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

　　《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第二章中国道路和“文明冲突”

　　第二节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以后，陷入民族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是头等大事，顾不上研究西方，或研究很少，只知己不知彼，故挨打吃亏受欺负。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不同的原因，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对西方的研究，受到“左”的或右的思潮干扰。但是总的说来，现在政治清明，眼界开阔，资料丰富，资讯发达，研究条件与前30年不可同日而语，只是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国家的地位和所承担的任务不能相称，不能令人满意。利洛夫说：“在对文明的研究方面，欧洲的左翼学者处于落后状态。这显然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造成的，因为这种传统认为，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头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14)这话可能有一定道理，但基本不适合中国。建国以后，工业化是头等大事，学者有了温饱，但是苦于运动频繁，又信息闭塞，特别是文化被革命时期，文化多属于“封资修”，避之惟恐不及，研究个啥?所以马克思主义没怎么用上，怪不得马克思。改革开放，西方文明久违之后，前者马克思主义没怎么用上，此番马克思主义又被逐渐排挤边缘化，自由主义盛行，对西方文化几乎全盘接受，科学研究不够，导致某些政策偏颇，吃亏较多，也怪不得马克思。所以，中国人需要反躬自问，别老怪马克思，或者怪孔子，总之都是前人不好，不反躬自问，这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作人道理。

　　困惑再到逐渐觉醒的过程。1989年的政治风波并没有使中国人在政治上和中美关系上清醒多少，不过中共的领袖一直是清醒的。1984年10月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言后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是很不寻常的。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历史性文献。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重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不同理解和解释的背后，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改革思路。一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路，认为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种思路在文化上是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思路;另一种思路是名为“补课”实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路，在理论上导致了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则是照搬美国模式，在文化上其实是全盘西化的老路。这种倾向的实践后果，是酿成和激化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矛盾，是产生北京风波的重要原因。所以，1989年陈云同志特别强调说：“帝国主义本性没有变”，“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15)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针对南方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冷战已经开始。(16)80年代的改革成绩很大，但是也不免“栽筋斗”，在政治上和基本理论上出了偏差，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执政党把得住舵，这是中国没有蹈苏联东欧国家覆辙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代价也相当沉重。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句话其实包含了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中国政治文化应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基本经验和深刻道理，即中国实现救亡图存进而实现民族复兴，在于文化上既要与时俱进，又要守住中字诀，拒绝西方(美国)化。这个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被中国共产党加以理论和实践创新，领导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有今天中华复兴起步的局面。

　　一、守住“中字诀”，拒绝美国化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主张是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夕，在中西文化激荡和酝酿重大变革的时刻，经过反复深思熟虑在《劝学篇》中提出来的。张之洞是晚清新政的重臣，也是宿儒，他内心同情戊戌变法，又深知康有为那套东西操切行不通。在距今111年前的1898年，能抓住中西文明冲突这个时代主题，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这在当时无论如何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创新，即使在今天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看来，也是了不起的思想成就。腐儒和假洋鬼子固不足论，但是真儒能与时俱进，能在历史关键时刻提出救国大思路，实不简单。无论如何毁誉，实际上“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大体上勾勒出百年来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是改革开放中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基本思路。新自由主义照搬美国模式，无非是全盘西化的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体西用”有没有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这样讲，绝不是贬低现实，而是尊重历史，尊重传统文化，尊重前人。这里是就事论事，不涉及全面评价“中体西用”。

　　全球化不仅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幽灵，还有一个西方种族主义的幽灵。基督教文化是西方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衣，“以夷变夏”与“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一脉相承。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其实背后既有种族主义，也有西方文化。西式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普世价值宣传，本质上都是现代传教手法。种族主义的撒旦，虽然衰败，也在收紧全球化的罗网，“文明冲突”一直没有放松，正在加紧通过西化、分化威胁着中华民族。对此必须加以抵制和反制。1989年陈云同志说：“帝国主义本性没有变”，“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20年以后，在“文明冲突”的严峻形势下，这个问题更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如果在“文明冲突”中不能抵御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扩张，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得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文化和60年来的社会主义基业终将失去，那时候国家不存在，生物学和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没有文化意义，其前途就象被冲到海滩上的鱼。这是“文明冲突”论的话外音。美国善于搞精神战、心理战，实际就是讹诈，其实色厉内荏。伊朗就不信这一套，这与伊斯兰国家与西方之间历史上打交道多有关，经验丰富，也是由于文化、心理比较健康。这次美国金融海啸，中国输了一些钱，但是总起来说得大于失。最重要的收获是三条：一是买到了教训，新自由主义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在美国、英国和欧洲都彻底破产。二是彻底打破了一些人对西方文化包括对美国的迷信心理，更加坚定了党和人民对中国文化，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有利于各方面的整合;三是在国际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总起来将加快中华复兴的历史进程。在国际上，中国是输钱赢道义，是小输大赢;美国是赢钱输道义，是小赢大输，搞不好会把命(美国国运)输掉了;世界从此加速洗牌。钱是人挣的，输了钱，买了教训，以后可以少输，钱还可以挣;总之，时间对中国有利。

