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国家“和平演变”剖视

　　《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是恩格斯的名言。但是如果我们由此认为资产阶级不会从这个理论中受益，那就低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习能力和执政能力，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更新的能力，而且也低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历史证明，不仅《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而且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都是过去百多年来西方资产阶级提高执政能力以维护自身统治的教科书。向对手学习以提高自身执政能力，来应对社会主义的时代挑战。从这方面来说，二十世纪西方国家的“学习成绩”和制度创新能力是可观的，而反观前苏联向西方学习和创新则主要表现在科技和军事等方面，而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马列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相去甚远。

　　百多年来西方国家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政府面对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面对彼伏此起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严峻政治形势，以及在东西方对抗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围绕劳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所持续进行的一系列生产关系调整所带来社会制度演进。这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和平演变”。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谁“战胜”谁，这不仅是一个至今尚无历史结论的问题，甚至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甚至是一个“伪问题”。而且，究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谁“演变”了谁?从历史上看，其实是社会主义“演变”资本主义在先，资本主义“演变”社会主义于后。两者是互相演变，既相互对抗、斗争，又相互依存、合作，最后“同归于尽”(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走向共产主义。虽是“同归于尽”，却是时下流行的说法——双赢;抑或人类通过无休止的政治对抗和通过正在发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球化”，走向毁灭(生物学意义上的)?这是一个大可研究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

　　第一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

　　从历史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在先，否则没有罗斯福“新政”，西方国家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都过不去，哪里还有乔治·凯南和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只不过马克思原来设想的是“暴力革命”——“战争演变”，他没想到西方资产阶级从《资本论》中得到启示，并有此应变能力，将“战争演变”、“流血演变”化解为一场“和平演变”。而且，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西方经过一段卧薪尝胆的“和平演变”(罗斯福新政)，熬过二次大战前的困难时期而元气恢复之后，居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将自身“和平演变”的政治经验提升为国际政治战略来反制对手，而竟能导致苏联解体，坐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两种制度的历史对抗中，原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是处于战略守势，甚至在一段时期里相当被动，三十年代简直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总危机。①但是后来西方国家居然能够反败为胜，扳回一城。这一段历史不简单，从处理阶级斗争、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手法看，其中西方国家政府既有西式拳击法，又不乏东方“功夫”和智慧。具体说，其中既包含西方国家从重商主义时代几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又有“孙子兵法”之类东方智慧的影子。由此也可看出，在国际竞争中，善于学习，特别是善于向对手学习，有多么重要。无论如何，这段历史可以引发许多深刻的思考，包含极其丰富和有益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深入研究。

　　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的演进来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都是人类社会一对难解难分的“连体人”。从意识形态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几乎同时降生于世。空想社会主义原是资本原始积累产生的意识形态，《乌托邦》与重商主义是同时产生的，都是对早期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虽不够科学但又是必然的理论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以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其所以是科学，不仅在于其理论建树，更在于它可以成功地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在整个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引导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实践。这样讲，不是匪夷所思吗?不是。利用科学的抽象法，站在大历史的高度，回顾百多年来国际政治的演变，剥去诸如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等等国家垄断调节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政治外衣，这个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

　　一、要么“战争演变”，要么“和平演变”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大发现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关键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最大贡献。马克思正是在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必然走向消亡的历史规律，从而使得这一理论站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前沿。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国家，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要么象沙皇俄国一样，眼看着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战争演变”成社会主义;②要么“识相”一些，主动地”和平演变“，实际上是采取近代英国贵族对待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妥协办法，但是“成本”要小得多。由此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向上影响了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百多年的人类历史进程：一方面是对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的影响，这曾经是一个轰轰烈烈甚至一度是摧枯拉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在前一进程所形成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避免发生俄国式的“流血演变”和失去政权，开始不断地吸收社会主义的因素，被迫进行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默默的(决不能声张的)而且被当局和主流意识形态刻意掩盖(很有效)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达国家的全体社会成员都从中受益，既包括无产阶级，也包括中产阶级，而垄断资产阶级让渡了一部分经济利益，却换得了政治稳定，维持了政权。这个“机会成本”比“光荣革命”要小得多，毕竟只是花钱的事，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于垄断资本集团来说，搞钱和撒钱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事物发展的本质往往被现象所掩盖，特别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人们难以看穿历史的奥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开始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于是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思潮，而且成为先进人士的社会实践(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试验)，甚至成了欧洲上流沙龙关注的时髦话题。这表明传统意识形态，即认为资本主义是符合“自然秩序”的“永恒”的社会制度这种官方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已经发生动摇。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正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工人运动的思想结晶和政治愿望的集中体现。当《共产党宣言》代表工人阶级公开喊出“我们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时，说资产阶级政府惊恐万状，决不是夸张，而是合乎逻辑的历史事实。待到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被马克思无可辩驳的强大逻辑和前所未有的理论形态揭露得体无完肤之时，资产阶级当局犹如“于无声处听惊雷”，其内心的反应更是可想而知了。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③马克思的《资本论》堪称千古奇书，“一语惊醒梦中人”——除了无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一起“惊醒”。所以，资产阶级是与无产阶级同时被历史的钟声惊醒，并做出政治上的反应的。

