更不能给(奥巴马2010年4月对澳大利亚记者的谈话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只有靠中国自己去争取。汉语“争取”一词乃有明示，不“争”，如何能“取”?“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争，就得独立自主。但是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来源于独立自主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朱听昌教授说：“独立自主外交包括独立的判断能力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今后仍将继续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安全的镇国之宝。”(67)(朱听昌：《中国地缘战略的变迁》，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是否“最大遗产”似可以讨论，但说是“镇国之宝”，应当没有疑义。
其次，“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最重要的是在于在新形势下分清了敌我友，从而“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79年以来，随着中美建交和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敌我友”的问题久已经搁起不谈，这在当时有其历史原因和某种必要性;但是客观上也造成全社会普遍的错觉，似乎已经化敌为友，“天下无敌”，形成“让世界充满爱”的政治氛围，似乎从此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心一意埋头奔小康、奔现代化了。1989年的北京风波惊醒了梦中人，老一代革命家一贯清醒，陈云专门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讲“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68)(《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邓小平也对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说，针对南方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冷战已经开始。(69)(转引自张文木：《美国与朝鲜较好并非没有可能》，《环球时报》2009年6月23日)但是实际上，1993年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直到2008年，社会的主流思潮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这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而恰恰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发生藏独、疆独事件和西方国家的反华大合唱。在此之前十年，1999年更有北约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误炸”。人们注意到，北京奥运会以后中国重大会议奏国歌一项已经改为唱国歌，上至总书记下至普通代表都同声齐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人们还注意到，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大声疾呼国家安全问题，引起中枢和国人重视，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文献已经不再使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长期使用的重要提法;且从2008年起，长期讳莫如深的关于金融风险、国家安全等等深层敏感问题的尖锐意见都开始公开见诸各种媒体，影响舆论，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金融海啸》、《石油危机》、《粮食危机》等著作、廖子光的《金融战争 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帝国 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等金融和地缘政治类书籍成为中国畅销书，2010年又出版了著名军事专家戴旭的《C型包围 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2011年更出版了著名学者何新编著的《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何新这本地缘政治的重要编著在国内出版(先在香港出版，接着在大陆出版)无疑将近年来中国学术出版领域涌起的金融和地缘政治大潮推向了一个高点，“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曾经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再次严峻地摆在中国人面前，不容回避。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流行惟美国的马首是瞻，已经进入死胡同。吹尽黄沙始到金，随着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退潮，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光辉再次闪耀。著名学者何新和地缘政治学家张文木教授以及其他一些可敬的学者多年来一直在高呼“狼来了!”最近张文木更疾呼“狼来了，而且不是一只!”所以，在“文明冲突”的今天，仍然需要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方法，给我们开辟道路。
再次，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更没有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缘政治遗产，相信也借鉴了西方地缘政治学方法，从而实现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列主义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古代优秀思想信手拈来，古为今用，使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恒的中国文化魅力。例如1935年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他还说：“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相互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7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孔子将政治定义为“政者，正也”，(71)(《论语·颜渊》)这是总结“春秋无义战”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区别于西方的独特价值和鲜明特色。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例如农村包围城市)在国际斗争中的运用，也是关于中国古代“义战”的重要地缘政治思想的运用，向苏联“一面倒”有合纵思想，与美国战略缓和则是“远交近攻”，事实上毛泽东也是这样说的。1969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是苏联，南面是印度，东面是日本。如果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进攻中国，那么中国怎么办呢?”“日本的后面实际上是美国。我看，还是照我们老祖宗的办法才好，叫做‘远交近攻’。”(72)(参见(美)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的处方》，《新闻周刊》2011年5月15日一期)这些古为今用的做法，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世界“影子政府”制定和加紧推行的反人类计划，等于发动了不仅针对有色人种而且是以95%以上世界人口为敌的地缘政治非义战。凡非义战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此全世界的危难之际，如何将这场非义战转变成为义战，使之成为遍于全世界的地缘政治义战，是每一个不想坐以待毙的民族和人们都应当严肃对待的问题。而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中的马列主义和地缘政治方法，今天对我们特别有用。实际上西方历来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学，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克里斯托弗这些美国顶尖的地缘政治学家都作过高官，至今仍是顶级智库人士，反观中国一些思想库，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自不待言，也没有地缘政治学的地位，故近年来有海内外人士如郑永年等批评中国学界思维“美国化”。“美国化”主要指自由主义一路，这一路成气候也由于有强大的背景，例如2011年某主张中国弃核武的国际关系学者竟能登堂入殿，荣聘为国务院参事，引起舆论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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