　　当代全球化世界，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看，其实与经济政治军事态势一样，也是相当严峻的。对此海外华人更敏感，也看得更清楚。旅美学者唐德刚先生说，战后正在形成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包围圈。印度学者谭中说其实是“圈中有圈”(wheels within wheels)：“这世界‘圈子里还有圈子’，形势复杂，象鸭子浮水，水面上悠哉游哉，水底下运动激烈。有伊斯兰教‘圣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盟友联合暗地打恐，有反共势力暗中对共产党及其它左派政权颠覆、捣乱(包括搞藏独)，还有经济杀手。白种人的包袱(指有色人种——引者)一代一代传递。有两条线：一条是为‘西方的俘虏’(指有色人种)服务，用意识形态去同化非白人、非基督教社会;另一条是‘为和平而进行野蛮战争’，就象当今的伊拉克战争一样。”(17)亨廷顿1996年明言西方冲突对象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他认为有朝一日用中文的人数会超过英文，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增加了亚洲社会同西方——主要是美国——之间冲突的强度”。因此，他甚至预言在2010年可能发生“全球文明战争”，甚至“俄国和西方军队将开进天安门广场”。这种预言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重演一场八国联军进北京?这种“圈中有圈”的当代各种文明搏弈的大形势，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看在眼里，但是许多弱势民族无力与西方颉颃，拉美左派政府兴起就是反抗西方主流社会的趋势，也是圈中的圈。从全球看，现在是大圈套小圈，小圈要破大圈而突围，需要联合起来。联合就要有旗帜，有头。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是既定国策。但是国策也要与时俱进，灵活掌握，不可拘泥。形势逼人，形势喜人。古人有言，不当言而言，失言;当言而不言，失人。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期待正所在多有，而且愈来愈热切;中华复兴的伟业，需要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也同样所在多有。而且，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风行全球的历史再次证明“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仍是真理，无论发达国家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多数人民，还是发展中国家，想关起门来过小日子，做自己的中产阶级或小资社会的美梦，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你想韬光，人家不但不让你养晦，而且要采你的血，补自己的身。

　　近年来关于改革的反思提出两种改革观问题，两种改革观的背后是两种文化思路。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在经济上分裂成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边缘国家;表现在文化上是独立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依附文明。20世纪初俄国不甘心西化，作西方的附庸，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寻求斯拉夫文化的独立价值，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是俄罗斯民族化现代化的特有形式。这条道路原本是正确的，但是苏联没能搞好，半途而废。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得维杰夫指出，苏联解体是俄罗斯人的精神崩溃。1991年以后，俄罗斯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文化上只好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重建东正教文明的现代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运动，是伊斯兰世界否定西方化的现代化，寻求伊斯兰文化的现代化。可见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不甘心于在经济政治上依附于西方，更不甘心在文化上与西方同化，实际上也存在两种文化思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发生文化危机。“文化大革命”也是文化危机，是切断历史，隔绝西方，从“左”的方面迷失了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有一种不小的力量推动中国以照搬美国为现代化道路，这种新自由主义思路实际上是从右的方面迷失了现代化方向。

　　一个时期以来，满世界闹精神危机。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西方国家闹精神危机，高呼回归东方孔子的口号;而中国闹精神危机，却是一些人学美国走火入魔。20世纪中国自由派以美为师，诋毁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可是美国自由派却因“背叛”美国而遭到亨廷顿唾骂。这个例子很有趣。亨廷顿说，美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放弃对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承担的义务，吹嘘他们对全人类的认同”，亨廷顿骂其行为是对美国的“背叛”。(18)这种思潮在中国也不乏追随者，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或中产小富以后也争相“去中国化”，向往作“国际人”。殊不知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是附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这张皮上，即使脱离美国，爬上跨国公司这条船，在世界上也是人上人。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中产或自由派知识分子政治上糊涂，一旦脱离国家民族，作了“国际人”，顿时成为断了线的风筝。他们迟早会发现，其实根本作不成人，只能作狗，而且不是普通的狗，而是丧家之犬;即使能巴结上国际垄断资本，也只能作“‘洋’狗”。流亡海外的民运派是新例子(即使有钱流落海外，也强不了哪去)，胡适是最典型的例子。胡适学名洪xing(马字旁，右辛)，改名“适之”，意为对西方思潮(进化论)“适之”，他早年无意中爆得大名以后被西方在政治上先是利用，后是抛弃，五十年代在美国度过了一段极为落魄而尴尬(屈辱)的日子。胡适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国际遭遇的一个显例，现在的自由派无人可以同胡适相比。所以，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流行反对爱国主义，否定国家特性，否定民族自豪感，那是与国际垄断资本和美国的霸主地位相联系，尚为亨廷顿这样爱国的右翼学者所不齿。发展中国家的自由派在国际上哪里有立锥之地?俄罗斯的自由派后来终于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苏联解体以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过去叫“持不同政见者”，纷纷后悔不迭。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终老俄罗斯，其实内心深处不无忏悔。这个教训中国人应当引以为戒。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也是全球美国化战略，正是上演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所谓全球美国化战略，是将美国的思想、理论、文化、体制等等按照美国的政治需要加以选择提炼，通过学术包装，再贴上全球化商标，通过名人推介和媒体轰炸以及不择手段的诱导渗透，在全世界加以推广。这是一套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各部分作用各不相同。其中有些东西是按照美国的政治需要加以选择组合，也就是搀入“三聚氢氨”的政治理论，是为发展中国家洗脑的，例如以“经济人”理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有的是“去政治化”以削弱对方的思维和防卫能力的，如鼓吹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鼓吹纯“客观、中立”的价值;“去政治化”也包括“去民族化”，如大力推广西方的各种出版物包括教科书，以及将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人物、事件加以歪曲、抹黑乃至妖魔化;又如采用撒旦的手段，千方百计引诱对方堕落的，如大力推动享乐主义、庸俗文化，或颠倒价值标准、制造思想混乱，利用物质、金钱、名誉、地位等等诱饵，无所不用其极;至于通过政治的、学术的、教育的、文化的、外交的种种渠道，乃至使用中央情报局的手段，进行政治渗透，或者干脆制造“颜色革命”、收买间谍什么的，更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轻车熟路的事业。