　　虽然是两大阶级在思想上被同时惊醒，但是思想理论要转变成政治上的实际成果，还是要靠阶级斗争。十九世纪人类还没有发明物质原子弹，但是精神原子弹已经发明，就是《资本论》。《资本论》“爆炸”于1867年，但《资本论》掀起的巨大的政治冲击波激荡了历史不止一百年。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开始先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开始被迫放弃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也正是面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革命形势，伴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立法手段调节全社会的剩余价值再分配，开始为工人阶级建立社会保障。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现代最早的正式的社会保险制度是19世纪末由俾斯麦制定的(在美国颁布《社会安全法》半世纪以前)，当时俾斯麦正领导着刚统一的德国快速步入工业化社会。‘德国的统一激发了人们的新干劲，引发了新兴趣，带来了各方面的新看法’，俾斯麦曾经说道，‘但是，啊!这个社会问题足以令所有政府都为之战栗。”④这个“令所有(资产阶级)政府为之战栗”的问题就是十九世纪遍及欧洲和北美大陆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德意志帝国成立是在1871年。无论如何评价德国这一段“铁血”历史，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俾斯麦能在德国崛起之初，在两次大的战争之间(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喘息时期内进行了包括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一系列劳动立法，尽管目的是压制和缓和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但是毕竟开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先河，这无论如何也是德国资产阶级做的一件有政治远见的“善政”。俾斯麦的劳动立法被包括马克斯·韦伯在内的德国新历史学派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吹捧为“社会主义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上起到了维护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俾斯麦的政策确实对于缓解阶级矛盾起到了作用，所以才能够为欧洲各国效仿，而且在当时西方各国都起到了相同的作用，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劳动立法虽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在向资本主义制度体内“注射”社会主义因素，有进步意义。历史进步，向哪里进步?当然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进步。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理论和实践也具有某种进步意义。所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破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承认垄断资本主义改进社会公平的经济社会改革实际上具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这是实事求是，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剩余价值理论诞生以后，一百六十年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恶意攻击和批判。前者出于政治原因的攻击姑且不去理睬。对于后者，其实，即使剩余价值理论真的不那么完善，例如忽视了所谓“企业家才能”的贡献也好，忽视了人力资本的作用也罢，其实这些“问题”剩余价值理论都可以回答。前者如果是资本家本人，在C+V+M里M得到回报;后者如果是“白领”，在“倍加的”V中得以实现;如果有股份，可以参与M的分割。这些都已经无关宏旨。因为劳动价值论已经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马克思又给予了科学解释，所以剩余价值理论只要大体上说清楚资本家的剩余价值M来源于工人的可变资本V，工人阶级的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资料价值V，而且还创造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M，再说清楚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工资是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说明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做到这些，在政治上对于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利益就足够了。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需要首先从政治上着眼，须知马克思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是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否则便成吹毛求疵，实际上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它是干什么的。这样讲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穷尽了真理，或者不需要“与时俱进”，实际上恰恰相反。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发达国家的阶级斗争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工人阶级通过不断地斗争逐渐得到了自己创造的全部的V，还通过国际市场机制得到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半外围和外围国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移，甚至还可以享受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遗产税等手段建立起来的，由再分配体系支撑的现代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改变，中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形逐渐改变为纺锤形。给了社会成员这些利益，归根结底并不是由于发达国家政府的意识形态改变，而是出于政治利害的考量，垄断资产阶级政府发现用再分配来“熨平”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向劳动作一些让步，“花钱买稳定”，总体上对资本有利，总比失去政权或分出一部分政权要好。资产阶级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出于被迫，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即使意识到了，结果也是一样)自己是在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不断注入社会主义因素，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向社会主义演变。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进程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是百多年来国内国际劳动与资本对抗的结果，这一演变进程大体上与这一对抗的形势演进相一致，共进退。阶级斗争，一个含义非常明确的概念，现在通常被称为“搏弈”。从世界范围看，自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来，劳动与资本的斗争，也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博弈”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连资产阶级自己也感到不能“容忍”，也痛感资本需要节制，对垄断需要“调节”。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阶级斗争更迫使发达国家政府改变其“资产阶级守夜人”的消极被动立场，开始积极地通过加强立法、反对垄断以及加强再分配来调节经济政治关系，主要是劳资关系。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流行，不是笔者杜撰，而是历史事实。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思想家、《进步与贫困》（《Progrees and Poverty》）一书的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便是这一时代美国意识形态的灵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The Populist Movement），诞生了“社会党”（Socialist Party）。而领导该运动的政治领袖德卜（Eugene Victor Debs，1855-1926）被推戴为社会党参加1912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而且声势逼人。这次选举，虽然德卜没有当选总统，但是这次运动和选举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虽说“现代最早的正式的社会保险制度是19世纪末由俾斯麦制定”的，但是实际上随着欧美主要国家反垄断措施的出台，建立社会保障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只是在西方各国都遇到垄断资本特殊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各国的步调不一。面对《资本论》的巨大威力和实践后果——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普遍高涨的形势，具有“光荣革命”的政治妥协传统和丰富政治经验的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被迫实行战略退却。他们无疑“悄悄地”研究借鉴了《资本论》，认识到为了维护私有制政权的根本利益，资产阶级只“吸血”不“出血”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为了垄断资本集团的“根本利益”，他们不仅必须向劳动人民支付全部劳动力价值V，而且需要通过改变税收制度将资本的一部分私人积累转化为社会积累，需要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工人和劳动人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是用资产阶级自己的钱（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为资产阶级自己的政权“买”政治保险，如同资本家化钱买财产保险、人寿保险一样，无非再加一道政治保险，而且动用的钱有限。财产险、人寿险过去是由资本家自己上，分散上，这回是由资产阶级政府代上，“集体上”，而且“政治险”实际上是一种“综合险种”，很划算。如果不“买”这道“综合险”，无产阶级的风险很大（有工作，就有饭吃，还可能是半饱；没工作，就得扎脖；老弱病残，只有等死。既如此，不如跟着共产党革资产阶级的命），资产阶级的风险更大：既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看样子是非要与自己拼个鱼死网破，最后不要说血流漂杵，重演尼古拉二世为代表的沙皇俄国地主资产阶级覆灭的悲剧，就是重演法国大革命也受不了。于是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一面通过军警继续镇压工人阶级，一面采取措施完善立法，迫使垄断资产阶级作出政治妥协和让步政策，实行战略退却。这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开了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垄断调节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先河。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一场由外部阶级斗争引发的本阶级内部严重的政治斗争，其性质和意义不亚于“光荣革命”。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通过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遗产税来调节生产关系，这是直接照搬《共产党宣言》。1890年美国颁布《反托拉斯法》，是防止自由竞争导致垄断和垄断资本无限制地“大鱼吃小鱼”；通过立法限制工作日和初步建立社会保障，是迫使资本家在经济上放弃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并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在政治上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作出让步，初步建立起垄断资本统治下的社会公平。这些做法，实践上是受到阶级斗争的巨大压力，理论上是被迫接受《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训。正因为这种历史性的让步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这个过程也是艰难的，充满斗争的，也是有反复的。但是毕竟收到了初步的政治效果，毕竟工人阶级的收入有所提高，工时有所限制，劳资矛盾有所缓和。这场资产阶级内部的“革命”，在西方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美国由于历史原因，情况更糟一些，起初大资产阶级根本不买政府的帐。例如1890年美国颁布《反托拉斯法》，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美国诉奈特公司”一案中公开站在大公司的立场，使《反托拉斯法》成为一纸具文。经过政府的持续不妥协的努力和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垄断资产阶级终于让步。总的说来，经过这一段法制改革和经济关系调整，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已经开始初步得到改革。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疲惫不堪，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这也为以后的社会改革和演变准备了条件。

　　第二个时期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到二战结束后的六七十年代。这是现代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不仅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而且从一国发展为多国，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或说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二十世纪西方国家继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遭受的又一个沉重的政治打击。这个时期，苏维埃俄国经受住了严酷的内战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绞杀，不仅抗了过来，而且焕发出令西方资产阶级“老爷们”难以置信的生命力。苏联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劳动人民地位、生活的空前提高和忘我劳动的精神面貌，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等落后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壮大，加以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给予西方国家以第三次沉重打击，等等，这一切都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并在国际上形成有利于革命的形势。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形势给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以巨大的外部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三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它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模式的彻底崩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这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这才应当是凯恩斯经济学被称为“革命”的真义。“凯恩斯革命”不仅真的是革“命”，而且是“借刀杀人”，是借社会主义之刀，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命，目的在于拯救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但是这样一来，等于在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上捅出了一个大窟窿：如何自圆其说？需要实行“紧急修复术”。于是玩了个障眼法，发动宣传机器齐声鼓噪，说是凯恩斯发展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把罗斯福“新政”这种本来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改革记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帐户上（财务上这叫“记花帐”），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这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上的矫情和指鹿为马，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失败的表现。至于这是借“社会主义之花”，献“资本主义之佛”，则绝口不提。提了，戏法就漏了，所以万万不能提这茬儿。西方国家不提这茬儿，是有难言之隐；可是，社会主义国家偏偏也不提这茬儿，看不到或不承认其“借花献佛”，也似有“难言之隐”。于是，正中下怀，历史的马虎眼就此打过去。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美国人自己也开始承认，“福利国家是在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两者中寻得的一种基本上折衷的尝试。罗斯福‘新政’拯救了受到左、右翼夹击的美国资本主义。而援助计划和劳动法的实施是为了在不破坏资本主义活力的前提下，消除自由企业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贫穷、失业和家庭离散。”⑤

　　美国如此，欧洲国家大同小异。可见，在三十年代发生的历史上空前的大危机、大灾难、大惨祸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挽救，资本主义模式由此进一步发生重要变化，其基本原因是以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形态和罗斯福新政以及其它发达国家的类似政策的形态，“大剂量地”向当代资本主义体内注入社会主义因素。由此，经过战前的“新政”和战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普遍的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西欧和北欧国家在向社会主义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当代社会模式。对这些模式起什么名字，叫什么主义，贴什么标签，或者是不是社会主义，不同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主张，所以众说纷纭。这些都可以争论，但是有一点难以否认，西欧特别是北欧模式中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象罗斯福推行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政”（例如社会安全法）不仅并不完全是强制推行的，而且受到若干垄断资本的超级财团如杜邦（du Pont）公司、通用电气（GE）公司以及那些具有改良思想的投资银行家的强有力支持。即使在希特勒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在战时，政府也实行了养老金、普通家庭补助和经济技术专家监管制。⑥这些制度由当时的法国傀儡政府颁布，但无疑是得到法西斯德国认可的。这些制度在政治上是为了笼络人心，这毫无疑问。可是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没有的，它反映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即使是法西斯政府也不能无视社会保障了。由此可以推论，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必然是短命鬼，希特勒做不到的事情，别人也做不到。