　　美国最讲政治，上至总统、国会，下至社会各界名流，包括演员、运动员之类，都跟着掺和所谓“民主”、“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等等。赖斯说，发展民主不仅是通向财富和实力的有效路径，也是保证财富和实力在全社会得以公正分配的唯一途径。这是瞪眼说瞎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苏联东欧转型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证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赖斯宣称，“对美国来说，发展民主是最为重要的。其实，在贫穷和治理不好的国家，惟有推进民主可以启动和平演变。”(19)这句话不打自招，妙极了。在美国看来，中国这样穷(按照西方统计，目前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4%)，不是由于近代遭到西方侵略和掠夺，而是由于中国由共产党治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无疑属于“贫穷和治理不好的国家，惟有推进民主可以启动和平演变。”小布什总统更说：“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话说到这份上，就说透了，可中国还是有人不明白，不相信，可见西方的洗脑运动确有成效。美国把反华和对中国的十字军东征挂在布什总统的嘴上，把“和平演变”挂在赖斯国务卿的嘴上，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对“和平演变”讳莫如深，一些人巴不得“和平演变”，极少数人甚至有恃无恐，煽动非和平演变，惟恐天下不乱。一个时期以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真是“乱云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千堆雪”其实多是泡沫，惊涛过后，泡沫自会消散。

　　西方正在逐渐失去对世界资源、财富和权力的控制力，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大趋势。正因为如此，西方寄厚望、下大力于西化、分化和演变中国。西方加紧了对世界思想文化的控制，其中既有文化帝国主义包括所谓“普世主义”，又有基督教的扩张。因为基督教和一切宗教都自称是“普世”的，而基督教又极端排它和崇拜实力，这就必然野蛮地强加于人。只不过历史上西方国家搞军事传教、野蛮传教，现在是文明传教，特别是搞非宗教的“传教”，例如把新自由主义装扮成学术，捧上神坛，类同传教。某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如米尔顿·弗里德曼选择选择1980年、1988年和1993年三个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来华访问，在他临终前的《自传》中称“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我得以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从实践上观察我们一直在理论上倡导的主张——实施自由市场会同时在繁荣经济与促进自由两方面产生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不是学术语言，而且纯粹是政治语言，甚至近乎宗教语言。在弗氏看来，三次来华其所以“神奇”，是因为他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布道的目的和教宗的心理。至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穆克来华(2008年)，其主张西方“普世精神”的文学语言就更是牧师的语言。一个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迷失了民族自我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20)一个因自己的作品伤害自己的民族引发争议、被焚烧、被告上法庭、遭到同胞憎恨而不能在自己国家安全地散步的人，在中国受到追捧，说明了什么呢?与弗里德曼相比，帕穆克已是小巫。

　　西方国家愈是强调和推广自己的“普世主义”，世界就愈是动荡不安。20世纪作为两种主义对抗的世纪，既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普世化(美苏对抗，都认为自己的主义是普世主义)的世纪，也是最野蛮和战争最残酷的世纪。西方把共产主义称为“红色魔鬼”，是因为原来只有一个“黑色魔鬼”，“红色魔鬼”的产生使得“黑色魔鬼”不能天下通吃。当“红色魔鬼”消失以后，人类最大的危险就是如何防止被“黑色魔鬼”通吃。黑色魔鬼其实不仅是资本主义，更是宗教。沃勒斯坦说：“我们在过去的20年认识到，不能低估宗教对人们心灵的控制，不能低估它们对世界体系的政治控制。”(21)根据美国学者杜维明教授的资料，韩国现在的基督徒已经发展到国民的1/3，正是这20年中发生的事。美国实际上是用“文明冲突”来定义南北分裂和东西文化碰撞，进而来定义中美关系，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其实，更严重的事情是伪装成学术的宗教“对人们心灵的控制”，从而“对世界体系的政治控制”。这些在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情况，韩国和中国都在东亚，同属“儒教文化圈”，韩国面临基督教化，中国面临美国化，本质上都是一回事。这是当代在全球化掩护下基督教文化扩张和侵蚀“儒教文化圈”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显例。亨廷顿在1996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论，不过是把西方早就在干的事情在他认为适当的时机加以公开的理论表述而已。

　　中国人由于珍视自己的文化，历史上很早就对“和平演变”或“战争演变”之类的政治文化现象有着极高的政治敏感和自觉，宋儒就高唱“夷夏之防”，当时还没有西方文化(景教来华未流行)，只有游牧文化。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尽管那时候的西方传教士大都很博学、很规矩，入乡随俗，学习汉语，读中国经典，甚至峨冠博带，但是中国士大夫还是敏锐地发现其目的是“以夷变夏”，以致明清两朝无论官方、士林和民间，都有夷夏之防。正因为有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学深入人心，19世纪中叶以后，即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也只求富强，不甘心西化。百年来的中国政治，一条主线就是争取和坚持独立自主，实现中华复兴，既不做西方国家的附庸，也不做苏联、美国的附庸。改革开放以后，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正确。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乘机对中国加强渗透，并公开对社会、学术、政治和政策施加影响。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国际形势的迅速逆转和一个时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中国也深受其害。1992年邓小平说，西方对中国的冷战，已经开始。这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潮和势力对中国影响最大，造成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美国在自身进一步衰落和爆发金融海啸并在全球放火自救之际，正在加紧算计中国，试图挟持中国为美国垫背。现在是中国崛起之际，也是中华危亡之秋。人们注意到，2008年以来中国重大会议的开幕式已将“奏国歌”改为“唱国歌”。在笔者看来，在当代世界体系变局和文明转型中，中国成为中西文明冲突和历史搏弈的焦点，这是中华复兴必然遭遇的正常现象。看透这一过程的政治实质，就知道此乃一百六十年以来一次最具决定意义的历史拼搏。21世纪初的美国竭力在中国复制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国际地缘政治事件。目前对中国前景之光明，中外看得较多;中国问题之复杂，处境之艰难，非一般人所能了解和想象。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有一个代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坚强的正确的成熟的执政党，作为领导核心，所以只要中国上下一体，就坚如磐石，别人没有地方下蛆，谁也没招儿。

　　百多年来中国处理中西文明冲突的基本经验，包括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基本经验，从文化意义上说其实就是两条：一是参与全球化;二是守住“中字诀”。守住“中字诀”，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参与全球化，也不是光看洋人脸色，绝对无条件地与国际“接轨”，也要有自己的方式，还要搞点特立独行、反弹琵琶。例如，建国以后西方搞对华封锁，不带我们玩，中国无法参与全球化，但是可以参与“半球化”，搞他个“156项”(“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再搞点原子弹、航天什么的，就有点小家底，可以逐渐折腾了。按照苏联的想法，中国没必要搞原子弹，苏联有就行了。后来中苏交恶，“半球化”也搞不下去了，再回手联系老美，参与全球化。这次全球化来势凶猛，由于长期中西隔绝，难免有点急于求成，有点一哄而上，有点无序，囫囵吞枣，不免吞下一些杂质秽物;也不免落入个把陷阱、吃亏上当什么的;诸如此类，发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足为奇。中国有今天，能够在世纪之交惊涛骇浪的大海航行中把住轮舵，韬光养晦，沉着应对，避免了苏联和东欧国家覆舟的厄运，归功于执政党在关键时刻能守住“中字诀”。

　　守住“中字诀”，这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既走出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其中多少走了点弯路，就是改革开放在一个时期内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不小的影响。其原因之一在于某些学者和官员不能保持中国人独立正确的思维，出现思维美国化倾向。

　　什么是中国人独立正确的思维?一是坚持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就是洋为中用。不管国外什么思潮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如同弥勒佛的大肚子，大度能容，都给它吃进去，经过胃肠消化，合用的都作为营养吸收;不合用的，一概作为废料从肠道排出。合用不合用，关键看适合不适合中国需要。这就是守住“中字诀”。守住“中字诀”，就有主心骨，对国外学说就会有鉴别，有取舍。在此基础上进行中西文化融会贯通，进而实现“自主创新”。这是近代以来所有有大成就的中国学者走过的共同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在文化和思想方法上的道理所在。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有三个前提条件：首先是站稳中国立场，带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明确目的去西学中淘金，而不是漫无目的的在西学海洋中漫游、欣赏、看西洋景，那样不易学到有用的东西;其次是要有传统文化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看西方什么都是好的，香臭不辨，西风一刮到八级就连根拔起。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再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基。这与下面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

　　二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工科的大科学家受大益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大有人在，如钱学森教授等。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等等这样带有浓厚政治色彩(也叫阶级性、党性)的学科，离开马克思主义，必然接受自由主义理论，结果一定迷失政治方向，难免走上邪路。这不是意识形态偏见，而是因为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时代，后发国家离开马克思主义就在政治上学术上迷失方向，认识不到本国利益，在涉及重大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也找不到适合本国需要的正确的道路。例如经济学的分配理论，离开劳动价值论就必然导致要素分配论。要素可以参加分配与坚持要素分配论不是一回事，后者一定导致片面维护资本的利益;而信奉自由主义必然使自己的学问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根本没办法学术独立。在西强我弱的世界格局中，学术不独立，如何用西方理论去实现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笔者曾经说：“在中国，无论居官、经商还是做学问，看大势都是第一等功夫。特别是居官，在中国居官，如果一味跟着美国人跑，不研究和不顺应中国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逆潮流而动，这是大忌。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而环顾全球，看大势最厉害的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这是最大的大势。”(22)马克思主义着重研究事物的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自由主义往往停留于研究外在的、偶然的、非本质的联系，所以后者对国际问题研究就只能“跑皮儿”，不能深刻，还不如西方的现实主义方法。这就从方法论上决定了高下。这也是至今在西方学术界，即使在近二三十年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方法仍然能保持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道理所在，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所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软实力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指导地位，不是包打天下，是方法论基础、基本理论和方向的指导。

　　三是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国外先进文化很多，不独西方一途。中国是季风气候，多风地带，政治上学术上也喜欢刮风、跟风。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专盯西方，这不奇怪;西方又专盯美国，也有道理;美国又专盯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一路，结果是走偏锋。对西方科学需要学习列宁的方法：“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明确的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重复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这类具有十分明确意思和意义的词句，这是另一回事。其次，如果说到‘重复和转述’，那么‘重复和转述’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和桑巴特和施塔姆勒本身，难道先天地比‘重复和转述’马克思更值得注意吗?”(23)印度旅美学者谭中指出：“当前，中国的弊病在于三点：第一，拼命三郎、急功近利，不按照事物发展规律行事;第二，过分崇洋(也不乏：‘媚外’)，忽略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智慧;第三，对资本主义的‘狼性’缺乏应有的警惕。”“中国经济学著作简直看不到两千多年的传统智慧，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金玉良言，不是提倡贫穷，而是预见到贫富悬殊的严重性，受到他们讥讽、贬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国外学者的意见虽不全面，但是提得中肯，值得重视。

　　二、“Chimerica”的经济、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

　　美圆储备体系存在问题，就是美圆信誉已经不足以支持以美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联储宣布动用3000亿美圆购买美国长期国债的恶劣事件，相当于肆无忌惮的公开打劫，鲸吞外国首先是中国持有的美圆储备。中美经济关系存在问题，主要是利益不平衡。斯蒂格利茨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自己也非常需要(钱)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圆。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美国的净转移，是外援的一种形式。”(24)国际舆论认为这是“绑架”行为。通过软战争战胜中国，以中国“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地演变(战胜)中国，或将其纳入美国利益的轨道，这是美国战略，是一种成本最低的也是最佳的选择。这是美国对付前苏联的战略，现在用来对付中国。奥巴马上台，既定战略不变，这是考虑中美关系一切问题的前提。