　　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国，财富和权力极度膨胀。可是冷战也成为促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福利国家演变的重要因素。为了防止工人阶级“赤化”，需要扩大公共支出。在冷战的政治大气候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凯恩斯主义、马歇尔计划和福利国家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得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很快，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西欧和北欧国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税率最高达到60%到70%）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社会和谐。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一切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所攫取的剩余价值全球化（全球剩余价值分配却是限于西方国家，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严格控制移民）这一条件下实现的，是以战后“南北问题”日益严重为背景的。这方面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世界政治地图上可以看出，欧洲地处美苏对峙的洲际导弹之间。在地理上越是靠近苏联的西欧和北欧国家，其福利国家的水平就越高，而这种福利国家的“边际效益”随着地理上的距离越是向西，越是递减，到了美国，虽然不是趋于零，反正是另一种模式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差别，是导致战后美国与欧洲同床异梦，以致后来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西方的社会学中，福利国家政策被认为是一种向广大中下层社会成员的一种社会贿赂行为，用以削弱强硬的左派的政治影响力，就是笔者所说的那种“买保险”思想。在二次大战以后，西欧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不小的变化，社会民主和社会公平意识得到广泛认同。鉴于战争的教训和向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回归，社会意识形态普遍认为在工业社会已经不能无视多数人的利益，否则社会可能同归于尽。这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得以在欧洲获得普遍认同的一个思想基础。在这种条件下北欧一些国家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欧洲的特殊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需要指出，首先，这些国家“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是以战后东西方的政治对抗和美苏洲际导弹的对峙为条件的，也就是说是以二次大战的惨祸和劳动与资本的国际政治斗争为背景的。离开这些大的历史条件，这些国家向福利国家的演变，是难以设想的。所以，这种“和平演变”与“第二国际”主张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后者实际是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自发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实际上，离开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世界格局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自发式的和平演变”根本是不现实的。

　　2007年有一篇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引起争论。该文认为，二十世纪“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和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和平竞赛。“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⑦这种文章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噱头”。且不说将三种社会制度比作“模特大赛”，政治上极不严肃，遣词也过于轻佻，似乎是以模特裁判的眼光来判断社会制度，难怪在网上激起公愤。这个观点的要害在于完全违反历史事实。如上所述，在福利国家基础上产生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结果，也是美苏对抗的结果。说民主社会主义演变了苏联，不仅是倒因为果，也是违反国际政治常识的。这篇文章的要害在于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老实说，北欧模式好，中国学不了。其原因很简单，发达的社会民主制度与发达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中国与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差太远，就西方人重视的人均GDP而言，差一百年以上。不但中国学不了，俄罗斯也学不了。最有条件学习北欧模式而偏不学的，偏要学习“罗马帝国”模式的，是美国。所以，在笔者看来，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忽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无论主观上动机如何纯正，如何热爱民主，客观上都是帮助美国队往中国大门里踢“乌龙”。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有关阐述，已经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

　　北欧国家都是些小国，而且处在北约范围内，也就是处在西方政治体系内，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和活动空间有限，因此这些国家的政治演变也是不稳定的。单纯从国内政治和社会制度上看，很难否认北欧这些小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在国际政治上，它们又属于西方范畴。这是一个奇特的事实。根据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论”的思想，历史的合力无疑也包括小国。随着苏联解体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些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其社会政策方向和政治取向也可能发生某些变动。但是，那里的社会物质基础已经相当先进和雄厚，社会制度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欧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发生象美国那样的大幅度倒退也是难以想象的。

　　其实，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西方国家不仅公开承认，而且颇为自得地向社会主义国家示威呢。据披露，1965年西方国家在美国费城召开会议，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⑧罗斯福“新政”三十年以后，“资本家”吐了真言。可是，这三个“借鉴”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是多么熟悉，这简直就是晚清魏源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现代翻版！《资本家宣言》显然是对着《共产党宣言》来的，是要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1965年，正是中苏公开分裂的时刻和中国“文革”前夕，这个历史背景，这个渔翁得利、得了便宜卖乖的《资本家宣言》，真让人感慨万千。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是个老奸巨滑而又能够忍耐、善于学习和应变能力很强的对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资本主义最虚弱的历史时刻，它靠学习社会主义抗过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社会主义最困难的历史时刻，中国靠“韬光养晦”的传统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发展和改革也抗过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华复兴，正方兴未艾。

　　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这一时期又以苏联解体为界，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东西方对抗开始激化，战略平衡随之遭到破坏。先是苏联“勃烈日涅夫主义”在国际上的四面出击，后来陷入阿富汗露出破绽；其后是以美英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开始反制苏联，并通过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掩护的全球化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向劳动发起卓有成效的反扑。请注意，这里使用反扑而不是进攻一词。从世界范围看，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国际垄断资本在劳动人民有组织、有理论和有强大国际政治后盾的反抗面前处于局部退却、战略相持状态，不仅如此，在这种长期相持状态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被迫发生和平演变，这是违背垄断资本利益的，也是被迫的。特别是美国发起反扑，也是为了挽救自己衰落的霸权。美国在自己的历史“下降通道”中发起反扑，其战略思想是试图在自己彻底衰落以前打败对手，再通过打扫战场、通吃世界建立新的霸权秩序，捞回成本。所以，时间对美国不利，这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弱点。这一点与抗日战争中日本的战略地位不无相似。世界都需要在战略上看穿这一点，战略上美国并不可怕。美国人靠榨取世界资源和以美圆发行机制剥削世界，过惯了舒服日子；美国人又最惜命，最怕死。美国的好日子已经结束。而且，美国由于政治上的狂妄，已经在伊拉克陷入可怕的泥潭，正在挥霍和消耗自己的实力和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已经露出疲惫、颓势甚至败象，而对东亚明显表现出鞭长莫及之感。但是美国擅长搞心理战和金融战，近年来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心理战已经打出很高水平，最近美国透露要对伊朗发动“闪电战”，以便在三天内彻底消灭其全部军事力量。这是否还是心理战，抑或是战争升级，相信还是前者。美国要真敢打伊朗，那就是真的疯了，不是坏事。

　　1991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两极世界格局遭到颠覆，催生了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政治狂想症。但是美国没有通吃世界的实力，也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建立起单极世界，那只是一个政治狂想症催生出来的一个政治泡沫，只是全球化诸多泡沫中的一个泡沫。认为美国战胜苏联以后建立了单极世界，既是美国吹起来的泡沫，也是国际思想界的一个误判。当代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独霸世界、通吃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资源和能力。

　　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元人赵孟府(兆页)娶妻，其妻管道升作一词。词曰：“你浓我浓，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古时候名人多半就是实打实的名人，泡末较少，赵孟fu(左兆右页)就是一例，连老婆都造诣颇深。这首词很形象，且生动有趣，故流传至今。虽说是一首情词，古为今用，也可翻出政治意义。

　　我们不能无视、甚至也不应低估资本主义进入垄断以后百多年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进程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实际上，这些国家尽管各自所处的条件不同，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但是总起来说，同十九世纪相比都已经有霄壤之别，经过几代人的和平演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此，笔者的朋友，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研究员有一段比较深刻的概括。他说：“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即私人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剥夺者，在生产社会化过程中，不断转化为被剥削者，消失在生产社会化车轮之下，社会资本向更少数人集中。个人资产的数量已经超过个人支配的能力，被以更大规模、更复杂的社会形式运营，私人占有的个人意义逐渐被社会意义所代替，为个人积聚财富的微观剥削行为在宏观上逐渐向为社会积累转化。以全面推行高额遗产税为标志，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基本实现。于是私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就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不可阻挡的客观规律。”⑨这段话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过程中随着私人积累向社会积累转化，私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在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过渡的看法，笔者是赞成的。但是说“以全面推行高额遗产税为标志，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基本实现”，笔者认为不可仅以遗产税一个经济指标就定了乾坤，还必须考察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和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社会主义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经济社会公平，也要表现老百姓在政治上真正有权力和地位(选举权是虚伪的)，还要表现在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维护世界和平、正义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毕竟是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负有国际主义义务。以美国政府的自私和不负责任以及侵略成性的外交政策，无论如何实行高额遗产税，都只能是帝国主义国家。