　　美国人喜欢创新，经常会提出一些新概念，有时候含有“三聚氢氨”，需要防范。在美国的高层圈子里有一句流行语：“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一些人说好话，干坏事;另一些人说坏话，干坏事;就看你喜欢哪一种。”多年来美国为无法给中国定位而“苦恼”，前几年佐利克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概念，总算差强人意。但是对中国来说，那是一个孙悟空的“紧箍咒”。北京奥运会之前，西方千方百计煽动媒体，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妄图给中国搅局并引发“颜色革命”。转眼之间，诡计落空，美国自己引爆金融海啸。西方马上不怀好意地盯上中国的钱袋。希拉里感叹“中国已经成为山姆大叔的银行”，其实山姆大叔更希望中国成为他的ATM(自动提款机)。在召开了多种国际峰会不能如意以后，美国战略专家托马斯·巴尼特提出“美国应与中国结盟”，2008年8月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提出了“G2”(中美两国集团)，紧接着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又别出心裁地发明了“Chimerica”这个概念，丰富”了英汉词典。最近美国重量级智库人士布热津斯基多次向中国提出“G2”建议，基辛格也撰文强调，美中两国应当成为未来世界格局的核心。

　　“G2”对于美国来说，其实不是新东西，而是故伎重演。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苏联两霸勾结，其实就是一种“G2”模式。当时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国，不惜牺牲中苏关系。后来苏联吃了苦头，从勾结美国开始，到自己解体告终。这是历史的前车之鉴。现在轮到美国与中国玩“G2”游戏了。如何对待“G2”建议，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复兴的伟业，还是帮衬美国去实现维护其衰落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提出“G2”建议名义上是加强中美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其实是以此为钓饵来利用和误导中国，真义是借助中国来解决美国自身危机问题。其结果既损害中国的利益、地位和形象，又破坏中国同其它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和世界多极化。实际上近30年来，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的结果已经形成了某种中国向美国“输血”的经济机制、某种程度的“依附”经济模式(如外贸)和知识界部分人惟美国马首是瞻的思维模式。当然中国方面也有所得，例如得到了一些利益，得到了GDP增长，得到了高于黄金率8%的经济增长率，等等。“中美结盟”、“G2”和“Chimerica”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这种不等价交换和利益不对称的双边模式通过某种形式固定下来，既解救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又彻底堵塞中国自主创新和违背美国利益的独立发展道路，直到榨干中国的资源和血汗为止，同时破坏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一句话，就是吃定中国。2008年9月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标题是“华尔街如何出卖了美国”，副标题为“他们的盛宴，你来埋单”。谁来埋单?包括一些外国银行。2008年9月25日的美国《21世纪报道》头版文章标题是“美国发债救市，中国央行的‘囚徒’困境”，副标题为“若听任发债，央行资产缩水;而阻止发债，经济风险难测”。这个问题，其实是明摆着的，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说，连外行都看出来了。美国自由派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得意地说：“如果从中国审视美国的银行危机，一方面令人瞠目结舌，另一方面令人感到沮丧。因为人们难免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两国一制’(two countries ，one system)。”(25)这真是一石两鸟的妙计，“两国一制”也好， “Chimerica”也罢，难怪希拉里那么喜欢中国“同舟共济”的比喻。有一种美国人感兴趣的说法，叫“同舟共济，相救如左右手”，可能是一种赵本山“卖拐”式的“忽悠”。美国作祸，殃及中国，中国首先需要自保，何来“共济”一说?是何言欤?美国除了二战期间，何曾与中国“共济”?“同舟”，就更离谱。总之，这种比喻，不伦不类。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后，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原是一件匪夷所思或不得已的事情，难怪美国人笑称保尔森兼任中美两国财长。中国这样做，应当理解为着眼于大局，算政治账，大账。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要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这是非常正确的。该坚持的要坚持，该解套的要解套，不解套，不能“自主创新”(该口号绝不仅限于技术)，中华复兴就是一句空话。以上所论，还只是就“Chimerica”这个概念的经济含义而言。

　　“Chimerica”的构想毫无疑问有其国际政治目的。香港媒体的一篇文章揭露说：“在美国高层观点一致的联盟中，一项以‘国际社会化’思想为基础的新的对华政策已经形成。其想法是使中国陷入由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和标准构成的复杂的网中。这样，国际社会化的过程将促使中国遵守国际社会的标准价值观。”(26)这种政治手法叫“羁縻”，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手段，大概西方研究中国文化，被学了去用来对付中国，可谓青出于蓝。可见，中国必须竭力避免落入或跳出这张“复杂的网”。其实，在政治上美国最担心中国两条：一是国内再出一个毛泽东，或者出一个中国的普京;二是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结成反美联盟。“Chimerica”构想如果成功，就可以一石两鸟，一劳永逸，所以心机很深。对于苏联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西方垂涎已久。苏联解体，北约不敢贸然发动军事进攻。原本希望叶利钦之后，继续没有叶利钦的叶利钦路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可以尽情瓜分和享受苏联的资源了。没想到克格勃势力兴起，出来个普京，其实是低估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力量。同样，对中国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情况很满意，如果沿着新自由主义路子继续走下去，美国在中国就大功告成了。没想到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美国的好梦眼看落空，自己又爆发金融海啸，形势危机。于是想出“Chimerica”的辣着，捆住中国手脚，让十七大路线和中国特色道路落空。在国际上，“Chimerica”成为一大离间计，让国际上对中国充满狐疑，“统战不成”。内外两方面羁縻之后，中国将内无后劲，外无奥援，复兴大业将成泡影。现在的形势是农夫和蛇缠在一起，需要斗智斗勇。

　　中国周边国家对“G2”非常敏感，其实是反感。最突出的是俄罗斯，他们惊呼“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瓜分世界的最佳搭档”，其实是担心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慷别人之慨，将俄罗斯的利益当作带肉的骨头扔给中国。日本也惊呼“中美‘G2’时代拉开帷幕。”实际上“G2”的构想原本就包含孤立中国、离间中国和其它国家关系的意图在内。所以，中美合作不必戴“G2”这顶帽子，实际上中央对此相当冷静。欧洲人也认为，无论“(G2)这个篮子多么漂亮，中国也不会把所有的苹果都放在一个篮子里。”(27)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应邀回答俄罗斯记者提问时也断然否定中美结盟的可能，而且认为中国只会“更加相信自己，他们不会向西方低头，而是会加倍努力地捍卫国家利益，为共产党的生存而奋斗。”(28)可见西方有人能够读懂中国。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明言亡人之国，灭人宗祀为不义，又有“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的观念，由此成就中国文化包容博大的胸怀，中国也成为对异族文化和宗教最宽容的国家。中国古人重视夷夏之防，夷夏之辨，不仅在于自信自己的文化比夷狄为高，也在于坚信自身文化的价值为最。就文化的精神层面来说，这一点至今仍有客观依据。