　　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都是混合经济，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已经是高度全球化了。跨国公司的触须几乎无所不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也是全球化的。而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却基本上还是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如果发达国家能够促进分配和再分配全球化，把巨大的财富通过垄断资本的全球调节用于世界和谐、发展、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资本全球化造福于全人类，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带这个头，那可就功德无量了。在后工业时代用“高技术”手段包括现代金融技术手段从全世界各个角落盘剥来的巨额剩余价值和财富，被发达国家通过现代税收包括税率惊人的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等手段纳入其以财政为主的社会再分配系统，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建立发达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强大经济支撑，成为其向社会主义演变的物质基础。但是在美国，却成为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和穷兵黩武的物质基础。而美国恰恰是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是带头羊。所以现在西方国家这个“羊群”究竟在政治上向何处去，已经出现混乱。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毕竟人类社会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不会白过，社会主义思想的长期传播和浸润使得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包括一部分超级富豪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遗产税的税率在一些发达国家高达60%以上，这在我们这里看来不仅高得惊人，而且简直不可思议。而这在发达国家已经实行几十年了，这主要也是富人接受，特别是许多超级富豪们接受。遗产税，而且不让他缴纳还不行，去年曾有一百六十多美国巨富上书布什总统反对取消遗产税的动议，就属此类先进人士;或者，也不用缴纳什么遗产税，因为那毕竟是身后的税，象比尔·盖茨夫妇正值青春年少“等不得”，干脆就捐作基金，立马就能造福社会。用中世纪的标准衡量，这些人是超级骑士(风度)。用现代标准衡量，客观上这就是社会主义者。欧文是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这些富豪不可以是呢?你说他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也可以，其实没啥区别。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遗产税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税种。资产阶级原是资本的人格化，当资产阶级的高额收入和遗产通过税收手段从私人资本积累转化为社会公共积累而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时，这些巨额的剥削收入就已经通过财政“洗”干净了，其人格也得到某种提升和升华。可以说，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遗产税是发达国家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公开为资产阶级“洗钱”(另一种“洗钱”)，不管钱是什么来路，只要进了国库，造福社会，就都是一般等价物，没有“黑”“白”之别。至于纳税人，很可能不信仰社会主义，他们多是基督徒或天主徒，他们在做出这些善举的时候，心里可能想着上帝，或是想着回馈社会，为了民族国家，为了自己后人健康成长，总之压根没想到社会主义。但是没有关系，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推进了社会公平，促进了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和演变。与此同时，他们的灵魂得到升华，上了天堂。共产主义也是天堂，与上帝的所在，是一个地儿。所以，有什么关系呢?

　　对财富的态度，其实中国人原有很好的传统。中国古代优秀士人的传统，对富贵的态度并不虚伪，儒家对富贵的态度是既追求而又淡定从容的，讲究个“道”，承认“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仅爱财讲道，破财也讲“道”，所以每逢国家民族临难，毁家纾难者，历代皆有之。这就不仅是讲“道”，还讲“义”了。这个优秀传统，一直传承到二十世纪，李大钊一代仁人志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开党”开国元勋，都有“铁肩担道义”的气概，而且言出行随，以身殉道。可惜这个优秀传统传到今天，已经象许多珍稀动物如大熊猫一样，濒危了。今人大多由于“进化”而太“聪明”，爱财完全不讲“道”。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向古人学习取财之“道”，而且也要承认欧美国家由于向社会主义的长期演进，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光是现代市场经济成熟发达，不在于自由放任，而在于垄断调节;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先进，也不在于“经济人”意识，而在于对财富和社会公平、公正的态度。当然，这也是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归根结底，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一个人均GDP二千美圆的穷国。我们跨入了社会主义的门槛，但是这也只能缩短而不能跨越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演进的历史和经验，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社会历史的参照系。

　　从二十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演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曲折发展以及经济改革历程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碎，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历史过程。当然这是一个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过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于这个政治斗争历史过程究竟有多长，谁也回答不了，反正历史没有终结。马克思早就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主义、两种制度最后的历史演进结果，必然是同归于尽的。之后的社会形态将是世界大同，是“环球同此凉热”，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终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既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终将同归于尽，岂不就是“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吗?

　　不难看出，上述一百多年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演进的过程，实际上是与世界范围内劳动与资本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相一致，共进退的。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于复杂的原因，战后美国与欧洲在政治上已经日益分道扬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实际上已经分裂（欧元问世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分裂）。英国实际上是夹在美国和西欧国家中间。虽然近年来在布什政府的影响下，西欧右翼势力抬头，但是未必能坚持长久。美国与老欧洲政治上的疏离，使得“西方”这个作为二十世纪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际政治概念实际上正在淡化，“西化”作为我国的政治概念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变为“美化”即“美国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经过百年的历史演变，使得欧洲某些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具有某些社会主义性质。叫社会民主主义也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好，或别的什么名称也好，本质上具有某些社会主义性质。对此需要我们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在理论上给予认识。这一学术上的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至于在理论上如何概括，在政治上、对外政策上如何处理，是另一个问题。这也恰恰说明当代历史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也在分化。弗里德曼说，这证明了资本主义具有“自我修复”能力。试问，如果没有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来自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外部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会有“自我修复”的意愿，何来修复能力？如果都向左修复成北欧模式，阿弥陀佛，世界就走向和谐了。如果都向极右修复成“布什模式“，人类就只有毁灭了。所以这种话只能骗骗没有政治经验的人。说到底，这种“自我修复”，固然表现出垄断资产阶级政府圆熟的政治手段，也是为了防止酿成重大政治后果甚至变生不测。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是一种现代资本主义自我拯救和向前演进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自我拯救和向前演进的方法论实质是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汲取营养，具有历史进步性质。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复辟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反历史潮流而动的性质。应当承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调节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其经验也值得今天我们借鉴。但是同样重要的经验是，这种全社会范围内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而不是市场自发调节的，其中在关键时刻最高领导集团的决心和意志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政权性质上，存在着发达国家这种历史演进发生逆转的政治根源。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四、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斗争(妥协或让步，经常也是斗争的形式)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存本能。随着人类政治经验不断积累和文明的进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被不断地上升为理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理论反映。从历史趋势上看，越是发达国家迫于阶级斗争和国际政治压力不得不进行改革，不得不发生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演变，反动势力就越是不甘心灭亡的历史命运，阶级斗争也就越是尖锐。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当代国际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水平越来越提高，形式越来越复杂，表现似乎也越来越“文明”。从表面上看起来，越来越不象过去那样“你死我活”和充满血腥，但其实质没有变化，只是更加阴险，也更加厉害，让你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从西方具有代表意义的英国历史看，当近代资产阶级随着自身财富的积累，越来越把阶级斗争作为争取本阶级政治利益的自觉行动以后，在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长达几百年翻来覆去的历史较量中，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两者实际上经历了斗争、妥协、融合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当然斗争是主要方面。1689年的“光荣革命”实现了新兴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贵族阶级共同掌握政权，实际上是一场“光荣的”(不流血的)“和平演变”，于是后者与前者“混合生长”(借用列宁所说的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混合生长一语)，逐渐演变成现代英国资产阶级。所以，现代欧洲资产阶级既继承了贵族阶级历史上长期进行封建统治的经验，又拥有“光荣革命”的近代政治妥协经验，还拥有几百年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统治的国际政治经验，可说是政治上的老狐狸精。西方从近五百年经济全球化中积累起来的国际政治经验更是极其丰富，不可小觑。从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看，拥有悠久历史和政治经验至今又居强势地位的国际政治实体已经很少，能够与美英在未来构成竞争对手的更是为数不多。从美英关系看，美国得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继承了老欧洲的政治经验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英国到底是资格老，经验多，还有血缘和历史优势，既符合美国需要，又能分化欧洲，所以美国百年来一贯拉着英国。英国为了自身利益，也乐得狐假虎威。从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看，从世纪初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形势发展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再到二次大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一直到五六十年代世界反帝反殖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确是颠覆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几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地图，并一度形成东风压倒西风的气势。正因为美英在政治上是老狐狸，所以能够根据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能够在历史时机不利时“潜伏爪牙忍受”，能够放软身段，改变策略，拉拢分化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放出手段，搞和平演变，玩弄某些发展中国家于股掌之上，甚至发展到玩弄“缓和”战略，麻痹和玩弄苏联领导人于股掌之上;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西方的变化，看到有机可乘以后，美英迅速出手，推行新自由主义战略，在国内向劳动人民发动政治反攻，通过再分配夺回历史上失去的利益;在国际上先后诱导拉美、东南亚国家以及苏联东欧国家落入新自由主义陷阱。回顾二十世纪这一段历史，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这一段历史，不能不承认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上一直很清醒，政治上早有准备，也有眼光，手段相当老辣。老话有“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形式和手段，已经发展到围棋“九段”水平，杀人不见血的。君不见一次次国际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的国民财富，转瞬之间就被西方大鳄席卷而去，背后都有国际政治背景，而且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则。其后果，绝对不亚于一场战争，而且不流血，很“文明”。苏联解体以后，中国被美国鹰派视为冷战的唯一幸存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面临的机遇相当大，风险也相当大，虽说是“机遇大于风险”，但是许多风险，特别是现代金融机制极其复杂，金融风险之大，为普通人所难以想象。

　　第二节 二十世纪后半叶国际形势的逆转

　　美英是国际政治的老手，是老狐狸。战后西方制定的和平演变战略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国际政治斗争的继续和新的形式，但是归根结底，和平演变的客观依据主要是国际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制定的国际政治前提是东西方政治对抗和战略平衡。一旦国际政治力量失衡，例如九十年代以来，动用武力和“战争演变”的方法就可能成为“常规”方法，“和平演变”包括“颜色革命”等方法可能成为辅助方法。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东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究竟是谁演变了谁，抑或是相互演变?其实是相互演变，这种相互演变的态势发展是与相互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相联系，共进退的。然而，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终归是不平衡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战略平衡一旦打破，战略机会就出现，战略局势就会逆转和变化。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时期资本对劳动的战略退却转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战略反攻，明显地表现出老狐狸不但一直没有打瞌睡，而且伪装得很巧妙，特别是出手的战略时机抓得很准，手段也相当老辣。

　　一、战略平衡破坏和国际形势逆转

　　六七十年代之交，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全球化酝酿深刻变化的时刻。以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带来的人类生产力发展为基本背景，“地球村”的生存危机爆发。正是在这一深刻的背景下，美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从人类所处的全球环境来看，世界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人口爆炸、石油危机等等危机已经完全明朗，罗马俱乐部亮出了“增长的极限”的红牌。美国站在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国的地位上，这样理解时代给美国和西方国家提出的政治任务：第一，世界资源即将耗尽，地球不仅不可能承载六十亿人口进入现代化，甚至不能承载美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鉴于美国继续处于相对衰落的地位，美国必须作出政治战略选择，何去何从？要么在东西方对抗中灭亡，在苏联的进攻中灭亡，要么决一死战，战胜对手。第二，美国肩负“上帝的使命”，要“拯救”人类。但是地球资源有限，既然不能“拯救”全人类（上帝会原谅我们），也要“拯救”西方自由世界（实际是“拯救”自己）。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少数右翼精英（或称鹰派，不是全部精英，精英已经分化），实际上已经抱定“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的信念。第三，为此，要么赶在自己迅速衰落之前，孤注一掷，尽快战胜苏联、中国等对手和共产主义，结束东西方政治对抗，而且必须不战而胜（核战争打不起，打不过，打得过也不能打），从而实现美国为首的“赢家通吃”全球资源；要么在与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决战中最终耗尽“最后一滴血”。美国是因衰落发起攻势，而不是因为真正强大。而且历史地看，这是反攻，不是进攻。认识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美国推出了通过推动全球化实现全球“美国化”的战略。这个战略当然需要乔装打扮一番，毕竟冷战时代“炮弹”也需要“糖衣”，需要讲究意识形态“包装”，好在美英对于冷战中的意识形态战和心理战都素有研究（美国的教授也不是白养的，其中意识形态的谋士和卫士也很多），于是精心炮制了“新自由主义”。事实证明，美国虽未达到目的，但战术上成果不可谓不丰，只是在战略上政治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毕竟别人不都是傻瓜。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为人处世讲究中庸之道，得势须预留退步，尤其不为已甚。美国“小伙”（两百年历史，不是“小伙”而何？）毕竟后进，嫩了些，急了些，得把时下手忒狠，不仅犯了众怒，而且结了梁子（结仇）。从普京的眼神、话语和政治动作里谁都不难看出来，听明白，那是俄罗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深仇大恨呐。俄罗斯扶平伤口，挺身而出，再次叫板美国，完全合乎政治逻辑和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当然，俄罗斯也明知不能死磕。尽管如此，中国人也应当为之叫好。曹操当年与刘备煮酒论英雄，说：“夫英雄者，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环顾当今天下，美国虽仍居霸主地位，实力也并不是无穷大，被小布什这两届总统干下来，多少伤了些元气。俄罗斯虽新败未久，但是元气已在恢复。当今能与美国在军事上争锋者，环顾全球，仍非俄莫属。俄罗斯此番表现极不寻常，不仅战略轰炸机恢复巡航和在北极军演，而且拉中国和中亚五国联合军演，后来竟亮出普京总统柔道高手的肌肉，充分表明对美国和西方俄罗斯不再示弱的决心。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几个重要的判断。俄罗斯认为，第一，美国、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竞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第二，近十年来世界能源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十年前全球80%的地下能源属于西方私人公司，现在几乎80%的能源属于国有公司，但不是西方的国有公司。第三，能源占有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俄罗斯占有优势；欧洲严重依赖能源进口，正陷入发展危机，更加虚弱。第四，美国陷入伊拉克，正在遭受可怕的打击，其全球影响力大打折扣，但是待美国从伊拉克抽出身来，也就是七、八年以后，美国会恢复实力。那时，欧洲的局面也会好转。这期间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实力会有很大发展。第五，因此，俄罗斯不能与美国和西方硬碰硬地“死磕”，否则既消耗自己，又被“渔翁得利”，以致十年以后将面临中国和亚洲的竞争。（12）美苏对抗时期，本来中国比较超脱，因为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那原是中国的第一个战略机遇期。可惜我们搞了“文革”，浪费了机遇。苏联解体以后，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决不当头”。 “决不当头”，不仅是为了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客观上也是虚位以待贤者。“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不仅是权宜之计，也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政治智慧。这样中国才能利用矛盾，纵横捭阖，坐收多国之金。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话说，叫利益最大化。但是，现在遇到问题，“决不当头”也不意味着一味缩头。一味缩头等于发出错误信号，示弱可欺，甚至可能演变成开门揖盗。所以，如何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求得最佳平衡，实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题目。

　　笔者上文对美国七十年代以来战略意图的分析决不是主观臆断，更不是痴人说梦，也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从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战略实施和在解读“布什主义”、“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中悟出的结论。

　　进入七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出现了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的复杂情况：苏联实际上陷入慢性危机，并日益落入西方“缓和”的圈套；中国陷入“文革”内耗；中苏冲突一度严重到一触即发；发展中国家出现分化；革命形势消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过战后持续较快发展以后进入结构调整；科技领先、经济发展、生活提高、福利改善、社会进步等等大大改善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形象，扭转了二十世纪以来其不断恶化的政治被动局面。这些复杂情况改变了东西方的政治力量对比，战略平衡开始打破，国际形势明显向有利于西方倾斜。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垄断资本在政治上的战略退却（一退再退）已经差不多一百年了。历史性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七十年代以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垄断资本集团展开了在国际上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为政治掩护的与“共产主义”的反攻和决战。其国内政策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和大规模减税以及削减社会福利，实际上是通过杀贫济富的改革政策向富豪们“送礼”，其政治实质是资本对劳动的全面反扑。但是，限于条件，还只是反攻而不能倒算，仅仅反扑而已。1982年，里根总统与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签署秘密协议，相约联手埋葬“共产主义”，这是美英国际战略的明证。这一时期美英联手，借助国际金融机构等组织（包括索罗斯基金等非政府组织），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上全面加强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冷战和新自由主义渗透；在政治和外交上对中国一面拉拢，一面渗透；对拉美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通过新自由主义给以毁灭性打击。经过这一回合较量，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战略在苏联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普遍得手，在中国一度产生影响，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受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和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两极世界的格局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结构。美苏对抗长达半个世纪，消耗了地球上的大量资源和双方的国力，从现象上看，苏联解体似乎美国获胜，实际上两败俱伤。美国的衰落趋势也正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日益显露，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靠美圆的发行机制和全球输血维持。美国是撑着衰落的病体，困兽犹斗，在与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作“世纪的决战和赌博”，其政治上孤注一掷的性质是明显的。美国敢于孤注一掷，在于它预先打好算盘：美国搞垮苏联东欧以后，可以乘势“摆平”中国和俄罗斯，至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则完全不在话下。待美国荡平世界，转过身来，西欧必然俯首听命，而日本经过“广场协议”的日圆升值，已经摆平。于是，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赢家，就可以“通吃世界”。从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看，美国在战术上确实“扳回了一局”。但是它在战略上输定了。这是由它的全球化战略所具有的实际上的“反人道”性质决定的，而且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那么大的实力。美国已经陷入由它推行的全球化战略为自己挖下的“全球化陷阱”不能自拔。困兽犹斗。我们且看它如何挣扎，如何收场。