　　西方对华战略，从16世纪末耶苏会士来华传教的“以夷变夏”，到20世纪中期的“和平演变”，再到20世纪末将“文明冲突”的矛头对准中国，迄今提出“Chimerica”，都是几百年一以贯之的一个思想和战略意图：“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列强对中国予取予求，百年来目的一样，方法不同，19世纪后半叶是“割肉”。(29)对西方政治图谋的警惕，并非始自中国共产党，而是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的一贯呼吁和行动，那时候夷夏之防的提法叫“亡天下”。明顾炎武有言：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30)“率兽食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番文化的深刻理解，所以“亡天下”就是指灭绝中华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满口“自由、民主、人权”，可谓“仁义充塞”，然而其“率兽食人”和灭亡发展中国家文化和民族的行径，由一部美洲红人史和世界近代殖民经济史言之凿凿，全球化中被“亡天下”的民族不知凡几，可怜现在只剩下除西方以外的七种文明，美国还要火并。如今，西方国家将矛头再次对准中国了!笔者这样说，必有论者以为是昏话，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悲之处。就象近些年来某些人为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极力鼓吹“民族经济已经过时了”的观点一样，似乎民族主义也已经过时了。如果真是这样，西方发达国家就应该敞开大门，放开移民。西方自15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500多年里高举种(民)族主义旗帜，只不过不断变换花样(有时候叫民族主义)，经济上从重商主义到自由(竞争)主义再到现在的经济全球化;文化上政治上则更早就有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演变为后来的世界主义、大西洋主义，再到现在流行的“普世价值”;背后都是一个民族主义，包含着种族主义。只不过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在基督教这棵树上生长出来的蘑菇，盎格鲁-新教的民族主义更是这种蘑菇上长出来的蘑菇，更别有一种种族主义剧毒罢了。不断变换名目的目的，包括妖魔化民族主义的目的，就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战略欺骗和打压，防止后者窥得发展的门径，后来居上。为此，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乃发动全球化意识形态攻势来为后者洗脑，也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效果。但毕竟只能欺骗于一时，不可能愚弄所有人于永远。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反全球化浪潮、反新自由主义浪潮和民族主义浪潮，也都是反美浪潮，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全球性的民族觉醒。

　　值得注意的是，相反的观点仍然经常见诸媒体。年终岁尾某报在《本报时评》栏目下发表一篇题为《中美关系是人类历史伟大尝试》的文章，仅题目就吸引眼球。文章说：“我们今天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美关系的成熟和厚实”，这是因为“这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力求和谐共存的伟大试验”，也是“一场新兴国家和老牌帝国力图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和睦相处的伟大实验”。“中美关系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体会到，这的确是一个双赢的‘游戏’”，“它表明，两种主义的碰撞并不一定以一方战胜另一方为结局”，“相反，两者携手共进，就可以为世界的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诸如此类。(31)文章的观点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利益，甚至不能代表中国多数人的感受，其语言有一种美国牧师布道的味道。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体会到，这的确是一个双赢的‘游戏’”，而大多数中国人的感受却复杂得多。以这次金融危机而言，仅中国对美金融投资的损失就不是个小数，外汇储备的缩水令人揪心，中国政府公开表示担心中国在美金融资产的安全。而美国却步步进逼，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感到中美关系如何“成熟和厚实”，而是感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因此，中国“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均为十七大报告语)。至于将中美关系提升到“人类历史”的高度，而且接连使用“伟大尝试”、“伟大试验”和“伟大实验”这“三个伟大”，即使比“文化大革命”的“四个伟大”少了一个，还是让人感到过于虚夸，过于离谱;而且既然是“尝试”、“试验”，还没有成功，似乎不忙三呼“伟大”，更稳妥些。

　　三、中美关系需要“软着陆”

　　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是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主观上存在盲目性，缺乏经验，客观上有利益冲突，存在陷阱，理论上出现新自由主义偏差，实践上导致存在某种“依附”经济倾向，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还在高呼越开放越安全，表现为国外批评的一种“美国式思维”，其实是一种“依附”性思维。学术文化“依附”是经济“依附”的反映，或者说是互为因果。“依附”必然导致自主权被侵蚀，到一定程度必将丧失自主权;经济上丧失自主，学术文化必然有同步反映，最后就是政治上丧失独立自主。其中的逻辑是必然的，也是为历史所证实的。学术文化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维护学术文化自主。学术贵在独立，学术成果贵在有创见，这是中国传统，也是学统。到20世纪仍是如此，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在于独立而已。”(32)陈寅恪也说：“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33)不是说现在中国学术已经丧失了自主权，但是有这种倾向。党和政府加以纠正，方向明确，政策措施得力，一定会扭转。学术界无论文理农工医，都需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就得念“中字诀”，哲学社会科学界，尤其如此。现代“中字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不念不得了，就会走邪路，上错船，搞不好就上了美国化的贼船。“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34)中美关系搞得太近，太“缠绵”，理论上不符合中国文化，实践上搞得太近有利有弊，有时候弊大于利，所以中美关系需要“软着陆”。

　　1949-2009年60年的中美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三十年。第一个阶段是从对抗走向关系正常化;第二个阶段是从正常化走向“错综复杂而利益失衡的相互依赖”，这里打上引号，是取之于中美学者的成论。2009年起应当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 “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这是笔者对中美关系实现“软着陆”的定义。