　　二、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的两条道路

　　现在来描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已经成为惊世骇俗之论，一定会有人认为是痴人说梦。不是吗?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到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再到毛泽东关于“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结果怎么样，东欧垮了，苏联解体了，中国改革了。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旧“发达”。其实，这些都是现象，不是本质。1982年笔者曾有兴趣讨论帝国主义的“垂死性”问题，提出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个别论断，要承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调节对战后的长足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等等，诸如此类。(13)二十五年过去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意识形态几乎翻了个个儿。现在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任何人都吃五谷杂粮，都有局限性，领袖也不例外。对以上三位经典作家的上述论断，这里不去讨论，只是需要强调他们的论断无论有几分对错，多少都是有历史依据的，不是无的放失。列宁的依据是垄断形成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依据是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毛泽东的依据是战后五六十年代伴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而一度形成的世界反帝、反殖和反对种族歧视的革命斗争高涨形势。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是杜撰。上述三位都是当代世界公认为一流的政治家，对国际形势都有非凡的洞察力，纵使“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失”中就没有一丝一毫真理的元素?从历史的大跨度的趋势看，从事物的本质看，从他们的论断所依据的历史事实看，上述论断即便失误，也不能全盘否定。这是因为他们的论断所依据的那些历史事实的背后，确实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普通人是凭感性认识世界和接受真理，遇到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不免有糊涂认识，这不难理解。高级干部和专业人士，特别是许多高级专业人士，既然是“高级”，就需要比一般人站得高一些，看得深一些，远一些。世间的事务，现象与本质相背离，是一种常态;相一致，是一种变态。这是人们都了解的常识。国际政治，大千世界，一方面无论穷富国家，上至道貌岸然的达官显贵，下至姿态万千的芸芸众生，其实每天都需要吃喝拉撒睡，极其世俗;另一方面，国际风云，国际关系，波鹬云诡，瞬息万变，又极其复杂。惟其世俗，谁都能说上几句，如同看车的老太太都侃股票，特别是京城的出租车司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侃起天下大事来，一口气能说上半小时，俨然专家。又惟其复杂，国际政治事实上成为难以把握的“真经”，一种进门容易修行难的学问。特别是现如今，物欲横流，诱惑特多，作学问真的很难。在世俗生活中，人心难免势利，荣华富贵，人心所向，趋之若骛，虽不能至，也心向往之。说是物是人非，其实千百年来，世道变化大，人心变化小。全球化条件下也时兴“傍大款”。美国久居西方世界霸主，又领导全球化，所以“傍”美国这个大款成为某种世界性潮流。问题是，学者一旦傍了大款，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可靠性就要打折了。所以现如今，这学问难作着呢。

　　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始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崩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达国家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正是在这个过渡和危机中，诞生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高级”就高级在它实际上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入口。发达国家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演变的表现，只是垄断资产阶级自己不自觉，而社会主义者又长期不作此理解，或者不便于这样概括罢了。由资本的本性决定，垄断资产阶级总体上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演变，他们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而且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迫于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得已作出让步。这种让步，客观上促进了人类社会和历史进步。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4)在形成历史的合力中，单个意志的权重不同，力的大小和方向不同，社会发展和演进的道路会有很大不同。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现在人们都接受关于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道路的观点。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和相应的两条道路。顺应历史潮流和为大多数人谋福祉的方向，向社会主义演进，这是进步的道路。即使它历经曲折，但注定是最终将取得胜利的道路。西欧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而北欧走在欧洲最前列;逆历史潮流的方向，坚持为少数人的私利而与大多数人为敌的道路，是反动的道路。布什政府正走在这条道路上。这条道路即使得势于一时，但是注定是最终灭亡的道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危机)中，罗斯福“新政”和希特勒“新秩序”实际上代表了摆脱危机的两种政治选择。前者主观上是试图通过政治妥协寻求出路，虽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在客观上为美国的肌体注入了社会主义因素，而且剂量还不小;客观上也推动美国和西欧国家向社会主义演变。后者是试图通过暴力和种族灭绝强行在德国和全欧洲推行雅利安人的“新秩序”，进而实现全球的“新秩序”。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属于此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粉碎了希特勒的梦想，随着战后德国的深刻反省和欧洲福利国家的实践，向社会主义的继续演进，在欧洲基本上堵塞了把人类再次推进世界大战深渊的道路。这也是现在老欧洲与美国霸权疏离的历史根源。战后西欧国家的政治实践表明，他们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些领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西欧国家的经济没有走在最前列，落在了美国后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欧为维护社会政治进步(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付出的代价。

　　由于美国的霸主地位，七十年代以来美国从资本向劳动让步的权宜之计转向战略反攻，导致国际局势发生逆转。美国反攻的旗帜是新自由主义，其政策方向，在国内是从罗斯福新政倒退;在国际，在发达国家，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制度和社会发展方向;在发展中国家，是取消经济援助，通过推行“华盛顿共识”继续将其推向“全球化陷阱”;对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加紧推行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战略，包括新自由主义和“休克疗法”等等。其目的是实现以“美国标准”为标准的的全球化。发生这样的逆转，其一是由于在整个二十世纪，掌握政权的垄断资本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和野心，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时机终于被等来了，抓住了。其二，少数垄断资本集团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几乎到处都能找到当地的特殊利益集团与之勾结，沆瀣一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家贼引来外鬼，形成国内“铁三角”与外国垄断资本利益集团的结盟。其三，除了他们能够操纵(不完全是掌握)政权之外，还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用新自由主义操纵了美国和全球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因为新自由主义重要，有关方面没有忘记向坐了几十年冷板凳的新自由主义“先驱”哈耶克教授送去“迟来的爱”(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哈耶克在三十年代写了一本攻击苏联社会主义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可是他们绝没有想到，在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指引下，美国最终走火入魔，正如索罗斯所言，将被带上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这真是历史绝妙的讽刺。福兮祸所伏。在七十年代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西欧国家付出了经济落后于美国的代价，维持了社会进步;美国的科技和经济走在前面，却为了霸权正在政治上付出代价，而且将继续付出代价。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却加速了美国的“疯狂”和衰落。欧谚说，上帝要让你灭亡，先让你疯狂。 历史的辩证法真是无情。得耶?失耶?只能“让历史来审判”吧。

　　三、“美国梦”与“欧洲梦”

　　美国与欧洲同床异梦，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以后。同床异梦的结果，导致欧洲与美国政治上分道扬镳，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美国梦”中国人比较熟悉，它是指一般说来，在美国，每个人都拥有机遇来追求个人的成功、财富和幸福。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如此。在美国社会中，成功与财富是一体两面，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他的选择就越多，自由就越多，也就越是成功。所以，美国梦的理论依据是个人主义、“经济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它对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可以不管不顾，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它的好处是富于进取精神和充满活力;它的负面作用是到处引起冲突;它的解决办法就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你死我活。尽管美国人在他们的“定居者”祖先编织的美丽的梦里已经奋斗生存了两个世纪，但是他们终于发现，他们的国家已经变成一个在世人看来是最自私自利的国家，它的后果到最后就是导致一种“死亡文化”。2007年7月6 日是美国独立231年纪念日，今年的独立日使美国人感到格外困惑。在这一天，一个英国记者以直率而不乏调侃的批评笔调来祝贺美国的节日：“美国太爱钱了，它崇拜金钱，把市场当作上帝。美国太吝啬了，它的捐款比例比其它国家低。美国很粗俗，是个暴发户。美国的文化地位低下，却要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令人害怕“美国化”。美国傲慢无理，用恩赐的态度对待来自其它文化的‘小猴子’。美国太强大了，它的军事开支超过了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总和。

　　美国是个伪君子，它把为自身利益发动的战争粉饰成人道主义干预，并用刺刀来输出民主。美国自相矛盾，它煽动一些不民主国家的‘政权更迭’，却为另一些不民主国家提供武器、援助和贸易。美国的外交政策出尔反尔，它摒弃了维系数十年和平的‘不先进攻’原则，用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先发制人’取代了‘威慑’。美国与以色列走得太近了。美国抵制多边决议，喜欢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美国招致欧洲国家的嫉妒，导致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与之抗衡的势力集团。美国撞上了砖墙——中国的长城。美国没能解决伊斯兰教难题。美国甚至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统大选中44%的投票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美国的指责无尽无穷。为美国说话已经成为一种众叛亲离。

　　美国拥有一套杰出的思想体系，但它已经忘了那是什么，或是忘了应该如何表述。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睡美人。现在是时候把她叫醒了。”(15)美国是不是睡美人，中国人有不同的“审美观”，姑且不论。但是这段话至少说明老欧洲人早已很反感美国，以至今天连英国人也看不下眼了。

　　“欧洲梦”是随着战后美国梦的退色而由欧洲人逐步作起来的梦。欧洲梦与美国梦的不同，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因素，但是也反映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对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念、政治理想和生存方式的追求。对于两者的区别，美国的社会批评家杰里米·里夫金写道：“人们可以指出为什么欧洲似乎正在率先进入新时代的许多条原因。但在所有可能的解释里，有一条最为关键，那就是我们所珍爱的美国梦本身——它一度是世界所钦羡的理想，如今却导致美国身陷僵局。美国梦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成功——此词在美国方言里基本与‘经济成功’同义。美国梦过于关注个人的物质获取，而很少注目于更广阔的人类福祉，因此无法适应一个日益风险化、多样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它是一个陈年旧梦，浸透着早已萎谢的开拓意识。而当美国精神正在‘过去’之中疲倦枯萎之时，一个崭新的欧洲梦却正在诞生。这个梦想更好地适应着人类旅程的下一阶段——它允诺将人性提升为全球意识，以同一个日益彼此关联的全球化社会合拍。

　　欧洲梦注重群体关系而非个体自治，文化多样性而非同化为一，生活质量而非只是财富积累，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深度游戏(deep play)而非单调的持续劳作，普遍人权及自然界的权利而非只突出财产权，全球合作而非单边主义的霸权实践。”(16)

　　美国人民四百年来(不仅是建国以来两百年，还要加上“开拓”北美的两百年)为了实现美国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因为如此，美国梦对于美国人和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曾经有过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美国梦终归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梦”，它大大透支了全球的资源，它的“红颜”正在无可奈何地老去。美国梦的几乎所有优点正在凸显其缺点的一面，优点永远同缺点相联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被人为地上升为美国试图将全球“化”为泛美利坚合众国的强权政治梦，变成了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同化世界的殖民文化梦，变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试图在所谓“文明的冲突”中发动现代“十字军东征”，消灭那些实际上被布什政府内外少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权势人物视为“异教徒”的有关国家的种族灭绝梦。这样一来，布什政府实际上就已经把美国带上了战前德国走过的道路，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美国人民实际上已经成为鹰派的政治赌注和人质。普京总统在2007年访美之前不久将美国与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不是偶然的。

　　值得注意和有趣的是，在杰里米·里夫金看来，欧洲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不是汉学家，却推崇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和谐、关注感情、体谅他人的思想。他说：“长期以来，中欧之间共享着某种特殊关系。尽管时有争执，常常竞赛、偶尔拌嘴，我们还是可以公平地说，地球这两个地区的人民都向对方的巨大成就表示了相当的倾慕。思想和发明在两者之间自由地流动着，过去五百年间尤为鼎盛。”(17)这段话等于承认全球化以来中学西渐的影响，包括利马窦等人翻译介绍的儒家经典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及对其现代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里夫金还说：“如今，随着美国梦开始退色，世界许多其它地区都把目光投向了欧盟和中国，以求汲取21世纪的灵感和引导拥有25个成员国、近5亿人口的欧盟，挺身成为有史以来首个跨国政治空间。而拥有13亿人口和非凡经济增长速度的中国，在全球化世界里不容小觑。在许多方面，这两大政治经济超级强权的命运都会越来越有赖于他们向对方学习、缔结起相互友好之紧密纽带的开放性，这不仅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双边利益，也将造福于其他各族人民。”(18)

　　尽管欧洲梦有很多理想色彩，尽管笔者并不认同杰里米·里夫金上述对中欧历史关系“偶尔拌嘴”(太轻浮了)的描述，但是欧洲梦确实代表了当代欧洲的主流价值观和政治理想，确实代表了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尽管欧洲人的欧洲梦不见得情愿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但只是意识形态不同，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

　　第三节 若干理论和战略思考

　　限于历史条件，1978年以前我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难以进行深入的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十来年，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虽然这期间也有各种干扰，但总的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如同我国的各项事业，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另一方面，西方意识形态的涌入和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避免地使得盲目崇西方的思潮流行开来。而在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成了一个在理论上“说不清楚”的问题，而对现代资本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久就被崇拜的浪潮冲掉了。至于后来马克思主义被许多人放弃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就更是江河日下了。

　　社会主义其所以一度“说不清楚”，首先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不够，导致对现代资本主义“说不清楚”。对现代资本主义认识不够，看不到现代资本主义被迫向社会主义演变的历史进步趋势，看不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就，特别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国家干预、再分配调节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福利国家建设等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单纯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结果，从而把这些国家百年来的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记在了在资本主义的帐上。把社会主义在西方获得的历史性成就记在了西方政治帐户的“资产”和“收益”，而不是记在马克思或社会主义的政治帐户上。与此同时，相形之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曲折引起西方反社会主义的喧嚣声中，在国际和国内的舆论中，在社会主义被“妖魔化”的同时，资本主义更是被一些人美化得无以复加，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样就更妨碍了科学认识。

　　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实事求是地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会使我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避免陷入盲目性。例如，不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变，就搞不清现实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的联系和区别，就不知道何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变，其客观条件和理论依据是什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是什么，时代提出的任务是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信仰危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缺乏依据的?诸如此类，关系甚大。所以，在当前形势下，为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确有必要在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基础上，先把资本主义说说清楚。说清楚现代资本主义，谈何容易?那是一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巨大的理论工程(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程)，非个人力量所能及。