　　美国自提出Chimerica概念以后，一时间议论纷纷，美国政要很重视，布热津斯基甚至发表文章说，中美“两国集团”足以改变世界。这是忽悠，耸动视听，太过夸张。2008年从8月北京奥运会前到9月金融海啸爆发，西方国家前后对中国的态度整个是180度大转弯。从提出要中国出巨资“英雄救‘美’”，到提出中美“两国集团”，如此器重中国，拥抱中国，中国如无动于衷，不增持一点美国国债，似乎不识时务，也不礼貌，不符合中国文化。如果受宠若惊，乐得屁颠儿屁颠儿地，更不符合中国文化，而且遗笑国际。现在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第三阶段中美关系的性质即“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以此确定中国的行止。

　　首先需要明确，中国不可能、不必要也没“资格”与美国结成“两国集团”。这里所谓资格，是指资产的“格”，中国人均GDP才3266美圆，与美国不成比例，按照中国文化，不宜“高攀”。30年来中国与美国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双方都从中获益，但是严重失衡;另一方面也超出了中国经济的承受力，例如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地借给美国，不仅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缩水，而且据保尔森说还引发了美国金融危机，诸如此类的关系客观上已经难以“可持续发展”。虽然30年来中国的国力增长，但是与美国的战略伙伴欧洲和日本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所谓Chimerica或“两国集团”之类的说法，也只是一说，可以表示中美关系不仅重要，而且还须更上层楼，但是不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实践上更难以实现。此外，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绑成“两国集团”，利益未必能够实现均衡，反倒看起来象是“傍”上美国，在国际上也难以自处。

　　2008年10月9日笔者应邀在上海大学作题为《我看美国金融海啸》的报告时，对国内一些学者盲目主张无条件出资救美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提出三项主张“第一，中国不作冤大头;第二，中国不作宋襄公;第三，有条件介入。”对金融危机不介入，隔岸观火，不符合中国的价值观和国际身份;但是盲目参与，既中了圈套，又飞蛾扑火，为智者所不取。

　　冤大头，是一般都了解的俗语，大头，即“傻”的意思，北方民间称“脑袋大”;冤是冤枉，“冤大头”连用合称，指又傻又冤又吃大亏者，就是傻到家了，属于“吃十个豆不嫌腥”的那种傻。东北的干黄豆，生的，吃一个都嫌腥，乃吃十个，岂不是傻到家了?所以，冤大头不能做。金融海啸发生，美国立即向中国伸手借钱。美国人是两只手，一手向大陆借钱，同时另一手向台湾售武，传递的乃是一种武力要挟的信号。中国政府从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大局出发，增持了美国国债，从而一举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债权国。美国金融海啸，中国海外资产大幅缩水，众所周知，坊间多有议论，香港更是物议沸腾。这次物议主要由美国“两房”危机(两房，指美国“房利美”、“房地美”两家投资公司)使中国投资遭到重创(中国投资“两房”3760亿美圆)引起，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刘梦熊先生乃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惊动中枢，影响很大。这次增持美国国债，高层决策，既有大局考虑，也有不得已因素，民间能够理解。但是对于过去一段时间的海外金融投资，特别是对美国的金融投资，产生巨额损失，某些有背景的学者乃巧为掩饰，有人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硬说大量购买美圆资产是最佳选择，还说有些人有意见，如果让他们来做也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诸如此类，云云。这样讲话，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有辱老百姓的智商。这里不便对此展开讨论，只举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就足够了。国内外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在国际金融理论方面，中国落后;在国际金融投资领域，中国更加落后，这方面几乎没有多少实战上过硬的高级人才，这是造成近年来海外金融投资屡遭重创的根本原因所在。最近国家某著名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香港说，投资“黑石”公司造成巨亏，我们已经不敢在海外投资了。这是实话实说。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在这方面，我们还不行，只有勇于承认不行，才有可能进步。某些学者不是这样，不但没有这种勇气，乃强词夺理，巧言令色。正如孔子所说：“巧言令色，鲜矣仁。”(35)

　　“不做宋襄公”，涉及到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许多人耳熟能详，这里略作解释。宋襄公迂腐，不知兵，是历史上出名的傻帽儿，几千年来一直被嘲笑，但是历史上还老出现宋襄公。春秋时，齐桓公称霸死后，楚国强盛，宋襄公不自量力想称霸，被楚成王在国际会议上(会盟)当众羞辱。不久宋国兴兵伐郑，而郑楚相当于盟国，于是楚国伐宋救郑，宋国危机。大司马公孙固劝“释郑谢楚，楚必归”，何况敌强我弱，宋国打不过楚国。这时候宋襄公说：“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于是命令出兵，大旗上写“仁义”二字。用仁义打仗，这是一傻。隔水(泓水)开战，楚军天明渡河，公孙固说：“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前击之，是吾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若令皆济，楚众我寡，恐不敌，奈何?”襄公指大旗曰：“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两军交战，不能抓住战机，枉称仁义，这是二傻。待楚兵登陆，公孙固再劝出击，襄公唾其面曰：“咄!儒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也?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不鼓不成列，这是三傻。古人说，一之为甚，岂可再乎?竟有三傻。还有四傻。宋军大败，死伤甚重，襄公身被数创，右股中箭，举国怨声载道。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这是四傻。所以中国无论如何不应作宋襄公。