　　在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上关键还在于解放思想，要突破两种教条主义，关键还是要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解放思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19)法宝还是那个法宝。但是，现在强调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无论环境、条件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一方面，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大气候”的影响、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我们工作上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在相当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在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被放弃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中国化进程，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发展和改革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那些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的西方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西方理论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崇拜，甚至导致在我国实际上一度形成了一种新的教条主义。这是多年来我国发展与改革的伟大事业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和激化，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化的一个基本的思想理论根源。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早在2004年就已经指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作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20)所以，在当前条件下，解放思想实际上面临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从对于西方理论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要继续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这方面的教条主义虽说总体上已经式微，但是随着近年来对改革的反思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极“左”思潮开始泛起，来自“左”的方面的教条主义有所抬头。所以真正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实现大的突破，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由于近年来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激化，国际环境也相当严峻，思想理论和政策争论与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纠缠在一起，实际上已经带有政治斗争性质，乍看上去泾渭分明，实际上双方营垒的组成很不简单，各种思潮观点和政治目的鱼龙混杂，且往往带有浓厚的火药味儿，双方都有一些惟恐天下不乱者。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冷静、平心静气地进行理论探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笔者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问题，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两种教条主义。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又要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这就需要重新认识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确立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一系列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历史趋势总体上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当代发达国家历史演进的一个基本趋势。建立社会保障、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政策等等，这些垄断资本政府迫于阶级斗争形势不得不采取的向劳动作出政治让步的政策，客观上成为阶级斗争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是二十世纪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范围内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政治政治力量对比，从而引起这些国家内部社会基本矛盾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第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也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进入社会主义的入口，必然伴随着垄断资产阶级激烈的反抗所引发的严重政治斗争，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和政治利益，被迫让出经济利益，但是他们时刻没有忘记从全世界劳动人民手中夺回自己失去的利益。这使得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总体上成为一个很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发生倒退的过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垄断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选择具有关键性作用(例如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拯救了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大国政府的选择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东西方的政治平衡开始倾斜，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战略均势遭到破坏，这是二十世纪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美国连同英国为了“一己之私”，带头开了历史倒车。这也是完全合乎政治逻辑的。但是开历史倒车的人一定会得到历史的惩罚和“报应”，一定没有好下场，这也是符合政治逻辑的。美英的政治家多是基督徒，应当知道“人在做，天在看”的道理，如果对上帝的感受不管不顾，只能证明其宗教的虚伪。美英两国联袂上演的这一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和所有爱好和平、追求人类进步的人们上了极为生动也极为深刻的一堂国际政治经济学课。在这一轮世界范围内资本向劳动的反扑过程中，苏联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劳动对资本的地位在一些国家倒退了许多年。世界历史的倒退使得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某种类似当年苏维埃俄国的国际环境。这也表明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多么艰难、复杂、曲折和充满风险的历史过程。但是历史没有终结，苏联解体、美英得势都是“历史范畴”，人类向社会主义演进的总趋势如同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乃是大势所趋，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已经有五百多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在进入社会主义的入口处发生倒退。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却闪耀出思想的光辉。这样讲，虽然已经超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论断的原意，但是不影响我们从中得到新的历史的启示。相形之下，社会主义实践不到一百年，正是青少年时期。有道是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原谅。所以，如果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定会坦然面对历史的曲折沧桑，一定会对自己的信念和对我们的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前途充满信心。

　　第三，美国和西欧国家，有其共同利益，又有很大区别。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与西欧越来越同床异梦，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代表了发达国家社会演变的不同方向。美国在铤而走险，欧洲不愿意把自己栓在美国的战车上，美国与欧洲貌合神离，已经从暗斗发展到明争，前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多次公开表示对美国的失望与寄希望于拥有伟大的东方古老文明和政治智慧的中国。正视这些事实，有重要意义。

　　所以，无视发达国家的历史演进和战后欧洲国家的深刻变化，把发达国家看成是铁板一块，这种陈旧的理论观点早已经落后于当代实践，不仅无法指导我们新时期的事业，搞得不好，还会添乱。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较量，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人类和中国都面临严峻的考验。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准备。对于美国来说，二十一世纪必须解决中国问题，是十分明确的战略。对于二十一世纪国际形势发展的预见，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命运，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不断跟踪才能作出判断的大问题。在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相对比较主动，占尽先机，除了别的原因之外，在国际问题研究上舍得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政治总的走向，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必将形成，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将在新的政治平衡基础上重新建立，人类争取和平、发展、公正、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从长期看，社会主义仍然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就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世界市场和全球化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剩余价值的转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基本矛盾大大缓解的局面，自从七十年代以来美英新自由主义的倒行逆施，已经明显恶化。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在当代条件下世界市场的空间还相当大。也就是从理论上说，总体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垄断调节生产关系来缓和国内矛盾的空间也还不小。但是也要看实践上如何发展。以美国为例，如果国家机器继续被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挟持而穷兵黩武，其政治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随着内外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美国的相对衰落不可避免地将会继续发展。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圆的地位，那是美国的命门。从理论上说美国和苏联一样，看起来是庞然大物，可是美国是“人”不是神，如果美圆的金融危机闹起来，也会致命。所以美国一定会向国际社会转嫁得很远，相信美国有这个危机。况且，国际和国内的斗争形势发展未必会允许其走政治智慧。二十一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充满风险、危机和变数，变数也是机遇。千帆竞发，如同九级浪里航船，就看各国如何掌舵了。至于国际形势发展会不会引起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这是美国人也在思考的问题。威廉·格雷德先生写道：“由于新兴的工业经济碰上类似的阶级斗争从而引发了相同的阶级划分，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又重新陷入资本主义本身的弱点中。将来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是进行改革从而避免过去的那种限制人类发展、阶级压迫的模式呢，还是可悲地简单重复马克思所指出的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全球工业化革命，正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以其惊人高效的发明，使阶级问题进一步尖锐化。因为新的资本组织结构用技术来代替人类劳动，使少数人力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因此打破了社会的平衡，使资本家更有利可图。一方面因为资本家可以在劳动力方面节省投资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使得很多人失业没有工资，这样就成倍加重了社会福利负担。因此阶级斗争在许多地方重新上演，只不过再也无法指责马克思主义了。”(21)今天，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政治走向，仍然可以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列宁晚年的思考中得到历史的启示：“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22)一百多年来，发达国家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本身得到“训练和培养”，欧洲发达国家已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更不必说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近的金融危机中得到长期的“训练和培养”;阿拉伯国家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受害者;东欧国家已经吞下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苦果;俄罗斯则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和“休克疗法”的残酷“训练和培养”，欲回到前社会主义苏联而不能;中国也在九十年代受到很好的“训练和培养”;全世界都受到了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全球化的“训练和培养”;可以说，为了拯救自己，也为了拯救人类自身，全球范围的抵制霸权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气候正在形成。

　　注释：

　　① 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正是对这段历史的理论概括，纵使其理论不完善，并不等于没有历史依据。后来斯大林连同他的“总危机”理论一起被“妖魔化”，好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不存在似的。

　　② 俄国“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的“红色恐怖”，包括枪毙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行动，不但沉重打击了俄国资产阶级，也给予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以极为强烈的震撼。这都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政治背景和动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叶利钦重新厚葬了这个历史上被称为“血腥的尼古拉”，这就不仅否定了“十月革命”，连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和1905年的革命也否定了。这个事件被扯上俄国宗教问题，其实只是政治掩护。虽然这是叶利钦在政治上向美国投怀送抱，但是等于推翻了一百年的俄国历史，好象历史上“流血的星期日”(1905年)和尼古拉的暴政不存在似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攫取中东铁路的筑路权(1894)、强占旅顺、大连(1898)、参加八国联军逞凶最烈(1900)、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日俄战争”等等罪行都是这个尼古拉干的，所以他死有余辜。至于枪杀他全家连同孩子确实过分，但这事发生在1918年7月16日，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已经发生，是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战争条件下发生的。所以也是西方国家索命，不独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且，历史证明，阶级斗争一斗起来，你死我活，哪里顾得许多?正如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的一句台词所说：“正如两个人打架，你能说哪一拳正确，哪一拳不正确?”这样讲，绝不是回护过激行为，而是针对那种离开具体的政治历史条件，甚至离开起码的民族立场，用抽象的所谓道德标准轻率、随意地臧否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倾向，而这恰恰是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势力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动的一种值得警惕的，以损害国家民族利益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倾向和思潮。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美)威廉·格雷德：《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中译本，第45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⑤同④，第452-453页。

　　⑥ 同④，第453页。

　　⑦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⑧ 转引自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第227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⑨ 刘福垣：《社会保障主义宣言》第251-2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⑩《论语• 里仁篇》。

　　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参见俄罗斯外交防御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答记者问。（俄）《生意人报》2007年8月13日。

　　(13)参见郑彪：《也谈“按照列宁的原意认识帝国主义的‘垂死性’”》，《世界经济与政治》1982年第10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5)(英)莫里斯·萨奇：《醒醒吧，睡美人美利坚》，《金融时报》2007年7月4日。

　　(16)(美)杰里米·里夫金：《欧洲梦》前言，中译本，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17)同上。

　　(18)同上。

　　(19)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上的报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20)陈奎元：《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21)同④，第526-5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2)《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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