　　西方国家掠夺剥削欺侮中国一百多年。改革开放，是中美之间的一次合作，更是命运交关的搏弈，对此一般人并不清楚。中国不挑战美国，不惜代价向美国输出利益，希望双赢，但是人家不买帐，要置你于死地。布什说得明白：“反恐就是反华，反华就是反共。”反共是干什么?就是肢解中国，灭亡中国。“文明冲突论”首先对准中国，意欲何为?对此不能只研究亨廷顿的著作，从字面去理解，还必须联系文明，联系历史，联系国际政治现实，才能明白其真实思想。近代以来，“文明冲突”绝不限于亡国，还要灭种，灭文明也是灭种，而且比生物学上灭种的意义更深刻。近160年来的中西文明冲突和较量，建国60年来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打压和围堵，历史昭彰。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衰落，对中国又拉又打又下绊，三四十年来费尽心机，设尽陷阱。现在终于自己出了大问题，将大大削弱美国实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机。如果是中国出这样的事，西方一定落井下石，历史无数次证明，西方最善于落井下石。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不会落井下石，但是中国不作冤大头，不作宋襄公，也不作愚蠢的农夫(农夫怜蛇被蛇咬)，这应当是国际政治的底线。美国最怕中国抛售美国债券，可是债券是投资工具，也不能总拿着，总拿着烫手，买一点，抛一点;再买一点，再抛一点，总是可以的，也是合理的。终不成老拿着，那不就成美国股东了?真能变成股东也罢，就怕变成花纸头了。

　　第三点，何谓“有条件介入”? “有条件介入”的条件，就是利益均衡。所以“有条件介入”，不仅指国际金融危机，也可以用来思考下一步中美关系“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美国是祸首，但是不负责任，自己家着火，乃转嫁危机，纵火自救，自是一种文化。中国被美国连累，金融和出口遭到重创，但是中国是君子国，不出恶声，不象美国占尽便宜还倒打一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基于道义，挺身而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自己蒙受损失，帮助了亚洲国家。这次金融海啸，中国也不能袖手旁观，但是兹事体大，不能盲目救助，要“有条件参与”。条件是要国际话语权，也要维护中国的海外金融债权的安全，要争取有效的担保、抵押，或做有效的置换(债权换优质的股权之类)，总之可乘机调整资产结构，减少风险，减少损失，提高效益，维护自身利益。例如美国要求中国增持美国国债，美国有那么多黄金储备，拿出来作等值抵押，中国尽可以放心增持。乃由一个部长出面告诉中国政府，中国投资美国国债无风险，等于开一纸空头支票，反倒给中国添堵。担保如果做不到，那就出让其它利益。

　　改革开放30年历史表明，中美经济关系密切，虽然中国向美国输送大量利益，但是中国也从中受益;这次美国金融海啸表明，中美两国经济关系过于紧密，过犹不及，也有弊端。主要的弊端，在于双方的利益不平衡;不平衡，就需要调整;不能有效调整，就不易持久。美国有人将中国外交的君子之风视为软弱可欺，金融海啸发生后，美国还向中国传递某种以武力相威胁的信号。这就太不了解中国人了，是一招美帝国主义的臭棋。美国朝野公认现在特别需要中国，既然如此，就不能一面求着中国，一面继续欺负(威胁恐吓)中国。这成何体统?结果希拉里2009年2月访华带给中国的一个“大礼包”，是一个美国继续向中国提出要求的长长的单子，内容从人权、武器扩散，到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连美国的多家媒体都质疑这种做法是否得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主管格林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奥巴马政府和我们这一代人面临如何应对全球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现实)，所以希拉里的这次对北京的访问会表现得比较谦卑。美国式的“谦卑”就是拉一个长单子。而中国学者专家则对美国的“长单子”激烈反对，一位专家说得好：“希拉里国务卿应当明白，她不仅要带一张写满要求的纸条来北京，还应当带一个记录中国人要求的小本子。这并非中国要挑战美国，而是要为今后两国听懂对方立下更平等的规矩。”(36)

　　布热津斯基提出，中美“应当超越为化解经济危机而通力合作的现有需求，扩大并深化两国的地缘战略合作。”这包括要中国直接参与对伊朗的对话;参与调节印-巴冲突;参与化解巴-以冲突;探讨建立更大规模的联合国备用维和部队;参与讨论遏制核武器扩散、实现全球零核武器;参与将八国集团改组为十四国或十六国集团;等等。总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必须是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类似于我们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37)他还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指向一个政治和哲学上的远大目标。中国强调的‘和谐’可以作为美中峰会的有效出发点。在当今时代，爆发极具毁灭性的‘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所以迫切需要有意识地推动各种文明的切实和解。当选总统奥巴马在本质上主张和解，所以会感到这项工作得心应手。胡锦涛主席是‘和谐世界’构想的设计者，所以也会对此表示欢迎。我们两个国家最具打造共同未来的潜力。上述使命值得我们携手努力。”(38)布热津斯基是美国著名的鹰派思想家，他的这番讲话无论内容、态度和措辞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却是口惠而实不至。首先，中美地缘战略合作，这是个新提法，美国如有诚意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合作，就应当立即废止《对台湾关系法》，而不是搞些别的花活儿;其次，中国并不羡慕欧洲、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只需要与美国有平等的利益均衡的关系;再次，至于“政治和哲学上的远大目标”，美国现在说这个，有点不着边际，需要从身边的事情做起，否则太空洞。

　　随着奥巴马上台，中美关系也走到了转折点。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必须在政治上回答一道选择题：美国是继续追求做世界霸主，还是弃旧图新，做负责任的世界领袖国家?如果是前者，就必然继续遏制中国发展。显然，选择前者，已经没有出路;选择后者，又没有什么迹象。新加坡《海峡时报》说，这是中美关系的新时代。是不是新时代，关键在美不在中。世界正在发生根本转折，美国不愿意接受改变，还在坚持传统思维，跟不上时代变化。古人说：“情贵淡，气贵和。惟淡惟和，乃保其养。”这既是养生之道，也是交友之道。上文说，美国金融海啸表明，中美两国经济关系过于紧密，过犹不及，也有弊端。主要的弊端，在于双方的利益不够平衡;不平衡，就需要调整;不能有效调整，就不易持久。所以，中美经济关系，需要利益平衡;利益平衡，就是“软着陆”。这样才关系长久，友谊长存，用现在的话说叫“可持续发展”。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